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走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作为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它从兴起之初就表现出反思和借鉴的自觉。从重新定位文化，到对意义的深度解释，再到对普通人感受体验的重视，社会文化史在反思传统文化史、吸收和借鉴社会史与西方新文化史成果的过程中，实现了理论方法的创新和研究视角的转换，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多元化发展。对30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回顾和总结，意在厘清社会文化史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助益下一步研究的突破和创新。

　　关键词：社会文化史 文化史 新文化史 反思 借鉴

　　作者简介：韩晓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从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文化史”这一提法出现以来，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已走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界围绕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讨一直没有停止。①作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社会文化史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也存在着研究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进路进行回顾和反思，不仅有助于厘清社会文化史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也是寻求研究突破和创新的必要步骤。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理论方法层面梳理社会文化史的发展脉络，总结国内研究者在中西学术交流中的积累，以期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助益。

　　一、理解文化：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

　　无论是对传统文化史、西方新文化史，还是对国内的社会文化史而言，“文化”无疑都是最重要的概念，研究者对“文化”的不同理解决定了他们各自的研究取向和学术追求。社会文化史的“文化”定位是文化史研究者在反思自身研究，吸收和借鉴社会史、新文化史成果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

　　在中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意指文德教化，与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文化”相去甚远。近代意义上的“文化”是晚清西学传入的舶来品。梁启超被认为是最早融合中西观念对文化做出权威解释的学者和文化史研究的开拓者。针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弊病，梁启超呼吁学界开展文化史研究并提出了他的文化概念。“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文化是包含人类物质精神两面的业种业果而言”，其中物质方面包括“衣食住及其他工具等之进步”，精神方面则指“言语、伦理、政治、学术、美感、宗教等”。②梁启超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阐述文化，内容十分宽泛，但就他对“业种”和“业果”的解释来看，他更关注精神层面的狭义文化。这与梁启超希望以文化史补旧史不足，借研究振奋民族精神的学术追求有关，而这也为此后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奠定了基调。

　　梁启超之后，不少以“文化史”命名的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普遍表现出重精神轻政治的倾向。关注精神文化，体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在西方文化史观影响下，打破王朝史观束缚、探索中国社会内在发展机制的努力，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意识形态对学界影响日深，在以阶级斗争解释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主流话语下，文化史一度受到批判和否定，进而被诸如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美学史等专业史所分割，中断了围绕“文化”的理论建构。理论的滞后使得20世纪80年代随“文化热”风潮复兴的文化史研究尽管涌现出大量分门别类的研究成果，却也遭遇了综合性和深入程度不足的尖锐批评。1984年，朱维铮在呼吁重建中国文化史学科时指出，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进行综合性研究，如何解决理论上的巨大困难。③这个理论上的巨大困难就包括如何认识“文化”的问题。有学者坦言，“文化史实在不好写，因为‘文化’一词的笼统含义使得文化史几乎无法确定自己的材料、线索、主题的‘边界’”。④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仍有研究者提出这方面的问题。“由于‘文化’是一个内涵不确定的概念，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因此具有一种不确定性”，“相当一部分文化史的论著，或满足于文化现象的一般性描述，未能透过文化的‘显形’去把握内在的‘隐性’；或把文化史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拼盘，盘中盛入思想史、艺术史、政治史、法律史、民俗史、宗教史等等等等，唯独缺少文化史研究亟需的整合性思维和眼光，缺少‘文化精神’这一至关紧要的内核”。⑤然而，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无论是回归20世纪初以思想、观念为主的精神文化研究，还是继续扩大条块分割式的专业史考察，都难以回应社会发展对文化研究的需求。在寻求突破的过程中，一些文化史研究者开始把视线转向同时期复兴的社会史，希望通过学科间的互补突破研究瓶颈。

　　1988年，刘志琴率先呼吁将社会史研究所关注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内容纳入到文化史研究的范畴内，开展“社会的文化史”研究，通过学科之间的交融实现共同发展。⑥1990年全国第三次社会史会议上，有学者正式把社会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学科提了出来。此后，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经验出发，表达了对社会文化的理解。李长莉认为，社会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的中间层，意指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并主要通过社会组织、制度、道德、风俗习惯、娱乐方式、传播方式、语言文字等方面表现出来，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上述生活方式和观念的考察，揭示人类社会活动体现的精神面貌。⑦1998年，刘志琴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的总序中提到，社会文化是个新型的知识系统，中外学者可以沿袭传统或发挥创造，进行长久的讨论。从刘志琴对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的概括可以看出，她所理解的社会文化包括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等方面。⑧刘志琴、李长莉对社会文化的认识建立在社会文化史是一门有着专门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学科基础上，认为社会文化强调的是文化史与社会史交叉的社会生活方式和观念的部分。研究者正是通过对社会文化的界定进一步明确社会文化史的学科定位。

　　2001年，黄兴涛从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角度对社会文化史做了新的解释。他认为，社会文化史是对文化现象的社会考察或探究，对社会生活的文化提炼和抽象。⑨此后，不断有研究者表达对社会文化史是史学研究新视角、新方法观点的认可。一时间，社会文化史究竟是新学科还是新视角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事实上，这两个观点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社会文化史确实与传统文化史各有侧重，而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社会文化史明显借鉴了社会史自下而上的视角和跨学科的方法，表现出重新解释历史的学术抱负。2003年，李长莉结合两方面的观点，对社会文化史做了全面界定。“广义来说，可以视为是一个学科领域的划分，即凡属社会文化交织领域如风俗习尚、教育、宗教、文化传播、生活方式、大众文化、民众观念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属此范围。狭义来说，强调其社会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即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观念的联系，及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互动关系”。⑩

　　无论是研究领域还是研究视角，学者们对社会文化史的理解都体现了他们对“文化”的深刻认识。在这里，和“社会”相联系的“文化”既有别于思想、哲学等观念层面的精英文化，也不限于以衣食住行分类的物化文化，研究者看重的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隐藏在人们社会行为后面的，由民族心理、社会意识、社会观念、民众心态等构成的精神因素。社会文化史考察的就是这些精神因素的变迁及其与社会的互动。“社会文化”的提出体现了研究者对文化史研究偏重精英文化、支离割裂、片面简单等问题的反思。

　　社会文化史研究在国内兴起时，新文化史已取代了社会史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新文化史勃兴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史学研究在后现代观念影响下“文化转向”的结果。新文化史也是从重新认识“文化”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的文化理论引起了西方史学研究者的兴趣。其中，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关于文化的解释尤其影响广泛。格尔茨的文化概念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它(文化)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11)按照格尔茨的文化理论，人类的一切活动、任何事物都可以看作是文化的符号，研究者要做的就是分析这些符号背后的意义。这不仅拓宽了文化的外延，使文化从指代精英文化的单数名词变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复数名词，而且赋予了文化塑造和改变社会形态的力量。在吸收人类学文化理论的基础上，以林·亨特(Lynn Hunt)为代表的西方史家重新定义了“文化”，并明确了新文化史的方向。林·亨特认为，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心智”，“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和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她进一步指出，“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12)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定位下，新文化史展现出不同于之前历史研究的“新”特点，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即“自下而上的角度和以小人物为中心的论述”；“强调文化本身的自主性，不把文化看做是某个时代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的反映或表现”；“不重视探究和揭橥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也不认为历史活动有其根本的一致性(如历史会走向进步等等)”。(13)

　　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成果陆续被介绍到国内。对文化的共同关注，使新文化史受到了国内文化史研究者的重视，而这时新文化史已经从“一切皆文化”的扩张阶段进入到“超越文化转向”的反思阶段。引进时间的相对滞后也让国内研究者能够全面、理性地看待新文化史的创新与不足，在选择性借鉴中深化社会文化史研究。

　　毫无疑问，新文化史的文化理论丰富了国内研究者对文化的理解。何晓明就认为，新文化史不仅考察外在的作为人类文明精华的大写的文化，也考察人类用以理解其内隐的生活意义与价值的表达方式即小写的文化，可以更全面地描述社会文化生活。(14)张昭军指出，欧美新文化史对文化理论的重视扩大了对文化的理解，是文化史焕发新机的法门所在，这对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建设不乏启示。(15)梁景和在说明社会文化史的概念及研究对象时，首先引用了新文化史家林·亨特对文化的定义。(16)另一方面，新文化史对文化能动性的强调使文化不再只是一种被描述的现象，而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也激励国内研究者对文化的研究由静态转向动态，从被动变成互动。黄兴涛正是受此启发，在“社会的文化史”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的社会史”研究取向，将两种历史“关系”实态的揭示，即文化内部各门类和各因素之间互动的关系形态，文化与外部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互动关系形态，看作是体现文化史研究深度和特色的内容。(17)

　　与西方新文化史在后现代思潮下颠覆社会史模式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文化史仍是现代化史学范式下研究的深化，是文化史与社会史交叉融合的产物。因此，在吸收新文化史合理内核的同时，国内研究者也对新文化史表现出的文化泛化和文化决定论提出批评。“作为一种治学范式，历史学家自然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诠释历史，诠释世界，不过由于太注重文化分析、太青睐文化的作用，新文化史家也陷入物极必反的窠臼，导致了‘过度诠释’与‘文化决定论’或化约主义流弊的产生”。(18)在中国史家看来，“文化还是存在其自身界限的”，“那种认为文化无所不包的论调无疑是荒唐的”，(19)“泛文化观念导致‘文化’一词成为掩饰庸俗趣味的学术外衣，给对文化一知半解者以可乘之机，甚至给怀疑、贬损文化史者提供口实”。(20)

　　“文化”一词从产生之初就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模糊概念，不同时期的中外学者通过界定文化、赋予文化新意涵，确立各自的研究方向，表明学术立场。尽管社会文化史与文化史渊源深厚，但研究者对文化的理解并不相同，可以说，社会文化史的文化是对传统文化史所忽略部分的补充和彰显，也是文化史向社会史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它体现了研究者对新时期社会问题、价值观念的思考。同样，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虽然都表现出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对文化能动性的强调，但社会背景、学术追求的不同还是让它们在文化的定位上存在差异。因此，社会文化史研究者在吸收借鉴新文化史文化理论的同时，也对其文化观点保持着理性批判的态度。正是在继承、借鉴甚至批判的过程中，研究者加深了对文化的认识，奠定了社会文化史研究深入开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