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张雨楠）5月10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办的“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出席会议并发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出席并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出席会议并作总结发言 本网记者 张哲/摄

　　张江指出，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这个论题不仅具有学术性，而且具有国家性、民族性，对于我们国家，对于党都是非常重要的。他希望各位学者能够多角度思考，开阔眼界，跳出自己学术立场、学术圈子，乃至学术这个大范围，站在外头来看一看。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积累来批评、辨别、认识自己。他希望学者能有大的视角大的胸襟，这一点对学术界很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出席会议并致辞 本网记者 张哲/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在致辞中指出，文学研究要充分体现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来源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国文学理论等等。现在文学研究相当丰富，但也确实存在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第一个是虚无主义，第二个是消费主义，还有一个以西解中，忽视中国文学自身特殊的文学生态环境，以及自身特殊的思维方式、范式等。在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席卷而来的时代，文学研究需要重新思考并回答一些理性问题：比如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文学，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的关系，文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审美论和价值论等问题。

“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学术研讨会现场 本网记者 张哲/摄

　　回顾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史，中国的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国力的壮大，国际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中国的文学研究在新的发展阶段，亟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系列丛书，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大型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工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机构院校的知名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学术探讨。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杨庆存教授 本网记者 张哲/摄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杨庆存教授指出，国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创新观点、创新体系、创新方法，建设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体系，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这些都是中远期目标的设定或国家文化发展的规划，都是宏观的原则要求和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需要学术界和全社会长期扎实的共同努力来实现。而讨论“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是落实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他认为，我们在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方面，有着鲜明、突出、深厚的文化资源优势，话语碎片化与内容系统化共存的学术积累，形式载体与话语概念风姿独具的民族特色几个特点，有着亟待开发的广阔空间。 对于如何推动中国话语走向世界，他提出，必须首先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为基础，结合时代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实际，强化国家意识，开阔世界视野，放眼未来发展，精心淘洗，精心锻造，创新传播方法，讲求实际效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研究员发言 本网记者 张哲/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研究员认为，学者要用中国话语阐述中国立场，保持开放的心态，加强对自身的认识和对西方的认识。很多古典作品例如《水浒传》翻译出去的版本有很多，但是为什么不能赢得很多国外读者的喜欢？这是中西价值观不同造成的，需要反思。重新研究中国话语问题，一定要打开格局，对我们自身进行总结，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中国话语，有一个文化生态的问题，我们要努力使中国话语本身多样化，这样才能发出多样化的声音，让传播更有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发言 本网记者 张哲/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指出，长期以来，大量外国文学的东西，包括流派、思潮涌入，学界确实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照单全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也有人在批判，但这部分人的声音被淹没了，包括社科院的很多学者。比如说袁可嘉先生，编了许多现代派作品，现在发现他对现代派的批判是最早的，例如他说西方现代派简单地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这种概括非常到位，实际上学术史要体现这些精神。学术史要做好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再带一点批判的眼光那就更不容易。并且，所有的理论、概念都要放在一定的语境里，站在中国人自己的立场去判断、攫取、批判和借鉴，所以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建平研究员发言 本网记者 张哲/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建平研究员认为，谈及中国话语体系，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只有古代的才是中国的，建立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当代文学理论，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20世纪的中国，是有很多的创建、创造的，要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的话语，就一定要重视现代的中国，现代的创造。对于当代的中国文学理论而言，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是唯一的源泉，一切理论、方法，都必须立足于今天的文学经验和成果，离开了文学实践，一切理论都成为无源之水。在文学实践的基础上，应该用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起既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文学理论。

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梅新林教授发言 本网记者 张哲/摄

　　谈及20世纪话语权的问题，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梅新林教授指出，首先要思考和理清如何失语、为何失语这两个问题。他认为有以下几个关键环节：第一个是定位问题，我们如何失语，为何失语，主要是本位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一直觉得西方比我们高。第二个是理论的问题，理论基本上是在沿用西方的理论。第三个是范式的问题，文学史的范式研究，尤其是研究古代文学的著作，大概有2000多部了，这些范式我们梳理一下，模仿西方的印象比较明显。第四个是研究方法，走极端的是新世纪的新方法论。当然也要辩证看待问题：我们有失语的时候，但也曾发出过强大的声音，在古今和中西演变的过程中也有成功的经验，例如王国维运用叔本华的哲学阐释中国的传统经济，闻一多借用西方理论和中国传统的理论解释神话。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陶东风教授发言 本网记者 张哲/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李丕光主持会议 本网记者 张哲/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