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尽管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主张的前见依赖性解释学，是迄今仍被普遍服膺的解释学形态，但历史非连续性的一面，证伪了前见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命题，瓦解了前见依赖性解释学作为解释学唯一形态的可能性。而前见的意识本质及其先于和外在于被解释文本的特征，使得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对文本的解释，势必是不彻底的、外在的。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这一缺陷，使得重建解释学及解释学由前见依赖性形态向非前见依赖性形态拓展在所难免。

　　关键词：普遍有效性 前见 解释学 非连续性 重建

　　作者简介：肖士英，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海德格尔存在论解释学特别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判定，任何解释都普遍必然地既受解释者前见约束，也依赖这种前见而得以可能。这一判断构成了哲学解释学的经典命题，使得哲学解释学呈现为一种存在着下文显示的、有诸多缺陷的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然而，学界对其的研究迄今仍处于膜拜、追随状态，难以见到对其批判、改进的研究。这势必使得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观念被无条件地内化为哲学解释学进一步发展的原则和根据，从而把哲学解释学的发展引入歧途而不为人们所自觉。因此，有必要对前见依赖性解释学进行分析批判，在肯定其科学性的同时，探寻哲学解释学正确发展路向，重建哲学解释学，为人们在这个脆弱而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有希望地前行，提供哲学解释学层面的可靠导航。

　　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出场及前见与一般观念的关系

　　(一)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出场

　　所谓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即主张前见是解释中普遍必然在场的约束项，前见使解释得以可能，从而要求始终着眼“前见”来解释文本的解释学。这一本质，使得“前见”呈现为其理论起点和根本支撑点。在其看来，诠释学“将意识到自己的那些指导理解的前见，以致流传物作为另一种意见被分离出来并发挥作用”①。因此，理解总是展开于解释者由前见构成的视域，与被解释文本内蕴视域融合的过程：“理解其实就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②其结果即生成作为由“历史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构成的“统一体”的所谓效果历史，而“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③。这种由解释者的前见与历史实在相互作用构成的效果历史，会随着解释者与被解释文本间时间距离的演替，呈现“一种无限的过程……促成这种过滤过程的时间距离，本身并没有一种封闭的界限，而是在一种不断运动和扩展的过程中被把握”④。可见，“前见”既是“视域融合”“效果历史”“时间距离”的共同基质，又通过后者得以具体展开，并与后者结合在一起，共同塑造着前见依赖性解释学。

　　作为区别于力求还原文本本义的古典解释学和启蒙运动时期力求消除前见的解释学，这种前见依赖性解释学是随着对前见在解释中恒常在场地位的张扬而出场的。“自柏拉图‘美诺悖论’提起”，人们“都曾广泛涉及前见或前理解方面的研究，但直到近代，无论施莱尔马赫的一般阐释学，还是狄尔泰的认识论阐释学，都没有就此问题作出决定性的论断。正是海德格尔从哲学阐释学的意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并在其存在论和本体论框架内作出了重要判断，前见问题才作为当代阐释学的基本问题凸显出来，并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⑤。“在当代阐释学理论中，前见作为理解和阐释的前提，被提到重要位置予以关照。”⑥这就是说，当代解释学把前见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视作解释得以可能的前提。

　　海德格尔对前见在解释中前提性地位做了深入阐发：“解释向来奠基于前见之中，它瞄准某种可解释状态，拿在前有中摄取到的东西开刀。被理解的东西保持在前有中，并且前见地被瞄准。”⑦伽达默尔进一步强化了解释学的前见依赖属性：“前见就是一种判断，它是在一切对于事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被最后考察之前被给予的。”⑧“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与同一事情相关联的存在，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先把握的应用。”⑨他认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⑩可见，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阐发，揭示和固化了解释对前见的从属地位，使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呈现为解释学当下仍广为推崇的经典形态。

　　(二)前见依赖性解释学中“前见”的基本属性

　　上述前见依赖性解释学中的前见，具有多重属性：其一，“前见就是一种判断”(11)。由于判断总是通过知识观念进行的，故前见即解释的知识性、观念性约束项。其二，“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12)，前见是解释中普遍必然的固有观念性内在约束项。其三，“这种前理解来自与同一事情相关联的存在，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13)。这就是说，前见与文本有内在关联，保障着与被理解的文本意义的统一性。其四，“前见构成了某个现在的视域，因为它们表现了那种我们不能超出其去观看的东西”(14)。其五，前见对应、依赖和从属于具体文本而生成存在。其六，前见是存量性的有限约束项，基于实践生成的待解释文本则是无限扩张的。因此，前见相对于待解释文本总是短缺的，不足以约束全部文本。

　　(三)前见依赖性解释学中的“前见”与一般观念的关系

　　受前述属性约束，前见与一般性知识观念的区别在于：其一，前者由后者转化而来，但后者不必然呈现为前者。其二，前者指向特定具体文本，与其形成特定约束关系；后者则不与特定具体文本形成约束关系。其三，前者与特定文本有具体相关性；后者与特定文本无具体相关性。其四，前者是具体文本解释活动的内在环节；后者则不构成具体文本解释活动的内在环节。其五，前者不必然存在；后者则必然存在。上述差异，决定了不能把两者简单等同起来。

　　世界连续性状况对前见普遍有效在场状况的基础地位

　　前见依赖性解释学是否普遍有效、是否是解释学唯一可能形态，在它之外是否还存在解释学的其他形态，进而它是否有必要向解释学其他形态拓展提升，在根本上取决于它张扬的前见是否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是否是解释普遍有效的内在约束项。而这些在根本上取决于世界的连续性状况。

　　前见依赖性解释学要具有普遍有效性，要呈现为解释学唯一可能形态，它所张扬的前见就须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而这一点的前提条件则在于前见与被解释文本有内在同一性。这是因为，该解释学张扬的前见，终究是关于世界的认识。而被解释的文本则是内在于世界、被世界生成且关于世界的文本。因此，前见和被解释的文本两者属于同一世界。这意味着只有前见和被解释文本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前提下，两者才能相通，前见才可能理解文本，文本也才可能被前见解释，文本被解释的结果才受前见约束，前见也才能因此而被证明在解释中有效在场。

　　由于前见与被解释文本两者都内在内生于同一世界，因此，两者要具有同一性，生成前见的那部分世界和生成被解释文本的那部分世界之间在属性上就要具有某种连续性。而其要具有连续性，整体世界在本体论上就须具有连续性。量的存在就是世界连续性的存在形式。当然，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了确证前见对解释普遍有效的约束地位，已对世界的连续性进行了确证阐发。鉴于此，这里对世界具有连续性属性不做进一步论证。既然世界具有连续性，那么，按照上述分析，在基于世界连续性的解释中，前见就势必普遍有效在场。这就是说，世界的连续性根本地保障着前见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从而构成了前见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的基础。

　　然而，世界还有非连续性的一面。《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时代”，“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15)。齐美尔判定：“我们外在生活的飞逝的、碎片化的和矛盾的时刻，全部都融入我们的内在生活中。”(16)后现代主义断言，“对于今天的世界，决定论、稳定性、有序、均衡性、渐进性和线性关系等范畴愈来愈失去效用，相反，各种各样不稳定、不确定、非连续、无序、断裂和突变现象的重要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所重视”(17)。福柯明示：“考古学并不把连续性看作应该说明其他一切的首要的和最终的材料”(18)，因为“历史会把间断性引入我们的真正存在之中”(19)。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科学将自身的发展变为一种关于不连续性、不可精确性、灾变和悖论的理论”(20)。加斯东·巴什拉肯定，“即使在某一个别问题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我们也不能掩盖那些真实的决裂和突然的变化。这足以推翻所谓认知发展是连续的观点”(21)。因此，他主张基于科学认知中的断裂性来重构科学史。世界既然存在非连续性的一面，那就意味着对解释者而言，其既有认识与那些与其既有认知具有断裂性的被解释文本之间，就不具有相关性、相通性，按照前述前见的属性，其既有认知对这样的被解释文本就不具有前见属性，从而也就意味着对如此文本的解释不存在前见。这就是说，正是被解释文本与解释者既有认知间的断裂性这一客观因素，使前见在这种解释活动中的存在失去可能，从而也就使得这种解释活动不以前见为其内在构成变量。这表明，解释者既有认知与被解释文本间的断裂性，作为世界非连续性的具体形式，摧毁了前见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的可能性，从而以否定前见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的形式，构成了前见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状况的重要基础。

　　世界既存在连续性，也存在非连续性，但“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真的”(22)。这就是说，世界终究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体。世界连续性的一面，保障着前见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世界非连续性的一面，否定着前见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约束前见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状况的矛盾统一体形态的综合基础。

　　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局限性与前见普遍有效在场命题的证伪及其解释学效应

　　(一)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局限性

　　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内在属性，使其具有多重局限性：其一，仅着眼于作为观念的前见来解释文本，把作为观念的前见在解释中的地位至上化，忽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3)，从而忽视了前见的从属性、可错性，忽视了前见本身就是有待被解释被说明的，而不能无条件地作为解释的依据、着眼点和出发点。其结果，势必使解释失去彻底性，难免陷入肤浅化、庸俗化、狭隘化状态。其二，完全依赖前见视域，仅强调解释的历时性约束而忽视其共时性约束。然而，后一约束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研究的成果是由特定的活动者在特定的实践和空间里构造和商谈出来的”(24)。因此，对文本的解释需“将自我知识、自我觉知、自我理解的过程与他人的知识、他人的感知和他人的理解焊接起来”(25)。这意味着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势必因遮蔽解释的共时性约束，而把解释和解释学狭隘化、片面化。其三，仅着眼于前见来解释历史，意味着仅承认历史的连续性而否定其非连续性，从而势必陷入荒谬的历史观。其四，把解释锁定于对前见的依赖状态，势必忽视约束解释的其他变量，从而把解释框架简单化、狭隘化、封闭化、僵滞化，使文本与前见无关的涵义无法绽现。其五，忽视前见的有限性、凝固性与待解释文本的无限性、常新性的矛盾，使解释学既陷入以有限限定无限、以既成性和已知性解释未成性和未知性的逻辑谬境，也陷入无视事物相关性的有条件性，把事物间相关性绝对化、无条件化的独断论泥沼。其六，忽视前见与被解释文本间相关、统一的有条件性，既存在着把既有知识观念无条件地视为前见、把两者简单混同起来的风险，也存在着陷入人为地虚构并不存在的前见及其对解释的约束的错误中的危机。其七，势必因遮蔽人运用其反思批判能力阻遏、区隔、清除前见在解释中的存在状态，从而使解释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前见约束的可能性。其八，被解释文本是特定情境中解决特定问题由特定缘由塑造而生成的文本，因而与如此确定的问题、情境、缘由相对应，被解释文本本然属性与意义势必是确定的、有限的。这决定了只能开发那些与被解释文本客观关联的前见对解释的约束作用。否则，势必扭曲遮蔽文本的本然属性，使解释及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失去科学性、严肃性和尊严。然而，前见依赖性解释学恰恰是抽象肯定一切前见对解释的必要性和意义的。伽达默尔指出：“历史任务的真正实现仍总是重新规定被研究东西的意义。但是这种意义既存在于这种研究的结尾，也同样存在于这种研究的开端。”(26)他认为，“被研究东西的意义”之所以能被“重新规定”，完全是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内在逻辑的产物：“时间距离”会使解释者的“前见”不断更新，更新了的“前见”作为解释者新“视域”，与被解释文本“视域融合”，就会对被解释文本或唤起新的研究兴趣，或获得新的研究课题。既然对被研究东西的一切新规定，都是由“前见”随着“时间距离”的更新而实现的，而如此不断涌现的“前见”却不必然与文本本然属性相关，这样，解释本质上就成了解释者不断翻新的“前见”裁剪被解释文本属性的过程，而非解释者的理解统一于被解释文本本然属性的过程。于是，解释的确定性、客观性和事物间固有差别就消失了，相对主义成为解释的必然归宿。

　　(二)前见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命题证伪

　　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得以普遍有效成立的前提，在于前见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海德格尔“对文本的理解永远都被前理解的先把握活动所规定”(27)的判断、伽达默尔“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28)的判断，都坚称前见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因此，要确证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前述局限性及超越该解释学的必要性、可能性，就须证伪前见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命题。

　　其一，非连续性与连续性是历史有本质区别的两种属性，不能相互替代归结。历史非连续性使得解释者既有知识观念与被解释文本间客观存在的断裂性、非连续性，必然塑造出无前见的解释形态。伽达默尔认为，“历史的连续性不再被看作流逝的时间事件再现的连续性，而是对非连续性经验提出疑问，提问非连续性如何包括连续性，在何种意义上包括连续性”(29)。“我们本身不仅就是这种环环相扣的长链中的一环，而且我们每时每刻都可能从这种源自过去，迎面走来并传承给我们的东西中理解自己。”(30)显然，其如此论述难以否定历史的非连续性，从而前见就不可能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其二，既有知识观念传统是存量，无限生成的待解释文本是增量。无限生成的待解释文本，难免超出与既有知识观念传统的相关性范围，从而对无限生成的文本的解释，就难免出现无前见在场的情形。其三，从已知与未知的关系看，前见是已知世界，无限生成的待解释文本是未知世界。已知世界总小于未知世界。这决定了前见不可能与未知世界全部内容相关。然而，前见普遍有效在场命题恰以已知世界与未知世界全部内容相关为前提。该前提的这种荒谬性，反证了前见不可能普遍有效在场。其四，知识观念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的异质知识观念的排斥性，使得既有知识观念未必与待解释文本相关。有论者指出：“持派别观点的人顽固地拒绝考虑或者认真地考虑对手的理论，原因不过是他们属于另一个知识营垒或政治营垒。”(31)知识观念间的这种相互区隔，使得解释未必有前见约束。(32)因此，解释者对异质范式、知识型构成的文本的解释，就不必然有其前见。其五，反思性、批判性等能动性，使人有可能阻隔前见介入解释。前见是知识观念，对前见的反思批判是主体性能力的运行，故前见和对前见的反思批判并非同一领域的事物。不过，这种反思批判的实质，并非某种主观性的前见在起作用，而是历史本身具有的非连续性客观属性和客观要求的绽现与满足形式。所以，伽达默尔关于“启蒙运动反对前见本身就是一种前见”(33)的命题，既偷换了论题，也只是就事论事地仅在观念限度内理解前见。因此，主体性能力对前见普遍有效在场可能的排除，并不因伽达默尔如此判断而失去有效性。其六，“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34)问题的实践性，使得文本的解释终究是为实践决定的，从而前见在解释中就未必在场。对此可能的异议是：实践包含着前见。对此异议的反驳是：(1)初始实践不存在前见。(2)实践可能遭遇的暂时无法解释和解决的难题的根源，在于该难题具有“不可辨识之物”的属性。(35)而实践遭遇该“不可辨识之物”，就意味着既有知识观念与该物无相关性，以至于对其无法辨识。可见，实践不必然内蕴前见。(3)颠覆性实践往往通过清除前见来完成。一论者指出，与规则一致的事实“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新东西。于是，正是例外变得重要起来，我们不去寻求相似；我们尤其要全力找出差别”(36)。这就是说，颠覆性实践正是在异于前见的逻辑中实现的。其七，生活可能“突然出现的较大的且又令人忧虑的中断了连续生活进程的事件”(37)，及其“对全新的更高级的生活向往的突然唤醒、号召，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告诫和对今后生活举足轻重的遭遇等”(38)非连续性事件，难免不瓦解人既有知识观念，从而使前见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就此失去可能。其八，前见作为观念对存在的根本依赖性，决定了解释的根本依据与着眼点，进而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的是存在的客观要求而非前见。前见在解释中的地位始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从属性的，终究要被存在所替代和置换，从而在解释中不可能普遍有效在场。

　　(三)前见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命题证伪的解释学效应

　　其一，该证伪表明，前见并非解释普遍必然的构成环节，前见依赖性解释学仅对前见在场的解释有效，仅在一定范围成立，前见依赖性解释学以前见为恒常在场要件，建构的解释学基本框架相应地就坍塌了。其二，该证伪意味着受前见约束仅是解释活动可能形态之一，前见依赖性解释学仅是解释学可能的形态之一，这就使得解释和解释学进一步形态的绽现成为可能。其三，该证伪使对解释的理解得以摆脱历时性取向的桎梏，解释学由历时性形态向共时性形态拓展的必要性、可能性就得以绽现。这就既丰富了解释学的具体形态，也使得其不同形态的综合成为可能，从而有助于解释学层级的提升和实现解释学的重建。其四，该证伪对解释学多样性的上述彰显，使得解释学循环除施莱尔马赫主张的总体与部分间的循环、海德格尔阐发的前见与文本间的循环外，呈现出诸如文本与环境间的循环，以及文本自身逻辑、文本影响与文本所承受的影响间的循环等多样形态。其五，该证伪着眼于待解释文本的生成所依赖的社会存在来解释文本，从而为构筑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提供了契机。

　　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在场的可能性

　　前见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命题的证伪，使得以前见在解释中普遍有效在场为前提和基础的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普遍有效性随之被证伪。这种证伪意味着没有理由把前见依赖性解释学视为解释学的唯一、全部或仅有形态。因此，探讨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在场的可能性，就是解释学发展和重建的必然选择。

　　所谓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即以无前见约束的解释活动或以不着眼于前见约束进行的解释为研究对象的解释学。其在场的可能性具体呈现为：其一，如前述，前见以历史连续性为前提。因此，基于历史非连续性生成的待解释文本，势必超出传统视野和逻辑，无与之关联的前见，也是前见无法解释的文本。所以，对这种文本的解释就必然无前见在场，从而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在场就因此得以可能。其二，既有知识观念的有限性与待解释文本无限性的矛盾，决定了前者未必都与后者相关。其三，卡尔·海森堡以揭示世界不确定性为主题的“测不准原理”显示，不确定性世界无确定联系。因此，对该世界的解释就难以生成前见。“哥德尔明确指出，算术系统中存在着一种在系统内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命题，这意味着算术系统不能满足完备性条件”(39)，从而势必存在缺环、非连续性。上述定理既然彰示文本不必然有其前见，那么，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在场就成为可能。其四，托马斯·库恩揭示的“范式”不可通约性的实质，即不同范式是相互封闭隔绝的。不同理论范式间这种相互封闭、相互隔绝、不可通约性的关系，决定了与待解释文本不享有相同范式的解释者，与待解释文本就不可能共享在逻辑上具有连续性的传统，从而也就不可能基于此生成关于待解释文本的前见，进而也就使得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在场成为可能。其五，世界的无限性呈现时空两个维度。一事物之所以是新的，可能仅由于它是空间性而非时间性维度中完全异质的事物。德里达关于“一般见识并没有绝对的源泉”(40)，从而反对任何事物都有其起源的命题，正是对把历时性作为解释世界的霸权性原则的逆动。这就意味着并不存在与由历史横向裂变拓展生成的文本相对应的前见。这一事实，就使得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在场得以可能。其六，实践对认识前述终极基础地位(41)，决定了支配解释的根本力量是实践而非前见。实践未必存在与化解其遭遇的全新挑战相关的前见，从而挑战的化解就需通过实践探索来完成。实践文本的解释超离前见的这种可能性，使得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在场成为可能。其七，海德格尔强调“上手状态和现成在手状态的区分，并主张上手状态的优先性”(42)，认为“只是对物作‘理论上的’观看的那种眼光缺乏对上手状态的领会”(43)。这就是说，事物当下显现的现实属性，是通过人与事物现实互动显现的。人无法预知未与人互动的事物未向人显现的潜在属性。显然，这种“上手状态”使得对事物的解释成为可能的机理，瓦解了解释对前见的依赖，使得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在场成为可能。

　　解释学的重建：由前见依赖性形态向非前见依赖性形态拓展

　　前述分析显示：其一，前见在解释中不可能普遍有效在场，前见依赖性的解释活动并非解释活动的全部形态，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也不可能是解释学的全部形态或唯一可能的形态。其二，前见依赖性解释活动，进而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有效性范围，仅限于对基于历史连续性生成的待解释文本的解释和研究。其三，对于前见依赖性解释活动、前见依赖性解释学而言，其所依赖的前见本来就是一种依赖性、从属性变量，需被解释和被说明，无独立性和自足性可言，从而不足以作为解释文本的根本性依据、着眼点和出发点，进而其关于文本的解释势必是不彻底的。其四，前见依赖性解释活动、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只有奠基于作为前见、作为待解释文本由以生成的终极基础之上，并基于该终极基础内在的属性和要求，来解释文本、来引领解释活动，才具有相对科学性、有效性、可靠性。而该终极基础只能是前见与被解释文本由以生成的社会存在基础。其五，“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4)的活动。“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5)这意味着作为意识、观念的前见，只能依赖“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一基本前提条件而生成，为其所决定并随其演化而演化。这决定了前见依赖性解释活动、前见依赖性解释学不足以独立自主、根本有效地解释文本，不足以透彻、完整地诠释规范并引领整个解释活动。其六，生存作为人一切思想和行动的终极前提，有其客观规律和现实法则，那么，作为人生存具体内容的被解释文本的生产和对被解释文本的解释，就势必是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生存客观规律现实法则，而非按照前见进行的。前见本身在终极意义上不过是生存客观规律现实法则的凝聚与表达，在根本上统一于生存客观规律和现实法则，而不是独立的、自足的。就此而言，对文本的解释在终极意义上是受生存客观规律和现实法则规范的，从而就呈现为零前见或无前见的解释。这表明，解释活动本质上是非前见依赖性解释活动，从而是前见依赖性解释学所不能涵盖和解释的。其七，无前见约束、不依赖前见的解释既是可能的，也是以多样性形式存在的，从而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在场也是可能的。

　　基于上述内容可判定：一方面，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因其局限性，有待被矫正和提升；另一方面，基于历史非连续性和前见的从属性、次生性对客观存在的依赖性等缘由，而势必合法出场在场的非前见依赖性解释活动，与前见依赖性解释活动完全异质，从而是前见依赖性解释学无法说明的解释活动。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客观地期待和要求重建解释学，实现解释学由前见依赖性形态向非前见依赖性形态拓展提升。

　　那么，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具体规定性究竟是怎样的？作为其研究对象的非前见依赖性解释活动，不依赖前见究竟如何来解释文本？对此，不难从唯物史观中找到有效解答的基本思路。从唯物史观视角来看，任何待解释文本，都是基于物质生活的生产这一历史得以可能的根本基础生成的社会结构的内在环节，其属性势必为该社会结构约束，所以，物质生活的生产及其支撑的社会结构，就构成理解任何待解释文本的根本依据。唯物史观这一基本判断，在逻辑上势必使得非前见依赖性解释活动，无可争辩地呈现为不存在前见，从而不依赖前见的非前见依赖性解释活动，和存在前见、但前见不构成解释文本的根本依据、在解释中仅居于从属性地位的非前见依赖性解释活动这样两种类型。也就是说，前一类型之所以是非前见依赖性的，是因为其中不存在前见，后一类型之所以是非前见依赖性的，是因为其在根本上依赖于待解释文本由以生成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及其支撑的社会结构，而非其中尽管存在、但却依附于待解释文本由以生成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及其支撑的社会结构而存在，且其有效性限度也为其所依附对象限定的前见。进一步看，唯物史观的逻辑之所以使非前见依赖性解释活动绽现为无前见的非前见依赖性解释活动，和不为前见主导的非前见依赖性解释活动，根本理据在于：其一，生产方式革命导致的历史纵向断裂、地理环境横向差异导致的历史横向区隔，使得对基于此生成的文本的解释活动不存在前见；其二，解释活动中即使存在前见，前见也终究是观念性约束项，因此，其在解释活动中的地位在根本上是从属性、依赖性的，解释活动由以展开的根本性、主导性、基础性依据，只能是待解释文本由以生成的生产方式基础及其支撑的社会结构。

　　唯物史观对解释活动根本依据的上述彰示、对非前见依赖性解释活动基本类型的上述绽现，使得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也相应地呈现为两种基本形态：基于世界非连续性，主张解释活动无前见存在，从而着眼于待解释文本由以生成的社会存在基础及其支撑的社会结构，来解释文本的解释学形态。该形态本质上是无前见约束的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基于世界连续性，以待解释文本由以生成的社会存在基础及其支撑的社会结构为主导性、支配性依据，以前见为从属性、参考性依据，来解释文本的解释学形态。因此，该形态本质上是一种非前见主导性的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

　　从前述分析看，前一形态的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所要求的解释文本的逻辑呈现为：首先，揭示待解释文本由以生成的生产方式基础的性质、时代合法性及其内在要求；其次，判定其在基于该基础而生成的社会结构中所处环节所归属的层次，进而判定其与该社会结构的生产方式基础内在要求间的关系，并据此判定其属性和意义；最后，着眼于其由以生成的具体环境、由以被生产的具体动机、其对生产者的意义和实际作用，来理解其属性与意义，最终完成对其的解释。当然，“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6)。所以，基于上述着眼点的解释，最终都须呈现为基于具体实践状态的解释。

　　从前述分析来看，后一形态的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所要求的解释文本的逻辑呈现为：首先，揭示待解释文本由以生成的生产方式基础的性质、时代合法性及其内在要求；其次，判定待解释文本在该基础支撑的社会结构中所归属的具体环节，从而据此判定其社会历史属性和意义；再次，基于待解释文本的生产方式基础及其支撑的社会存在结构的性质、时代合法性与内在要求，对作为解释活动中介的解释者前见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限度予以分析评判，以去伪存真；接下来，着眼于经由上述环节评判和矫正了的前见，与待解释文本由以生成的生产方式基础及其支撑的社会结构的性质、时代合法性与内在要求的结合，来理解待解释文本的属性与意义；最后，着眼于待解释文本由以生成的具体环境与具体动机、对生产者的意义和实际作用，来理解其在由以生成的具体环境中的属性与意义，以完成对其的解释。

　　显然，上述两种形态分别服从的不同解释逻辑，都以文本由以生成的社会存在基础及其支撑的社会结构为解释文本的根本依据。这既使其统一了起来，也使其与前见依赖性解释学根本地区别了开来。而是否有前见介入，并把前见作为解释文本的从属性参考依据，则彰显了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内在差异及其完整性、彻底性。当然，非前见依赖性解释活动的具体类型是多样的，因此，上述解释逻辑在非前见依赖性解释活动不同类型中的具体作用形式势必是不同的。

　　其一，前见的观念本质使得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实为一种意识依赖论的解释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7)因此，该解释学主张的依赖前见进行的解释就不具有彻底性，解释的结论终究只是一种半成品而非完整的成品。

　　其二，前见依赖性解释学是着眼于前见而非从文本出发解释文本，因此，文本属性是怎样的不取决于文本，而取决于外在于文本的前见。可见，它本质上是一种外在规定论的解释学，因此它主张的解释难免不具有外在强制性地赋予文本所不具有属性的风险。

　　其三，在以多元性、断裂性、差异性为根本规定性的现代性条件下，对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膜拜和盲从，既存在着与多元性、非连续性、多频度性的现代性生活相隔膜、相脱节的可能，也存在着陷入把现代性生活简单化、模式化的逆现代性冲动的危机。就此而言，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极端发育，不但锈蚀着解释学理论生态的健康，而且可能孵化出现实社会生活病态格局。所以，对前见有依赖性解释学的反思、批判和矫正，不仅是一个承载着学理性意蕴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浸润着现实介入性关怀效能的过程。

　　其四，待解释文本终究生成并根本地依赖于其社会存在基础，从而呈现为该基础的间接存在形式；相应地，该基础的客观属性也就以内化于待解释文本中的形式，塑造和规定该待解释文本。就此而言，上述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基于待解释文本由以生成的社会存在基础来解释文本，就是基于文本本身来解释文本，从而是一种内在规定论的解释学。这就与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前述外在规定论的本质区别了开来。

　　其五，对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和前见依赖性解释学而言，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终极基础地位，决定了前者构成后者科学性的前提和基础，决定了后者科学性状况取决于其对前者统一性状况，决定了后者只有与前者相融通，并为后者所规范，其科学性才能得到保障。

　　其六，从既有观念出发理解文本，在当下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仍是人们不自觉的常态性选择。例如，“企业在转型中难免遇到来自自身的阻力，太习惯于过去的模式，而不根据时代环境去改变。学界也有类似问题，过度依赖熟悉的思维定式，为了捍卫价值主张而排斥事实，思想上变得钝化保守”(48)。“学界通过现有的范式来尝试解释中国的经济崛起，忽视了其特殊的发展道路，以至于对中国模式缺少理解与包容，无法公平理智地进行研究。”(49)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对前见的这种不自觉依赖，势必阻滞创新发现。因此，正视和开发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内蕴的超越传统追求创新的功能，在当下尤为重要和迫切，而促使和驱动该解释学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普遍有效在场，就构成学界的迫切使命。

　　其七，非前见依赖性解释学的出场，彰示着文本的历史视域和解释者的当下视域存在着隔膜、脱节、疏离的可能，从而意味着解释不只存在着视域融合的可能性、必要性，也存在着视域阻断、隔绝、脱节、独立、反思、批判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就使得前见依赖性解释学主张的基于“视域融合”的“效果历史”不必然出现，从而使得前见依赖性解释学建构的“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等核心概念一统天下的解释学理论景观，一定程度上被改写和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