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社会科学中语境论的适用性考察，事关语境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广度和深度。语境论之于社会科学的适用性表现为，语境以奠基和锚定介入到社会事实的本体论构造中，语境突现将社会事实形成和演化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结合起来，语境拓扑借助分割时间尺度和渐进解释将社会事实的新奇属性去神秘化。基于其“问题导向性”，语境论有助于推动多元主义社会科学研究进路的形成。当然，语境论社会科学研究要提防把碎片化当作多元主义，从而走向泛语境论。

　　关 键 词：语境论/社会本体论/语境突现/语境拓扑

　　作者简介：王亚男，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讲师；殷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科学的复杂系统范式研究”(项目号：18CZX01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脑的本质与现代认知观研究”(项目号：18JJD720004)、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新趋势研究”(项目号：201604002)的阶段性成果。

　　自19世纪建制化的社会科学出现开始，社会知识的科学地位问题，一直伴随着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的形成和演化，并构成了社会科学哲学争论的主要来源。20世纪60年代之前，社会科学在机械决定论范式的主导下，不断尝试借助定量测量、科学实验和形式化语言来获得社会知识，以分析性说明推进描述性研究。60年代之后，人文主义开始盛行，社会科学开始重视个体的意向性、社会结构和制度的规范性，强调对整体社会世界的综合性理解。由此，社会科学被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大巨人”之间的争斗所撕裂，社会科学研究呈现碎片化趋势，社会科学知识难以实现有效累积①。近年来，语境论所具有的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的理论优势，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然而，部分研究因未考虑语境论在具体科学实践中的适用性，而饱受泛语境论责难。鉴于此，本文以社会科学中语境的存在合理性为出发点，从三个方面考察了语境论应用于社会科学的适用性。首先，语境以奠基和锚定介入到社会事实的本体论构造中，将社会科学研究的描述性与规范性有机整合了起来；其次，语境突现以较低层次属性与偶然语境的结合，将社会事实构成和演化的共时性与历时性融贯起来；再次，语境拓扑借助分割时间尺度(time scale)和渐进解释，将社会科学的生成解释与机制解释统一了起来。基于适用性考察，本文进一步勾勒出了语境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一)社会科学中语境的存在合理性

　　本质上，语境涉及从言语语境到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语境与语词和文本的意义所反映的外部世界特征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从而也将语境与世界的本质特别是知识和真理问题衔接起来。在社会科学中对语境的考量，有助于澄清牛顿实证主义范式所蕴含的“点状主体”承诺，消解其“抽象悖论”；同时，也避免了反自然主义者因相对主义立场而陷入“笛卡尔式焦虑”。这既是对语境的存在合理性的辩护，也有助于揭示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学科分裂和知识分化的内在原因。

　　1.澄清“点状主体”承诺

　　牛顿实证主义范式下的社会科学研究通常预设了一种“点状主体”(punctual self)②或者叫非社会性主体。其核心内涵是，主体可以与自然和社会世界分离开来，以一种“弱具身”形式实施工具主义行动，由此，主体与世界之间的交互作用被限制在动力因果关系的范围内。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外部人视角”“相关者”(correlators)方法、“因果-机械”解释模型等，均是基于“点状主体”承诺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社会科学研究特征的刻画。

　　然而，“点状主体”承诺存在着两个内在缺陷：第一，它暗含着事实-价值二分。它把社会事实看作外在于研究者的客体，而价值是研究者对这些外部客体的主观态度，从而倡导把经验理论与人的规范性视角分开，把研究实践构想为独立于社会语境、文化价值及历史影响的手段-目的推理。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霍克海默所谓“理性的消逝”③。因为寻求手段而不考虑目的的本质，削弱了社会科学反思人类生活固有特质的能力和意义。第二，它混淆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性。它以一种与语境无关的方式，把社会实践解释为工具主义式的，借助价值中立为社会科学的客观性辩护。然而，对社会实践的工具主义解释并不是价值无涉的，相反，它强调精通、控制的价值，而掩盖甚至否认社会世界的其他重要维度，这恰恰损害了社会科学的真正客观性。

　　作为一种潜在的本体论承诺，“点状主体”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与其相关的社会原子论、自由个人主义和还原论等，不断强化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决定论和客观主义倾向。事实上，主体的特定具身形式(form of embodiment)、主体的历史及生活形式三个方面共同提供了一个语境，正是在这个语境下，主体的行动才是可理解的④。所有行动都发生在某一背景中，行动的背景不只是物理-生物世界，还有主体的意向、信念和情感，以及文化-历史背景。它们为主体的行动提供了意义，并塑造着主体所关注和参与的社会实践。

　　2.消解“抽象悖论”

　　描述社会事实的本质特征、发现普遍规律、模拟并预测社会事实的演化等，都离不开抽象这一重要的科学实践。抽象的作用涉及两个层次：一是把某一社会事实与其原始物理语境隔离开来；二是把某一社会事实与我们的具身状态隔离开来。在社会科学中，这两个层次上的抽象经常会走向极端。脱离社会事实所处的物理语境，经常以有损研究对象及其特征的动态关联性为代价；脱离具身存在的主观特征，则造成了对任何价值判断和目的的抽离，以一种具有“弱塑造世界”(weak world-shaping)特征的社会行动概念，把社会事实限制在动力因果链条所构造的范围内⑤。由此，研究者以一种粗糙且不公平的方式，隔离各种相关要素，基于量化方法描述人类行为的因果路径。本质上，这种抽象预设了一种“可控最小化”理想，即考虑到社会世界的复杂性、我们自身知识的局限性以及研究目标的指向性，研究者在科学实践中需要切断绝大多数原始复杂经验，寻找一个控制模块。而选择在哪里切断以及如何切断，常常受到研究者的背景理解和价值导向的驱动，这就与抽象的最初目标，例如，发现与语境无关的规律、实现绝对客观性等产生了矛盾，抽象悖论⑥由此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哪个抽象层次，都不能脱离语境而得以实现。作为一种简单化、理想化过程，研究者做出抽象之前首先需要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语境，才能明确抽离掉的具体内容；其次，抽象的数量和程度与特定的研究目的有关，研究者只能针对一组背景理论和知识来确定相关和不相关要素；再次，语境在构成意义和行动中的作用类似于目的因，可以避免单纯追求动力因果关系的极端抽象对于社会事实的过度“漂白”。因此，构成社会事实的各种要素及其互动处于一个整体性的、动态的统一体中，抽象本质上是研究者从一个具有丰富的物理和人类交互作用的语境转移到一个更加有限的语境中的过程。

　　诚然，很多社会科学研究都因为某种程度的抽象而得到了不断推进，但是要对社会事实的构成、属性与演化给出准确刻画，就不得不增加对语境的考量，将独立于物理语境和具身状态而进行抽象这一理论立场，与关注对社会事实的整体性理解和主体行动的社会意义这一实践立场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抽象悖论”。

　　3.超越“笛卡尔式焦虑”

　　机械决定论范式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对立，带来了主体-客体本体论与认识论，以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二分，这在社会科学研究者中间引起了普遍的“笛卡尔式焦虑”，即“要么对我们的存在给予某种支持，给我们的知识一个固定的基础，要么我们就不能避开黑暗力量，这些黑暗力量会用疯狂、智识和道德的混沌包围着我们”⑦。

　　一方面，研究者在社会科学中追求一种外部人视角，基于主体-客体二分，把社会行动者看作是其行为受到普遍规律、函数关系和社会结构等支配的客体，而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可借助工具主义力量不受这些社会因素的约束。由此得出，真正的知识是对外部客体的准确表征，理性可以把研究者从偏见和传统中解放出来，从而借助普遍的理论、方法和规律为社会知识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研究具有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特征，在社会科学中，研究对象也是开展研究的人；社会科学中的理论不只反映了社会事实，还定义和形成了社会事实。因此，对社会事实的科学解释不是对一个独立实在的中立描述，相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发现在很多关键性的方面都是由研究者的诠释框架所塑造出来的，这种诠释框架包含着假定、习惯和目的，而这就可能或好或坏的影响研究者如何阐释并开展其研究实践。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中隐藏的恰恰就是这种自社会科学创立之初就存在的张力。在社会研究中，似乎只要承认不存在独立于主体的客体，就是在否认普遍真理的存在，被困于内部人视角的研究者经常走向相对主义甚至犬儒主义；而一旦强调以外部人视角去发现社会事实之间的普遍联系，就一定会忽略或抽离研究中所涉及的意义、价值和目的，从而由对客观性的追求发展为客观主义甚至教条主义。鉴于此，一个更好的选择是语境论⑧：在语境论中，所有的信念、真理、价值及规范等，都被束缚于研究语境而不是个体、群体或文化之内；同时，语境论与存在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这种观点是一致的，只不过这种科学真理受到语境论世界特征的修正和限制。简单说，语境论者既不盲目假定特定观点是必然的，也不认为它们是相对的，而是在具体语境中，找到质疑某些观点和价值的理由，以及参与到与其他人或过去的对话中的理由。这就预先假定了，当一些特定观点和价值具有可替代性且可能被修正时，一些其他观点和价值不会同时受到质疑。

　　总之，当代社会科学在描述实在、做出解释及形成理论的过程中，需要超越外部人视角与内部人视角、事实与价值、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等之间的张力，而语境论恰恰为社会科学澄清“点状主体”承诺、消解“抽象悖论”、超越“笛卡尔式焦虑”提供了有效路径，社会科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语境将发现理性知识与提升个人和社会福利有机结合起来。对语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存在合理性的辩护，构成了在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上探讨语境论之于社会科学的适用性的前提。

　　(二)语境对社会事实的本体论构造：奠基和锚定

　　在本体论层面上，语境论关注动态活动中真实发生的事件和过程，即在特定时空中不断变化着的历史事实。它呈现出这样一种相互联动的实在图景：主体既参与到事件和语境的构造中，同时，语境也影响着主体的行为。为了避免像蒯因的本体论承诺学说对本体论陈述的研究那样，走向外部世界与描述外部世界的语言的相互剥离，当代社会本体论研究关注社会事实之间的本体论建立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在两个不同但密切相关的层次上体现出来，一是构成某一社会事实的基础，二是某一社会事实得以确立的方式。前者是奠基(grounding)问题，后者是锚定(anchoring)问题⑨。语境在社会事实的本体论建立关系中的作用，构成了语境的本体论存在性的基本表现形式。通过奠基和锚定，既可以看到主体对语境的构造，也能体现出语境对主体行为的影响。

　　在奠基和锚定层次上，主体对语境的构造如下。奠基将某一社会事实与为这一事实打下基础的其他事实联系起来。通常来说，绝大多数社会事实都不只有一组基础。例如，“阿萨德在叙利亚内战期间对很多叙利亚人施行酷刑和死刑”为“阿萨德是战犯”打下基础，同时，“他用沙林毒气来对抗普通民众”构成了另一个基础。主体依赖其研究语境而选择的不同形而上学理由，导致了对“某一社会事实凭借什么得以存在”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与之相比，锚定则回答了，什么把与之相关的其他事实和成为某一社会事实的条件联系起来。例如，什么使得阿萨德在叙利亚内战期间的种种行为成为“他是战犯”的条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是，这些条件是协商或约定(日内瓦公约)的结果、法学理论或司法解释(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和证据规则)的规定等等。实际上最终选择哪一种锚定方式，取决于主体的目的、知识背景及其他一些相关因素。

　　在奠基和锚定层次上，语境对主体行为的影响如下。在奠基层次上，语境因为在部分程度上由一些关于主体的事实或事实集合所决定，因而语境与主体行为之间的本体论关系是客观可描述的。例如，对于“阿里巴巴集团在2019年是一个盈利公司”这一社会事实，“阿里巴巴集团”和“2019年”所规定的语境，使得构成“一个盈利公司”的基础可能涉及：阿里巴巴集团(而不是百度公司)在2019年(而不是其他年份)中的人员构成、部门、总产值、净利润、在产业链中的位置等等，而这些要素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分析还原的。在锚定层次上，语境对主体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有些社会事实虽具有相同的基础条件，但在不同的语境中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得到锚定。例如，“猪肉是禁忌食物”，在有些文化中是通过正式的法律、规章和制度来规定的，如犹太教在犹太圣经中以希伯来语法令明确规定了这一点；在有些文化中，如那些没有法律体系甚至写作体系的农业社会，则是通过群体成员广泛持有的信念和态度以及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规则性来设立的。

　　在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者一方面忽视语境在社会事实的奠基过程中的客观作用，无视主体对于语境的潜在选择和构造，抹杀了语境作为社会事实构成和演化的形而上学理由的可能性，特别是否定了语境在区分同一社会事实的不同基础上的积极作用，认为语境无益于科学发现和科学知识的累积；另一方面却过分夸大语境在社会事实的锚定过程中对主体行为的影响，但并未澄清语境在形成社会事实的相关基础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反而将其“黑箱化”，以一种非科学的方式处理语境的约定性和规范性。这就导致了一些普遍存在的对语境的狭隘理解：在科学发现和说明中，语境不仅不重要，而且不可理解；语境带给社会科学的障碍，相比自然科学而言，使得社会科学更难形式化、科学化，等等。

　　事实上，在当代社会本体论研究中，奠基和锚定同样重要。前者事关存在哪些社会事实，它们为什么会存在；后者则回答了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社会事实，它们为何处于那样的位置上。在这两个层次上，语境都不是不可认识的，或者不能进行分析描述或移情理解的。社会事实的基础是异质的，语境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这种异质性；对社会事实之基础条件的锚定也是异质的，通常涉及历史符号、环境特征、颁布的法律、建立的社会机制以及群体信念等语境要素。基于此，研究者即使选择拒斥关于社会世界的整体论，也不能支持关于社会解释的个体主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本体论整体主义的拒斥和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支持”⑩。对任何社会事实的本体论研究都不能拒斥语境，相反，它需要语境来把奠基和锚定过程具体化、日常化。同时，语境所带来的奠基和锚定形式的多样化，本质上要求对社会事实的说明和理解模式的多元化，这就将语境在方法论层面上的作用机制及其重要性等问题凸显了出来。

　　(三)语境的方法论自然化：语境突现与语境拓扑

　　借助奠基和锚定，语境既参与到社会事实的共时构成中，又在社会事实的历时演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事实的属性生成关系中，语境突现(contextual emergence)(11)将社会事实的属性突现的共时性和历时性有机结合了起来。一方面，一个社会事实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某一属性，而该社会事实本身具有这一属性，这与二者的属性在某一特定时间点上的关系有关，语境突现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这种共时关系；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事实突然出现了某种新属性，这与该社会事实的演化过程有关，语境突现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着这种历时关系。语境作为社会事实的不同层次属性之间关系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它本质上是自然的一部分；语境不同，关系因而具有独特性，整体由此获得其独特身份。反过来，对社会事实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属性突现过程的考察，是将语境在方法论层面上的作用机制具体化、自然化的一个有效途径。

　　语境突现强调了一个社会事实的组成部分所具有的属性，为该社会事实的整体属性提供了必要但不充分条件，除了部分所具有的属性之外，还需要加入偶然语境，才能推导出社会事实的整体属性。值得注意的是，其目标并不是为了使部分(较低层次)的属性为整体(较高层次)的属性提供必要且充分条件，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属性还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然遇到了极大障碍，相反，其要旨在于实现“物理学意义上的属性还原”(12)，换言之，也就是为较低层次上一个相关参数的某些限制提供必要且充分条件，根据不同层次上属性对应的状态空间的拓扑，去规定不同属性层次之间的差异。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而言，在较低层次的基础描述所固有的拓扑中，相关参数并不是一致收敛的，这就使得这种不连续的极限行为本身很难得到刻画和认识。语境拓扑(contextual topology)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方法，即基于渐进解释，在较低层次的基础描述的状态空间中规定一个参考状态，由此改变较低层次的基础描述所固有的拓扑，并建立一个新拓扑，那就是语境拓扑(13)。这里语境其实是作为较低层次属性的约束条件在起作用，它增加了一些特定参数来表征基础理论的极限情况。在从原始拓扑到语境拓扑的转换过程中，分割时间尺度层次，进而根据“慢”时间尺度去思考“快”时间尺度上社会事实相对于固定参考状态的演化。当然，这种转换并不完全由较低层次属性所给定，而是受到分割的目的、研究者的兴趣等与较低层次描述无关的要素的影响。因此，这种语境拓扑是偶然的，不是由基础理论的原始拓扑或任何其他要素所规定好的。正是因为在基础层次上考虑到了极限趋向于无穷这种情况，才能在语境拓扑所描述的较高层次上获得社会事实所具有的新的语境依赖特征——新奇属性。

　　同样，语境拓扑的目的也并非让较高层次的描述去接近基础理论，而是要表征一种新的属性生成模式。这样一来，给定基础理论，加上一种适当的语境拓扑，就可以通过渐进展开来推导出新奇属性。一方面，突现属性的必要条件存在于较低层次，而语境所代表的充分条件并不能得到较低层次属性的规定；另一方面，较低层次的基础属性加上语境，使得较高层次属性的突现机制可以得到完整解释，这种突现属性甚至可以被当作一个可观察量，即一个新的代数学要素，从而得到准确预测，这就将较高层次的突现因果力去神秘化了。基于此，语境拓扑将对社会事实的生成解释与机制解释统一了起来，将语境与基础理论置于了至少同样重要的地位，既肯定了较低层次的“第一原则”描述的重要性，又将新奇属性的突现所依赖的语境具体化、形式化，这就在方法论层面上揭示了语境论之于社会科学的科学可操作性。

　　(四)语境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特征

　　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充斥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牛顿实证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基础主义与实用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等的对立，对立的双方均把语境当作偶然条件，认为对语境的考量越多，抽象程度越低。不同的是，争论的一方为追求对社会事实描述的抽象化与形式化，而选择忽视语境细节，以此来探寻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的一般化；争论的另一方选择正视语境所带来的异质性和偶然性，突出语境对于社会事实的规范性，以诠释性理解作为科学研究的目标。前者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社会事实不能与其环境绝对割裂开来，对社会事实之构成的特定排列及其演化的特定路径的认识，需要将社会事实定位在一个具体语境中，而且，社会事实的同一属性在不同语境中的重要性不同，在一个特定语境中不相关的那些属性在另一个语境中可能是高度相关的(14)；后者的错误在于，将对语境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意会、默化、感知的层面上，没有对语境的本体论存在性、认知合法性和方法论可行性进行科学化、自然化处理，从而限制了语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更广泛、深入的应用。事实上，在社会事实的奠基和锚定层次上，主体既参与着对语境的构造，语境也影响着主体的行为；对于把握社会事实之属性突现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相比其他模式而言语境突现具有无可比拟的认知优势；语境拓扑则将社会解释中长期存在的生成解释与机制解释的对立融合起来，在方法论层面上以科学化的方式呈现语境的作用模式。语境论在社会科学中的这些适用性，证明了其作为一种替代性研究进路的优越性，其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描述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在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描述性与规范性的对立贯穿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更迭(如从实证主义到解释主义)和具体社会科学学科内部的流派演替(如政治学从行为主义到新制度主义)。这一对立不仅影响着对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选择，更事关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问题，甚至经常在哲学层面上上升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还是分化。语境论既关注构成社会事实的基础，又重视社会事实的确立方式，在前者中倡导对构成社会事实之基础的描述性研究，在后者中强调对社会事实为什么是其所是的规范性研究，从而将社会科学的“是什么”研究与“应该如何”研究有机结合了起来，而且，在“应该如何”研究中，语境论既包括逻辑基础上的“should be”，又包括道德基础上的“ought to be”(15)，从而将分析的和有机的、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研究传统统一起来，兼顾了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自主性。

　　第二，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融贯。本体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对立、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二分，带来了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还原与突现、原因与理由、说明与理解等二元划分，这些划分常常使研究者深陷各种长期争论的泥淖。例如，意义是否应该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是否具有有效性等。语境论超越了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绝对划界，以认知可还原性与本体论不可还原性的统一，将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本体论整体主义有机融贯起来。其一，语境论既看到了构成社会事实之部分的属性对于整体社会事实的基础作用，又揭示了社会事实的整体属性的突现性和新奇性；其二，语境论一方面以语境突现揭示了社会事实之部分的属性对于社会事实的整体属性的非充分性，另一方面以语境拓扑将整体社会事实的突现因果力去神秘化。由此所实现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融贯，在哲学层面上将消解很多相关的无谓争论，释放出更多理论进步与方法革新的空间。

　　第三，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调和。关于社会科学是否应该采用来自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论和模式，形成了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争论。这一争论经由语境论阐释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易言之，一则自然现象的本质复杂性和语境依赖性(16)，使得对于反自然主义者而言，社会现象的语境依赖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非决定论属性，不再构成“社会科学不应该借鉴自然科学范式”的本体论依据。二则语境论以社会本体论研究为前提，关注社会现象的基本属性和存在模式、社会事实与个体事实之间的关联性、社会实在的存在层次及其各层次之间的关系等(17)，从而推动了“问题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形成，也就是说，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选择，应以所研究的现象及其特征为导向，而不是基于某种理想化的理论和方法论预设，如自然主义。基于此，语境论所倡导的多元化研究方法超越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确界限，来寻求跨越学科边界和范式的话语或知识整合，从而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从“理论导向”走向“问题导向”(18)。

　　综上观之，在科学层面上，语境论借助奠基与锚定、语境突现与语境拓扑，将严密的逻辑推理、代数学运算与个体意向性、社会价值及道德规范等有机结合了起来，将来自自然科学和工程学传统的分析性说明，与对整体社会世界的综合性理解统一了起来，从基底上弥合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同语言、方法和理论框架之间的分裂，其所培养的跨学科和全学科思维，代表着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富有成效的替代性进路。在哲学层面上，语境论以对还原与还原论、客观性与客观主义等的严格区分，有望消解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模式如自然科学式、描述主义、批判社会科学、社会建构论及诠释学等之间的对立，从而推动社会科学哲学话语体系的扩展和深化。当然，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要时刻关注语境论在社会科学中的适用范围和层次，避免把碎片化研究当作多元主义，从而走向泛语境论、相对主义甚至怀疑主义，这也是相关社会科学和哲学研究者未来需要着重面对和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

　　注释：

　　①关于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困境，参见殷杰、王亚男《社会科学中复杂系统范式的适用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②C.Taylor,Philosophical Arguments,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7.

　　③M.Horkheimer,Eclipse of Reason,New York:Continuum Publishing,1974.

　　④R.Bishop,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An Introduction,New York:Continuum Publishing,2007,p.25.

　　⑤R.Bishop,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An Introduction,New York:Continuum Publishing,2007,p.86.

　　⑥R.Bishop,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An Introduction,New York:Continuum Publishing,2007,p.118.

　　⑦R.Bernstein,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Science,Hermeneutics and Praxi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3,pp.16,18.

　　⑧R.Bishop,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An Introduction,New York:Continuum Publishing,2007,pp.40,362.

　　⑨B.Epstein,“A Framework for Social Ontology”,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2016(2).

　　⑩B.Epstein,“A Framework for Social Ontology”,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2016(2).

　　(11)R.C.Bishop and H.Atmanspacher,“Contextual Emergence in the Description of Properties”,Foundations of Physics,2006(12).

　　(12)R.C.Bishop and H.Atmanspacher,“Contextual Emergence in the Description of Properties”,Foundations of Physics,2006(12).

　　(13)R.C.Bishop and H.Atmanspacher,“Contextual Emergence in the Description of Properties”,Foundations of Physics,2006(12).

　　(14)事实上，不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中，属性生成和描述都是高度语境依赖的。例如，温度与热力学相关，但与统计力学不相关；分子的不对称性与物理化学相关，但与量子力学不相关；利率和汇率与宏观经济变量如物价和就业水平、国际收支以及经济增长率等因素相关，但与家庭收支平衡和个人幸福指数无关；等等。

　　(15)R.Taagepera,Making Social Sciences More Scientific:The Need for Predictive Model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6.

　　(16)例如，化学语境决定了基因序列编辑和重组所带来的不同基因组逻辑结构，以及蛋白质所表现出的不同生物学功能；基于分割神经状态空间所提供的不同语境，从个体神经元到神经网络集成的过程可以突现出不同的认知潜能；等等。

　　(17)S.Lohse,“Pragmatism,Ontology,and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Practice”,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2017(1).

　　(18)C.Marchionni and P.Ylikoski,“Generative Explanation and Individualism in Agent-based Simulation”,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