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汤寿潜《危言》问世为标志，晚清“危言体”政论散文一时蔚然兴起。这是中国古代散文经世致用传统的强势回归。它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积贫积弱之后思想界、文学界掀起“自改革”运动风潮的必然结果。“危言体”以“直言无隐”的写作理念，直面晚清的社会弊政，提出革新自强的主张，其文往往字挟风霜，激情横溢，形成了与桐城派完全不同的新语体、新文风，其发轫之功不可埋没。

　　关 键 词：“危言体”散文/经世传统/汤寿潜/郑观应/邵作舟

　　作者简介：杨旭辉，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清代骈文史》等。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制度、文体与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项目编号19ZDA246)阶段性成果。

　　在鸦片战争以来变法图强“自改革”的呼声中，不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一时涌现出诸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冯桂芬、王韬、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章太炎等先贤，他们都是鲁迅先生倍加称赏的“中国的脊梁”。在这股风潮之中，以汤寿潜、郑观应、邵作舟为代表的文人士绅，承继了《尚书》以来“危言危行”的文章传统，敢于直面时局，出以激越的文字，向世人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汤寿潜的《危言》是晚清“危言体”散文的发轫之作，此书问世后，在19世纪最后十余年时间内，连续再版十多次。而冠以“危言”之名的经世政论散文集更是如雨后春笋，其中名声最著者为郑观应《盛世危言》、邵作舟《邵氏危言》以及梁启超《瓜分危言》。这些冠名为“危言”的政论散文，以尖锐激烈的言辞，对晚清时期陈腐堕落的社会进行针砭，可谓一针见血，直击命门。这样的文章风格，与当时文坛主流所谓的“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①的“雅洁”之风，是格格不入的，故而被主流文学史视域所轻忽。但是，汤寿潜等人的这些文章对晚清思想、文学发展的贡献，确实是不容忽视的。“危言体”散文与此后梁启超“文界革命”以及晚近白话文体的兴起，在文学史的层面上有着紧密的关联。有鉴于此，本文即以汤寿潜的《危言》为论述起点，将肇端于汤氏的晚清“危言体”散文书写置于晚清文学史中进行宏观的审视和观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语体、文风之特质，从而更好地理解晚清时期这一独特的散文写作方式的文学史意义。

　　一、汤寿潜引发的“危言体”散文写作热潮

　　汤寿潜(1856-1917)②，原名汤震，乡举后改今名，字蛰先、蛰仙，浙江山阴天乐乡(今杭州萧山进化镇)人。汤寿潜“髫年颖异，弱冠有闻”，“用能疏通致远，达于政事”③。所以，他很早就有了“革易时弊之志”④，经世致用便成为贯穿其一生学术、社会活动的主线。张謇在《汤蛰仙先生家传》中评价这位老友“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汤寿潜一生孜孜于时务，诸如创办浙江兴业银行等，尤其是在江浙两省的保路运动中的奔走呼号，挽回民族权利，都是值得世人称颂的，张謇之评亦属公论。这些与本文论题关系较远，可略而不论。笔者所关注的是汤寿潜经世思想之形成，以及凝聚这一思想的重要论著——《危言》。

　　光绪十二年(1886)，汤寿潜入山东巡抚张曜幕，开始接触清朝的政治体制。他发现在腐朽的封建官僚体系中，大清王朝早已是积弊丛生。在济南巡抚衙署中，汤寿潜对同乡陆学源深有感触地说道：“天下大计什九败坏于奢；奢斯贪，贪斯无耻而贫且弱矣。”这段经历让虽无功名在身但年轻气盛的汤寿潜看清了晚清官场的种种真相，也对时局有了较为真切的认识。在“慷慨太息”之余，汤寿潜决意要“本所锲苦自立者，以厉世而摩钝”⑤。书生的报国之道，除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为数不多的投笔从戎的典型之外，更多的则是拿起手中的笔墨，呼号呐喊，拯救世道人心。这正是汤寿潜的选择，诚如他后来在《危言自序》中所说：“书生孱弱，不克荷戈，义愤所激，裂眦痛心。盱衡世变，钩拒时事，将攘其外先安其内。弊者剔之，衰者救之，痼者破之，幪者发之。”⑥近代著名学者马一浮是汤氏的女婿，长期亲炙于汤氏，对岳父撰写《危言》系列政论文章的动机也非常清楚，他在《绍兴汤先生墓志铭》中就明确地指出，汤先生“历聘省院，周览得失，思以革易时敝，匡民理国。尝撰次所论，号曰《危言》。损益略举，张弛惟审，后之隐于辩说者，非其伦已”⑦。

　　“周览得失”的汤寿潜并没有放弃对大清帝国的希望，而是希望君王能够正视现实，“革易时敝”，通过系列的革故鼎新，“在上革浮靡之供亿，求弼亮之左右，删苛细之科条，与民更始；在下则磨厉其廉耻，浚瀹其性灵”，“破除常格，可富可强”⑧。在儒者“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和强烈忧患意识的导引下，汤寿潜于光绪十三年(1887)南还归里，开始撰写系列政论文章，以求实现自己“匡民理国”的政治抱负。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最新的世界动态，他曾“多往来上海”，“镜求海国情状”⑨。在其后的三年多时间内，汤寿潜完成系列政论文章四十篇，并在同乡好友陆学源的资助下，于光绪十六年(1890)编辑成集，名之曰《危言》，凡四卷。

　　关于文集命名之意，汤寿潜在《自序》中有过简明扼要的陈说：“嫠不恤纬，意良可矜。有道危言，尼山之旨，刺取其谊，以名吾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10)由此可见，汤氏之命意，即用“危言”的最早出处《论语·宪问》：“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在这里，有必要先指出的是，在汤寿潜的心目中，大清王朝虽然积弊丛生，但总体上还是属于“邦有道”的状态，观乎《危言》一书，随处可见“我国家大一统之模，不诚足震今轹古”(11)这样的文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汤寿潜还只能算是封建末世的改良主义者。

　　所谓“危言”，《论语注疏》中有谓：“危，厉也。孙，顺也。言邦有道，可以厉言行；邦无道，则厉其行不随污俗，顺言辞以避当时之害也。”(12)说得更直接些，危言、厉言，都是慷慨直言，建言立论者不避个人之得失，冒着种种危险，无所顾忌地直陈社会真实本相，直击社会的要害、命门，让读者、听者无不感到惶惶不安，危如累卵。著名学者高华教授在论及晚清“危言”类著作时，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危言者，危险万状，不易说出的建言，又是危机深重，不得不讲的建言。”(13)这一判断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汤寿潜等人写作的原初状态。汤寿潜就在其《自序》中讲，收入《危言》中的每一篇文章无不是在其“义愤所激，裂眦痛心”的状态下完成的，在“盱衡世变，钩拒时事”的时候，自己的内心时不时会掠过亡国之隐忧。正缘于此，汤寿潜在《自序》中表达自己的写作意图时，就直接用了“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这一典故，自陈其“意良可矜”也。

　　光绪十六年，汤氏《危言》便由浙江同乡陆学源为之刊刻问世，两年后再版时增益为五十篇。此后又不断再版，引起了一股不小的热潮。据汪林茂考证，汤氏《危言》在初版之后“不到十年，至少出现了近十种版本”(1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汤氏以布衣身份撰写的政论文集《危言》，受到了清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关注。就在《危言》初版刊刻两年后，也就是光绪十八年(1892)，汤寿潜赴京参加会试，得到主考官翁同龢的赏识，与蔡元培、张元济、叶德辉、唐文治等人同榜进士，授编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授职安徽寿阳知县。赴任前，座师翁同龢召见并与之长谈，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此事曰：“汤生寿潜所著《危言》二卷，论时事极有识。今日招之来长谈，明日行矣，此人必为好官。”(15)在《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翁同龢将汤寿潜的《危言》进呈光绪帝。在翁同龢、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的推荐下，光绪帝不但自己阅读了《危言》，并要求刊印数千份给各级官员阅读。

　　汤寿潜《危言》问世之后，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引领了一股潮流，随后便涌现出一大批以“危言”“放言”为名的政论文章集，诸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邵作舟的《邵氏危言》、王侃的《放言》、吴庄的《吴鳏放言》、锺体志的《筹海蠡言》、龚宝该的《控海刍言》等。顺便提及一个问题，这类著作多盛行于东南沿海地区，诚如吴忠怀所说：“救焚拯溺，生常羊维者，谅同此心。”(16)常羊维者，东南之地，语出《淮南子·天文训》。自晚近以来，东南沿海口岸通商，与西方之交流日密，生长于此的士人相对更有放眼寰宇的眼光，以世界格局来审视中国当时的国情和时局，提出种种救国方略。

　　现在学界谈及晚清“危言体”著述，首推郑观应。历史的事实却是，郑氏之《盛世危言》诞生于汤氏《危言》初刻之后四年(光绪二十年，1894)。毫无疑问，汤寿潜不仅是晚清“危言体”政论散文的发轫者，诚如马一浮先生所说，“始议变法，造《危言》，诸所欲损益，皆计之甚早，见之最先”(17)；而且就目前较受学界关注的三种《危言》著作(包括汤寿潜《危言》、郑观应《盛世危言》、邵作舟《邵氏危言》)来看，汤寿潜的政论因其“极才人之笔”(18)而更具有文学性，因而它更能代表晚清“危言体”散文。特别是其文风及语言上的“新变”，与后来梁启超在“新文体”上的很多追求存在着诸多的相近、相似，乃至于趋同之处。从散文史的角度看，视之为梁任公之先驱，亦无不可。

　　二、晚清“危言体”散文与古文经世传统的承继

　　在清代文学史上，桐城派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大文派。在以“清真雅正”为尚，倡行“义法”“雅洁”的桐城派文章家看来，以汤寿潜为代表的“危言体”政论散文，随处可见“不可一世”的“横议”之语，文风纵厉廉悍，无不充盈着戾气，这与典正“雅洁”的审美判若两途。然而正是这种非主流的文章，却形成了一股巨大风潮，以狂飙突进的态势冲击、动摇甚至摧垮着桐城派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晚清时期“危言体”散文的涌现，是中国古代散文经世传统的强势回归。它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积贫积弱之后思想界、文学界掀起“自改革”运动风潮的必然结果。一些先知先觉者，在以宏博的胸襟和广阔的视野放眼世界、审视现实之后，发出“盛世危言”的呐喊，其文风极具有鼓荡人心、启发民智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散文的经世意识早已形成，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更是将其推挹到至高的地位。曹丕的一句“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9)，便道尽了千古文章的价值和意义，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文章理论对经世意识的重视。唐宋古文发展过程中，诸如韩柳欧苏，都反复申说、强调文章“近道”“羽翼夫道”(20)以及有益于事功的特点。

　　明清以来，几乎所有的古文家都会承继唐宋以来所确立的基本观念。晚明以来渐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许多学者一方面针对明人学问空疏之弊进行学理上的反思，追索学术之源；另一方面也通过独立的思考、学术著述和文章书写，系统地传达出自己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和文章理念。顾炎武以及黄宗羲、王夫之是那个时代的典范和风向标，他们在这方面的论述尤为密集，兹举一二例，以作说明。

　　王夫之的学术著述和散文写作，“类多扶世翼教之心”(21)。黄宗羲则认为“儒者之学，经纬天地”，所以他极其轻鄙、反对“读书作文”“目为玩物丧志”的做法，更将其视为“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22)。顾炎武在这方面的声音最为强烈，他认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23)“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24)“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25)晚年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更是高举“文须有益于天下”之帜：“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26)作为有清一代学术的开山之祖，顾炎武的学术思想以及文章理论影响深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高度评价顾炎武以经术、文章影响社会、政体的“经世”精神：“要之，其标‘实用主义’以为鹄，务使学问与社会之关系增加密度……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27)

　　在梁启超所谓的“最近数十年”中，中国经历了“鸦片战后，外侮迭乘”，面对社会、国家的动荡沧桑，“志士扼腕，尤思以致用自见，于是依附公羊今文之学，盛张微言大义之绪，后之鼓吹变法维新者，卒托此以行其说，力辟墨守，广揽新知”(28)。在这一救亡图存的浪潮中，经世致用的学术、文章传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常州学派的公羊今文之学，“盛张”变革的“微言大义”，被许多志士仁人引为思想资源。无论是常州本地阳湖文派的代表人物恽敬，还是深受常州学派影响的龚自珍，他们的笔端都诞生了数量众多的经世散文，就其内容来看，往往集中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进而鼓扬社会“自改革”的观点。观其行文，“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其文辞俶诡连犿”(《清代学术概论》，第75页)，“气必雄厉，力必鼓努，思必精刻”(29)。恽敬的系列政论文章《三代因革论》就“鼓努”其力，以“精刻”之思、“雄厉”之气和“峭实”而“多端”、“详雅”而“纵厉”(30)的文辞，将自己对社会变革急切呼唤的热情和盘托出。龚自珍的《乙丙之际箸议》，更是借“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的“猖狂恢诡”之言，明确提出了“自改革”这一重要概念。其中有谓：“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31)恽、龚这样的文章，岂非后来“危言体”散文之滥觞乎？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再到他和贺长龄一起，秉着“凡文字足备经济、有关治世者，无不搜录”的原则，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以至于后来“经世文编”的各种续编、补编多达二十余种。从林则徐的政论散文，到其弟子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从汤寿潜所创立的“危言体”散文，到后来康、梁的“变法维新”和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莫不借“公羊”之绪“力辟墨守，广揽新知”。

　　观乎汤寿潜的人生、学术经历，亦与这一时代大潮若合符契。汤寿潜幼承庭训，自幼父亲就反复教诲他要以“经术济世务”，其实这在山阴汤氏早已成为家训(32)，这些无疑奠定了汤寿潜一生学术文章的基本走向。在汤寿潜眼中，寻章摘句式、唯文字是务的文章，实乃当下儒者“寡效”、民生凋敝之症结所在。他在《〈婺学治事文编〉自序》中对这一现象有过激烈的批判：“衿缨之徒，方摘埴而索涂时文以为书，刳心鉥肾，力争此膏火之锱铢，盱盱而虚，姝姝而迂，瞋瞋而疏，瞑瞑而愚，而吾儒且为杂流所诟病，不特岛族之笑之侮之。呜呼！吾儒之寡效至此，彼南面者，亦知教养之贵焉否耶？”(33)因而，他在大声疾呼学术、文章经世价值的同时，更是学习前辈与时贤的经世文章，在自己的写作中积极践行之。就连参加光绪壬辰科会试，他的应试文章亦是踔厉风发，无怪乎考官读后，要做如此之评：“抚时慨事，所见独深，非有心世道者不能为，亦不敢为。”(34)而在问对时，其中涉及东南地理，汤寿潜的对答更让主考官大赞曰：“熟于东陲形势，指陈凿凿，文渊聚米，德裕筹边，如见扪虱谈时之概。”(35)他论述上古井田制度的时文，大有阳湖文派中坚恽敬的矜厉廉悍之风，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连主考官也在批语中这样说道：“于古今田制税则，实能洞其症结，贯其源流，假题发挥，觉马端临《田赋考》、恽大云《因革论》有斯翔实，无斯瑰玮。结处订正井字，匪夷所思，而谊确不可易，得此鼻，方许为洨长诤友。”(36)最终，汤寿潜因其文能“熔经铸史”“茹古涵今”，所作“经策明通”“翔核”“渊懿”，被主考官一致赏识而得进士第。

　　明乎此，则汤寿潜《危言》、郑观应《盛世危言》这一类针砭时弊，又绝不是耸人听闻的“危言体”散文作品能广为流传，十年之内刊版多达十数次乃至数十次，也就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三、晚清“危言体”散文形成的新语体与文风特质

　　就文章的内容主旨来看，以汤寿潜、郑观应、邵作舟等人为代表的晚清“危言体”散文，是对恽敬、龚自珍、魏源以来政论散文革故鼎新、经世救国议题的承继和推衍；就文章写作的主体风格来说，他们确确实实是在“精刻雄厉”“猖狂恢诡”“俶诡连犿”这一路文风的发展之路上不断推进(37)，而和梁启超引领并力倡的“文界革命”作同时代的呼应，对中国古典散文旧有的一些美学风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极大地推动了晚清至民国初年“新文体”和新语体的兴起。

　　梁启超作为近代史上的大家，曾明确打出“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旗号，所以学界对他的关注除了思想史、学术史的贡献之外，也不乏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论述他的卓越贡献。和梁启超相比，汤寿潜、郑观应等人则因“危言体”散文的问世和流传，而被世人纯粹而单一地视为“革新者”或“思想家”，学界所论也多集中于立宪思想、教育思想、经济思想等经世实学方面的理论主张。至于汤寿潜、郑观应这类“危言体”散文何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引起世人的强烈关注，已有的史学研究成果，往往都是借用刘师培的一句“时势所趋，相习成风”(38)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在大清帝国末期的政治文化生态中，一部著述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盛行，若非出自大势位者，本是极难之事。汤寿潜等人都没有显赫的功名，汤氏写作《危言》时是一介布衣，郑观应只是洋场上的买办，邵作舟则长期以游幕为生，以他们这种身份来论天下家国之大计，最多也不过是“代表着民间知识者的声音”(《危言三种·导读》，第11页)，竟何以能上达天听？又岂易行之远耶？又何能鼓荡天下人心竟如此之激烈耶？

　　汤寿潜的《危言》因座师翁同龢的赏识而得以推荐给光绪帝，还多少有“借势”的成分，但真正要在民间普通百姓中广为传播，则作者极具感染力甚至鼓动性的语体、文风以及写作方式，莫不起着重要的作用，至于政治权势资源的作用反倒是退居其次了。无论是汤寿潜《危言》中“忧愤之气，不可一世”的“横议”(39)，还是《邵氏危言》的“感愤激昂，穷极奸私，如鼎象物”(40)，都足以与晚清时期社会上越来越浓厚的危机感相碰撞、相激荡，在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众中产生巨大的波澜。彭玉麐在序《盛世危言》时，谈到这类“危言体”政论散文大受世人追捧的原因时，认为除了文中“所说中西利病情形了如指掌”受人称道之外，更有文风等文章写作方面的因素，即所谓“其忠义之气，溢于行间字里，实获我心”(41)。然而，学界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对此几乎从未深入地触及，毕竟汤寿潜等人都是以思想家的面貌出现在近代史上的，他们也未明确系统地提出过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近年新发现了邵作舟的《论文八则》，却也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文学史的研究中几乎从未对他们有所关注，更遑论其文学史意义。

　　旧时代的文人，基本的文学修养还是较为深厚的，这为他们从事一切与著述有关的活动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汤寿潜“早年颖异，以文学见称，闳敏有器识”(42)。彭玉麐读过汤氏《危言》之后，对其文章方面的造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之曰：“极才人之笔。”(43)在晚清三种“危言体”著作中，汤寿潜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下面就以此书为例对“危言体”散文的语体、文风特质试做论说。

　　(一)字挟风霜，激情横溢，是晚清“危言体”散文的总体特征。

　　吴忠怀在《危言跋》中说汤寿潜文章的每一篇“横议”中无不充满着“不可一世”的“忧愤之气”，“其所论列，微词长言，泪与声俱，字字从忠爱之心流出。大旨讲明格致，缮固道德，而以变学校，正人心为亟”(44)。世人读到这样的文字，亦顿为之热血沸腾。汤寿潜在文章中这样批判晚清时期的科举取士和人才培养制度：

　　呜呼！变而至于八股取士，弊将工者未必得，拙者未必失，且谬种流传而拙者反必得，在有明之季而冗滥为已极矣。黄宗羲探本于唐权德舆之驳柳冕，谓“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危言》卷一《考试》，《危言三种》，第274页)

　　嗟乎！自选举之典废，而牙牙学语便以“黄金屋”“万钟粟”歆动之。其未仕也，如饥蝇慕膻；其既仕也，如驽马恋栈。率天下人而尽归于顽钝无耻，病先入于人心，患卒中于家国。(《危言》卷一《限仕》，《危言三种》，第291页)

　　一句“如饥蝇慕膻”，一句“驽马恋栈”，对科举制度下士人心态的描摹，穷形尽相，入木三分。至于这一腐朽制度的后果，作者归结为：“率天下人尽归于顽钝无耻，病先入于人心，患卒中于家国。”其语言之犀利程度，则远胜于黄宗羲。

　　除此之外，汤氏《危言》中所论述的，莫不是“必有荦荦可纪者”，可“应宰物者之求，如算在握，如鉴在县……大之卢牟六合，小之震惊百里”，世间那些“群醉众呓，百不訾省”者，读了这些论题之后也会不由得“张脉偾兴”(45)，这正是汤氏此书“穷变通久之筚路”的学术贡献所在(46)。汤寿潜的好友张謇在读到这些文字之后，很敏感地认识到，汤氏的文学成就和事功思想应该相提并论：“综君之用心，盖有墨翟、宋钘之仁；其发为文章，则王符、仲长统之选也。德信足以抚众，智通足以虑物，果任足以成务，使其得位善世，则子产、西门豹之绩，宜若可几。”(47)要知道，王符、仲长统这些汉代政论家的文章，在清代是大受推崇的，刘熙载《艺概》将“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并列，皆视为“东京之矫矫者”(48)。张謇将汤寿潜的文章和王符、仲长统并举，已然看出他们在文风上的相近之处，或是在艺术上的某种渊源。严可均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对仲长统政论文章特点的概括，也大致适用于汤氏之《危言》，不妨援引如下：“然其闿陈善道，指抲时弊，剀切之忱，踔厉震荡之气，有不容摩灭者。缪熙伯方之董、贾、刘、扬(按：指董仲舒、贾谊、刘向、扬雄)，非过誉也。”(49)

　　(二)纵横扬厉的策士之风与“条贯毕陈”的理性思辨的结合。

　　汤寿潜散文议论风发的特点，与他“欲为策士”之自我期许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中国文学史上，战国策士以纵横捭阖、横肆扬厉的议论著称，诸如三苏父子等后世散文大家无不得益于此。只是明清以还，似乎主流的古文家唯恐避之不及，若某人之散文被认为具有“策士”之气、“纵横家”之风，多少会招致文坛主流的非议。清初古文大家魏禧，因雅爱《战国策》及苏洵的文章，故“其为文特雄健”，“高论奇识，凌厉古人”，“精悍之气”，“不可得而驯伏也”(50)，但在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禛眼中却是“殊非儒者之言”(51)。然而，汤寿潜对此并不介意，竟然公开宣称自己愿意做一名时代的“策士”，并自得于自己的文章带着战国纵横策士之风。

　　回溯中国古代散文史，这种所谓战国策士之气的出现，每每与经世学风和思想潮流紧密相连。刘师培在梳理古代文章发展的史实之后，就曾作过这样的论断：“明末之时，学士大夫多抱雄才伟略，故明末之文，多纵横家言。”(52)左盦所论，不仅仅是在讲述历史的过往，又何尝不是对晚清时期盛行的经世思潮和“危言体”“新民体”等新兴语体、文风的归纳总结之论？就汤寿潜本人来说，他非但不讳言自己文章中的策士纵横之气，在上引《危言自序》之外，他还曾多次坦陈：“寿潜自坠地有知识以来，乡难、族难、家难靡有已也。……天下不必有意为寿潜而构之，势之所凑，义之所激，不能不起而承其冲当。”(53)他撰写“危言体”散文，不仅缘于“势之所凑”，更源于内心强烈的“义之所激”，故而“不能不起而承其冲当”。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汤寿潜等人的“危言”，绝不是那些“菰芦小生，罄其热血，见之空言”(54)，完全为了骇人耳目的“耸听”之论。虽然其中也有一些观点不尽正确，但是汤寿潜的论述还是有理有据的，他始终怀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学术逻辑的理路、架构来进行写作，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状态：“吾欲为策士，一制之立，必探其朔；一令之颁，必彻其终；一乱之根芽，必洞其症结。良医医病，见垣一方，乃医乃愈，乃以医国。……不屑剿说，不敢谰语。不必高论，不庸易言。略古详今，蔓引公椟，羼述西事，律以文体，诚盩绳墨。”(55)在汤寿潜之后，曾引发了一波“危言体”散文的写作热潮，以这种写作方式论时事的后继者，就不免出现一些骇人听闻的言论。对这种不良的做派，吴忠怀就给予了明确的批评：“今之言时务者，亦至于哤杂矣。大抵盛嘘西焰，震襮守旧者之耳目，以为名利羔雁。”(56)与汤寿潜几乎如出一辙，郑观应、邵作舟在“危言体”写作中也完全秉持着客观冷静的理性精神，晚清湘军重要人物彭玉麐先后为郑、邵二氏的“危言体”著作作序时，都论及这一点，其评骘《邵氏危言》有曰：“立旨端平，谋画邃密，不为高谭，无假僻论，古今治术，条贯毕陈，可以树基，可以驭变，洵经世大文、不朽盛世也。”(57)而在序《盛世危言》时，彭玉麐更借此机会来阐述三种“危言体”著作在写作上“以经术作政论”这一共同的结构模式：

　　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反是则为俗吏迂儒。当今日之时势，强邻日逼，俨成战国之局，虽孔孟复生，亦不能不因时而变矣。尝读《春秋》，知当时君相，无不周知各国山川险要、风俗民情、君臣贤否；日求富强之策，不以资格限人，似无异于今日泰西各国。我朝怀柔远人，海禁大开，亦当知某国何以兴，某国何以衰。知己知彼，洞见本原，方有着手之处，岂徒尚皮毛，购船炮而已乎？(《盛世危言·彭玉麐序》，《危言三种》，第7页)

　　在中国古代散文的书写传统和习惯中，尤其是论辨类的文章，以“《传》有曰”“语有曰”“圣人有曰”为文章之纲领者绝不在少数，“《易》有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则更几乎成为一种“习套”。这一做法无可厚非，究其实质，就是援经入文，借经术以增文章之气势，就作者的本意来看，无非是要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这样似乎更加“理直气壮”“气盛言宜”。之前的恽敬、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皆如此，至于晚清时期咸与维新的改革者亦莫不如此，无怪乎后来梁启超要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感慨：“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清代学术概论》，第77页)同样，三种“危言体”著作无一例外都是采用“以经术作政论”的文章架构，在行文中“条贯毕陈”，最终实现“知己知彼，洞见本原”“古今治术，可以树基，可以驭变”的写作意图。从中足见“危言体”散文并不是没有传统古文家所谓的“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汤寿潜所谓的“律以文体”正是最好的说明。他们在文中所体现的思路“条贯”，是乾嘉以来学术文章逻辑思辨的继续，只是没有了汉学家那种汗漫无边、连篇累牍式的书证援引和繁琐的考据求证，一变而为“损益略举，张弛惟审”(58)的简洁廉悍之风。韩愈就将这种简洁廉悍之风视为古文的极高境界，并以此来赞誉柳宗元的散文：“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59)那么，对以汤寿潜为代表的晚清“危言体”散文的这一文风，我们又岂能置若罔闻呢？

　　(三)“直言无隐”的写作和相应修辞技巧的综合运用。

　　在对“危言体”散文进行系统的文本细读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些晚近时期的作品与《战国策》中的文字还是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这正是晚清“危言体”散文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中产生的新语体、新文风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关键所在。《战国策》中的策士面对诸多薄德暴戾之庸主，在游说时，多采用引类设譬的方式，在形象生动的引喻谐调中，辅以铺张扬厉、气势充沛的言辞，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晚清“危言体”散文则完全不同，其论辨事实、推演观点多直截了当，用郑观应的话说，就是“直言无隐”，即所谓“愿窃比诸敢谏之木，进善之旌，俾人人洞达外情，事事讲求利病”(60)。吴忠怀在褒赞《邵氏危言》时，就对那种“几几欲尽言，几几不敢尽言，廪乎有大惧”(61)之“空言”、雅言，表示了鄙夷。郑观应《盛世危言》中的《日报》一篇，可以说是对“直言”做了极好的阐述：

　　足以有益于人者，精心考核，列之报章。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胸中不染一尘，惟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郑观应著，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347页)

　　盖秉笔者有主持清议之权，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必无妄言谰语、子虚乌有之谈，以参错其间，然后民信不疑。论事者可以之为准则，办事者即示之为趋向，使大开日报之风，尽删浮伪，一秉真纯。主笔者、采访者，各得尽言无隐，则其利国利民实无以尚之也。……中国泥守古法，多所忌讳。徇情面，行报复，深文曲笔，以逞其私图，与夫唯诺成风，嗫嚅不出，知而不言，隐而不发，皆为旷职。故中原利益无自而开，即民情亦不能上达，告谕亦不得周知。(《盛世危言·日报》，《郑观应集》，上册，第350页)

　　在郑观应看来，中国自古就有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所谓“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但是专制制度确立之后，“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62)，这一优良的文章传统便中绝许久。在西学东渐的进程中，郑观应极力提倡办报，就是希望借此实现上古时期“直言”传统的回归，他甚至建议朝廷：“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63)郑观应的政论散文，一如其所倡，郑藻如在序《盛世危言》时说“陶斋之书之切直，洞中夫时局之隐微，斯不啻李将军射虎之矢，靡坚不摧”，并称誉之为“长沙之忠直”“《治安》之谠论”，以为：“若能由此书绪而伸之，人事既工，天心弥眷，安知此日忧危之语，非即后日喜起之先声？”(64)若以“直言”“尽言无隐”的标准来衡量晚清时期三种代表性的“危言体”著作，它们基本上都具有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一秉真纯”“据事直书”“自抒伟论”的清议之风。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的结尾，十分鲜明地讲到，提倡这样“直言无隐”的写作，“自知愤激之词，不免狂戆僭越之罪”。所谓“愤激”，自是彰显了晚清“危言体”散文“直言无隐”之“清议”的价值取向，至于所谓的“横议”也好，“激愤之词”也罢，都必须通过一定的语言形态和文学修辞技法才得以实现，下文就以晚清三种代表性“危言体”著作为例证，对“危言体”散文常用的对比、诘问、骈偶、排句以及呼告等修辞技巧略作申说。

　　在“危言体”政论散文中，对比、诘问的行文是最为惯用的，这样的行文毫无隐讳地揭开了大清王朝的疮疤，激烈的遣词足以对世人产生深深的震撼和警醒。在《夷势》一篇中，汤寿潜在较为全面地审视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对列强与中国的军事、政治、外交进行比较，发出了这样的呼号：“审夷之势既无可援，而审我之势又无可恃，盗已穴壁直入，而主人尚蒙被熟睡，齁齁作鼾声可乎？……夫堂堂一尊之国，而求亲于夷，可耻也！求亲夷而夷不亲我，其可耻复何如也！”(65)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言论，而是审时度势之直言。然而，一直自诩为“天朝大国”的大清王朝，在形势危殆不已的情形之下，依然“蒙被熟睡，齁齁作鼾声”。在如此危危乎殆哉的景况之下，清廷以及社会上依然有一批反对变法图强的守旧势力，“危言体”散文对此多有反诘和责难，其文之气势高屋建瓴，郑观应的《西学》一篇则堪称典范：

　　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噫！今日之缅甸、越南，其高人亦岂少哉？其贤者蹈海而沉湘；不贤者腆颜而尚活耳。沟渎之谅，于天时人事何裨乎？且今日之洋务，如君父之有危疾也，为忠臣孝子者，将百计求医而学医乎？抑痛诋医之不可恃，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亡乎？然则西学之当讲不当讲，亦可不烦言而解矣！(《盛世危言》卷一《西学》，《危言三种》，第25页)

　　为了让“东方睡狮”能彻底觉醒，汤寿潜的《危言》一书以《迁鼎》开端，以《变法》终篇，系统地提出自己的变法主张，在全书收束的篇章中，汤氏一气呵成，连续使用骈偶排句，形成连环贯珠式的整句段落，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其文有曰：

　　自有天地洎今，兹历代有历代之法，一代有一代之法……历代之法递变，一代之法亦递变……往往防一弊增一法，增一法滋一弊，驯至繁于牛毛，聚若凝脂，积伪生欺，吏反得骫法以嬉，而君且作法自缚，民则无所措手足，内忧成、外侮至矣。夫弊者，病也；法者，方也，药也。天下病状万变，而牢牢欲执不变之方药以治之，虽樵童笱妇能不笑其病之日绵惙哉？……及宜变之时而不变，时将有不及变者矣！储能变之力而不变，力将有不能变者矣！(《危言》卷四《变法》，《危言三种》，第409页)

　　骈偶排句以及连环贯珠式的整句段落，在行文中的生势作用，此前已被许多文章家的创作实践所证实，也有很多文论家对此有过具体论述，桐城派散文作家刘开就以为“骈俪之言而有驰骤之势，含飞动之彩，极瑰玮之观”(66)，他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中也说：“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67)若能在散文创作中合理地融合骈偶，定会使散文极大地增加“驰骤之势”。这一文章技巧，在“危言体”散文中同样得到了体现，从汤寿潜《变法》篇的这段文字中即可见出端倪。郑观应文中也不乏“切时之学不可不习而知也，出类之才不能不教而成也”(68)这样的骈词俪句。此外，“危言体”作家还非常善于利用连续的短句和排比句，为文章造势，如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中就有谓：

　　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盛世危言·自序》，《危言三种》，第15—16页)

　　在“危言体”政论散文中还有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就是作者在文章中比较喜欢使用呼告的修辞，希望通过文章振臂高呼，使天下人云集响应，于是我们便会在晚清“危言体”散文中发现，作者时常会在文中提炼出简劲有力而又振聋发聩、警策人心的警句或口号。如汤寿潜的《书院》篇中就有谓：“贫于财之非贫，而贫于才之谓贫。”这是汤氏政论中通过较为完整的论述之后所得出的重要观点，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极力主张改革教育体制，加强对实用人才的培养，他在文中说：“人知中国之财所由贫，而不知中国之财之贫，枢纽于中国之才之贫也。五十年来，创不谓不巨，痛不谓不深也，而尚聚讼于汉宋，桎梏于八股，湛溺于声律，规模于楷法，岂盲者遂忘视，躄者遂忘履欤！抑中国之大，人才之众，而所教非所求，所求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欤！然而四五百年之宗尚，我朝二百四五十年所损益，一旦欲移易其耳目，拔去其根株，举学校之制荡涤而摧陷之，必有哗于列者，必有议其后者。”(69)汤寿潜的这一口号，在当时确乎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在《西学》《考试》诸篇中就有很多呼应，文长不引。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很多警句格言或鼓动性的口号，皆因其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而广为流传。早在殷商时期，庶民因不满纣王的横征暴敛、穷奢极欲，就有“天何日丧，吾与汝偕亡”的呼号，陈涉起义时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至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莫不如此。更有甚者，顾炎武《日知录》里的相关文辞被凝练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通俗的口号而广为流传。到了近代社会，这种通俗而简劲的警句式口号，在鼓动社会变革潮流中所起的作用，自不应小觑。朱自清先生在《论标语口号》一文中就有曰：“现代标语口号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是这种集体运动的纲领。”(70)晚清“危言体”政论散文中的这些警句、口号，虽然最终并没有成为集体运动或是革命的纲领，也没有真正将民众组织起来有所作为，但这些文章写作技法上的尝试与努力，或许正体现了文学史发展中“由文趋质，由深趋浅”，“俗语入文”，“修俗语，以启瀹齐民”(71)的时代需要和形态特征，即郑观应所谓“文意粗浅，取其易知”(72)是也。

　　在汤寿潜兴起“危言体”政论风潮之后，梁启超倡导的“文界革命”以及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学术文化思潮，对中国古典散文进行彻底的革新，最终迎来了现代散文的新篇章。虽然“危言体”政论散文的风潮，远不及梁启超“文界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声势和影响那么巨大，但是其发轫之功以及对梁任公之影响毕竟不可埋没(73)。诚如马一浮在《汤蛰先先生纪念碑》中所说：“始议变法，造《危言》，诸所欲损益，皆计之甚早，见之最先。”(74)汤寿潜是一位在近代文学史上长期被轻忽的先觉、先驱，而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成就和地位，虽“不假于宣扬，不资于辩说，而人自不能忘之”(75)。尤其是梁启超等后继者的推动，最终使得中国古典散文走上现代化的进程。他们在学术史上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正如曾国藩所谓：“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植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浍，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76)

　　注释：

　　①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八《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引周永年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②马一浮《绍兴汤先生墓志铭》：“夫期命有常，修龄弗届，春秋六十二，中华民国六年六月，以疾卒于里。”(丁敬涵校点《马一浮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册，第242页)

　　③《绍兴汤先生墓志铭》，《马一浮集》，第2册，第241页。

　　④张謇《汤蛰仙先生家传》引汤寿潜戒子之语，政协浙江省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萧山文史资料选辑》(四)《汤寿潜史料专辑》，1993年内部刊行，第127页。

　　⑤汤寿潜《危言·陆学源序》，邹振寰整理《危言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页。

　　⑥⑩《危言·自序》，《危言三种》，第258—259页。

　　⑦《绍兴汤先生墓志铭》，《马一浮集》，第2册，第241页。

　　⑧《危言》卷一《迁鼎》，《危言三种》，第265页。

　　⑨《危言·吴忠怀跋》，《危言三种》，第414—415页。

　　(11)《危言》卷三《兵制》，《危言三种》，第332页。

　　(12)何晏集解，陆德明音义，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册，第2521页。

　　(13)高华《郑观应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言》，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编《纪念郑观应诞辰一百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版，第33页。

　　(14)汪林茂《汤寿潜〈危言〉版本及内容变迁考》，《浙江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15)翁同龢《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册，第2784页。

　　(16)《危言·吴忠怀跋》，《危言三种》，第414页。

　　(17)马一浮《汤蛰先先生纪念碑》，《马一浮集》，第2册，第253页。

　　(18)彭玉麐《邵氏危言叙》：“顾《危言》之作，前有汤、郑，一时著述，标目偶同，而绎其宗旨，实各异趋。友人罗君闲论三书，谓香山所作多货殖之谈，山阳极才人之笔，而粹然儒术，厥维此编。”(邵作舟《邵氏危言》，《危言三种》，第508页)

　　(19)曹丕《典论·论文》，萧统《文选》卷五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册，第2271页。

　　(20)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四《答韦中立书》，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73页。

　　(21)郭仑焘《答周昌辅》，王夫之著，《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6册，第609页。

　　(22)黄宗羲《南雷后集》卷三《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册，第421页。

　　(23)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其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1页。

　　(24)《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其二十五)，第98页。

　　(25)《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其十八)，第96页。

　　(26)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卷一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74页。

　　(2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28)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自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页。

　　(29)吴德旋《初月楼古文钞》卷二《与王守静论大云山房文稿书》，清道光三年(1823)刻本，第16a页。

　　(30)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叙录》，《四部丛刊初编》。

　　(31)龚自珍著，夏田蓝编《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四《乙丙之际箸议》(其七)，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68页。

　　(32)参见汤寿潜《利往公家传》，《萧山文史资料选辑》(四)《汤寿潜史料专辑》，第455页。

　　(33)《萧山文史资料选辑》(四)《汤寿潜史料专辑》，第463—464页。

　　(34)《萧山文史资料选辑》(四)《汤寿潜史料专辑》，第427页。

　　(35)《萧山文史资料选辑》(四)《汤寿潜史料专辑》，第451页。

　　(36)《萧山文史资料选辑》(四)《汤寿潜史料专辑》，第432页。

　　(37)邵作舟曾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学于杭州，与程序君蒲荪、赵君撝叔游，聆听其议论，读龚定盦诸集”，深受其影响，在摒弃龚自珍“好为艰涩幽险”(邵作舟《论文八则·弁言》，薛玉琴、徐子超、陆烨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2页)之缺陷的同时，他极爱“其体用之以辩驳论难、发明利害，则驰骋豪爽、惊心动魄，而无颓弱艰涩之病”的“雄骏英锐之文”(《论文八则·六体》，《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第314页)。观其所作《邵氏危言》，正是他自己所推崇的免去艰涩之病，又让人读后觉得“驰骋豪爽、惊心动魄”的“雄骏英锐之文”。

　　(38)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左盦外集》卷一三《论近世文学之变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下册，第1649页。

　　(39)《危言·吴忠怀跋》，《危言三种》，第414页。

　　(40)《邵氏危言·胡汉民序》，《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第222页。

　　(41)郑观应《盛世危言·彭玉麐序》，《危言三种》，第7页。

　　(42)《汤蛰仙先生家传》，《萧山文史资料选辑》(四)《汤寿潜史料专辑》，第128页。

　　(43)《邵氏危言·彭玉麐序》，《危言三种》，第508页。

　　(44)(45)《危言·吴忠怀跋》，《危言三种》，第414—415页。

　　(46)参见《危言·陆学源序》，《危言三种》，第257页。

　　(47)《汤蛰仙先生家传》，《萧山文史资料选辑》(四)《汤寿潜史料专辑》，第127页。

　　(48)刘熙载著，刘立人、陈文和点校《刘熙载集·艺概》卷一《文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49)严可均编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八八，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册，第948页。

　　(50)曾灿《魏叔子文集序》，魏禧《魏叔子文集》卷首，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7页。

　　(51)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3页。

　　(52)刘师培著，金文渐校点《论文杂记》(与《中国中古文学史》合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4页。

　　(53)汤寿潜《县学生鉴甫族祖传》，《萧山文史资料选辑》(四)《汤寿潜史料专辑》引《天乐汤氏族谱》，第471页。

　　(54)《危言·吴忠怀跋》，《危言三种》，第414页。

　　(55)《危言·自序》，《危言三种》，第258—259页。

　　(56)《危言·吴忠怀跋》，《危言三种》，第414—415页。

　　(57)《邵氏危言·彭玉麐序》，《危言三种》，第508页。

　　(58)《绍兴汤先生墓志铭》，《马一浮集》，第2册，第241页。

　　(59)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七《柳子厚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11页。

　　(60)《盛世危言·自序》，《危言三种》，第18页。

　　(61)《危言·吴忠怀跋》，《危言三种》，第414页。

　　(62)《盛世危言·日报》，《郑观应集》，上册，第345页。

　　(63)《盛世危言·日报》，《郑观应集》，上册，第351页。

　　(64)《盛世危言·郑藻如序》，《危言三种》，第10页。

　　(65)《危言》卷三《夷势》，《危言三种》，第353、355页。

　　(66)刘开《刘孟涂骈文集》卷二《书〈文心雕龙〉后》，清道光六年(1826)姚氏檗山草堂刻本，第12b页。

　　(67)《刘孟涂骈文集》卷二《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第11b页。

　　(68)《盛世危言》卷一《考试上》，《危言三种》，第32页。

　　(69)《危言》卷一《书院》，《危言三种》，第278页。

　　(70)朱自清《论标语口号》，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册，第920页。

　　(71)《论文杂记》(与《中国中古文学史》合刊)，第109—110页。

　　(72)《盛世危言》卷一《日报》，《危言三种》，第43页。

　　(73)光绪二十七年(1901)，梁启超为《清议报》百期作长文《清议报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在第四部分《清议报之性质》中指出，他自己之所以甘愿抛心力于报章文，正在于以“其愿力所集注”，“以精锐之笔”，“养吾人国家思想”，他自陈所作“《瓜分危言》、《亡羊录》、《灭国新法论》等，陈宇内之大势，东方之顽梦”，而诸如“《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册，第478—479页)。在梁启超的自述中，从《瓜分危言》《亡羊录》《灭国新法论》到《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的发展轨迹，很显然曾受到汤寿潜、郑观应等人“危言体”政论文章的影响。关于汤寿潜等人的“危言体”政论散文与梁启超“文界革命”“新民体”的关系，笔者拟另撰专文论述，在此不做展开。

　　(74)《汤蛰先先生纪念碑》，《马一浮集》，第2册，第253页。

　　(75)《汤蛰先先生纪念碑》，《马一浮集》，第2册，第252页。

　　(76)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4册，第4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