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评估特定时段文学形态，必然要综合考量特定时段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文化思潮、文学内部发展等诸多质素。文章基于历史场域理论，解析1949-1978年制约生态散文发展的复杂因素，展陈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从有限生态观向开放生态观转型的艰难轨迹。

　　关键词：生态散文/历史场域/制约因素

    作者简介：周红莉，常熟理工学院教授；朱梦怡，常熟理工学院学生

　　讨论新中国七十年生态散文，无法绕过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即1949-1978年，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艰难发端期也是当代生态文学的限制性萌芽期。汪树东在《论1949-1976年中国文学的自然书写》①中论述过这一阶段的主流文学，他用“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视野沦丧”的情绪表达，对生态意识以及盲目崇拜现代化意识形态进行了文学样本的“沉重的反思”。在其他为数不多的关于此阶段生态文学的叙述中，“人类中心主义”是持续性话题。

　　事实上，我并不赞成这种疏离具体历史语境断论某阶段文学形态的话语，文学形态的规模化生成或是集体性遮蔽无法简单归咎于某种“观念”，特定历史时段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文化思潮、文学内部发展的裂变等都是我们评估特定时代文学形态的综合因素。因此，聚焦1949-1978年生态散文，一是试图在历史的裂缝中，借力社会学“场域”理论，解析影响特定历史阶段文学形态的复杂土壤，还给历史以历史的常识与“惯习”②，如时代需要什么、文学在表现什么、生态思想如何在限制性发展等等这些需要代入特定时代思考的话题；二是对学界惯常以“人类中心主义”轻易批判此阶段生态文学现象的一种有意识地纠偏，思考生态散文在阶段历史中的创作形态以及创作主体的有限性。由此，当我们审视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成为国家设计重要内涵的生态文化时，我们更可能看清中国当代生态文化(文学)从有限生态观向开放生态观转型的艰难轨迹。

　　一、时代需要什么

　　文学形态的生成是无法剥离于具体时代的，文学生态的繁盛历来也不是囿于或者首先不是简单源于文学内部的繁衍式繁盛。被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繁盛阶段的“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可以理解为“大一统”的溃败+社会变革的复杂+国外思潮的涌入+文学内部生长裂变需求等合力催生的文学喷薄阶段，也是周作人在1930年言之的文学发达的极致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之于1949-1978年历史场域，滞后的国民经济显然无法用文学形态层面的虚蹈予以解决，如何快速改变或提升国民经济是新中国时代的轴心需要。

　　确切地说，新中国建设路线的确认有一个发展阶段。建国初期的1949-1952年，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1953-1957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要求“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中共八大确定党的工作重点是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明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③此后，迫切要求改变经济落后、迫切期待大刀阔斧实效性工业性改革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历史是需要回望与省思的。忽视客观发展规律的“大跃进”式改革，孳生了另一份沉重。这份“沉重”，在当下的环境学者、农业学专家、新闻媒介、文学作家的文字中都有叙述。张曙光在《从建国以来三次环境大灾难说起》中详细论述过自1949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三次大型环境灾难，其中两次大灾难发生在1949-1978年间④；张嫘在《农业环境问题成因分析》中也做过数据统计，从“大跃进”时期到“文革”时期，中国沙漠化面积超过建国前的历史总和⑤；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时，《人民日报》、新华社、国务院新闻办、《北京日报》联合举办过一次民意调查，请民众评选出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事件，“文革”和自然灾害位居榜首……

　　“沉重”的历史，无法规避。历史的话题，也终需在历史的语境中加以讨论和协商。1949-1978年的历史区间，“自然”在经济建设里是可待开发的有用资源，在政治话语和文学样本中是供歌颂新中国建设者的抒情载体，人与自然的关系纯粹表现为征服、改造、利用的朴素唯物主义关系，诸如《红岩》《红旗谱》《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等颇具影响力的革命意义浓郁的长篇小说，对自然的客观描摹少之又少，基本是革命文学中不打紧的“小点缀”，借景抒情的自然生态散文更是以“颂体”的固态方式盛行，成为普泛励志的精神产品。我们也清楚地明白，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国度与普罗大众，首先面对的问题是生存与发展问题，即便“生存与发展”以“自然灾害”为代偿，在革命意识形态覆盖和经济建设的洪流中，也只是作为革命问题的偶在分支存在着，“生态”并不构成当下指认的“生态问题”。无论研究新中国前三十年生态文学的学者们如何用“人类中心主义”话语覆盖这段时间的文学形态，无论美国环境伦理学家诺顿(B.Norton)如何把“人类中心论”区分为“强式人类中心论”(strongly anthropocentrism)和“弱式人类中心论”(weakly anthropocentrism)⑥，我们都无法规避这个真相，即开发和利用自然是这个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核心目标。

　　二、文学在表现什么

　　文学在表现什么与期待视阈下需要什么文学形态吻合度较高，在1949-1978年间，呈现为文化语境与政治语境的叠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引言”部分明确指出，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讲话》“结论”部分，继续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二是“如何去服务”，由此确立文艺为人民大众、文艺为政治服务以及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的文艺方向。⑦应该说，这个“文艺方向”几乎影响了1949-1978阶段的所有创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这个时期作家文艺创作的根本信条。

　　文学的政治性倾向并非一蹴而就，文学创作方向的茫然和探索在即成的历史中也是相对清晰的。1947年，萧乾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社评《中国文艺该往哪里走?》，认为“一个有思想，站得住的作家，绝不宜受党派风气的左右，而能根据社会与艺术的良知，勇敢而不畏艰苦的创作”⑧，以此表达对文艺现状和发展前景的忧虑。朱光潜指出1948年文艺的新方向是“自由主义”，坚持认为“文学上只有好坏之别，没有什么新旧左右之别”，文学的功用就在于树立“健康底纯正底”风气。文艺不是一种间接的奴隶活动，应该自由并且不能受人影响。⑨郭沫若对朱光潜们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抨击，他在《大众文艺丛刊》的专栏中写到，“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提倡。”⑩胡绳也认为，在当时倡导“第三条道路”只会“损害新势力和新中国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给旧中国统治者寻觅苟存的罅隙”(11)等等。1949年以后，中国文艺该往哪里走，虽然也偶有一些尖锐的乃至对立的声音，但是主流文学依旧以《讲话》文艺方针为创作根本方针。1958年，毛泽东就文艺创作方法提出具体措施，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其宗旨是“文学为政治服务”。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哪种写作更符合历史性需求，或者说哪种写作不被批判，成为此阶段大部分作家的主要课题。虽然此阶段也出现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学景观，但没有沿着“五四”开创的文学丰富性前行，也没有出现预想中的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多元并举现象，在时代的宏大声音中，中国文学裂变式发展了。

　　三、被限制发展的生态思想

　　我们说的“限制”，指向一种人为状态的牵制。这种牵制形态的发生，直接制导了1949-1978年间生态语境与传统生态思想、国外生态学、以及文学内部的断裂。

　　首先，特定时代建设需要与传统生态文化间的断裂。客观地说，1949-1978年间的“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两条路线足以弱化乃至割裂中国传统的生态思想观。从哲学角度，“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万物皆佛”的儒道释和谐生态主义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敬畏自然、维持生态平衡的生态价值观；从科学角度，传统农业的“三才论”生态系统思想，把天、地、人看作有机系统(英国学者李约瑟曾指出，中国的自然观是一种有机自然观)，要求顺天时、因地利、重人力，奉行“节制物欲”“适可而止”“因时而伐”的原始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中庸思想，到明清时期已发展成为相对成熟和先进的生态农业了。在中国现代历史阶段，囿于战争、政治、经济等合力因素，春秋战国时期就秉持的自然主义被主动规避。到中国当代阶段，特别是“十七年”时期，生态文化的存在样式类似诺顿言之的“强式人类中心论”，即以满足人类个体的感性意愿为参照，以人的当前需要和直接利益为导向，不考虑长期后果或者长期长远利益。这种生态观念，虽然暂时性满足了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直接诉求，但的确引发了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促使作家对生态的表达更多滞留于借自然的景抒工农兵的情，问题意识较为淡化。

　　其次，中国整体文化氛围和西方文化生态意识的断层。生态文学的开端，可以从1836年爱默生的《自然》开始，他向世界传递了超验主义自然观；1854年，梭罗用《瓦尔登湖》回归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真正的生活”。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潮流在二战之后，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在1962年用《寂静的春天》揭开了生态文学的序幕，她用触目惊心的现实让公众意识到人类对自然的任意侵蚀、掠夺最终只会导致人类的灭亡。这本著作引起的直接社会效益是，各国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联合国也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各国政府签署“人类环境宣言”，环境保护事业正式开始，《寂静的春天》也成为生态文学中里程碑式作品，引领了20世纪70年代后的生态文学创作潮流。令人沉郁的是，这一阶段，西方价值观与当时中国整体社会氛围并不一致，西方生态文学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并不明显，无论是1949年徐迟翻译出版《瓦尔登湖》、还是1979年《寂静的春天》在中国翻译出版，在当时阶段都没有引起反响。尽管被称为“中华环保第一人”“中国的环境保护之父”的曲格平在1972年也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会议，并将《人类环境宣言》及“环境保护”理念带回中国，但是，据曲格平后来回忆1970年代，当时西方生态思潮尽管席卷全球，中国社会的生态意识却还未大规模萌发。他说，那个时候，国内大众相信并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生态危机，有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公害是资本主义罪恶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和极“左”思潮的持续影响下，人们对重工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缺乏前瞻性认知，而中国作家对政治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坚守，都将生态现象人为地忽视和曲解了。

　　再次，文学内部对生态表达的断裂。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化进行功利性补课，更多表现在中国重新面向世界时的文化饥渴状态，“文革”后反思历史和恢复人性成了迫切要求，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对个体人的迷茫孤寂处境的表达，恰好切合了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整体诉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家们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特别是“文革”阶段进行了普遍性沉思，写下许多忧时之作，但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与表达，依旧零星涣散。

　　四、“自然+人”的生态散文观

　　考查自然与散文的链接方式，有两种叙述模式是显见的，一种是“自然+人”的简单机械模式，即以“自然”为抒情载体(也有“缘情生景”)，以重复或累计式叙述为主，篇末升华歌颂某类人或精神。1949-1978年间的“诗化散文”可以看作是当代生态散文的雏形，杨朔、刘白羽、秦牧被指认为这个阶段的“散文三大家”。他们的写作构架，基本是“自然+工农兵”的颂体模式。杨朔散文主要是景与情的“融合”，其散文创作目的，借描绘自然的景歌颂普通劳动者、新时代新生活的情，但是篇末反转与升华较为坚硬，普遍缺少抒情个性，后来一些评论者指认杨朔散文“提升到假话的‘高度’”(12)；刘白羽散文中的“自然”主要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更像是政策的注脚和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如他用日出景象隐喻新中国的艰难诞生，行文思维主要凝固于阶级、民族和国家斗争之中(《日出》)，即便歌颂长江景观，也是政治性景观需要，“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战斗、航行、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长江三日》)(13)等；秦牧散文大部分从一事一物幻化开来，在想像中洞察事理，颇有陆机在《文赋》中言之的“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形态，较之前两人，政治语境上有些温和，但核心肌理也是做着时代的颂歌。这些散文，虽然从“自然”涉笔，以“自然”作为情感载体，但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方向指导下，普遍用“工农兵”高大全形象置换普通大众的真切人生，用赞美规避现实的灾难与社会的责任。其固化的创作模式及观念，深刻切合了时代需要的文学表达，也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表现，但是缺少鲁迅言之的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14)后来，不少作家开始讲述1949-1978年的生态现实，如老鬼的《血色黄昏》、丁小琦的《红崖》、张抗抗的《沙暴》、姜戎的《狼图腾》、阿城的《树王》等，虽然他们或深或浅地惋惜了、暴露了、批判了人类对自然的肆意掠夺和沉重后果，但这些讲述，终究是1980年以后的事情了。

　　另一种是“自然×人”的创造型模式。从哲学角度，乘法是加法量变导致的质变结果，在自然与人的动态关系中，主要指向吸收了中国古代整体生态自然观思想，强调自然和人互化交汇“天人合一”的多维立体的圆融状态。这种模式与王诺在《生态批判与生态思想》中论述的，“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考察和表现人与自然之关系，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传播生态思想，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生态责任、文化批判、生态理想、生态预警、生态审美是其突出特点”(15)很为契合。198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绿色书写”的新拓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态散文热，大概属于此类范畴。

　　其实，从学理角度，我们并没有权威性的“生态散文”概念。虽然关于生态和文学主题的命名比较多，如生态文学(Ecological Literature)、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绿色文学(Green Literature)、自然文学(nature writing)、自然书写(Nature Writing)等，但基本从欧美借鉴过来，主要表现为生态属性与文学属性的叠合。刘先平开创了“大自然文学”概念，在儿童文学区域更为流通。如果从学术层面考量，较有代表性的声音，除了王诺在《生态批判与生态思想》中的论述，还有程虹在《自然文学的概念与渊源》序言中说的“从形式上看，自然文学属于非虚构的散文文学，主要以散文、日记、自传及书信形式出现。从内容上看，它主要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简言之，自然文学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进自然环境那种身体和精神的体验。”童庆炳在《漫议“绿色文学”》中强调的“绿色文学就是一种崇尚生命意识的文学，崇尚人与自然生命力活跃的文学，崇尚人与自然和解与和谐的文学”(16)，等等。不管何种概念，其内涵及范畴都处于流动状态，某种意义上，都是在1949-1978年雏形生态散文观基础上的演化与发展，是对“自然+人”叙述模式的再造与升级。

　　五、作品及创作主体的有限性

　　1949-1978年是中国文学转型的重要时期，散文创作颇为丰硕，以至1959年—1961年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次散文创作高峰”，1961年被命名为中国“散文年”。但从生态语境介入，散文创作仍然有限。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1978年中国生态散文作品不足百篇，代表性作家作品有杨朔《滇池边的报春花》(1955)、《香山红叶》(1956)、《荔枝蜜》《泰山极顶》(1960)、《茶花赋》《雪浪花》(1961)、《西江月》《生命泉》(1963)、《樱花雨》(1964)，秦牧《海滩拾贝》(1959)、《棕树的美髯》《在仙人掌丛生的地方》(1961)、《欧洲的风雪与阴霾》《访蒙古古都遗迹》《彩蝶树》(1963)，刘白羽《日出》(1958)、《长江三日》《樱花漫记》(1961)、《雪》《春雪》《烟台山看日出》《武夷风采》《我的海》(1978)，碧野《天山景物记》(1956)、《我们的农场好风光》《在哈萨克牧场》(1957)、《边疆风貌》(1961)、《情满青山》(1963)、《月亮湖》(1964)8，方纪《长江行》《石林风雨》《到金沙江去》《三峡之秋》(1956)，菡子《小牛秧子》(1956)、《黄山小记》(1959)，吴伯箫《菜园小记》(1961)，陈窗《海南岛散记》(1955)，丰子恺《庐山真面目》(1956)，白桦《洛阳灯火》(1956)，叶圣陶《记金华的两个岩洞》(1957)，陶铸《松树的品格》(1959)，袁鹰《戈壁水长流》(1961)，李健吾《雨中登泰山》(1961)，邓拓《燕山夜话》(1961)，于敏《西湖即景》(1961)，孙犁《黄鹂——病期琐记》(1962)，吴伯箫《窑洞风景》(1962)，徐迟《祁连山下》(1962)等。这些作品，主要抒发了三类感情，一是对祖国山川大河的热爱，游记为主；二是讴歌新时代新生活，赞美劳动者，表达爱国情；三是赞美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深厚情谊以及与同仇敌忾的决心。就特定时代而言，它们符合时代语境和历史化需求，但就文学作品内涵的丰富性、未来性而言，主体创作的有限性也很明显。首先是游记散文较为普泛，意义表达较为浅层。如碧野、菡子、李健吾、叶圣陶等作家，都有丰厚的文化修养，基本在山川湖海中寻求人文之美与自然之美，充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也正是因为这样，作品基本停留在自然景物的浅层描写，主要留存着西方生态文学作品中的“美”元素，缺乏对自然的深入思考。其次是对环境问题缺乏必要的思考。诚如前文所言，1949-1978年间的主流文学是被革命意识形态覆盖的文学，对大自然的态度更多处于改造和征服的人类中心主义范畴，即便有关涉自然的作品，也是普遍缺乏生态意识和敬畏之心。对环境问题最早省思的，或者说，最早萌发出生态意识的作家群体是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的右派作家群和知青作家群。他们在远离了现代城市和工业文明之后，与大自然切身接触、直接获得大自然的启示和智慧，从而确立了生态意识。如孙犁在《黄鹂——病期琐记》中，详细记叙与黄鹂的几次交道，并明确表示，“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17)，希望黄鹂能遵循生态规律在自然中自由生长。孙犁传达出的生态意识，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之美。汪树东后来指出，用长远的文学史眼光来看，真正具有价值的往往是那些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他们远离政治亲近自然，有意无意地疏远主流意识形态，重新审视国民的内在精神，因此他们的作品也区别于其他主流作品，具有了独树一帜的境界和风格。(18)还有是对大自然内在价值缺乏客观的认知，这无疑也是导致这一阶段作品稀少的重要原因。如杨朔在《雪浪花》中描写浪花把礁石冲击得千疮百孔，意在歌颂新中国劳动人民像浪花一样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呼应，但对自然的本源性价值缺乏必要认同等。

　　其实我想谈的是1949-1978年生态散文生成的历史场域以及生态散文写作的制约因素、影响因素的构件是复杂而动态的，也是值得不断发掘的。重新思考1949-1978年现代化建设与生态问题，需要我们厘清这个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现实景观；需要我们明白自然生态的规律首先有其“物”的属性，这些属性与人类锁定的实用价值范畴并无必需的联系；需要我们研究者避免滑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惯习思维；需要我们作家不禁锢于政治意义的覆盖而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诚然我们需要警醒，文学不能被时代与政治简单捆绑，文学之所以是文学而不是非文学，其根本的意义，在于文学的效益首先是非功利的审美效益，它对待“人生在世”的种种更多时候是浸润的而非驯化的。只有明确这样的根本，我们在试图捕捉可触知的历史常识、历史真相时，才有可能还原生态散文写作受制于阶段历史的尴尬与真相。

　　注释：

　　①汪树东：《论1949-1976年中国文学的自然书写》，《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②“惯习”理论是布迪厄建立的一种社会现实实践观。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第17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

　　④张曙光：《从建国以来三次环境大灾难说起》，《环境教育》2015年第3期。

　　⑤张嫘：《农业环境问题成因分析》，《农业经济》2001年第12期。

　　⑥Bryan G.Norton: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Weak Anthropocentrism,Environmental Ethics,Vol.6,No.2(1984).

　　⑦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⑧萧乾：《中国文艺往哪里走?》，《大公报》1947年5月5日。

　　⑨朱光潜：《复刊卷头语》，《文学杂志》(第2卷)1947年第1期。

　　⑩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第2期。

　　(11)胡绳：《为谁“填土”?为谁“工作”?》，《华商报》1948年2月22日。

　　(12)林霆：《提升到假话的“高度”》，《天津教育》2002年第2期。

　　(13)刘白羽：《刘白羽散文选》，第18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4)历史上记载的“三年自然灾害”，即1959-1961年间出现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经济困难，仅山东、河南、山西、安徽和江苏就出现大面积“非正常死亡”，但是此阶段散文没有留下灾难记录，却处处有着“你们的生活真像神仙啊”的深情歌颂。[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谢亮生、杨品泉、黄沫、张书生、马晓光译，第395-3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5)王诺：《生态批判与生态思想》，第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

　　(16)童庆炳：《漫议“绿色文学”》，《森林与人类》1999年第3期。

　　(17)孙犁：《孙犁散文》，第170页，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5。

　　(18)汪树东：《论1949-1976年中国文学的自然书写》，《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