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规划》指出，城镇化建设要文化传承，彰显特色。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有学者指出，在城镇化推进的当下，传统村落的保护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围绕传统村落的保护意义和学术研究等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

　　保护传统村落迫在眉睫

　　中国社会科学网：传统村落的研究与保护是在什么背景下展开的？

　　胡彬彬：在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特别是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日益迅猛，因国家现行农村土地政策制约、不少基层干部对新农村建设政策误读误解或急功近利的政绩建树意愿、商业模式下的过度旅游开发、法律法规缺位等诸多原因，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存，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国家统计局2012年8月公布的权威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城镇人口总数也随之超过了农村人口总数。这些数据也从侧面折射出中国传统村落的消亡，主要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根据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的田野调查结果显示，传统古村落生态状况令人堪忧，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中，颇具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总数为9707个，至2010年仅幸存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这些数据表明，如果不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传统村落真的会成为我们回不去的家园，我们甚至面临着失去文化根基的危险。

　　古老的传统村落遗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传统村落原所极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正在发生急剧裂变，内在结构也面临支离瓦解。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尽可能地保存、抢救、记录传统村落遗物，已成为当务之急。

　　将村头田边的文化遗存纳入学术研究的殿堂，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和华夏文明的重要构成，应当成为文化部门与人文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时代重任，应当成为当世学者的社会良知和学术自觉。虽然，随着国家的重视和国民文化素质的提升，许多不良行为已经停止或放缓速度，对村落文化相关领域的关注和研究也在日益加强，但严肃的学术研究和正确的价值导向仍然有待进一步更加有效地随之跟进。客观地说，根植于传统社会的村落文化，排除其糟粕，确实蕴藏了许多价值恒久的精华。比方说，村落文化中随处可见的家族观念和亲孝礼仪，毋庸置疑将是当今社会信仰缺乏、道德滑坡的拯济良方。因此，对中国传统村落进行系统、有效保护，对中国村落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不仅十分必要且迫在眉睫。

　　中国社会科学网：传统村落蕴含着哪些文化和学术研究价值？ 传统村落的保护意义表现在哪些方面？

　　胡彬彬：我国各具地域与民族特色的古村落，是中华民族先民由采集与渔猎的游弋生存生活方式，进化到农耕文明定居生存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是各民族在历史演变中，由“聚族而居”这一基本族群聚居模式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单元，是中国农村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一种实际存在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时空坐落。作为社会单元内在结构最为紧密的小群体，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多样、表现程式多元，蕴涵着丰富深邃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相互关联、内在互动，不断传承内部文化、发挥社会功能，成为了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基础。

　　以农耕渔猎为基础的村落，因其地理环境、人居条件的差别，逐渐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形态的“村落文化”。村落成员的生产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形态，从表面化一般形式的呈现，到隐性化深层次的内在文化结构与内涵，代表着中国历史的文化传统。

　　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新拓展，也是文化传承、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新需要。更是我国已经高度成熟化的文史哲研究框架模式之外，人文学科研究的全新体系和领域，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另一方面，传统村落文化形式与类型丰富，文化内涵饱满，地域与民族特色突出，历史文化信息量厚重。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不但可以为我国人文学科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拓展出新的领域，而且可以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供丰富的可供借鉴的经验，因此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特别是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日益迅猛，对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进行有效保护和深入研究，也是现代城乡规划、新农村建设、旅游规划和开发的现实需要，因此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注重传统村落文化的整体性保护

　　中国社会科学网：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开展传统村落的普查工作取得了哪些进展？

　　胡彬彬：近年来，党和政府对传统村落的重视程度也较以往有所增强，在大力推行城镇化的进程中，新农村建设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于2012年4月启动了有关全国传统村落的摸底调查工作，于2012年9月29日发布了全国传统村落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登记上报了11567个村落信息，登记上报1000个以上的省有云南、山西和贵州，分别为1371个、1213个、1095个，占登记上报总数的31.8%。另外有16个省级行政区登记各分别上报了300个以上传统村落，共计10259个，占登记上报总数的88.7%。这反映出，在当下人们已经逐步意识到了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与村落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与出台却严重滞后。

　　中国社会科学网：当下传统村落的保护与研究现状如何？

　　胡彬彬：我国虽然早就出台了《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但是主要用于广泛意义上的文物保护。绝大多数遗存下来的传统村落建筑及其文化遗产与形态，虽然一方面具有文物的特征、属性和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往往介于“文物”与“非文物”之间。《文物保护法》不能、也不宜将其全部涵盖而纳入保护范畴之内。而对传统村落的保护，目前又尚无其他专门的法律可依。一些地方虽然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规，但其局限性非常明显，难以从本质意义上保护传统村落，因而导致大量未列入或不宜、不能列入文物保护范畴的传统村落，正面临着法律法规缺位性损毁。

　　另外，“保护性破坏”所造成的现状，也值得关注和反省。我国有不少古村落，因其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和建筑艺术价值，很早就被纳入文物保护法的视野，受到保护。这些古建筑的维修与保护，是根据保护等级、审批权限和经费拨付来源来进行的。在全国古建筑保护项目中，国家级与省级保护项目所占比例和数量相对较少，绝大多数都是由市、县财政承担的。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市、县财政，基本上无力拨付这些保护项目的维修经费。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传统村落古建筑，挂着被保护的牌子，实际上却长期处于缺乏监管与维修的状态。一些古建筑由于挂了保护牌，原来居住使用的单位或者个人被迁走，建筑物损坏了也无人维修。原有的传统村落建筑，成为了失去原滋原味的另类“传统建筑”。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许多传统建筑由文化遗产变成了文化遗憾。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研究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胡彬彬：针对众多的具体现状，为了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当前村落保护的一些措施。至少有两点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第一、保护传统村落，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古建筑的保护，还应该保护好在这些村落中生活的人们的生活形态、劳作方式、民俗信仰、道德与价值取向观念等在内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古建筑是传统村落文化中的显形具象的载体，是村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传统村落文化的全部。过去的村落保护，主要局限于维持传统村落建筑的原有的建筑样式与外貌，却忽视了生活于这些传统村落建筑中的人，以及由人创造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果导致许多本来具有“活态”特征的村落文化，只留下一个空空的建筑架子。

　　第二、在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不能仅仅是站在某些部门及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看到，过去的一些与村落保护相关的做法，实质上往往是地方政府某些部门利用政策资源优势，组建和形成了由部门权力衍生出的“利益链”，容易导致公权力为某些部门所滥用。这样的“利益链”对传统村落的损害往往是致命的。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顾国家文化权重，只顾当下的“政绩”与“经济效益”，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和商业联手，对一些古村落进行过度开发。在看似繁华的表面，却隐藏着深层次的文化危机。因此，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立法工作，不仅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更是迫在眉睫。

　　多学科参与推动传统村落研究与保护

　　中国社会科学网：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当前学界对于传统村落的研究存在哪些问题？

　　胡彬彬：在中国，高度成熟化的文史哲研究，是以历代中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精英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与内容，以史学和哲学等单一学科来构建 “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的框架体系的。其研究的手段与方法，大多以单一学科介入，一般以历史人物及其著述、思想、历史事件、案件来作为具体研究对象。这样做的好处是，对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某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个案，有深入详尽、精致的研究。但是，却存在着诸如单一学科视角与无法多维还原的问题、主观推断与客观史实的差异问题、重精英轻基础、以偏代全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正是因为我国文史哲研究框架的局限，人文学科研究视野对我国村落文化的漠视和忽略，以及有关传统村落文化研究的实物与文献资料缺乏等诸多原因，使得我国村落文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仅有少量的成果，也是侧重于某些个案的调查和记录，系统化和集成式的研究，尚为空白。尤其是多学科多视野对其交叉研究尚付阙如。

　　中国社会科学网：为推进传统村落的保护，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应该加强哪些方面的研究工作？

　　胡彬彬：由于受到传统文史哲研究体制与框架的制约，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传统村落被弃而不问，故鲜而有闻，或闻而不详。

　　叶舒宪先生在论及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时说：“几百万、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也可以当作一部大书来看和读”。其实，成千上万的中国传统村落，何尝不是一部部鲜活的并正在续写的中华民族文明史？

　　因此，我们要突破传统的单一学科，引入新兴的历史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所倡导的田野考察方式，并借助和整合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建筑学、经济学、商贸学、法学、艺术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为优势、多视角介入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为推进传统村落的保护，我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应该加强从以下几方面对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的现代意义与学术构建加以探讨：一、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的紧迫性；二、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多重性、多元性、历史性和可借鉴性；三、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体系构建。确立以“文化传承为村落文化研究工作的内核，以‘需求导向’和‘创新引领’为村落文化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以丰富的史料为研究基础，以田野考察为切入点，构建起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体系，抢占中国村落文化研究高地，以中国村落文化研究全面创新学术成果铸就人文学科品牌”的研究工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