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性研究的深化，强化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品格。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性研究提供了基本遵循，问题意识、理论自觉和国家需求是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性的三个维度。即以问题意识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以理论自觉推动从理论研究的特殊形态走向世界舞台上的一般形态，以国家需求为价值指向，在文明互鉴中既要实现理论创新又能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以理论自觉助力中国的文明型崛起。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论 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 问题意识 理论自觉 国家需求

　　作者简介：范玉刚，文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

　　中共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新时代不单是一个时间概念和历史的判断，更是一个价值判断和政治判断，它指向的是中国“强起来”的目标诉求。以民族复兴为目标的中国崛起是一种文明型崛起，它超越了既成大国崛起“国强必霸”的逻辑，诉求以“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一种超越性的新的发展观、文化观、文明观为人类文明进步做更大贡献。相应地，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也进入新时代，它以自身的发展扎根于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在迎接挑战中助力中国精神的昂扬、文化的兴盛，以理论创新和思想创造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感召力。

　　新时代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高度契合时代精神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基于中国经验使理论自信充分彰显，以创新意识契合国家需求，积极发展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时代是思想之母，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只有紧紧抓住时代，充分彰显当代性，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回答时代之问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新形态，是中国文艺发展道路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为基本遵循，深刻观照新时代文艺发展趋势，洞察数字化技术与融媒体语境、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对文艺生成和文艺批评及其理论研究的深刻影响，以信息文明时代的文艺生产、传播与消费为研究对象，在时代与文化生产方式转变中探讨当代形态的文艺特点和使命担当，探究文艺精品涌现与勇攀艺术高峰的生成机制和主体能力。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辉煌，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气象与气魄亟需提升，要从研究的平面化与过多的解读性描述中深入下去，积极回应现实关切与重大时代之问。诚然，描述与评述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固然有意义，但与当前火热的理论创造毕竟有些隔，也缺失马克思主义文论应有的理论勇气与批评锐气。如何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本文遵循习近平关于文艺重要论述，聚焦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从问题意识、理论自觉和国家需求三个维度来展开思考。

　　一、以问题意识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

　　习近平指出：“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1]这种真理性光芒源于时代又超越时代，究其根本是马克思主义紧紧抓住了时代。可以说，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本质性的特征之一，问题意识是扎根时代土壤的充分彰显。何谓当代性？一个人生活在当下，被裹挟在时代潮流中未必就有当代性。作为一个当代人，必须理解置身其中的时代并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时代的氤氲中反思这个时代，才能深刻把握当代性。究其价值意味而言，当代性不是单纯的时间和历史的判断，当下之“当前”不单是线性时间过去的延续和未来的开启的现在，而是有着从未来涌现着的时间的主动集聚(如海德格尔的此在之此的“向死而生”)，也就是说，当代性之生成有着与时代精神的深刻关联。因而，当代性(contemporary)不仅指我们的知识范式和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痕迹，其思考无一不是对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的回应，还意味着对当下时代的一种超越，甚至有一种指向未来的价值意味。正是在意识中与当下的时代保持一定距离，从而得以洞悉现在、前瞻未来，才能在意识中深刻把握当代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永葆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能够时时彰显当代性，唯其倾听了时代的声音，故而能紧紧抓住时代。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通过洞悉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现实，批判了资本主义对文学艺术的敌视及其对人性的扭曲，全面探讨了人的本质生成与文艺的内在关联，包括审美自由、美的规律、意识形态、审美形式、艺术生产等诸多问题，在全面分析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深入文艺的肌理，把对文艺的深刻理解置于政治经济学框架中，阐明了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时代主题，由此成就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性。马克思主义文论生成伊始就处于文艺理论发展史的高格，成为不断启迪后人和理论创新源头的经典，不外乎有三：一是经典理论的生成与时代语境紧密结合，倾听并发出了时代的声音；二是经典理论所蕴含的普遍性追求与作家作品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理论阐发不落入空谈，在作品分析阐释的“及物”中与作家对话，是一种扎根文学肌理的批评；三是基于哲学形而上思考的文艺理论创新驱动，契合了理论逻辑的升华，是一种理论思考的创造性结果。这种感性表达的理性品格始终蕴蓄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实践，任何有创造性的理论生成都秉承了这种气质。后来列宁关于文艺的论述、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伯明翰学派、毛泽东文艺思想等无不是扎根时代历史语境，以理论创造性彰显当代性。同样，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不能是理论的空转和简单的诠释解读，而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谭好哲指出，“认真思考和分析当代文艺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及其时代特征，由现实的历史语境和独特的时代特征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问题，并借此对当代文艺实践做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评判，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应该承担、无所逃避的一项时代任务”[2]。段吉方也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探究，必须首先回到它的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单纯从艺术性和审美视角的把握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深刻的”[3]。只有强化问题意识，在理论创造中接续这种直扑真理、直面现实的艺术之思的能力，才能焕发马克思主义文论饱满的生命力，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占据名副其实的指导地位。

　　追问理论研究的当代性必须站在历史高度，以一种大历史观来把握当代性，才能明白它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由此在理论研究者面前敞开一道新的历史视阈。历史是一种传承，更是一种创造。所谓“当代性”就是在理论创造、理论阐释中深刻把握了时代，这在今天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权力结构体的变化与国际文化秩序的重构，以及对既有世界文明的超越和人类文明的跃升，由此指向一种新的世界史观，一种有别于欧美的线性历史观，一种世界历史复线结构或者复数现代性的“中国时刻”的开启。这是一种历史观的理论自觉，它奠基于文化自信视域中的使命担当与文化自省意识，马克思主义文论扎根于这种历史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为人类文明做更多贡献，因而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不是回归历史的“辉煌”，也不是复制欧美国家的现代性，而是在文明互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实现创造创新发展，其意义不惟当下的，也是未来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境遇的当代视野，是在世界情怀中关注当下、关注中国文艺现实，以问题意识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

　　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当代性，就时代价值指向而言，文明型崛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们的诉求，它需要中国文论担当使命，需要中国文论立足文艺实践与“中国经验”的理论阐释，需要在中外文论互为主体的平等对话中，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4]。这一要求是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指南。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要把握好“变”与“不变”和“转变”之间的关系。所谓“变”是指要俯身倾听变动不居的时代之声，以问题导向敏感于时代语境的变化和国家崛起的现实需要；“不变”是指坚守艺术的本体和文学性，守护艺术的核心价值与人文情怀，以艺术的卓越性追求提升文化产品质量；“转变”是指理论建构的视角、路径和研究范式不能僵化，要在契合时代特征中回应现实挑战，重构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在洞察时代文艺问题的基础上，文论研究范式的转换旨在形成一种文明型崛起下的大文化视野和融通性思维，既要走出文艺发展的自足性小圈子，增强使命担当意识；又要在大文化视野中坚守艺术的本体论价值，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注入艺术的灵魂和审美品位。

　　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崛起和民族复兴是新时代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问题。文艺发展和文艺理论建设要担负时代的使命，使时代的气象和特色不断彰显，因此，新时代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在回应时代之问中使理论接地气、顺民意，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遵循的原则。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样，一代也有一代之文艺理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一定要抓住时代，这是一个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时代，一个文化自信不断彰显的时代，一个需要文艺助力文化繁荣兴盛的时代。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必然要紧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来思考。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理论转场”的切入点。张政文指出：“理论转场是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合理性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生命力和思想引领力就是源自马克思主义合理性的理论转场。”[5]作为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回应，马克思主义文论需要“理论转场”。只有成功转场马克思主义文论，才能在对问题肌理的深入中思考，把人民的需求以艺术及其批评的方式反映出来，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讴歌真正的时代英雄，在神州大地上和火热的人民生活中书写时代的辉煌。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成功转场的保障。如精准扶贫是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是新时代重大问题之一。文艺不能做旁观者，必须积极回应时代之问，如马平的《高腔》、章泥的《迎风山上的告别》等，都是深情书写脱贫攻坚伟大实践、激情唱响乡村振兴时代新声的优秀作品。对此，马克思主义文论不能失声，要在历史大势、时代之问和艺术精品的卓越性追求中做出价值引领和倡导，要在倾听时代声音中提出精准扶贫文艺何为的问题，激励艺术家在直面人民史诗般的实践中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使艺术的想象力和审美追求积淀为新时代的精神动力。

　　追求美好生活是时代主题，更是人民的心声。文艺如何倾听这种心声，是艺术把握和理论思考的问题意识。近年来，基于市场发展起来的网络文学、青春畅销书写作、文学IP的影视改编以及网络游戏(如“王者荣耀”)、火爆的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吸粉”等当代文艺发展方式，已成为当代文化积累、保护、开发和利用文化资源的现代手段，对健全当代文艺生态产生实质性影响，也深刻影响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推动了批评范式的转换；此外，反腐题材的文艺创作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等问题，都对当下的“文艺批评何为”提出挑战，如何以美学的、历史的、艺术的、人民的文艺批评发挥文艺社会功能？必须以时代精神引导当代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建构。只有把文艺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内化为文艺理论的内容，以马克思主义文论积极回应现实关切，才能成功实现“理论转场”。以问题导向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势必对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范畴、时代命题、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审美理念、话语表达等提出要求，进而在知识更新和理论创造中使马克思主义文论闪现真理性力量。

　　抓住时代是指文艺能够直面时代重大问题，在回应问题中彰显出强大生命力。所谓问题意识，其实是社会现实及其主要矛盾的理论反映，理论创新其实就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6]文艺理论研究必须直面时代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以问题推动文艺理论创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召唤中，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剧中人”。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人是文艺的对象，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人民性”彰显的逻辑起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创新要立足于此，弘扬马克思对人的自由本性的追求，充分肯定作为理想形态的“完整的人”是比感性的现实的人更高、更真实的存在这一矢志不渝的追求目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积极祈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境界。新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促使人性的丰富与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需求相契合，经由信息文明对劳动结构的改善和成果的分配机制以扬弃奴役人的异化状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从而有可能探索出一种使人实现完整存在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7]在本质规定上，社会性使人成为人，人是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但人也是总体，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8]。新时代文艺书写美好生活要从具体的人出发，在共情共鸣中激发出人对境界价值的祈向，从而在改造社会结构中改善人的精神性状。文艺作为人的精神性的感性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一部分通过文艺创造和欣赏使之展现和外化出来，作为一种前倾的力量引导现实中的人不断向着“丰富的人”“完整的人”的理想境地迈进。说到底，美好的生活是在诉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中展开的，是在解放人的潜能中实现自主表达的生活。它需要在批判社会阴暗面和不公中激发美好、追求光明，却不同于席勒把自由的实现寄望于审美游戏，而是实现于马克思所属望的社会实践，即不仅致力于科学地“解释世界”，还致力于积极地“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论特别关心决定美好生活的政治条件，把审美渗透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在自由联合中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是人的一种理想存在[9]，是现实中的人的价值祈向目标，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经由对异化状态的克服向人的本质回归，在人的感觉的解放中使感觉成为“人的感觉”，即“眼睛成为人的眼睛”“耳朵成为人的耳朵”[10]。在对人的动物性本能的扬弃中，以审美重塑人的感觉，使审美有了社会性力量支撑，在以美育人中彰显了文艺的社会功能。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和人类能力的发展最终是同义的，它能够促进人性的丰富、劳动结构的变化、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不断健全人的本质，使人的感觉和精神全面占有自己，“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11]。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2]。因而，新时代艺术和审美的价值引领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是一种正向促进关系，它显现于文化产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新时代的艺术和审美不再是一种否定性力量，更不是逃避现实生活，而是更多地内在于社会生活本身的一种价值引导，契合了原本在技艺、劳动内涵中本有的形而上的审美价值指向。这种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是对人的片面发展和感官非人化的扬弃，它指向的是人生审美化的实践，是恩格斯所说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3]的体现，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14]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价值追求。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生活，如马克思所说，“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的精神之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5]。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价值在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中得以彰显，在新时代网络原住民的数字化生存中格外凸显，在有效回应现实中得到发展。新时代伴随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展开，社会发展呈现审美实践化和实践审美化的倾向，并日益统一于大众的现实生活，经由审美向人的本质力量生成。对马克思来说，人类丰富性的展开切近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最高目的是“个体最丰富的发展”。这是何谓“美好生活”的哲学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实践品格的理论依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时代问题的深刻理解和有效阐释，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彰显当代性的一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