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进入新时代，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对引领社会思潮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学界对社会思潮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总的来看，新时代社会思潮“引领范式”研究进一步推进，而“治理范式”相关研究也开始发端。社会思潮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联愈加紧密，社会思潮研究的场域在不断拓展，对此进行梳理，有利于推动社会思潮研究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思潮/研究范式/治理

   作者简介：邵二辉，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社会思潮传入中国，并且对人们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学界公认的关于社会思潮研究范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影响范式”，始于20世纪80年代；另一种是“引领范式”[1]，形成于2007年并持续至今。近几年来，社会思潮研究的“治理范式”开始凸显，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同。社会思潮研究范式的转换与我国社会发展所处阶段及历史方位密切相关。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思潮“影响范式”研究依然存在，主要聚焦于一些新兴社会思潮的影响及其应对；“引领范式”研究也在持续推进，主要集中于社会思潮传播中出现的新特点、新趋势及体制机制的研究；“治理范式”开始出现并在快速回应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社会思潮“引领范式”研究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

　　进入新时代，“引领社会思潮”研究体现出新的特点。对社会思潮新形态、新特点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实践逻辑、运行机制等进行了深化，对引领社会思潮的方法路径、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推进。通过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成果进行搜索发现，每年都有数项以“引领社会思潮”为题的包括重大成果在内的立项项目，其中项目名称出现频次较多的词汇为“引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特点”“新动向”“网络社会思潮”等，明显体现出“引领范式”的研究热度及主要关注点。

　　1.关于社会思潮的新形态、新特点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拓展。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网络成为社会思潮传播的一个主要渠道。在网络上，碎片化的传播更加具有快捷性，虚假错误的信息更加难以辨别。因此，对社会思潮的新形态、新特点的研究较为集中，力图在全面把握社会思潮新形态、新特点的基础上实现更有效的引领。如佘双好指出，社会思潮呈现出与社会舆论相互影响促进、零星化和碎片化、感性化和生活化、相互渗透相互糅杂等特点。[2]周莹莹指出，网络社会思潮注重依托素材和目标放大宣传、注重成长策略和传播方式、关注组织状况和思潮对象等。[3]总的来看，经由网络平台传播的社会思潮，注重通过熟人圈子和草根文化进行传播，注重运用情感渲染等方式影响公众心理，将错误思潮与正确内容杂糅在一起让受众难以快速辨别真假，内容更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方式更具隐蔽性和去中心化。这些对社会思潮新形态、新特点的研究更加关注社会思潮传播过程中的自我包装与传播路径，社会思潮与新的技术条件相结合、与特定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相契合，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社会思潮之所以能够传播并发挥影响的关键所在，因而可以为有效引领提供实践指导。但是总体来看，对于新时代条件下、网络环境下社会思潮传播并发挥影响的规律等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2.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实践逻辑、运行机制等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党的十八大以前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研究，但是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对如何实现这种引领的研究需进一步推进。进入新时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关键环节、内在机理、实践路径等问题的研究有了明显进展。有研究者指出，要通过社会内生性困惑的深入思考、通过工作机制的构建和优化来实现引领。目前已有研究应当进一步分析引领机制的构成要素、内在机理和影响因素及其形成、结构和运行框架的宏观建构。从已有成果来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关键环节方面的研究有所推进，但要解决目前亟须面对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打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3.关于引领社会思潮的方法路径、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以来，社会思潮的传播路径、影响方式等发生了明显变化。新媒体已成为人们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人们不仅通过便捷的移动客户端接收信息，同时也更为频繁地实现与网络信息的互动，使自己成为信息传播链条上的一个节点，参与到信息的传播与生成过程中。在信息接收与传播的方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社会思潮的传播已经进入多维立体的情况下，如何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信息传播中引导方向、凸显价值，是引领社会思潮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因此，学界关注到这种环境的变化，研究新媒体环境下引领社会思潮的方式方法、体制机制等，为有效引领社会思潮提供了遵循。首先，关于引领的路径方法。邓卓明、税强指出，可以通过坚持正确导向、把握意识形态规律、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增强宣传思想工作活力等五大路径引领社会思潮。[4]其次，关于引领的体制机制。毕红梅提出，要创新新媒体健康发展的管理机制，包括健全新媒体舆论的法律法规，加强新媒体的监控和管理等。[5]也有研究者对引领动力机制、保障机制，以及完善制度供给、促进制度执行等方面进行了关注。

　　“引领范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近几年的研究中更是凸显出研究范式的转换动力问题。多数研究者都对新的国际国内背景、新的科学技术条件和新的思想文化传播特点之下社会思潮的传播进行了关注，在部分研究成果中也提出单一的应对方式和路径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失灵的现象。要应对社会思潮出现的这些新态势、实现更为有效的引领，就必然会涉及社会思潮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何从源头上解决错误思潮的影响、如何发挥引领合力、如何依法依规进行引领等，这就使得社会思潮研究向着“治理范式”转换。

　　二、社会思潮研究的“治理范式”开始凸现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首次使用了“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之后，社会思潮研究的“治理范式”正式开始发端。对社会思潮治理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能够呼应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同时更有助于解决当今社会思潮引领中面对的一些问题和难题。彭庆红等提出，社会思潮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提出应该进一步加强社会思潮治理的基础性研究和操作性研究。[6]

　　1.关于社会思潮治理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关于社会思潮治理基本内涵的研究是“治理范式”的核心问题，要解决的是“社会思潮治理是什么”的问题。2014年3月，习近平同志针对“治理”作出了相应阐述，指出“治理”与“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因此，部分研究者也围绕这一界定展开了社会思潮治理的相关探索。其中，李洁指出要把社会思潮纳入法律的调整视野，发挥法律的事前引导、事中规范、事后惩戒功能。[7]邓卓明指出，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工作应融入全面依法治国大局，树立社会思潮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意识。[8]也有研究者指出应具备“预防为主”的社会思潮治理思维，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和管理权。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对社会思潮治理这一核心概念的探索，为如何实现社会思潮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

　　2.关于社会思潮治理的相关实践研究。这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社会思潮传播内容、多元主体、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关注。邓卓明指出，要发挥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综合作用实现社会思潮的引领。[9]秦在东等提出，应该构建一元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思潮协同治理格局，采用“硬治理”与“软治理”相结合的社会思潮治理方式。[10]也有研究者对社会思潮传播内容的综合治理、培育良性社会心态等方面进行了关注。

　　同样，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几年的立项成果来看，关于引领社会思潮的合力研究、网络及自媒体环境下社会思潮的新动态等方面的研究开始出现。从目前已经掌握的文献来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思潮治理的基本内涵、社会思潮治理的路径方法的初步探索等方面，而对于社会思潮治理更深层次的基本理论问题少有涉及，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社会思潮的治理研究刚刚发端，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对社会思潮治理的内涵及外延问题尚且缺乏清晰的界定，需要在实践的进一步推进中去不断探寻。虽然相关研究较为稀少且并未深入到一定程度，但是从目前的社会实践、思潮态势和研究趋势来看，社会思潮研究必然向“治理范式”的方向转换。这一方面是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会思潮在我国新的历史方位上所面临的各种新形势、新挑战呈现出的更为复杂的面目所决定的。

　　1.已有研究的特征。第一，从已发表文献的纵向线索来看，学者们对引领社会思潮的研究呈现出持续深入的态势。从社会思潮的引领到治理，体现出学界对社会思潮自身规律性内容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同时对社会思潮传播并发挥影响的社会环境和受众群体的把握也在不断拓展。

　　第二，社会实践与社会思潮研究范式转换之间有明显的联动效应。自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之后，关于社会思潮的研究进入“引领范式”，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首次使用了“社会治理”概念，之后开始出现“治理范式”的相关研究，紧密围绕着当前社会主题展开相关研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以不同的研究范式来解决现实中遇到的挑战，具有极强的问题意识。在最新研究成果的指导之下，近几年来在实际工作中愈加重视社会思潮引领的顶层设计及制度完善，对引领的方向、主体愈加明确，这些实践领域的新尝试与研究范式的转换之间有着紧密联系。

　　2.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第一，进一步提升“治理范式”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作为2013年之后开始发端并且近几年才开始有学者提出并初步探讨的“治理范式”，不管是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待提高。目前的少量研究都是浅尝辄止，其根本原因在于对“社会思潮治理”这一全新命题的基本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只有对“社会思潮治理”的核心目标、基本内涵、主要原则等相关理论有了更为清晰的界定之后，“治理范式”的研究才能继续推进。

　　第二，拓展引领社会思潮实践研究的场域。引领社会思潮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持续变化的环境中、在众多思潮的碰撞中、在回应社会疑惑的应对中、在实现引领的总结和反思中显现有效引领。尤其需要不断探讨如何在媒体变局中增强引领的影响力，在受众变化中强化引领的针对性，在思潮纷涌中提高引领的话语权等问题。这些引领社会思潮的实践变化就需要继续拓展和深化社会思潮研究的“治理范式”，对社会思潮治理面临的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形成一批高水平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从“治理”的基本内涵出发，对如何从源头上实现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如何以法律法规的介入来解决网络社会思潮传播的一些乱象并塑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如何在引领中区分不同对象的个性化特征等等问题的相关研究都有待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