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智库经历百年发展至今，在数据库资源及共享、智库的使命和价值观设计、智库的网络和联盟建设、智库的产品种类及呈现形式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年来受政治环境和科技革命等因素的影响也出现了新变化、新趋势。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智库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重视，有关中国研究的机构、学者和成果也越来越多，但研究过程中不理性、不客观的言论和立场也有出现。跟进了解美国智库的中国研究现状，知己知彼，有利于在前进道路上做出理性选择。

　　关 键 词：美国智库/知华派/一带一路/中国研究

　　作者简介：吴田，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32）。

　　美国智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时代，一方面，第二次工业革命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机会窗口，一批大企业、大城市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国家治理制度的缺陷形成了突出矛盾，各种政治、社会问题激增，改革呼声强烈。这样的时代背景催生了现代智库的雏形，持不同观点和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有识之士纷纷发起并建立不同的社会团体、研究机构，针对各种社会问题向国会和政府提出解决方案，推行自身的政治主张。至今全球知名的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10年)、政府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1916年，系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前身)、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19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21年)都是在这一时期发端。

　　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综合各方面指标，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智库强国。美国智库无论在数量、类型、地域、资金流向的分布，还是在单个智库的规模、人员结构、研究领域和运营模式等方面都基本趋于稳定，研究美国智库对国内新型智库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黑天鹅事件”频出导致对智库作用的质疑声四起，借此反思智库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也有利于在国内智库研究和建设的热潮中保持冷静。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中国问题成为全球智库关注和研究的一大热点，美国智库的中国研究的现状及观点如何，值得探讨。

　　一、美国智库：运行特点与发展变化

　　美国许多智库的名字都耳熟能详，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RAND)、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胡佛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等。其中大多都曾经或仍在扮演着美国政府重要智囊的角色，在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美国智库的运行特点

　　美国智库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由规模不等、专业不同、价值取向各异、来自不同类型的智库组成的智库方阵”。①在这一方阵中，非营利组织是最为典型、也是最为常见的智库组织类型。这一类型的组织运营需要严格遵守《美国国内税收法典》(US Internal Revenue Code)中501(C)(3)条款的有关规定，同501(C)条款中的其他类型的组织(共有28个类别)不同，501(C)(3)涉及的组织具体有三大类：公共慈善机构、私人基金会和私人运营基金会，与其他免税实体相比，这三类组织获得的最独特的优待条件是对捐赠的免税。通常而言，公共慈善机构等非营利组织的捐赠主体可以是个人、公司、政府或其他慈善机构，在这些主体捐赠的款项中，最多可以获得50%的税收减免。此外，部分州也会对501(C)(3)组织免征销售税和财产税。与这些优惠条件相对应的，501(C)(3)组织也受到法律的严格管制，包括组织中任何的个体都不可借助组织来谋利，更不能分割组织的资产和收益；此外组织的各类活动都要保证不干预政治和选举。②由此，大多数智库都会在官方介绍中明确表明自己的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政治中立性。但在实际运行中，难免会面对各种冲击和挑战。美国智库需要为其产品寻找“买主”，为其资金来源寻找“金主”，迎合决策者的“口味”和满足“金主”的需求，都是难以避免的。与此同时，“旋转门”机制带来的卸任后进入智库工作的前任政府官员难免会带有其自身已有的政治立场和人脉关系。因此智库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在现实中都难以保障。

　　具体来看，针对美国智库运行特点的分析，学术界和智库界已产出许多成果，本文在此便不再面面俱到，而是挑选其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几方面要素进行评价。

　　1.智库的数据库资源及共享

　　数据库资源是智库的宝藏。建立所在专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库，不仅可以服务于本智库的研究，也可以通过开放共享带动整个研究领域的水平提升。美国智库在数据积累和数据库建设方面的重视程度很高，数据库的建立可以是在“小切口”领域的深耕，但要绝对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和代表性。

　　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EPI)位于华盛顿特区，是一个目标明确的小型专业化智库，专注于研究经济趋势和政策对美国工薪阶层的影响。EPI认为，每个劳动者都应该得到一份有公平报酬、医疗保健和退休保障的好工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EPI对美国就业的经济状况和相关政策进行研究，并基于政府数据建立了“美国工作状态数据库”(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Data Library)，为研究人员、媒体和公众提供了关于美国劳动力的即时、便利和全面的数据。用户只需在研究成果中进行科学规范的标注便可以免费使用其数据。③位于伊利诺伊州的美国哈兰学会(Heartland Institute)是世界领先的自由市场智库之一，使命在于发现、发展和促进自由市场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学会拥有名为PolicyBot的在线数据库和搜索引擎，④包含了来源于约300个自由市场智库和倡导团体的3.2万余份报告和评论的全文，在越来越多的国际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这一资源优势，学会每月向全美的公务人员、商业领袖和公民发放三份政策性报纸——《预算与税收新闻》《环境与气候新闻》和《学校改革新闻》。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的迈斯麦提卡政策研究中心(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一直从事政策评估工作，并在美国境内开展了第一个社会政策实验——新泽西负所得税实验(The Negative Income Tax Experiments)。⑤中心坚持用严谨的方法收集和分析高质量的定性和定量数据，并且会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数据科学和分析的定制服务，具体包括：数据分析设计，数据集成、管理、验证，数据可视化等内容。⑥华盛顿特区的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WRI)以“让伟大想法成为现实”(Making Big Ideas Happen)为口号，重点关注为减少贫困、发展经济和保护自然系统必须应对的紧迫性的全球挑战。为此，WRI将自己的数据和研究成果免费开放，使用户能够基于此创建自己的产品、进行自己的分析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为了支持这一愿景，WRI承诺开放数据的三个关键原则：“数据应该免费公开许可，允许任何人使用、共享和修改；数据应该易于访问和下载，全面描述，机器可读，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维护；数据应该是完整的和有重点的，以便其他人能够测试和检查。”⑦

　　由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美国智库非常重视在研究过程中积累和使用数据资源，坚持高质量研究源于高质量数据的理念；并且智库建立的数据库基本都是向社会免费开放的，鼓励大众合理应用这些数据资源产出更多有意义的成果以回报社会发展和进步。

　　2.智库的使命与价值观

　　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其使命或者宗旨是其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也是其价值的体现，智库也不例外，共同的价值观是智库全体成员为实现其使命而认可和推崇的基本信念。美国的智库在设立自身的使命和价值观方面都较为用心，用精练的语言高度概括智库的使命，不仅可以帮助智库成员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工作目标，并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可以使外界对智库有一个更加形象和具体的认识，了解其主要研究方向以及基本主张和立场。

　　位于密歇根州的阿克顿研究所(Act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Liberty)以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勋爵(John Dalberg-Acton，1834-1902)的名字命名，他最著名的观点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受其关于自由与道德之间关系论述的启发，阿克顿研究所将其使命设计为“促进建立一个以个人自由为特征，以宗教原则为支撑的自由和道德并存的社会”。⑧哥伦比亚大学的地球研究所(Earth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是一家自然科学领域的高校智库，坚持“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合作、教育、影响”的集合(Science+Collaboration+Education+Impact=Sustainability)的价值观，利用知识制定政策，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诸多在环境、资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的挑战。⑨

　　这些精炼且具有号召力的使命或价值观的表述，首先有助于智库组织有效且准确地招揽到具有共同价值观和认同感的成员，“道不同不相为谋”，各路人才在决定加入该智库前，势必会权衡自身能力、素质和价值观是否与组织相契合；其次有助于智库内成员迅速树立共同的目标，认清个体在组织实现其宗旨的进程中的定位；再次有助于广大社会公众监督智库工作的方向和成效是否与其公开的价值观、使命或宗旨相符合，有助于智库在所处的国家和社会环境中获得威望。

　　3.智库的网络和联盟建设

　　“国内网络”和“国际网络”的建设都是智库发挥影响力的重要路径。美国的智库以小规模、小体量为主，专职研究人员数量不多，上百人规模的智库在美国已属大型。因此建立机构间、专家间的协作网络成为美国智库运营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方式。

　　东西方研究所(EastWest Institute，EWI)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多元化网络型智库，通过在代表政府、军事、商业和民间社会的全球领导者和有影响力的人物之间建立新的联系、推动有意义的对话，以便在世界各地建立信任和防止冲突。相关实践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EWI主办了北约和华约组织国家之间的首次军事对话，增进了美苏之间的信任和理解。⑩在物理意义上，EWI分布在各大洲的办公室连接着全球不同的专家和领导者，从而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知识库来支持其项目工作。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焦点外交政策项目(Foreign Policy In Focus)是一个“没有围墙的智库”，联系着全球600多名学者、倡导者和活动家的研究和行动，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和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也致力于使美国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全球伙伴。(11)国际私企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CIPE)的办公场所涉及全球，在50多个国家开展130多个项目。CIPE积极与当地商业领袖合作，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解决方案扩大相关企业包容性增长的机会。(12)国家安全商业主管组织(Business Executives for National Security)是由450多名企业和行业高管自发建立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他们以自己的时间和专业技能，应对国家安全领域的挑战。(13)

　　网络的建立可以拓展智库的工作范围，提升智库的工作效率，充分利用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相关资源开展本领域的研究和推广研究成果，提升智库的影响力和行动力。

　　4.智库的产品种类及呈现形式

　　智库产品是智库思想的载体，也是智库发挥影响力的重要依托，美国的智库多是通过推广自己的产品来倡导自己的思想。由此，产品的类型、质量、呈现形式往往直接影响着决策者的关注度和采纳度。

　　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是一家关注美国面临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挑战的小型但颇具影响力的智库，其产品种类丰富，面向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和公众等广泛的人群。研究所创办了一本始于1957年的世界事务《奥比斯(季刊)》(Orbis：FPRI's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为相关领域学者提供发声平台。智库的研究类成果还有电子笔记系列(E-Notes)、课堂脚注系列(Footnotes)、地缘政治：FPRI博客系列(Geopoliticus：The FPRI Blog)、费城公报系列(The Philadelphia Papers)、研究报告和专著系列、国会听证会证词系列、存档出版系列(Archived Publication Series)等。(14)以“大胆、创新、两党”(Bold.Innovative.Bipartisan)为主题词的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致力于围绕国防、安全等相关领域开展开拓性、创新性的研究，基于此，其研究成果的种类也相对多元和新颖，除传统的研究报告外，还包括国会证词、评论、博客、视频和播客等，此外智库还有一系列文章是专门为下一任总统及其竞选团队提供安全议程建议的。这其中视频和播客类的多媒体产品比较有特色，在传统的文字类成果的基础上为受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以随时随地关注和获取智库的产品。(15)2017年，中心还与21世纪福克斯公司(21st Century Fox)联手推出了CNAS-21CF系列电影，与政策专家和民选官员围绕21世纪福克斯公司有关国家安全和退伍军人问题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展开讨论。位于佐治亚州的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是一个面向新一代年轻人、寻找未来领袖的行动性智库，为此，其提供的产品也比较符合年轻一代的偏好。基金会出产的视频系列生动有趣，例如名为“常识”的系列短剧通过简短的视频、喜剧化的台词和有趣的苏格拉底人物动画形象从古典自由主义的角度对流行的问题和重要的概念进行阐释；“自由的故事”系列影片则是以历史上推动自由主义发展进程的人物为主角，制作的一系列叙事短片。(16)

　　鉴于美国智库大多以慈善机构的性质存在，寻求各种机构和个人的资金支持，寻求决策者和广大民众的关注，都是美国智库生存发展的必需。因此，成果形式的丰富性、多样性和产品的创新性、精美性是美国智库相对普遍的一种优势。

　　(二)美国智库近五年发展变化及原因

　　近五年来，美国智库的数量基本呈现饱和状态，根据詹姆斯·麦甘(James G.McGann)团队《全球智库报告》的统计，美国智库数量在近年来一直维持在1800余家，(17)进入内部整合阶段。但与此同时，与智库数量趋于稳定相伴随的是其影响力的停滞不前，尤其与近年来中国等国家智库的蓬勃发展相比略显疲态。

　　1.政党轮替影响智库作用发挥

　　智库的发展一方面同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美国实行总统制，每四年举行一次大选，每次换届都伴随着政府班底的大换血，涉及变动的官员达4000余人，新任总统组建的执政团队有相当数量是来自其青睐的智库，而上届政府卸任的官员也多会到智库从事研究工作，这种智库学者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角色转换，就是美国智库广为人知的“旋转门”机制。因此在美国，总统的个人偏好、政策观点导向、对智库的态度和支持程度等都会影响到智库阶段性的发展态势。

　　美国的主流思想流派向来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之争，大多数美国智库是没有党派属性的(nonpartisan)，但是有其思想流派的差异。相较而言，从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到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从自由派占主导向保守派占主导的转变。特朗普上任后，以美国保守派大本营著称的传统基金会等智库明显比从前受到了更多的重用，也是这一轮政府换届中的最大智库赢家。2016年，传统基金会发布了第7期《领导人的职责》(Mandate for Leadership)系列报告，确定了新任总统(特朗普)一入主白宫就可以采取的具体行动方案，截至11月，传统基金会共完整发布了该报告的三个部分：《平衡蓝图：2017年联邦预算》《改革蓝图：2017年新政府的全面政策议程》和《新一届政府蓝图：总统的优先事项》，(18)为新政府提供了实施保守主义的全套步骤。

　　特朗普上任伊始便削减了对智库的经费支持，许多联邦政府资助占比较大的智库，例如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等都因此而受到了影响，至少会面临一段预算不确定时期。此外，特朗普政府的决策过程基本是封闭的，政策重点具有分散性和不可预测性，智库难以在短期内给出有见地的、可靠的分析，并且特朗普走马灯式地更替内阁成员，更是让智库工作无从下手。特朗普的一些个人属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总统与智库原有的互动方式，使得智库咨政建言角色的重要性受到严重打击。(19)

　　尽管特朗普的执政方式给智库带来了挑战，但善加利用的话智库的影响力并不会削弱。智库影响决策是要通过应对不同权力层级的人员来实现的，当前美国政治中广泛的权力分配、分裂的党派格局恰好为智库分散其影响渠道，针对分散的决策者个体施加影响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智库可以把更多的关注力转移到广大美国公民身上，向更广泛的受众传播智库的研究成果和相关信息。如果能够得到重视和认同，这也会成为其增加融资收益的一条渠道。(20)

　　2.科技革命改变智库运营战略

　　智库的发展另一方面与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息息相关。近五年来，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核心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处于由导入期向拓展期转变的关键阶段”。(2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统智库面对着多重考验和挑战，而美国智库作为全球智库大军中的“领头羊”更是首当其冲。

　　首先，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得单纯依靠研究质量和研究能力取胜的智库丧失了优势，学术界和智库界的荣耀之路已经越来越分道扬镳，仅依靠“慢工出细活”“十年磨一剑”的研究耐力对于智库而言已经难以在近五年的快节奏中脱颖而出，智库一方面要抓住热点、重点、痛点，迅速产出一些有价值、有水平的产品；另一方面也要学会推销和宣传，使得自己的产品和观点得到决策者等客户的青睐。

　　其次，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智库的“竞品”迅速增多，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一个智囊，甚至这个个体可以是虚拟的、是机器。许多趋势性的、舆情检测性的甚至是预测性的研究分析工作都可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并且在时效性、数据丰富性等方面都占有更大优势。

　　最后，近年来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投资者和捐赠者更愿意把资金投入到技术性产品领域，对智库生产的智力性产品的投资力度降低，而美国智库对非政府财政资金的依赖度较高，经费大多来自个人、公司或其他慈善机构的捐赠，因此这一趋势使得智库需要将精力更多地转移到管理战略、沟通和运营策略、融资渠道等方面的创新上。

　　二、美国智库的中国研究

　　美国智库按照研究领域进行划分有一个重要的类别，那就是地域性研究智库，例如美国印度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乔治城大学当代阿拉伯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ab Studies，Georgetown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伊比利亚—拉丁美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Iberian and Latin American Studies，Chicago University)、伊朗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 for Iranian Studies)、韩国经济研究所(Korea Economic Institute of America)等，这些智库对于美国了解相关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风貌，发展与相应地区的关系，制定相关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美国智库中与中国研究相关的机构、项目、平台和成果越来越多，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美国智库“知华派”学者也越来越多。

　　(一)美国智库中的“中国中心”

　　中国问题向来是美国智库关注的焦点之一，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和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对华战略日渐碎片化、具体化，(22)美国智库对中国的关注进一步提升。这其中，有些智库建立了亚洲问题或者是更加聚焦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有些智库设立了中国问题的研究项目或者是数据平台，有些智库推出了中国问题研究的系列成果。

　　早在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便作为一家独立的基金会成立，致力于亚洲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关注中国文化的研究。1955年，哈佛大学现当代中国研究学者费正清(John K.Fairbank)教授又设立了“东亚研究中心”，现今更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以突出其在中国问题和汉学研究领域的专业性地位。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日渐密切，美国智库建立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也日渐增多。布鲁金斯学会设立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Thornton China Center)，并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即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3)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开设了亚洲项目(Asia Program)，并同样在清华大学设立了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作为项目的一部分。(24)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夏威夷设立了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 CSIS)，关注东盟国家的相关问题。(25)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下设有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Kissinger Institute 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并会定期推出中美关系月报等研究产品。(26)胡佛研究所不仅拥有中国现代史档案馆珍藏的重要的历史档案，还有自2002年1月起公开发行的电子季刊杂志《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专门针对中国主流媒体上发布的官方或知名学者的重要议题和观点进行观测和整理。(27)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成果中专门按照地域进行了分类，其中在亚洲区域板块下便有专门针对中国的栏目。(28)此外，密歇根大学的李侃如—罗睿弛中国研究中心(Lieberthal-Roge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Michigan University)，(29)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30)夏威夷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oa)等，(31)这些高校中设立的专门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也在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讨论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美国智库中的“知华派”学者

　　从这些美国智库中脱颖而出了许多著名的“知华派”学者，他们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及美国对华舆论走向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2015年1月15日，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课题组完成的《美国知华派评估报告》在京发布。报告选取美国高校、智库、政府及军方的158名“知华派”专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在2003-2013年这十年内的观点，并从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三个维度进行评估，(32)遴选出了20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同年5月27日，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定定在《瞭望智库》发文遴选了十位涵盖“老中青”三代的“中国通”。(33)8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左希迎在澎湃新闻上发表专栏文章“探微美国研究中国外交的新一代”，(34)列举了近十年来获得博士学位的12位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并指出这些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值得国内学界和政界的关注。

　　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遴选出了35位美国智库中的“知华派”学者——“知华三十五人”，(35)遴选的主要依据有：第一，过去五年中在相关领域有过发声，因此例如费正清等已辞世的著名学者不在本文的遴选范围内；第二，曾经(或现职)有过在智库的工作经历，如果仅拥有政府官员工作经历，则不在本文的遴选范围内；第三，综合考虑学者的年代分布和研究领域分布的多元化和代表性。

　　美国智库的“知华三十五人”(按英文名首字母排序)

序号	姓名(英文)	中文名	(曾)任职智库	主要研究领域
1	Andrew Erickson	艾立信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军事和外交政策
2	Andrew Mertha	毛学峰	康奈尔大学	公民行动、中国政治
3	Avery Goldstein	金骏远	宾夕法尼亚大学	国际关系、安全、中国政治
4	Barry Naughton	巴里·诺顿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中国经济
5	Bates Gill	季北慈	布鲁金斯学会	国际和地区安全、军事
6	Bonnie Glaser	葛莱仪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台海问题
7	Bruce Dickson	狄忠蒲	乔治·华盛顿大学	中国政治
8	Charles Freeman	傅立民	美中政策研究基金会、美国大西洋理事会	中国外交、中美关系
9	Cheng Li	李成	布鲁金斯学会	中国政治
10	David Dollar	杜大伟	布鲁金斯学会	中国经济、中美经济关系
11	David Lampton	大卫·兰普顿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中美关系
12	David Shambaugh	沈大伟	乔治·华盛顿大学	中国军事、政党、中欧关系
13	Douglas Paal	包道格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外交与安全、台湾问题
14	Elizabeth Perry	裴宜理	哈佛燕京学社、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中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和政治
15	Evan Medeiros	麦艾文	兰德公司	国家安全
16	Ezra Feivel Vogel	傅高义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和政治，汉学
17	Harry Harding	何汉理	弗吉尼亚大学	中美关系
18	Iain Johnston	江忆恩	哈佛大学	中国历史、文化
19	J.Stapleton Roy	芮效俭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中美关系
20	Jeffrey Bader	杰弗里·贝德	布鲁金斯学会	中美贸易、能源问题
21	Jessica Chen Weiss	白洁曦	康奈尔大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中国政治、中国外交、民族主义
22	Ken Lieberthal	李侃如	密歇根大学、布鲁金斯学会	中国政治、中美关系
23	Melanie Hart	韩美妮	美国进步中心	中国能源与环境问题
24	Michael Glosny	郭达安	美国海军研究生院	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
25	Michael Swaine	迈克·史文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国家安全
26	Oriana Skylar Mastro	梅惠琳	乔治城大学	中国军事战略
27	Richard Bush	卜睿哲	布鲁金斯学会	中美关系、台湾问题
28	Robert Ross	陆伯彬	波士顿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中美关系
29	Robert Sutter	罗伯特·萨特	乔治·华盛顿大学	中美关系
30	Scott Harold	斯科特·哈罗德	兰德公司	中国外交政策、东亚安全
31	Scott Kennedy	甘思德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中国政治、中国经济
32	Susan Shirk	谢淑丽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中国政治经济学
33	Susan Thornton	董云裳	外交政策研究所	中国外交、中美关系
34	Taylor Fravel	傅泰林	麻省理工学院	中国的安全战略和领土争端
35	Tom Christensen	柯庆生	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哈佛中国与世界项目	中国外交、联盟政治和亚洲安全

　　上表中呈现出的这些“知华派”学者大多为自己取了一个具有辨识度的中文名，讲一口流利的中文，经常往返于中美两国，亮相于各大中美问题相关论坛活动。例如傅立民曾任尼克松访华期间的首席翻译，后担任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和蒙古国事务办公室主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副馆长、助理国防部长等职务；李侃如曾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助理、亚洲政策资深主任，曾当选奥巴马政府中国顾问团成员；芮效俭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包道格曾任中央情报局亚洲事务高级专家、老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助理兼亚太事务资深主任；谢淑丽曾任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务卿助理，主管中国事务；麦艾文曾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罗伯特·萨特曾任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情报官、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局中国科主任等。(36)这些人都在美国对华态度走向和对华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凭借自身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直接影响国家决策。2019年7月3日，在中美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封标题为《中国不是敌人》(China Is Not an Enemy)的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国会成员的公开信，由傅泰林、芮效俭、迈克·史文、董云裳和傅高义5人领衔撰写，其他95位美国学术界、外交政策界、军队以及商业界的资深亚洲及中国问题专家联合署名，共计100人。(37)公开信从7个方面论证为什么把中国塑造成美国的敌人对美国不利，这在美国国内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引起了极大反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7月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就信中的理性、客观声音和观点表示了肯定。2020年初，面对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100名中国学者联名在“外交学人”(The Diplomat)网站发出致美国各界人士的公开信，呼吁两国搁置分歧，共同抗击疫情。(38)对此，4月3日，美国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 at UC San Diego's School of Global Policy and Strategy)联合发表题为《拯救来自美国、中国和全球的生命》(Saving Lives in America，China，and Around the World)的声明，近百位美国专家学者呼吁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开展合作，葛莱仪、杰弗里·贝德、韩美妮、谢淑丽等学者都在其中。(39)

　　从年代分布来看，上表中的“知华派”学者横跨了“老中青”三代，基本体现了美国学者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年的研究历程。以傅高义为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代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便开始学习中文，研究中国问题，在信息还非常闭塞的年代凭借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细致入微的资料搜集完成了多部影响至今的著作。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下，李侃如、兰普顿、卜睿哲、何汉理、包道格等学者涌现，不仅关注的领域更加广泛、对中国的理解更加深入，而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力也极大增强。这些学者一方面在各大高校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或者项目中从事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大多通过美国重要智库，或直接担任总统顾问，影响决策。而柯庆生、谢淑丽、江忆恩为代表的中生代学者也早已在各自的领域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时至今日，一批在2000年之后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例如麦艾文、郭达安、梅惠琳、白洁曦等已经崭露头角，在专业度和细分性更强的研究领域贡献智慧。从研究领域来看，这些智库型学者的关注点仍主要集中在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等几个传统方面，对经济问题、环境和能源问题近年来的关注度提升。在相关研究成果中，老一代和中生代学者的视角相对更加宏观，观点比较温和，多关注战略层面和国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新生代学者关注的议题则更加具体，技术性和专业性更强，论证的学理性和逻辑严密性更强，有时对中国读者而言，其观点也显得更加犀利和刺眼。

　　三、美国智库的“一带一路”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一直受到世界各主要国家政府、智库、媒体以及民间的广泛关注，美国也不例外。虽然美国不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也没有签署相关的战略协议，但美国智库却一直密切关注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和走向。从奥巴马向特朗普政府的过渡进程中，不同阶段也或多或少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基本经历了从观察、观望到研究、应对的方向转变，(40)态度则是经历了从漠不关心、产生兴趣到负面应对的演变过程。基于对近年来美国智库相关成果的梳理，负面观点一直是主流。

　　奥巴马政府时期，在智库的建言下对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采取的是一种消极抵抗、漠不关心或者委婉拒绝的态度，扮演着一种观察者、观望者的角色，但以抗拒的立场为主。2017年特朗普政府接任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项目的初见成效，美国政府开始释放积极信号，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了积极认同的态度。2017年6月，卡托研究所的一份题为《“一带一路”：为什么特朗普应该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计划》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应当分享其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可以通过开放资本市场，放宽进口壁垒，让更多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和经商，同时应当解决美国的担忧，更加强调‘一带一路’的经济目的，而不是其它，更加注重私人投资和参与，而不是政府和国有企业。”(42)同年10月，卡托研究所的另一份研究报告“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为什么美国应该欢迎中国的经济领导”中再次重申这一观点，并指出中国政府可以成为推动自由贸易和支持区域经济伙伴关系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而对此，美国自身的资源和声望并没有受到威胁，因此美国可以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成为促进日益重要的亚太地区贸易和繁荣的成功伙伴。(42)这些都体现出当时的美国愿意尝试通过“一带一路”寻找经济上的合作和发展机会。

　　但随着特朗普执政的逐步深入，其自身的商人特质和其所坚持的“美国优先”路线突显，试图提升美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竞争力，并同时降低其承担国际领导责任的成本，这一态势的转折点出现在2017年12月特朗普发布的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里面第一次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认为中国有争夺全球领导力的雄心，即中国正在寻求“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成为全球领导者”，并且考虑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队之一，报告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正在准备与美国在全球层面上展开竞争，争夺领导者地位。自此以来，美国国内智库和学界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和政策争论显著升温，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寻找应对措施。

　　2017年12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亚太地区安全展望》(CSCAP Regional Security Outlook 2018)中的一部分以《“一带一路”去向何方》为题，明确判断“中国已经崛起为一个真正的全球经济和军事强国”，同时这份报告指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三方面缺陷：缺乏明确目标，没有任何绩效标准，以及没有一个时间表。(43)2018年1月25日，全美亚洲研究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NBR)的罗兰德(Nadège Rolland)(44)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主题面向美国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进行发言，他指出：“一带一路”的无形表现，与实实在在的物质进步同等重要。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不仅加强了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的形象，还与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建立了多层次的政治、经济、教育、工业和安全网络，播下了在未来重塑欧亚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的种子。毕竟，“一带一路”的成功主要在于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及其在世界关键地区可能占据的主导地位。面对此，罗兰德给出的建议是：美国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上与中国进行接触或合作，或将能说服中国改变其设定的道路方向；同时应更系统地指出“一带一路”存在的问题；此外美国还可以制定替代方案，并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进行协调以实现这些方案。(45)传统基金会的杰夫·史密斯(Jeff Smith)在其文章《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战略意义和国际反对》中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重塑沿线地区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近来面对国际社会的反对声音不断增强，美国作为表达重大关切的国家之一需明确“一带一路”建设为其带来的新挑战和风险，并就如何应对达成共识。他认为美国没有必要直接与“一带一路”竞争，而是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推动更透明的地区互联互通新愿景的实现。为此，史密斯向美国政府提出了11条政策建议，以缓解“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利益构成的挑战。(46)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丹尼尔·克里曼(Daniel Kliman)撰文态度鲜明地指出“不要被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愚弄”，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对受援国构成了缺乏透明度、不可持续的财政负担等多达七方面的挑战，美国必须想办法应对这一挑战。(47)在他与拉什·多西(Rush Doshi)等人合写的评估报告《为“一带一路”打分》中，“‘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倡议，而是推进中国地缘政治野心的核心工具”的观点得到了再次重申。此份报告对与中国“一带一路”相关的主要挑战进行了概括，并挑选了拉丁美洲、欧洲、非洲等七大不同地区的十个案例进行了探讨，指明了“一带一路”日益关注数字化所带来的忧患。最后，报告还提出了一份评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检查清单。(48)

　　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出现，美国智库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愈加尖锐，基本呈现出负面态势。2018年底，外交政策研究所斯科特·摩尔(Scott Moore)在《为什么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偏离轨道的》一文中列举了“一带一路”存在的经济、政治和环境风险。他指出，项目中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中国国有银行，这些银行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并受益于消费者的高储蓄率，但随着贸易战的爆发，这些机构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政治不稳定的威胁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邻近国家也日趋严重。而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项目正在加剧原本便已严峻的所在地的资源压力。(49)

　　除了这些态度鲜明、立场坚定的观点陈述性研究报告之外，美国智库还有一类具有突出特点的研究成果便是具有技术性和量化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美国进步中心推出的《“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报告便是一份内容翔实的投资指南，内附动态的互动地图详细展示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投资地点、类型和规模，并基于这些数据总结出了投资项目的四方面特点：一是为中国创造了另一种贸易路线，以实现经济渠道的多元化；二是增强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中国贸易伙伴的国内经济活力；三是在地理上集中在已经与中国建立积极双边关系的国家，这些国家清楚地表达了它们的基础设施需求；四是得到中国企业和政府的支持，为实现“一带一路”的总体目标而共同努力。(50)东西方研究所专门设立了“一带一路”倡议研究主题网页，(51)于2018年6月正式上线，汇集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综合数据库，重点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条件和物流。该数据库还附有时间轴和一系列文章，利用这些数据分析“一带一路”如何改变亚太地区和世界。这一实证分析框架旨在为投资者和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的前景和风险打下基础。全美亚洲研究所则是推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简明指南，图文并茂地系统介绍了“一带一路”的背景、缘起和相关基本内容。兰德公司的一系列相关报告则是通过定性和定量的科学分析方法，从交通方式、生物多样性、多边贸易等具体角度切入，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出富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52)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后，2019年6月，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发布了题为《为“一带一路”倡议导航》的研究报告，从美国智库的视角为“一带一路”的未来发展提出了12点具体可行的建议，并就每点建议分别从“如何实施，有何影响和参考案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报告的中文版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翻译并在国内发布。(53)

　　四、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启示

　　尽管美国智库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但研究其运作机制和成果产出，对我国新型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价值，尤其是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的起步阶段。目前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刚刚完成第一个三年发展期，对美国智库进行系统研究，知己知彼，有助于在分岔路口做出正确抉择，在前进道路上少走弯路。

　　(一)注重设计明确的宗旨和使命，突出自身特色

　　特色鲜明、言简意赅、“口号式”的宗旨或使命设计，有利于帮助智库成员加强对所在智库的认同感，有利于形成合力，增强成员的凝聚力；也有利于智库外人员对智库形成更加具体和形象的认识。这方面，国内智库的意识不及美国智库强，大多数智库都没有花足够的心思设计自己的宗旨和使命，或者是设计的内容比较冗长、拖沓，难以让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新型智库下一步的发展建设中，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多花心思，设计出独具匠心的宗旨和使命，不仅追求在中文方面的朗朗上口，也可以对应设计出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外文标语。

　　(二)加强智库的特色数据库建设，鼓励资源共享

　　国内智库目前在数据库的建设和使用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许多智库并非困于没有数据，而是由于眼光过于“高远”，试图建立的数据库大多规模宏大、内容高端，但受现实条件所限，迟迟没有成效。其实从小领域、小切口入手同样可以建立起具有研究和使用价值的数据库。数据库资源不在于广和大，而在于数据的扎实性和权威性，要保证每一个数据的真实可靠，深耕于擅长的领域，积少成多，总会积累形成智库独有的、宝贵的数据库资源。美国智库在这方面的意识比较强，仅是借助某一次课题开展的契机便可以着手积累。例如近两年来美国智库才开始着力关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项目的相关资金数据，持之以恒便可以建立起一个小型专业化的数据库。数据库建立起之后还要注重资源的共享，鼓励全球各地的研究者借助智库的数据开展有意义的研究。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需要配合以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升和相应法治体系的健全。

　　(三)重视智库协作网络和联盟的建设，发挥集聚优势

　　国内新型智库随着建设发展的深入，协作意识、联盟意识不断增强，不同行业的、不同地域的智库联盟纷纷涌现，但目前的模式基本停留在每年共同举办几场论坛的层面，深层次的合作和交流较少。因此，如何借助外部资源，形成高质量、高效率的协作，是国内新型智库下一步需要突破的关键点。目前，许多智库都建立了自己的外聘专家、客座专家团队，以提升自身的研究实力，但是这些外部专家究竟对智库的贡献有多大，对智库工作的参与度有多高，情况并非乐观。因此，如何建立高效互通的智库间和智库人员间协作网络，发挥资源的集聚效应，提升智库的国内外影响力，尤其是未来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和建立工作机制，都将成为国内智库下一步发展的着力点。

　　(四)丰富智库产品的种类和呈现形式，增强感染力

　　智库产品是智库的门面，是让智库外人员在第一时间形象生动地、快速地认识和了解一家智库的名片。智库产品的高质量和产品形式的多样化不仅有利于决策者更便捷、更快速地找到合适的信息，也有利于不同品味和接受程度的广大民众在众多产品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目前国内新型智库的产品种类不断推陈出新，但主流仍然是研究报告、论文、著作等传统产品，少数智库推出了一些视频类、音频类产品。但要达到美国智库这样丰富的产品种类，尤其是根据不同客户需求产出的定制类产品，还需要国内智库工作者的进一步努力和创新。

　　(五)细分研究领域，深耕其中，做实做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至今已经度过了初创时的火热阶段，逐步回归冷静。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应逐步转向研究领域的细分和深耕细作，这方面需要向美国智库取经。美国许多智库在经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沉淀后，延续和保留下来的都是其最为擅长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因此发展至今，保持稳定和活跃的近两千家美国智库基本都拥有着属于自己的细分市场，都有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领。智库的规模无须很大，主要精力需放在组建一支精干高效的精英团队，通力协作，在某一或某几个领域做实做精，持之以恒，产出原创性的代表性成果，而非随波逐流，一味追逐研究热点和眼球效应。能够努力在所在研究领域做到国内领先，甚至全球知名，研究成果得到决策者和大众的认可，这对智库而言便是成功的体现，也应是国内智库下一步追求的方向。

　　总而言之，美国智库历经百年发展，其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产生的问题需要我们规避和反思。面对美国智库在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扮演的角色，面对其近年来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等议题产出的研究成果，我们应当客观理性面对，不卑不亢对待。“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颠覆现行国际体系，都不会谋求建立势力范围。”(54)我们只是向世界提供一种寻求美好、实现梦想的方案，提供一条通向“罗马”的道路。这是新开放时代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应当坚持的，也是中国智库机构应当向全世界表达的。这是责任，也是担当。

　　注释：

　　①沈进建：《美国智库的形成、运作和影响》，《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2期。

　　②参见Foundation Group，https://www.501c3.org/what-is-a-501c3/，2019年6月1日。

　　③经济政策研究所：https://www.epi.org/data/，2019年6月2日。

　　④哈兰学会：https://www.heartland.org/policybot/index.html，2019年6月2日。

　　⑤迈斯麦提卡政策研究中心：https://www.mathematica-mpr.com/news/the-robots-are-coming，2019年6月2日。

　　⑥迈斯麦提卡政策研究中心：https://www.mathematica-mpr.com/services/data-science-and-analytics，2019年6月2日。

　　⑦世界资源研究所：https://www.wri.org/resources，2019年6月2日。

　　⑧阿克顿研究所：https://acton.org/about/mission，2019年6月1日。

　　⑨地球研究所：https://www.earth.columbia.edu/articles/view/1791，2019年6月1日。

　　⑩东西方研究所：https://www.eastwest.ngo/info/about，2019年6月3日。

　　(11)焦点外交政策项目：https://fpif.org/about/，2019年6月3日。

　　(12)国际私企研究中心：https://www.cipe.org/who-we-are/，2019年6月3日。

　　(13)国家安全商业主管组织：https://www.bens.org/about-bens/our-mission，2019年6月3日。

　　(14)电子笔记是涵盖各种新闻主题的定期公告，通过电子邮件和传真分发；课堂脚注是专为教师和学生设计的文章，通常选取自讲座内容；费城公报是一系列篇幅较长的文章，致力于阐明当时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存档出版系列是选取了一些重要的档案、电报、舆情监测成果，围绕重要战略主题进行的研究成果，围绕重要事件选取的成果等进行存档。资料来源：外交政策研究所，https://www.fpri.org/publications/，2019年6月3日。

　　(15)新美国安全中心：https://www.cnas.org/，2019年6月3日。

　　(16)经济教育基金会：https://fee.org/shows，2019年6月3日。

　　(17)James G.McGann,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Report(lst-13th edition),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7-2019.

　　(18)The Heritage Foundation,"Mandate for Leadership:A Comprehensive Policy Agenda for a New Administration," 2016年8月26日，https://www.heritage.org/budget-and-spending/report/mandateleadership-comprehensive-policy-agenda-new-administration，2019年6月3日。

　　(19)J.R.Christopher,"Thinking about Trump:American Think Tanks and Their New Political Reality," 2017年8月17日，https://onthinktanks.org/articles/thinking-about-trump-american-think-tanks-andtheir-new-political-reality/，2019年6月4日。

　　(20)J.R.Christopher,"Thinking about Trump:American Think Tanks and Their New Political Reality."

　　(21)谢伏瞻：《论新工业革命加速拓展与全球治理变革方向》，《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

　　(22)王缉思：《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与中美关系》，《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1期。

　　(23)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官方网站为https://www.brookings.edu/zh-cn/center/john-l-thornton-chinacenter/，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官方网站为https://www.brookings.edu/zh-cn/center/brookings-tsinghua-center/.

　　(24)亚洲项目的官方网站为http://carnegieendowment.org/programs/asia/，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官方网站为http://carnegietsinghua.org/.

　　(25)太平洋论坛的官方网站为https://www.csis.org/programs/pacific-forum-csis.

　　(26)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官方网站为https://www.wilsoncenter.org/program/kissinger-institute-chinaand-the-united-states.

　　(27)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的官方网站为https://www.hoover.org/publications/china-leadership-monitor.

　　(28)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栏目的官方网站为https://www.cfr.org/asia/china.

　　(29)密歇根大学的李侃如-罗睿弛中国研究中心官方网站为http://www.iiumich.edu/lrcc.

　　(30)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官方网站为http://ieas.berkeley.edu/ccs/.

　　(31)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官方网站为https://manoa.hawaii.edu/research/centers/.

　　(32)《外交学院发布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排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2日，第1版。

　　(33)陈定定：《美国智库的十大“中国通”》，2015年5月29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5-05/29/content_35692752.htm，2019年7月3日。

　　(34)左希迎：《谁是未来的李侃如、柯庆生：探微美国研究中国外交的新一代》，2015年8月4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8998，2019年7月3日。

　　(35)“知华三十五人”的遴选一方面结合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献，另一方面也征求了国内多位美国智库研究专家的意见。

　　(36)相关任职信息源自各学者在维基百科、所在机构官方网站等渠道公开的个人简历信息。

　　(37)The Washington Post,"China Is Not an Enemy," Opinions,2019年7月3日，https://cis.mit.edu/publications/analysis-opinion/2019/china-not-enemy，2019年9月3日。

　　(38)The Diplomat,"An Open Letter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00 Chinese Scholars," 2020年4月2日，https://thediplomat.com/2020/04/an-open-letter-to-the-people-of-the-united-states-from-100-chinesescholars/，2020年4月6日。

　　(39)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Saving Lives in America,China,and Around the World," 2020年4月3日，https://asiasociety.org/center-us-china-relations/saving-lives-america-chinaand-around-world，2020年4月6日。

　　(40)曹筱阳：《美国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41)B.Doug,"One Belt,One Road:Why Trump Should Get behi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lan," 2017年6月12日，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one-belt-one-road-why-trump-should-getbehind-chinas-economic-growth-plan，2019年7月6日。

　　(42)G.Colin,"Responsible Stakeholders:Wh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Welcome China's Economic Leadership," 2017年10月3日，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policy-analysis/responsible-stakeholderswhy-united-states-should-welcome-chinas，2019年7月6日。

　　(43)G.Alexander,"Belt and Road to Where?" 2017年12月8日，https://carnegie.ru/2017/12/08/beltand-road-to-where-pub-74957，2019年7月6日。

　　(44)罗兰德是NBR政治与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著有《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战略意义》(China's Eurasian Century?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一书。

　　(45)N.Rolland,"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Five Years Later," 2018年1月25日，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five-years-later/，2019年7月10日。

　　(46)S.Jeff,"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pposition," 2018年8月9日，https://www.heritage.org/asia/report/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strategic-implicationsand-international-opposition，2019年7月10日。

　　(47)K.Daniel,"Don't Be Fooled by China's Belt and Road Rebrand,"2019年4月25日，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dont-be-fooled-by-chinas-belt-and-road-rebrand，2019年7月10日。

　　(48)K.Daniel et al.,"Gra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2019年4月8日，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beltandroad，2019年7月11日。

　　(49)M.Scott,"Why China's Belt and Road Is Off Track,"2018年12月13日，https://www.fpri.org/article/2018/12/why-chinas-belt-and-road-is-off-track/，2019年7月11日。

　　(50)Ariella Viehe et al.,"Investments Alo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015年9月22日，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security/news/2015/09/22/121689/investments-along-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2019年7月11日。

　　(51)美国进步中心：https://www.eastwest.ngo/pillars/belt-and-road-initiative，2019年7月12日。

　　(52)兰德公司：https://www.rand.org/search.html?query=belt+road，2019年7月12日。

　　(53)英文版来自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belt-and-road-initiative；中文版来自重阳金融研究院：http://rdcy-sf.ruc.edu.cn/Index/newscont/id/60044.html，2019年9月3日。

　　(54)引自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详见《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8年4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10/c1122659873.htm，2020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