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学术的自主意识不断加强，在经历了对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学徒式的引进后，我们逐渐意识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根源在于我们脚下不断发展的现实，只有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理论才不会是无源之水。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不仅是学理的嬗变与更替，而且始终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社会心理结构的震荡与变迁，都会在文艺理论的发展中得到折射，我们对中西各种学术资源的吸收与借鉴，背后往往有着深刻的历史动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建构，首先就在于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反思与自觉。近代以来，中国文学从内容和形式上都经历了由古到今的蜕变，这是一场社会的大变革，其间交织着种种理论的交锋、新旧的更替，中国当代文论理应从中汲取生动的理论素材。理论首先意味着不断的反思和阐释，我们回到文本，不只是回到文本本身，同时也是回到文本发生的社会有机体，这样才有真正坚实的理论创造，我们对过去一年的文论进行总结与反思，也是期望能够从中找到一种历史发展的深刻契机。

　　一、总体性的反思与基础理论的重释

　　任何时代，对理论发展总体性的反思和对基础理论命题的重新阐释都是我们进行学术开拓的基点，在我们试图构建自主性的文论话语体系时尤其如此，近年来，伴随着对改革开放40年和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文论发展历程的整体性反思，我们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各种理论资源开始重估，对于之前出现的各种理论思潮，诸如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向内转”的潮流、80年代至90年代的“古代文论热”、90年代之后的文化转向等背后的社会背景和理论契机都有了更深入的反思。

　　（一）对当代文论理论资源的重构

　　当代中国文论处在古今中西的交汇点上，我们对各种理论资源不是简单的吸收，而应立足当代的视野洞察其发展趋势，这样才能增强我们借鉴与吸收的自觉性。高建平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倾向进行了整体性的反思，他认为，“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是从偏离作者中心开始的。在其发展过程中，至少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围绕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出现了意义从作者到文本再到读者的转移过程；二是以文学研究为平台，在文化研究的号召下，走向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从而建立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使‘文学理论’研究变成‘理论’研究。到了世纪之交，‘理论’破产，‘理论之后’时代来临。在‘后理论’时代，理论向文学回归，只有回到对文学活动和实践的研究，才是文学理论的出路。”刘康提出，我们在反思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时，应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展开历史化与元批评的对话。“影响的焦虑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我们应以文学形式及其历史，以及审美—意识形态内容的内在研究为基础，逐步削弱‘古代’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的割裂感与焦虑感，继承五四时代的世界主义胸怀，以开展理论的对话。”马大康、王正中尝试从人与世界关系的角度对西方理论、后理论的话语进行透视，他们认为，过分夸大语言的作用，把语言学视为研究人文学科的范式，必定会造成人与世界之复杂关系被简单化、片面化，造成思想的盲视，这正是理论、后理论的症结所在。为此，他们提出了“新诗学”及“新解释学”的构想。胡友峰从古代的诗文评中得到启发，试图构建一种“本文诗学”，本文诗学的建构试图以回归文本的姿态对抗理论的强制阐释，它在大量具体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找寻作家的创作规律，提炼形成一定的理论标准，以此作为评判文学的参考之一。

　　（二）对当代文论发展历程的反思

　　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始终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相联系，这不仅是因为文学在中国自古以来有着深厚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更因为文学作为人的一种内在情感表达对社会内容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当代文论一方面从古今中外的各种理论中汲取求新求变的资源；另一方面又担负着阐释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任务，然而，理论与批评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疏离与分裂。文学从根本上是关心和描写人的心路历程，而当代西方的各种理论则存在着抽空“人”的倾向，处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人的心灵史，应当是理论和批评共同切中的对象。陶东风辨析了新时期初期中国文学理论的向内转倾向不同于西方的语境、动力与内涵，他提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理论在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中起步，通过对他律论的修正和否定，开始自主性文学理论的建构。出现于中国语境中的这个所谓‘向内转’思潮，其实包含远比西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论更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它和主体性思潮一样具有非常浓厚的心理主义特征，同西方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反心理主义立场恰成悖反之势。”金永兵通过考察70年文学的定义随时代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样态，从“反映论”“审美论”到当下的“审美终结论”“文学终结论”等的嬗变，试图讨论在审美泛化的当下定义文学的新的可能性。谷鹏飞反思了当代文论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历时70年的中国当代文论发展，是以“现代性”与“传统性”互为表里的知识化与功能化建构过程。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应理解为以“中国文学理论”特殊性的立场对“西方文学理论”普遍性的重构，而非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彻底解构，更非对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的特殊建构。

　　（三）基础理论的重释与文艺研究方法论的新探

　　文艺理论要获得发展，除了对最新的理论思潮进行吸收之外，更重要的是回到基础性的命题，结合当代的文艺发展实践对其进行重新阐释。南帆讨论了文学理论体系建构涉及的四个方面：文化结构、现代性、审美与文学传统，“文学理论体系追求的是强大的整体阐释能力，阐释的对象不仅包含文学以及文化的广泛内容，同时还涉及主体和社会历史。文学、文化、主体和社会历史之间形成复杂的回环关系，而且存在种种变量。只有将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纳入视野，文学理论体系才能成为一个充满辩证精神的活体。”谭好哲辨析了文艺研究中的审美概念与审美价值，他提出，要把审美恢复到其原初意义即感性的意义上，并不是要在艺术的理解中完全抛弃美的属性，而是要求在确认艺术的感性特征的基础上对艺术审美做更具价值包容性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审美性质和审美价值方面。王兆胜提出了文学研究创新性的不同路径，这包括：“勇于突破既成观念模式，强化文学研究的主体性；改变单一的顺势思维，在正、反、合中获得创新能力；超越西方中心论，确立中国立场和人类健康发展的理念；纠偏‘人的文学’观，以‘天地情怀’进行辩证理解；精读、细读作品，克服理论先行和理论剪裁作品的局限；既要运用理论又要化解理论，并用智慧穿越知识、文化、思想、理论；用‘心’特别是将全身心投入，使文学研究充满生命的体温与美好的情愫。”高楠强调，文学批评是在一定的场域中展开的，要解决文学批评无关痛痒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明确一个重要的规定性，即文学批评是一定问题场域中的批评，批评是在一定问题场域中所产生的问题的引导下展开，批评的问题场域具有突出的当下性与本土性的特点。

　　二、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中国化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我们构建当代文论的指导思想，这不仅在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为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原理，同时也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各种理论资源的吸收与整合，都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立场上对其进行的重释。

　　（一）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理论的指导突出体现在党的文艺路线上，毛泽东于1942年5月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于2014年10月所作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党的文艺路线和方针，张清民提出，“两个文艺座谈会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领域的政治话语符号实践，体现了党对文艺政治领导的内在逻辑。……两个‘讲话’在人民本位上的文化自立叙事立场，体现了中国知识界在话语策略上对外来强势文化所作的意识形态阻击和理论思想抵抗，这有效防止了中国文艺沦为外来强势话语的附庸对象，对于保存中国文艺传统、巩固中华文化共同体具有催化和粘合作用。”赵炎秋分析了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内部构成，将其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两大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现实特别是文艺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本土文学理论是在19世纪后半叶西风东渐的背景下，以西方文化与文艺思想为参照系，由中国学者建构、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有着自己独立品格和内在完整性的文学理论。代迅认为，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文艺理论为代表的中国话语建构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受到广泛欢迎并产生了深远影响。改革开放后进入中国的20世纪西方文论尽管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但是其主流和核心依然是和马克思主义文论有学术亲缘关系或相通相近的西方文论，这清晰地映照出了西方文论接受时的中国主体性。季水河考察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话语模式的转换，将其分为三种话语模式：一是“政治主导型”话语模式，二是“学术强化型”话语模式，三是“交往对话型”话语模式，三种模式之间具有时间上的交叉重合，也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王天保提出，“在不同历史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目标不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会因此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形态：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中国当下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属于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

　　在当代语境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研究，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姚文放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艺术生产”理论，有两种“艺术生产”的概念：第一种“艺术生产”是指作为人类精神生产方式的艺术活动，它体现着一般艺术规律和审美特征，对于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第二种“艺术生产”则是指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精神生产部门所进行的生产劳动，它将精神产品作为商品形式以创造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胡亚敏借助对于马克思经典文献的回顾，提出了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问题，“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解放的社会理想为理论支撑，中国形态在价值重建中提出了三个维度，即人的维度、社会维度和审美维度，力图构建一套既有主导面又具兼容性的价值判断体系，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以至世界文坛提供新的价值理论参照。”赖大仁强调了 “回到马克思”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存在着“神马”“非马”“泛马”等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导致远离甚至背离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身，造成有意无意的过度阐释或强制阐释。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应当重申“回到马克思”，回到经典文本、回到历史语境、回到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

　　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讨论，往往包含着对现实的关切，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入始终是与中国的现实发展密切相关的。曾军、汪一辰回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初期的理论旅行及引发的问题，他们认为，当我们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接受问题时，不能简单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纯粹的“外在的他者”，而应该视为“内化的他者”。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成为中国问题的。段吉方探讨了伊格尔顿的《批评与意识形态》一书的理论价值，这本书展现了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美学研究的理论构想，伊格尔顿以后的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的选择、矛盾和缺陷等，都可以在这部“青年之作”中窥见一斑。傅其林认为，在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之中，可以寻见某些思想观念与知识话语的共同性，从而凝聚为核心命题。这些核心命题主要包括文化实践论、文化符号学、文化现代性理论、文化政治论、人道主义文化观。常培杰认为，从“灵晕”到“辩证意象”是瓦尔特·本雅明美学思想转变的关键线索。随着他的思想基础逐渐从犹太神学转向马克思主义,本雅明对灵晕的态度亦从惋惜其消逝,转变为批判其意识形态特征，他进而探讨了“后灵晕艺术”的可能形态,即以辩证唯物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辩证意象”。

　　三、自主性文论话语建构的探索：文学阐释学

　　阐释学是近年来学术领域的一个热点，它突出表征着我们文论建构的主体意识。文学阐释学试图回到文本与读者、作者关系等文艺理论的基本场域，对于文本阐释的合法性、有效性等问题进行重释，其中蕴含着深刻的自主性的文论话语建构意图，同时，它也逐渐超出了文学理论的范畴，开始向一般阐释学的领域探索和深化。

　　（一）阐释学基础理论的研讨

　　张江以对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的反思为契机，提出了一系列阐释学的理论构想和主张，继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阐释逻辑论之后，他提出了阐释的正态分布理论，“阐释是无限的，同时又是收敛的。阐释因开放而无限，因有限而收敛。作为一对相互依存的共轭变量，两者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决定的积极关系，而非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的消极关系。时下流行的理论主张对文本的阐释无标准可言，阐释只能绝对开放，文本具有无限意义。无论何种文本，只能生产有限意义，而对文本的无限阐释则约束于文本的有限之中。区别于‘诠’与‘阐’的不同目标及方法，π清晰地呈现了‘诠’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标准正态分布清晰地呈现了‘阐’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在当代纷纭的学术话语中，张江的主张鲜明地体现出了逻辑化、科学化的理论立场，这对于我们长期以来盲目追随西方时髦的理论思潮无疑是一剂清醒剂。阐释是各种张力的冲突、构建与平衡，其中有作者意图与文本的表达之间的张力、有文本的意义与读者期待视野之间的张力、也有着同一文本在不同语境和时空中呈现所展示的张力，阐释学正是在这种张力中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力。南帆从历史性的角度对张江的正态分布理论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在采用正态分布描述各种阐释观点获得接受的概率时，数学语言的抽象性滤掉了社会历史范畴，因此，概率无法说明为什么另一些偏执的文本阐释可能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突然地成为正统，并且形成特殊的效应。因此，必须穿过数学语言的帷幕，持续地追溯社会历史范畴，探寻是何种历史土壤促成了现代阐释的急速发育。朱立元则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差异的角度对于以正态分布来论证公共理性的方法提出了商榷，他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时应该谨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以定量分析为基础，部分社会科学也需要一定的定量分析作为工具，而人文学科则不必。”周宪注意到文学阐释中公共含义的特殊性，“‘公共’首先应意指文学研究的学科或学术共同体，还应包括一般文学读者公众，因为文学文本的阐释不仅是给学术共同体看的，亦包括普通读者，此乃文学批评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所在。它与科学不同，科学只有科学家共同体而没有观众。”王宁和刘成纪考察了阐释界限的合法性，王宁认为，“阐释应该有一个限度，如果阐释走上了极端，那就必定远离作品的原意而导致过度的阐释。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过度阐释也具有某种合法性，但是要区分有效的阐释与过度阐释”。刘成纪则指出，为阐释划界，更多涉及的不是人的认识，而是阐释对象为人而存在的价值。从中国传统经学阐释学看，实现这种价值的主体不是阐释者，而是权力和制度，这为建基于公共理性的公共阐释提供了一种异化形式。在阐释学领域，共识的达成往往预示着阐释的终结，就此而言，它最好是一个永远悬于未来的方案。

　　（二）阐释学与当代中国学术话语构建

　　阐释学不仅是一种文学或哲学的基础理论，更重要的，它是一种反思我们当代社会科学的视角，借助阐释学的眼光透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可以提升我们学科建设的自主性。张政文分析了当代历史书写中的三种虚无主义阐释典型及其根源，他认为：“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以‘粘贴式阐释’、‘病历式阐释’和‘戏说式阐释’为典型，导致历史书写真实性歪曲、真理性遮蔽、知识性丧失。究其失误之根源，在于历史书写中理论转场失败，进而导致强制阐释。”邓安庆认为，文学阐释学必须向哲学阐释学过渡，“能够化解我们传统之‘古今问题’的诠释学，显然不是传统的方法论诠释学，而是伽达默尔意义上的存在论诠释学。传统方法论的诠释学已是我们古代文化中的强项之一，我们缺乏的恰恰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存在论诠释学。因此，所谓‘创建中国诠释学’的本来之含义，就是要实现诠释学从方法论诠释学向存在论诠释学的转变。只有实现了这一转变，我们的文化才具有现代意识。”吴晓明认为，解释活动中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从根本上制约着一切学术在其中展开的基本方式：“解释学定向上的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则首先意味着：从主观有限性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无论这种束缚是任意性还是知性反思，是抽象的观念还是意识形态的幻觉。”

　　（三）以文学阐释学推动文论话语创新

　　阐释学在当代学术发展中之所以成为显学，就在于它通过对一系列基础命题的反思，为各个学科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尤其是在文学理论领域，阐释学相关问题的研讨为我们看待传统的文论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李春青提出：“根据近年来文学理论演变的整体趋势以及学理逻辑来看，走向阐释学或许是未来文学理论发展的方向，至少应该是可能的出路之一。走向阐释学的文学理论在思维方式、言说方式、言说指向和研究对象等方面都与传统的文学理论具有根本性差异。”高建平特别强调了文学阐释学中作者意图的重要性，阐释是一个回溯的过程，从文本可以看到作者意图的预设性存在。从作者意图到作品文本的意义，再到读者感受理解时所形成的意味，经历了双重生产的过程，要从生产活动的过程性来理解意图、意义、意味三者的关系。张福贵认为，“阐释主体的权利”提醒我们可以有对于文学史进行个人性阐释的可能，这使我们此前苦心探讨的文学史观问题得到了一种逻辑上的支持：现代文学如何从一种意义概念重回时间概念，具有思想和内容的开放性。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公共理性最核心和最恒定的内涵只能是人性和人类性，无论是审美评价还是思想评价，都不能忽视这个基础和底线。丁国旗考察了文学视域中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的关系，“在文学视域下，文学的独创性、开放性、超越性使个体阐释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凸显的意义。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学凭借其阐释的特殊品性在这一构建过程中将会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赖大仁提出“本体阐释”作为一个文学阐释论的完整命题来看的三层含义：一是作为文学批评的“本体阐释”，要求确切理解和把握文本自身的含义；二是作为文学理论建构的“本体阐释”，要求文学理论归依文学实践；三是作为文学本体论意义的“本体阐释”，反对“去文学化”的“非文学阐释”现象，重新找回文学的本体意义价值。

　　四、中外经典文论的阐释与研究

　　我们对中外经典文论的探讨，不只是一种学理的传承，更重要的是以当代的眼光对其进行重构与阐释。在对经典文论的阐释中，始终包含着历史与逻辑两个维度，只有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才能唤醒经典文论的生命，与当代进行对话。

　　（一）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中国传统文论是我们进行文论建构的源头活水，中国古代文学从语言、内容、美学风格上都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创作，我们对古代文论进行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回复古代文论的命题，而是要结合当代的人文语境开出新意。

　　党圣元考察了明代诗话的文体观念，明代诗话作为历代诗话及明代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极为丰富的文体史料，其中所体现的文体观念包括本色与当行、拟体与效体、得体与失体、定体与大体、唐宋诗之争与唐宋体之辨、初盛中晚与四唐辨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与一代有一代之文体、诗派与体派等诸多方面，形成了系统的文体学理论体系。周兴陆反思了现代“龙学”的理论基础，他提出，学界更多是依据自西方而来的“纯文学”观念对《文心雕龙》作出较多的批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对“以西释中”模式曾有自觉的警醒，但“龙学”界缺少这种理论的自觉，导致文体论研究畸轻畸重，出现了一些阐释和评论上的偏颇。“龙学”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大文学”观而不是“纯文学”观。汪涌豪、王涛对文论研究史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体系是借鉴域外理论观念，辅之以对传统史料的搜集整理，在中西兼容的阐释与诠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天然被规定了必须处理好“古今”与“中西”两对矛盾。在实际展开过程中，无论“别异”还是“求同”的研究如今都倍感滞重，它们或仅停留在具体名言的疏通、诠释甚至古文今译，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碎片化”趋势；或远离传统文论的潜在特质，而流于对外来理论的因循比附。寇鹏程考察了“感物说”与文学地理学的关系，提出中国的“感物说”强调“心物感应”，由此建立了文学和外在地理环境的亲密关系，早期“感物说”所感的主要是外在世界的政教风化，“感”的是一种“国家地理”。魏晋以来，“感物说”所感的重心则变成了“自然地理”，自然美得到了大发现，这是审美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外国文论研究

　　外国文论是我们当代文论建构的重要借鉴，这不仅是因为，当代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过程是伴随着西风东渐的历史进程而进行的，更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理论建构，我们都需要立足于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之上进行创造。

　　陆扬对新历史主义批评进行了反思与重释，他认为，新历史主义批评所反对的不是“旧历史主义”对过去的客观记述，而是要张扬价值判断，就此而言，文学的普遍性未必高过历史。傅修延对西方的叙事传统进行了回顾，梳理西方叙事传统的形式渊源，须从虚构化倾向、流浪汉叙事、向内转倾向以及讽刺与反讽等重要因素入手。张进、张同德对特拉维夫学派文论体系的综合性进行了探讨，认为这对于中国文论学派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该学派理论渊源可追溯到俄苏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英伽登现象学文学作品论、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以及小说修辞学。王嘉军对当代西方文论的伦理转向进行了考察，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西方当代文论尤其是法国理论、北美批评、精神分析、创伤理论等领域迎来了一场“伦理转向”。“伦理转向”既与历史现实相关，也是对于形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功利主义等思潮的反拨。江飞对雅各布森的神话诗学进行了再探讨，雅各布森的神话诗学研究综合运用了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方法，一步步扩大了“神话”所植根的场域。从文学文本到文化文本，从个人的生活情境到民族的历史情境，最终建构起立体的神话诗学体系。

　　五、由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的领域和方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引起了各个领域深刻的变革，这催生了一系列文论研究的新的方法和领域。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由人工智能、图像等新的媒体形式带来的文论研究领域的更新；二是由大数据、网络微评、创意写作等新的社会内容带来的文艺理论研究视角和方法的更新。

　　（一）新的媒体形式带来新的研究领域

　　近年来，人工智能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影响逐渐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热点，刘方喜提出，从马克思研究“怎样生产”的“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看，当今人工智能开启了文艺全自动的“机械原创”时代，由此引发的划时代革命将现代文化大众化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而西方文化研究基于电视等技术的“消费观念学”等旧范式，已无法充分解释由此引发的文艺新现象。单小曦认为，当文艺智媒成长为“类人主体”和人类交叉出“后人类”后，“文艺家个人创作依然存在，但从智媒生产方面看，文艺家个人创作行为随时可能成为文艺智媒叙事中的故事脚本，个人创作的功能也由体验、反思、欲望表达、消遣娱乐变成了提供数据和供应文本片段。在文艺价值方面，当前人工智能文艺研究所默认的各种人文主义价值观都可能破产，一种超人文主义、超人类主义的价值观可能得以建构。”

　　随着影音等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我们逐渐进入了“读图时代”，多种媒介形式的混合深刻地改变着传统文论的研究领域。汪正龙思考了图像时代的文学变异现象，他提出，图像时代的到来催生了新的文学类型，也改变了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图像摆脱了对叙事的依附地位，出现了越来越多文图合一的复合文本，它们追求可知性与可视性的对等性；特别是一些自媒体视频挣脱语言、文字甚至声音的束缚，展现了独立叙事的可能性。杨向荣提出，在传统的图文关系观念中，当图与词共处于同一场景中时，彼此大多呈现互补、互证和互释的关系，但当我们以这种观念去审视某些文本时，我们的传统经验却遭遇到颠覆和解构，图与词在描述同一事物时会呈现出悖论，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图与文的关系。

　　（二）新的社会内容催生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艺理论也出现了一些交叉学科与新的研究领域。我们处在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数据与人文的结合催生了数字人文的研究，李天检讨了当前国内运用数字人文的方法研究文学的不足：“第一，理论探讨远胜实证研究，真正运用数字人文方法进行文学研究还远远不够; 第二，统计方法与模型设计的原创性较弱”，并提出：“数字人文方法的应用并非单一存在，它的适用性使它适用于结合其他文学批评方法，跨学科地组合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的有机体。”顾春芳考察了微评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她提出，“微评所显现的被解放的大众话语，为了彰显个体对于主流话语的对峙，会有意无意地渲染其反叛的主体意识和鲜明的个性色彩。”我们对待微评，要为了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艺术本身。如果没有这个愿景的实现，所有形式的评论都会在速朽的文化狂欢中销声匿迹。创意写作也是近年来的一个新兴领域，葛红兵、王冰云尝试从身体实践出发，提出一个创意写作学的本体论纲，“在创意写作学视域中，创意是人自我实现的根本性实践活动，人只有把自己领受为创意实践者时，他才可能真正领受自己的生命本质并以其为基本原则来追求其自我完成，写作由此被理解为主体对其创意本质的一种领受和实现活动。”

　　综观2020年的文艺理论的研究，可以看到，伴随着自主意识的增强，我们在文论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对之前的理论命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反思，这种反思呈现出鲜明的当代性，我们所构建的主体性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食洋不化，而是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这种创新是立足于新的时代精神之上对古今中外一切理论成果的吸收与重释，当代中国文论应当在开放的视野中确立起自己的主体性。

    （作者：马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