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妙凝）“作为一部学术笔记，《管锥编》的内容确实比较庞杂，但在字里行间又有其内在的精神脉络贯穿始终。尽管论述的角度不同，材料的取舍也各有差异，而其中所浸润着的人文情怀和审美心理，则是相通的。这是我们研读《管锥编》所获得的最大教益，也应当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跃进在近日举行的“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的人生历程与学术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

　　钱锺书先生所著的《管锥编》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学术笔记。据统计，《管锥编》征引古今中外四千多家约上万种典籍，引书之多，应当超过以往同类著作。如何评价这部著作的学术意义？它有何当代价值呢？

　　要博取泛览，也要有问题意识

　　研读钱锺书的著作，令人惊异的不仅是他的勤奋和广博，更重要的是，他的治学有很强的内在驱动力，也因而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

　　刘跃进认为，钱锺书在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特别值得学界反思。近年来，随着学科划分不断细化，学者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此外，学术研究越来越匠气化、表面化，平面克隆自己。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成为“项目体”“学位体”的产物。很多人是为了写论文而找选题，而非兴趣使然。

　　在刘跃进看来，当今学者需要汲取钱锺书的精神。钱钟书把读书视为增长见识的一种快乐，从读书中发现美的乐趣。这使得他能够在博取泛览的同时，发现新问题，提出新问题，发前人所未发。这样的发现在《管锥编》中俯拾皆是，比如对诗歌与音乐异同的辨析，对古时信纸行款的阐释等，有趣且有益。

　　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直指人心

　　不仅如此，钱锺书的《管锥编》也极具现代意义。钱锺书的学术观照，视野开阔，不局限于某一领域，但又有其持续关注的焦点，即心理和道术。

　　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序》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此处的心理特指审美心理。读书的快乐，发现的快乐，无不源于这种审美心理。所谓道术，应该包含道与术两个层面，“术”是方法，“道”是终极目标。

　　刘跃进指出，钱锺书先生是想通过自己的文学研究方式，探究人类普遍的审美心理。他在《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说：“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文学研究，毕竟要有一个终极目标，所谓术，亦即各种方法，都是为“道”、也就是终极目标服务的。文学的终极目标，就是直指人心。人，才是文学的中心，也应当是学术研究的中心。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钱锺书先生特别指出，中国文学有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要理解中国文学，首先要从这种审美心理开始。抓住了中国文学的本质，极具启发意义。”刘跃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