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围绕朱光潜《诗论》三个重要版本的序与跋深入分析其诗学贡献，在梳理朱光潜本意基础上对学术界种种误读加以澄清。在“中西互为体用”的比较诗学方法基础上，通过互相比较、互相阐释、互相发现，朱光潜将科学与人文、西方诗学与传统诗论完美融合起来。他在王国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外提出“同物之境”和“超物之境”，这并非另起炉灶，而是注入了科学分析精神，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诗境”。诗境是情趣与意象的契合，是由主客二元到化解对立的“有差别同一”，这和传统诗话随感式的“无差别同一”不同。

　　关键词：朱光潜；诗境；情趣与意象；中西互为体用；王国维；莱辛

　　作者简介：宛小平，安徽师范大学朱光潜暨皖籍现代美学家研究中心教授（芜湖241003）。

　　基金：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朱光潜、宗白华、方东美美学思想形成与桐城文化关系研究”（17ZDA018）阶段性成果。

　　一、《诗论》的重要地位

　　“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1这是朱光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沉淀，对自己著述作的一个冷静估价。《诗论》的初稿也曾是朱光潜1933年回国进北大交给胡适的学术资历的凭证。就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朱光潜给胡乔木的信里还称：“本想寄拙著《诗论》二册，恰遇放假，没有取得存书，只有待三联书店开门的时候，才去取出寄上请教。”2即便是在一生中比较窘迫的抗战时期，朱光潜给好友方东美的信里称：“弟自入蜀以来，人事多扰，所学几尽废，而每日必读诗，惟不敢轻尝试，以自揣力不能追古人也。”3可以说，从少年旁听父教《诗经》始，到桐城中学受宋诗修养很深的潘季野耳提面命;再到留学英国时频繁出入大英博物馆附近书店的一个诗朗诵会，受启发觉得诗要朗诵才是好诗，有音节、有节奏，萌生回国办读诗会的念头;及至在北平寓所创办读诗会吸引北平文人聚集探讨中西诗的兴味;在抗战时期“每日必读诗”;以及晚年翻译黑格尔《美学》时在注释里不忘将西方诗与中国诗作比较，朱光潜对诗浸润之深、爱之深，在中国现当代美学家中无出其右者。

　　在各种艺术形式中，朱光潜始终认为诗是艺术的最高形式，“因为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是一部好戏剧都要当作一首诗看。”(《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4不仅如此，他既受到克罗齐的影响，也可以说和黑格尔对诗的看法一致的一点是：把诗看作语言艺术，美学本质上也是语言学。所以“诗”在朱光潜的美学中往往被赋予最广泛的意义，有时甚至就是“美学”的代名词。

　　《诗论》有三个重要版本。初版一般称“抗战版”，1943年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印行，全书十章，附录《给一位写新诗的青年朋友》，有篇很重要的自序。二版为“增订版”，1948年改由正中书局出版，全书十三章，增收《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上、下)、第十三章《陶渊明》，又添“增订版序”。1984年，北京三联书店重版《诗论》，在保留“增订版”篇幅外又增补了《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和《替诗的音律辩护》两篇，插附于相关章节中，书尾还附了“后记”。《诗论》自问世以来赞誉之声不绝于耳，也有批评意见。肯定的观点自不待言，而对批评观点深究起来，往往是对朱光潜在前后三版的“序跋”提示内容体会不够而不能达到“同情的理解”所造成的。因此，对《诗论》序跋的阐幽发微很有必要。

　　二、“抗战版序”：“替关于诗的事实寻出理由”

　　“抗战版序”有些提示读者如何把握《诗论》线索的重要的话，这些话并未引起批评者足够的重视。朱光潜首先说文艺复兴前一般研究文学理论的著作都称诗学，即便在现代诗学仍是一个主要部门;然后说：“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刘彦和的《文心雕龙》条理虽缜密，所谈的不限于诗。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5

　　这里朱光潜显然把他心目中应该建构的诗学(诗的科学)和传统一般诗论(话、品、式、评)的方法对立起来，并进一步将自己的“谨严的分析与逻辑的归纳”的诗学方法和传统诗论的“综合”“直觉”的方法区分开来，表明“诗学的任务就在替关于诗的事实寻出理由”。寻出“理由”，当然是给诗的“本体”诠释。朱光潜选择了王国维的“境界”作为批判、改造、建构诗学的突破口，原因在于它“似较概括”，不像严沧浪的“兴趣”、王渔洋的“神韵”、袁简斋的“性灵”，这些概括“都只能得其片面”，尚属于克罗齐所说的“文学中叫做雕饰说或修词品类说”。6这种类似的分类不胜枚举，如中国传统豪放和婉约之分;西方古典和浪漫之分。换句话说，美是“整一”，不能将美再分这样美、那样美。朱光潜是接受克罗齐美是不能分类的这一观点的，这也是他说中国传统只有诗话而无诗学的根本出发点。

　　朱光潜从不讳言其《诗论》受到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启发。7不过在朱光潜看来，王国维对“境界”的解释还处于经验层面，笼统、如雾里看花，缺乏哲学(科学)精神。这和中国古代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一样，虽有价值，但多是在经验之上立的“品类”，还是如同克罗齐所称的在哲学上无任何价值。因此，朱光潜对《人间词话》中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发难：认为王国维所举“泪眼问花花不语”包含“移情作用”。而移情作用就是凝神观照，其结果是物我两忘，应该是“无我之境”(忘我之境)，何以要称“有我之境”呢?另外，他认为王国维“无我之境”的实例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这些都是诗人在冷静的回味中所得的妙境(王说的“于静中得之”)，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所以是“有我之境”。于是，朱光潜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诗境的分别：“与其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似不如说‘超物之境’和‘同物之境’，因为严格地说，诗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都必须为自我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泪眼问花花不语’，‘徘徊枝上月，虚度可怜宵’，‘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都是同物之境。‘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兴阑啼鸟散，坐久落花多’，都是超物之境。”8

　　对于朱光潜重新提到“同物之境”和“超物之境”的诗境分别，学界基本都不认同，尤以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里的质疑为代表。司马长风说：“贴切传神。‘同物’、‘超物’容易导入误解，而所言皆‘物’，既不见‘人’又不见‘我’。用来谈文学，殊不适当。”9其实，朱光潜不是要推翻王国维的诗境说，而是认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之区分还显得笼统，诗境的准确定义应该是：意象与情趣的契合。

　　朱光潜对“诗境”的这个重新界定贯彻了科学的分析精神，它实际有“关系项”：主观和客观，情趣和意象。这就便于展开分析：情趣的意象化和意象的情趣化，主观的客观化和客观的主观化。朱光潜反复强调情趣和意象是“往复回流”，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并非主客单向度关系。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朱光潜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传统情与景的关系范畴(情景交融)，使之转化为以“趣”为发轫点的“情趣”和“意象”融会合一。这里的“趣”是受了梁启超“趣味说”的影响，但由于有对应“意象”的关系项，其科学的分析就得以展开。这样，诗境就不是单靠一个单一的“情感”或“意象”，而是“情趣”和“意象”的二元(主客)辩证互动结构。诗境的产生一方面需要外生的意象，另一方面又需要内生的情趣，没有内在情趣来融化和灌注这外在的意象，意象往往是“零乱破碎”。反过来说，即便我怎样在情趣里过活，如不能把这情趣附丽到具体的意象上去，也是空的。这样来看，朱光潜并不否认诗境最终要达到“物我两忘，物我同一”。不过，这种“同一”是“情趣”和“意象”、“主观”和“客观”化掉了的“差异的同一”。近来有学者只主张美是“意象”，虽然也将这种“意象”解释成有“情”蕴含的“象”，但这种解释无异于退回传统“无差别”主客同一的诗境说(王国维也属此说)。这种观点自认为摆脱了主客二元的对立，顺应了现代哲学颠覆主客二元(对象化思维)的存有论，指向澄明的一元境界。但事实上，这种观点恰恰消解了朱光潜努力通过科学分析深化王国维诗境说的精神，结果是用人文代替科学，把人文和科学对立起来了。在笔者看来，《诗论》之比《人间词话》对诗境的理解向前多走了一步，恰恰体现在科学分析的精神上。忽视了这一点，对朱光潜《诗论》的评骘就可能文不对题。

　　其二，朱光潜认为每个人所领略到的景象都是他性情的返照。这个“返照”则大有深意。他认为美感经验不是平面单向度的，而是立体双向度的。一方面，立体情趣要投向客体意象(移情);另一方面，客体意象又引诱主体情趣(内模仿)。两者是互逆双向的“返照”系统。在这种互逆双向的返照系统中，也就有了深浅不同的“境界”。朱光潜说的“同物境界”显然相对“超物境界”要低一些，但并非说它一定不能达到“胜境”。至少就诗人和一般人的美感经验来说，诗人更趋向于“沉静中回味”(超物之境)。朱光潜还就这种分别说了这样意味深长的话：“一般人和诗人都感受情趣，但是有一个重要分别。一般人感受情趣时便为情趣所羁縻……诗人感受情趣之后，却能跳到旁边来，很冷静地把它当作意象来观照玩索……感受情趣而能在沉静中回味，就是诗人的特殊本领。一般人的情绪有如雨后行潦，夹杂污泥朽木奔泻，来势浩荡，去无踪影。诗人的情绪好比冬潭积水，渣滓沉淀净尽，清莹澄澈，天光云影，灿然耀目。”10可见，朱光潜不满王国维“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分别，觉得严格说来“诗境”是离不开“我”的，倒不如用“同物之境”和“超物之境”，尤其是“超物之境”更能表现诗人在“冷静回味中”所达到的“境界”。

　　朱光潜在《诗论》第三章“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里，还就王国维提出的“隔”与“不隔”发难。《人间词话》第四十则原是这样说的：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鹅，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销英气”，则隔矣。11

　　朱光潜肯定王国维指出一个前人未曾道破的分别，但认为没有详细说明理由，还停留在随感式的表述方式上，因而须用情趣与意象关系来作科学分析方才达“学”，所以说：“依我们看，隔与不隔的分别就从情趣和意象的关系上面见出。情趣与意象恰相熨帖，使人见到意象，便感到情趣，便是不隔。意象模糊零乱或空洞，情趣浅薄或粗疏，不能在读者心中现出明了深刻的境界，便是隔。”12

　　对于朱光潜这个新界说，叶朗认为“有可商酌处”。也就是说，王国维“并不是从‘意象’与情趣的关系上见出，而是从语言与意象的关系上见出。”13其实，叶先生这个说法虽言之成理，但朱光潜以情趣和意象的契合关系来进一步分析和说明“隔”与“不隔”，显然在“学理”上深入了一层。况且，朱光潜《诗论》的第四章就是专门来讨论“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实际上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分析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如果考虑到朱光潜在第四章里创造性地提出 “情感思想和语言是一致”的表现论，就能体会到他的“诗意、寻思与修改”更为细致入微地剖析了“语言与意象”的复杂关系。因此，朱光潜对“隔”与“不隔”的新界说并不是推翻王国维的结论，而是深化对其结论的认识，是用情趣(主)和意象(客)作二元分析结构更清晰揭示“隔”与“不隔”的诗境特质。

　　三、“增订版序”：“科学的分析”

　　朱光潜在1947年《诗论》的“增订版序”里称本打算“再写几篇凑成第二辑”，但因事重，就把新写的《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上下两篇以及《陶渊明》这一个案研究先增补进《诗论》。

　　对于中国诗由古体向近体演化的分析，朱光潜后来曾作这样解释：“《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后来走上律的道路，作了一些科学的分析。”14这里所谓“科学的分析”，当然是就普遍性而言的。也就是说，朱光潜想通过音与义的关系寻求各国诗歌共同的“离”与“合”的普遍公式。在他看来，诗歌进化史应分作四期：(一)有音无义时期。此时期最原始，诗和乐尚未分开。(二)音重于义时期。诗融化音乐以及语言，词皆可歌可颂，音乐为主，语言为辅。《诗经》时代和乐府初期大抵属于此期。(三)音义分化时期。也可以说是“民间诗”演化为“艺术诗”时期。文人诗重点发生变化，由歌调转到歌词，语言和音乐渐渐分离。乐府递化为古诗，标志已过渡到第三时期。(四)音义合一时期。文人诗既然与乐曲分开，却又要有节奏音调的变化，于是不得不在歌词和文字本身的音乐上下功夫。语言的节奏和音乐形式化的特点便显现出来。齐梁后律诗的出现是第四期发端的征兆。

　　“赋自诗出”(《文心雕龙·诠赋》)，自当真言，然“赋”对诗的影响似在朱光潜之前尚无论者。朱光潜揭示律诗两大特征即意义的对偶和声音的对仗形成无不是受到“赋”的影响。此言一出，令人茅塞顿开，中国诗由古体向近体演进中实乃词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朱光潜的这些看法还是遭遇了一些不同声音的反对，如章启群在《百年中国美学史略》中对朱光潜《诗论》有这样一段评价：

　　朱光潜本人对于自己这些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并非没有意识。他晚年认为自己最有价值、最有原创性的著作是《诗论》，而不是这些关于西方美学的评述性文字。然而，现在看来，《诗论》同样也只是用中国的诗歌作为例证，介绍了西方的一些艺术理论。虽然它在中国诗歌的音律、节奏等方面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同时，它对中西诗歌的不同特点进行了一些比较和讨论，在诗歌理论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在总体上，《诗论》没有提出中国美学重大的理论问题。因此，《诗论》无论如何不能属于中国美学方面的著作，只是一部诗歌理论著作，而且是一部以介绍西方文艺思想为主要线索的诗歌理论著作。同时，从《诗论》可以看出，朱光潜对于中国美学的理解与宗白华有着不小的距离，并没有抓住中国美学的本质和精髓。15

　　既然章启群肯定了朱光潜在诗歌音律、节奏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在诗歌理论上具有一定的价值”，那怎么又说“但在总体上，《诗论》没有提出中国美学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难道科学地揭示律诗如何起来，律诗起来在对偶和声音的对仗均受“赋”的影响，这还不能算是中国诗歌的重大理论问题?其实，章启群这种表述上的前后矛盾，源于他认为日本中江肇民用“美学”意译Aesthetics(感觉学、直观学)——这个汉语的译法才揭示了东方文化的内在精神，才叫“中国美学的”。至于朱光潜以科学眼光审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就不能算是“中国的”，只能算是“西方的”，“是一部以介绍西方文艺思想为主要线索的诗歌理论著作”。

　　如果说朱光潜要摆脱中国传统随笔和偶感式的诗话、诗式的表述方法，注入西方分析的学理精神的系统性，这种注入西方“学”的精神是在诗学理论中立于基础地位，那么章启群这番话倒有些合理性。即“Aesthetics”还是应该立在“(科)学”基础上，它的确是西方的，不是中国的。但是，朱光潜这种通过注入西方学理将中国传统诗话提升到诗学的努力难道不是更加丰富了中国诗歌的形成吗?使之如同朱光潜说的不是“雾里看花”。说到底，朱光潜的这种“中西合璧”诗学理论的建构是建立在“Aesthetics”应该是共同人性这一基础上的，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非此即彼”的“中国的”“西方的”。

　　“增订版”在最后一章讨论了一个诗人“陶渊明”的个案，并在“序”里表示还想写些类似的文章。初看上去，这一章和前面内容在体例上不合，然而仔细想想朱光潜素来主张人格即人学的观点，借讨论陶渊明人格与其学问的关系，不就是将前面章节的学理落在了实处?从一定意义上说，朱光潜心目中的陶渊明人格是非儒非道非释(不落一边)，而是亦儒亦道亦释。这当然不同于陈寅恪“外儒内道”和后来李泽厚“内儒外道”对陶公人格的概括。朱光潜自己的室名就取自于陶潜诗句“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独游，欣慨交心”(《时适》)中的“欣慨”两字。人生既有欣喜，又有悲慨。有道，则持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所谓“入世”态度;无道，则退而求道家的“隐”(但不是避俗)，积蓄力量为将来征服现实作准备。朱光潜的座右铭“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就如同陶渊明“打破了现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关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与物以及人与我的分别都已化除，只有一团和气，普运周流，人我物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各徜徉自得，如庄子所说的‘鱼相与忘于江湖’。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趣更丰富;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这种物我的回响交流，有如佛家所说的‘千灯相照’，互映增辉”。16

　　因此，我们不能把“陶渊明”这一章和前面十二章分割开来，诗人的创造不过是人生世相的情趣返照。朱光潜在“增订版序”里透露他本想再写这样的文章辑成第二部，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想这第二部是通过人物的个案研究来展示《诗论》里面的原理在实践中人格化的体现。

　　四、“后记”：中西互为体用的方法

　　朱光潜《诗论》在1947年版之后一直到1984年中间没有单独印行过。在1984年“后记”里，他除了表示《诗论》是过去著作中“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之外，还说“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这种中西相互印证、相互阐释的比较文学方法，朱光潜用得最早，也最熟练。这以《诗论》第七章中讨论莱辛《拉奥孔》最有代表性。

　　朱光潜举出莱辛“举世公认”的贡献：一是对诗画同质说“笼统的含混”作了“近于科学的”清洗。二是“在欧洲是第一个人看出艺术与媒介(如形色之于图画，语言之于文学)的重要关联”，“莱辛在一百几十年以前仿佛就已经替克罗齐派美学下一个很中肯的针砭了”。三是“莱辛讨论艺术，并不抽象地专在作品本身着眼，而同时顾到作品在读者心中所引起的活动和影响。比如他主张画不宜选择一个故事的兴酣局紧的‘顶点’，就因为读者的想象无法再向前进”。同时，他也批评莱辛：其一，“他对于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其二，莱辛依“艺术美模仿自然美”这个信息推演出“美仅限于物体”，而诗根本不能描写物体，则诗中就不能有美。其三，莱辛虽然注意到艺术作品和媒介的联系，但他没有注意到后来像克罗齐所说的艺术的“整一性”问题，结果将“诗”与“艺术”对立起来了，只承认艺术有形式的美，而诗则只能是“表现”(指动作的意义，与美不能有直接的关系)。其四，莱辛夸大了诗与画的界限。其五，莱辛对于山水花卉翎毛的轻视不符合中国画的创作旨趣。其六，莱辛说诗一定不能描写并列的事物也过于绝对。

　　我们从朱光潜对莱辛《拉奥孔》的赞扬和批评中见出一种“中西互为体用”的比较文学方法：既非“中体西用”，又非“西体中用”。莱辛对诗与画同质说的“笼统的含混”作了“近于科学的”清洗，这种“科学”精神恰恰也是朱光潜试图对中国传统“诗话”“诗式”清洗的方法。对于莱辛主张诗一定不能描写并列的事物的观点，朱光潜却说：“在事实上，莱辛所反对的历数事物形象的写法在中国诗中也常产生很好的效果。大多数写物赋都用这种方法，律诗与词曲里也常见。”17他举出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以及王维《使至塞上》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诗句为证。

　　可见，朱光潜在“后记”里揭示的是一种“中西互为体用”的方法。许多学者不是用“中体西用”就是用“西体中用”来评判朱光潜的比较诗学观点，自然会陷入误区。故常有人以中国传统讲的“言有尽而意无穷”质疑朱光潜，认为他一方面批评王国维太重“显”，没有注意到诗的妙味恰恰在于“隐”;另一方面又在《诗论》第四章里步克罗齐后尘把思想和语言看作是一回事，那这个“隐”又如何表达呢?朱光潜不赞成“意在言先”“意内言外”，使得传统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内容发生改变，18这不是否定了言不尽意的传统说法了吗?

　　对此，我们在《诗论》(第四章)里明明白白看到：“我们把情感思想和语言的关系看成全体和部分关系，这一点须特别着重。全体大于部分，所以情感思想与语言虽平行一致，而范围大小却不能完全叠合……但是情感思想之一部分有不伴着语言的可能……情感中有许多细微的曲折起伏，虽可以隐约地察觉到而不可直接用语言描写。这些语言所不达而意识所可达的意象思致和情调永远是无法可以全盘直接地说出来，好在艺术创造也无须把凡所察觉到的全盘直接地说出来。诗的特殊功能就在以部分暗示全体，以片段情境唤起整个情境的意象和情趣。诗的好坏也就看它能否实现这个特殊功能。以极经济的语言唤起丰富的意象和情趣就是‘含蓄’、‘意在言外’和‘情溢乎词’。严格地说，凡是艺术的表现(连诗在内)都是‘象征’(symbolism)，凡是艺术的象征都不是代替或翻译而是暗示(suggestion)，凡是艺术的暗示都是以有限寓无限。”19

　　不难看出，朱光潜诗学的中西比较方法是“中西互为体用”的一种方法，体与用是不能分离的，无用即无体，无体也即无用。文化常常是互为影响，互为融合的，中西诗趣各有优长，借用贺麟先生的一句话：“这叫做以体充实体，以用补助用。”20显然，朱光潜这种“中西互为体用”的比较诗学方法不同于“西体中用”和“中体西用”的方法。

　　余 论

　　朱光潜在“增订版序”里曾提到“原想将来能再写几篇凑成第二辑”。的确，他后来陆续写了《诗的难与易》《诗的严肃与幽默》《诗的普遍性与历史的连续性》《诗的意象与情趣》《诗的格律》《诗人与英雄主义》《谈中西爱情诗》《诗的无限》等篇，遗憾的是时局的变化使得朱光潜将这些文章辑入第二辑的愿望落空了。

　　虽然上述篇目没有收入《诗论》的三个版本里，严格地说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但毕竟这些文章透露了一些在《诗论》里语焉不详而更明确的表述。如《诗的难与易》突出传达的难，将诗的要素分作“(一)情趣(二)意象(三)语言三事”。这实际是把原来《诗论》的第三、第四章合在一起来讨论了。这也是我前面提到有些学者只注意到第三章诗境是情趣与意象的契合这一部分，而没有注意到表现及语言的传达部分的一章。这篇文章讨论的视野有助于避免读者的误解。再如《诗的无限》一文，对中国传统诗境有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命题，不是像《诗论》里以“全体”与“部分”关系来分析，而是以“常数”与“变数”来分析。朱光潜说：

　　但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仍是一个人人都要承认的事实。这话与“言外之意毕竟是言中之意”显然互相矛盾。要了解这矛盾所由起，我们才能了解诗与科学或哲学的分别，也才能了解诗的本质。问题还是在“达”字的意义，大约说来，“达”有两种，如果拿数学术语来说，一种“达”只有“常数”(constant)，一种“达”含有“变数”(variable)。只有常数的“达”，言者与读者所了解的意思有一部分叠合(即所谓“言中之意”)，有一部分参差(即所谓“言外之意”)，其所以参差的原因在言与读者的资禀经验修养的不同。21

　　总之，无论是纳入“语言”和“情趣”与“意象”合而论之，还是提出“言有尽而意无穷”里包含“常数”与“变数”，都体现了科学(普遍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西方和传统的统一。朱光潜《诗论》之所以有这种视界，得益于他写《诗论》时已在情绪化的激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有着历史的透视“距离”。这使得他不像胡适等人以反传统发难者的面目出现，也不像旧学究缺少“五四”新文化科学精神的洗礼。可以说，他的《诗论》在西方和本土、西诗与中诗之间找到了一个以“中西互为体用”方法所建构的比较诗学的平衡点，这使这本著作在中西比较诗学中相互阐释、相互印证、相互发现，成为既具有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又不失中国传统文论底蕴的里程碑式的经典。

　　注释

　　1．朱光潜著，宛小平推荐：《诗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343页。

　　2．《朱光潜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734页。

　　3．《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72页。

　　4．《朱光潜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49页。

　　5．朱光潜著，宛小平推荐：《诗论》，第7页。

　　6．朱光潜给克罗齐《美学原理》中所用“修词品类”(rhetorical categories)一词的注释是：“修词学在欧洲从古希腊到现在都是一门重要的学问。修词学者喜欢把作品风格分类，古今中外皆然。我们只要记起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之类文学批评要籍，就可以明白修词品类的重要性。在欧洲情形亦复如此。克罗齐承认这些品类名目在经验上有它们的方便，但是否认它们在哲学上有任何价值。”克罗齐：《美学原理》，朱光潜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81页。

　　7．朱光潜在《答香港中文大学校刊编者的访问》里称：“王国维写过一本小书《人间词话》，我从中受到很多启发。”《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652页。

　　8．朱光潜著，宛小平推荐：《诗论》，第56页。

　　9．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香港：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第337页。

　　10．朱光潜著，宛小平推荐：《诗论》，第60页。

　　11．王国维：《人间词话》，谢维扬、房鑫亮主编，傅杰、邬国义分卷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73页。

　　12．朱光潜著，宛小平推荐：《诗论》，第53—54页。

　　1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19页。

　　14．朱光潜著，宛小平推荐：《诗论》，第34页。

　　15．章启群：《百年中国美学史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1页。

　　16．朱光潜著，宛小平推荐：《诗论》，第265页。

　　17．朱光潜著，宛小平推荐：《诗论》，第151页。

　　18．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59页。作者称：“但朱光潜对语言与思想同一(也与感情同一)的接受，却使传统对语言的轻视(所谓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等)有所转变，他通过‘内含语言’与‘外显语言’的同一和连续的论述，实质上否定了言不尽意的说法。”

　　19．朱光潜著，宛小平推荐：《诗论》，第89—90页。

　　20．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53页。

　　21．朱光潜：《诗论》，《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