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和反复，猛烈地冲击着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加速在此之前已经逐步形成的质变聚积，催生着新的国际格局和世界新秩序。然而，在基本和平的条件下，国际格局的根本变化和世界新旧秩序的交替，需要经历多次反复后才能最终完成。中国、俄罗斯、美国和欧盟等主要国际力量正在从指导原则、主要议题、规范机制等方面进行有关的探索和准备。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在合作抗疫中增强了多边主义，但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等，对国际多极化格局和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形成了最大的挑战。因此，分析和研究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有助于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促进当代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国际格局 世界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

　　2019年底和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百年未遇之大疫，截至2020年10月7日，全世界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分别超过3600万例和105万例。①国际社会面临的危机不仅在于生命健康领域，而且还有经济、政治、安全、社会等叠加而成的综合性挑战。

　　全球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催化了世界主要力量对比(即国际格局)在原有轨迹上加速变化，世界主要力量加快重新组合。一方面，美国主导的盟国体系无法应对疫情的挑战，许多盟国友邦不再听从盟主的发号施令，美国在世界上的思想感召力和政治影响力急剧下降。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等战略人士撰文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和美国的国际地位产生深远影响，如果决策者不积极应对，疫情可能成美国的“苏伊士时刻”。②另一方面，中国在抗疫中不但向世界展示了其体制机制优势和强大的应变能力，还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全球防疫抗疫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例如，截至2020年9月初，中国已向32个国家派出34支医疗专家组，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283批抗疫援助，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和出口防疫物资，向世界展示了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守道义的大国形象。③“中俄在新冠肺炎疫情最艰难的时刻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增添了战略内涵”④，为大国合作树立了典范。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就抗疫和全球卫生合作保持紧密联系，展现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意义和全球影响。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思想文化，也在新形势下展现了新的影响。

　　国际格局的变化势必会导致世界秩序的变化。国际格局是世界秩序的基础，世界秩序又会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的反作用，两者相辅相成。俄罗斯前外长伊戈尔·伊万诺夫认为，新冠疫情推翻了有关当前世界秩序的诸多假设，成为二战以来国际政治的重要分水岭。⑥疫情不但加速国际格局的已有变化，并催化新旧世界秩序的过渡和交替。在多极化格局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持续发展和更加积极地走向国际舞台，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掌控的国际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⑦美国“独步天下”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传统大国、发展中大国、中等强国和中小国家集团等共商天下大计，世界卫生组织在协调全球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坚持客观和专业精神，坚决顶住美国的强大压力，这些都反映出历史的进步和时代的变化。但是，国际多极化格局下如何建设和做实世界新秩序，仍是个有待解决的新课题和大难题。在世界新秩序的议题设置上，一定要全面考虑和综合平衡，特别是要照顾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要使他们在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上拥有应有的议题设置权、话语权和规制权。在这点上，广大发展中国家绝对不能妄自菲薄，一定要敢想敢说敢为，真正做到共建、共商、共享，努力同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

　　世界的历史始终沿着人类已经或尚未认识的轨迹曲折向前发展，回顾历史可以鉴往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年以来国际格局的运动轨迹已经证明：西方霸权主义再也不能控制和主导世界，非西方力量在克服各种困难中不断上升。一个基本平衡、比较稳定、相对公正合理的国际格局值得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打造，它的最终形成虽仍需时日，但绝非遥不可及。

　　一、渐变基础和突变冲击

　　自世界近代史开始以来，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逐步形成和发展。数百年来，大国关系向来与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密切互动。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围绕着国际政治和安全、世界经济和科技、社会意识和思想文化等重大议题进行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建设或改变国际格局、国际体系、世界秩序以及相关的原则、规范、战略、政策和理论等。

　　(一)全球主要议题的调整

　　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首要议题，而且随着疫情的发展和蔓延，还会更加深刻地影响到全球经济、外交、政治、安全和社会等重要议题，对主要大国和整个国际社会提出更多的时代性新挑战。

　　1.传统和非传统安全议题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两大时代主题和命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而安全则是发展的保障。疫情下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传统威胁相互影响和交织，增加了安全议题的复杂性和应对难度。

　　传统安全威胁挥之不去。冷战结束以来，人类避免了世界范围的超大规模战争，但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此起彼伏。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燃起的战火至今尚未完全熄灭，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成为地区战争的前沿，在一些非洲国家战事也时有发生。虽然这些战争和冲突具有地区性和局部性特征，但还是对国际安全形成重大和持久的挑战，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全球和地区的安全治理。

　　非传统安全威胁有增无减。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在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日益增多和强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传染疾病和金融危机等接踵而至，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议题。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安全威胁的层次结构突变，流行疾病、气候变化、移民问题等非传统安全挑战更为突出，重新审视国际安全的基本原则刻不容缓。⑧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属于“超级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百年未遇的流行疫情、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并外溢为经济、社会和安全的综合安全威胁。

　　国际共识的建构和解构。直至2017年，国际社会在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上具有一定共识，如在传统安全威胁方面防止大国间的直接武装冲突或战争，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则是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疫情等。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上台后，美国大肆推行美国优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退群”和“建群”等内外政策，重点强调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把矛头直指中国和俄罗斯。美国此举不仅猛烈冲击着国际社会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得来不易的共识，而且还将国际分歧和对抗扩散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对此，中国提出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来寻求本国的安全，不能通过霸凌行径剥夺别国的发展权利，呼吁各国共同抵制所谓本国优先的歪理，共同反对零和博弈的邪道。⑨这为维护国际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2.国际社会面临新的选择

　　世界主要议题的调整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一定时期内主要任务的认识和界定，需要各个行为体进行磨合，共识度的高低决定着应对和解答主要议题的成功与否。

　　疫前因素的延伸放大。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全球治理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问题导向的特征，因此，国际社会需要界定和应对每个阶段的主要议题。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主要议题逐步从安全议题拓展到发展议题，主要行为体也围绕着这两个主要议题进行互动，如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中的大国关系、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公平问题、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条件和方向等。这些因素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增加了新的条件和变量，在延伸和放大中转化为新的议题。

　　疫中合作的困难阻力。面对威胁到整个人类生命和健康的新冠肺炎疫情，抗疫防疫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前世界的主要议题。但国际社会在现阶段对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认识的初期，现有的医学知识手段还无法完全有效应对，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体系明显落后，难以防控其在世界各地继续蔓延。因此，世界各国在抗疫进行的过程中面临两难的选择：抗疫需要以社会隔离和经济缓行为代价而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但长期封国封城造成的失业和贫困实际上也威胁到人民的有效生存。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主席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认为，部分国家将政治和经济利益置于人类共同利益之上，应对共同挑战的集体行动意愿下降，民粹主义和排外心理上升，导致政府与民众、国与国之间缺乏互信的恶性循环。⑩许多国家实际上难以始终把抗疫防疫放在首位，导致政策摇摆和疫情反复。例如，美国确诊病例高居世界榜首，但美国联邦政府选择稳定经济优先于防疫，将疫情政治化、标签化，甚至将特定国家污名化，制造仇恨与对抗的“政治病毒”。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追随美国的防疫政策，也导致巴西确诊病例高居世界前三。

　　疫后选择的主要考量。在权宜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国际社会将会对世界主要议题进行更加深远的反思和前瞻，在需要和可能之间界定主要议题、相应战略和配套机制。就主要议题而言，更加突出的是要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混合叠加问题。这些议题不仅有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规模流行疾病，而且还有注入了高新科技因素的新型安全挑战。就相应战略而言，国际社会和主要大国需要进行更加立体综合的思考，不断超越寻敌导向的同盟体系，抛弃非赢即输的零和博弈，增强合作共赢的战略途径。就配套机制而言，国际社会在疫后要在需要和可能中实现综合平衡，加快对现有机制的改造和对新型机制的创造，通过机制作用达到调动世界整体力量和智慧的目标。

　　(二)大国责任的新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严重冲击了原有的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国际社会的各种行为体面临有效处理矛盾和重新调整关系的新任务，力求在应对疫情中求得新的平衡。

　　1.国家根本责任的新诠释

　　新冠肺炎疫情表明，国家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在特殊情况下还会得到加强。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报告指出，无论是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或其他各类非国家行为体都无法独立应对全球性危机，民众仍寄希望于国家履行其使命，提供安全和福祉保障。(11)国家保护公民生命健康的职责在大疫袭击之下有了更新和更深的意义。

　　紧急施政的权力和界限。在政府代表国家进行“封国”和“封城”重大决策问题上，不同政治制度都面临决断的困难。202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防控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相关工作，提出“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对所有患者进行集中隔离救治，对所有密切接触人员采取居家医学管理，对进出武汉人员实行严格管控，坚决防止疫情扩散”等措施。(12)美国迟至3月13日才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在4月16日宣布分阶段重启经济。日本暴发疫情较早，但因东京奥运会而首鼠两端，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拖到4月7日才宣布在东京等7个都府县开始实施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英国也是重灾区，首相约翰逊也因罹病入院抢救，英国政府在伦敦封城问题上比较坚决。

　　生命健康和经济的平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受新冠疫情影响，世界正面临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6月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其中发达经济体下跌8.0%，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下跌3%。(13)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则认为，全球经济将萎缩5.2%，成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14)新冠肺炎疫情迫使许多大国的经济活动停摆，有关政府陷入两难境地。中国坚持把生命健康放在首位，但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就提出“双保”。美国是重灾区，特朗普总统在大选期间把政治和经济考虑放在第一位，以致疫情在不少州内发生反复，最终还是影响到经济生活和经济利益，其本人也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病毒。

　　人民生命和国家安全的平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凸显了大国维护国家安全新的内涵。在新形势下，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并混为一体，既包括本国领土范围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延伸到本国领土范围之外。一个国家不仅需要维护本国的安全，而且还要加强国际的经济、政治、卫生等合作。国际安全合作需要国际组织机制的保障和国际法的规范，世界主要大国在这些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也需要共同落实原有的和新的国际责任。

　　2.国家内外责任的再平衡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原先存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大国以承担国内抗疫责任而推卸国际责任，增加了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的困难。

　　主要大国的再平衡。在内外责任平衡方面，中国和美国恰成明显的对照。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向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贡献。(15)美国则不仅奉行“美国第一”，而且还大肆攻击世界卫生组织，阻挠国际合作抗疫，这种做法遭到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谴责。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提出，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举动是非建设性的，俄罗斯反对将国际卫生领域的合作政治化。(16)欧洲大国纷纷表态支持世卫组织，法国、德国因不满美国在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后仍试图主导有关谈判，甚至退出了七国集团有关世卫组织改革的谈判。(17)

　　区域机制的再平衡。欧盟在战后区域一体化方面较为成功，但在英国脱欧后又面临疫情的冲击。欧盟和一些欧洲大国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急于自保而放弃欧盟义务，出现了截留医用设备和关闭边境的现象。意大利等国严重不满欧盟在疫情中的救助不力。2020年7月21日，在历经长达五天的特别峰会之后，欧盟领导人终于达成了疫情后刺激经济的协议。根据协议，欧盟将提供7500亿欧元的援助金和低息贷款来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其中3900亿欧元作为援助金，而剩余的2600亿欧元将作为低息贷款。(18)与之相比，上海合作组织、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等多边机制针对疫情迅速展开沟通协调，促进成员国合作抗疫。例如，上合组织在5月初就提出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秉持“上海精神”，相互有效支持、相互协助，以及加强实验室能力建设、提高专业人员技能水平、开展联合科研、推动疫苗研发和有效治疗方法等在内的一揽子行动计划。(19)

　　领域机制的再平衡。进入21世纪以来，大国在领域机制建设上成败参半。大国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发展议程上以及巴黎气候变化条约方面达成基本共识，但在国际反恐机制、军控裁军和核导问题等机制建设方面，却止步不前甚至倒退。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中，以世卫组织为代表的公共卫生机制受到美国的极大破坏，就是二十国集团也受到七国集团的严重挑战。

　　3.国际社会责任的再平衡

　　大国未能协调进行国际合作抗疫的问题，再次凸显了全球治理的缺失和国际体系的矛盾。因此，在新形势下，大国需要重新认识对国际社会各自和共同的责任问题。

　　抗疫中的国际再平衡。在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长期化和继续蔓延的形势下，大国需要加强协调，要从临时性的双边和多边协调朝着经常性和机制性方向发展，防止世卫组织“瘫痪”。与此同时，大国在国际合作抗疫中还要承担特殊的责任，在疫中和疫后的经济社会重建问题上也要体现担当。中国已经明确表态，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还承诺两年提供2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通过深化国际合作，助力各国经济社会恢复发展。(20)

　　高低政治的再平衡。大国要努力防止将低政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高政治化。疫情防控和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抗震救灾、缉私缉毒等属于低政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但是，美国等一些国家蓄意将疫情防控“高政治化”。特朗普政府一再把新冠肺炎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不断声称中国要为疫情传播负责，还要追究中国的经济责任。一些西方国家以抗疫为名，要求中国免除穷国的债务负担，并乘机攻击“一带一路”具有地缘政治目的。

　　再平衡的理论挑战。当前，西方利用其掌握着的主要理论和话语权，常常在大国国际责任问题上抛出似是而非的“原则”，在西方的语境下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首先，国际社会亟须对现有的大国国际责任理论进行盘点，重点批判过时和反动的理论。其次，发展中大国要在国际责任上勇于探索和敢于立新，用代表时代潮流和发展方向的理论和话语去削弱和替代西方的霸权。最后，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要共同创建国际责任的理论和话语。世界的现实是，各种主要力量将长期并存，各方的理论和话语都不可能取得独占地位，因此，谋求最大公约数才是切实可行的。

　　(三)疫情对大国关系的冲击和影响

　　自2020年初起，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催化了大国关系新一轮的互动，赋予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以新的内容和形式。

　　1.美国的盟国体系遭受严重冲击

　　在此次生命攸关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的许多盟国友邦不再听从盟主的发号施令。例如，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拒绝了美国对中国的“污名”和“甩锅”。又如，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重申国际合作和共同抗击疫情。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旧有的盟国体系已经无法应对当前世界的许多挑战，凝聚盟国的基础正在发生重大动摇。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和欧洲的同盟关系没有改变，美欧在中国问题上的一致性要远远大于差异性。正如郑永年指出的那样：“尽管欧洲国家需要中国的援助，但各国对中国援助所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21)

　　2.现有国际组织和机制应对乏力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全球蔓延和长期存在的严峻形势，世界卫生组织、二十国集团、联合国安理会等或受到某些大国的干扰，或反应迟钝，或苦无良策。(22)例如，美国以世卫组织偏袒中国和应对疫情不力为由停止付费和最终退出，世卫组织由此而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职责。早在2020年5月，联合国安理会除美国外的14个成员有意促使全球范围内全面停火以便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能够顺利展开，但直到7月1日才一致通过2532号决议。

　　3.国际思想理念发生重要的变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受到全面和紧迫的威胁，人类社会的地球村和共同体意识得到了增强，美国特朗普政府将选举政治置于人民生命安全之上以及利用疫情对华施压的言行则不得人心。对于世界各国和人民而言，追求的不是大国博弈而是世界和平，希望拥有与时代进步相一致的美好生活和生命安全。创建美好生活和安全健康人生的普遍愿望，在本次疫情中体现出深远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为此，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指出：各国疫情防控是否成功与政权性质无关，但缘于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好坏。(23)实际上承认了西方“民主”制度并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必要条件。

　　4.国际力量对比接近质变的拐点

　　二战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在基本和平的条件下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变化，即两极格局的兴替以及美国短暂独霸和“一超多强”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第三次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季莫菲·博尔达切夫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引发的全球力量平衡变化，决定了当前国际政治的整体发展进程。由于自由秩序产生和存在的时代已经结束，因此克服自身危机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了。(24)经过更长时间的历史沉淀，我们再“回头看”本次抗疫之战时，或许可以将其视为国际力量对比质变拐点的前夜。这是因为，国际力量对比的方向虽然已经难以逆转，但真正的质变还需要更多类似应对恐怖主义、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合作的多轮催化。国际社会对此应有足够的战略视野和战略耐心，不断努力促进质变拐点的早日到来和确保拐点之后的持续发展。

　　思想文化和理论进步。在国际抗疫过程中，思想、文化和理论的比较和竞争，疫后将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遭到普遍的批判和反对，西方唯利是图的思想更是站不住脚。与此相对照的是，非西方的生命优先和集体主义等理念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这是较利益分配、战略角逐和组织机制更加长期、复杂和困难的思想理论磨合和各种文化交融，因为这不仅涉及西方和非西方，而且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历史、文化、思想、理论以及宗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