《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数学分析》再版说明

　　2014年，《清华政治经济学报》编辑部建议将笔者和罗劲柏在1955—1956年合写的、在钱学森1957—1958年主编的《力学学报》刊登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数学分析（一）、（二）、（三）》的三篇文章，再度在《清华政治经济学报》刊出。

　　三文由来及其延续

　　1955年的中国，正进行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的经济建设。时任中科院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注意到列宁所写《论市场经济》一文，并要我们学习。在他的激励之下，我们将列宁所做“数字计算”改为用“数学公式”，以讨论政治经济学的“内涵”。

　　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钱学森提出，中国人能否将数学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我当即告诉钱教授，我们曾写成以上三篇文章。他读后认为写得极好，当即建议在他主编的《力学学报》上刊出，并提了具体意见。我们曾向他请教，“列宁的原文在数字计算上有错误，是否应在文稿中明确指出纠正？”他的回答很明确，“应按科学工作惯例，明确指出错误，但加上注解。这是科学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1956年国务院制定“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十二年规划”期间，钱学森任综合规划组组长。正由于这三篇文章，他点名要我去担任综合组的秘书。于是，我又有了向钱学森学习现代科学思想和方法的机会。

　　2013年，我在《学术界》杂志（第7期、第8期）上，连续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上）、（下）》两篇长文。又在2014年的《政治经济学评论》（第1期），发表了题为《必须将“科技×劳动”创造剩余使用价值的思想引入新劳动价值论的探索和研究》的文章。这几篇论文的基本思想强调：一是必须将科技进步引入新劳动价值论，二是政治经济学必须走向定量。

　　短缺经济：生产发生了中断

　　列宁一再称赞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理论，认为这是“极其重要而新颖”的理论。但同时列宁在《论市场问题》一文中又注意到，仅“从马克思上述计算数字来看，根本不能得出第I部类比第II部类占优势的结论”。列宁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这些数字计算未予注意的正是技术进步。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所证明的，技术进步表现于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比例逐渐缩小（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马克思却假设其比例是不变的”。接着，列宁也用一系列数字，表示V/C=1/б，即资本有机构成的倒数，显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持续增大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及其不变资本的增长情况。列宁还根据他所计算的数字，得出如下结论：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

　　1957—1958年间，笔者和罗劲柏曾用严密的数学公式，普遍地证明了下列结论。

　　第一，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生产，要使扩大再生产能够不断实现，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第二，理论上并不排斥在某些年代、某些时期，也可以出现消费资料优先增长的情形，但这种情形不能维持太久，要依据当时的生产资料在国民经济中已达到的比重来确定。

　　第三，技术的进步、积累的增加，以及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等，都促成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

　　这一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理论，先后被不少经济落后国家奉为快速赶上先进国家的圭臬。1929—1939年间的苏联，由于正确实行这一方针，经济建设大获成功。然而，这一理论在某些国家却面临挫折，或先成功、后严重挫折。这就需要对这一理论深入地反思和总结了。

　　1952年，中国也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试图在这个前提下，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1953—1978年，中国的GDP增长2.9倍，平均年递增为：。但是问题尚存：为什么二次大战后的苏联、中国以及东欧、亚洲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均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又相继陷入了“短缺经济”？有许多学者试图从市场经济角度，对上述现象做出解释。

　　其实，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完全能给出完满的解释。在笔者与罗劲柏合写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数学分析（二）》中，已经演算证明，如果第I部类以尽可能的高投入持续增长，最终必定导致“生产发生中断”。原因在于第I部类的优先增长，还要求有来自第II部类的生活资料的充足供应。否则，“短缺经济”就会造成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停滞。

　　研究“二元模型”的重要性

　　早在19世纪，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构造的两大部类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对当时经济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以及如何实现工业化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深入研究。“二元模型”较简单，有可能在数学上严格求解，便于做深入的定性与定量的分析探讨，故成为多元经济分析的基础。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多元”经济结构的社会，而解剖“多元”经济结构，首先要从解剖“二元”经济入手。

　　这里能够提供的一种思维模式是，充分利用新提出的“科技×劳动”的新劳动价值论，充分利用新推导出来的、有可能是相当正确的公式，深入分析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间的二元经济关系。当代中国还面临其他“二元”经济的发展问题。如解决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双跨越的难题，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如何协调发展，中国区域经济的高度不平衡发展、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和内陆地区如何互补等问题。

　　很可能，现在即将在《清华政治经济学报》2014年第二卷再度刊出这些“旧作”，对进一步研讨各类“二元”经济问题有一些启示。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