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多边主义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悠久的实践历史和丰富的理论内涵。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多极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多边主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推进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平等、互利、合作和协商是多边主义的题中要义，其基本原则包括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开放包容、遵规守制与合作共赢。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具有内在一致性，两者的共性表现为价值目标的多赢性、行为主体的多层性、问题领域的多样性和路径方式的多元性。多边主义从理念更新、平台夯实、合法性增强和模式转型等方面为促进全球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近年来多边主义也面临多边机制赤字增加、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愈演愈烈、“退群”废约和分离主义风险上升以及全球化负面影响持续发酵等挑战。中国作为维护多边主义的中流砥柱，始终坚持多边主义的目标取向、价值追求、基本原则、平台依托、行为依据和行动导向，积极创新多边合作理念、完善现有多边机制、创设多边合作新平台、凝聚多边国际合力，以实际行动彰显践行多边主义的负责任大国担当。

　　关键词：多边主义 全球治理 合作共赢 中国立场 中国作为

　　作者简介：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刘培东，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与转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彼此联系日益密切，国内风险的全球外溢和全球挑战的国内渗透更加凸显，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坚持多边主义成为国际社会推动全球问题有效治理的普遍共识。但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愈演愈烈，全球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国际社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特别是西方个别大国强权霸凌、“脱钩”孤立甚至煽动冷战对峙的倒退行径有恃无恐，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①面对这股违背时代主题和历史大势的逆流，中国作为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坚定支持者，始终站在国际公平正义一边，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以开放、合作、共赢精神，同世界各国共谋合作发展，为促进全球治理良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多边主义的思想渊源与历史演进

　　多边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实践历史悠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多边机制及其实践作用不断凸显，多边主义研究也日益兴起。

　　(一)多边主义的思想渊源

　　名词意义上的“多边主义”最早可追溯到1928年。②古代没有出现多边主义，这主要源于主权、合作规范和大国主导等要素的缺乏。③从多边主义生成发展的基础性条件看，让·博丹(Jean Bodin)的主权学说明确了多边主义的行为主体，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国际法思想为多边机制约束国家行为提供了思想依据，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个人主义理念则成为新多边主义的生成土壤。

　　第一，博丹的主权学说。博丹最早对主权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主权是一个国家绝对的、永恒的、不可分割的权力。”④这一界定强调了主权的三个特征：其一，主权具有绝对性，是一个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其二，主权具有恒久性，“在权力、功能和存续时间上不受限制”。⑤其三，主权具有不可分割性，主权国家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归结为主权权威的表现形式。⑥博丹的主权论是近代国家学说的开端，其将主权国家置于国际关系的核心位置，为多边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确定了独立、稳固的行为主体。

　　第二，格劳秀斯的国际法思想。格劳秀斯对多边主义的启示蕴含在“国家行为可以限制”和“国家合作可以达成”的论述中：一是国家行为必须遵循国际法规范。战争只能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战后达成的和平条约必须遵守。⑦二是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类似于国内契约的国家间协定在国际社会存在生成基础，主权国家通过契约关系实现首次获益后，便倾向于将契约关系蕴含的社会规范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最终达成多次合作。⑧格劳秀斯的国际规范思想对英国学派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产生了深刻影响，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甚至将重视国际制度的自由主义学者称为“格劳秀斯学派”。⑨

　　第三，洛克的个人主义理念。作为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洛克的自然状态说和个人中心说为多边主义提供了思想启迪。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和平、美好意愿、互助以及相互保存的”。⑩区别于强调权力斗争的现实主义传统，洛克将自然状态从“霍布斯丛林”中解放出来，使得以利益为中心的国家间互动有了合作共赢的可能性。洛克还将个人置于神圣地位，指出“个人是本源和目的，国家是派生和手段”。(11)对于国际关系而言，洛克的个人主义理念强调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极大地弱化了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垄断地位，功能主义、权力与相互依赖理论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等多边主义研究的理论载体中都蕴含了明显的个人主义思想。

　　现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研究发端于欧洲，兴盛于美国。但作为一种思想，多边主义带有明显的东方印记，源远流长的中国“和”文化对多边主义具有独特理解：一是“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和”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但不是忽视差异的一味求和。既承认差别，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性特征；又和谐相处，努力寻求符合群体利益的契合点。“和而不同”将差异性和同一性结合起来，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实现和谐合作，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多边主义就是在利益冲突与利益趋同共存的局面中寻求符合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和而不同”堪称多边主义精神内涵的最早表述。二是“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2)从宗族和睦、国家和盛到万邦协和，展现了古代中国的家国理念和价值追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根植于中华文明的血脉深处，践行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与和衷共济的全球治理实践之中。协调是多边主义效用发挥的基本方式，共赢是多边主义行稳致远的重要引领，“协和万邦”就是多边主义作用方式的中国叙述。三是“和合共生”的交往观。“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13)“和合共生”就是要处理好共生性与矛盾性的关系，强调包容、多元和互补，努力使各方的“共生”都有舒适度、满意度。(14)在“立己”与“达人”的次序排列中，将天下一家、共生共存的理念凝铸在民族血脉中。多边主义是在异质性较强的行为体中寻求合作共识，“和合共生”直观反映了多边主义的价值追求。

　　(二)多边主义的历史演进

　　多边主义不是在1945年才被发明的。(15)从实践视角考察，多边主义实践可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和深化期四个阶段。就理论层面而言，多边主义研究则可分为多边主义和新多边主义两大阶段。

　　1.多边主义实践的历史演进

　　根据频次、领域和区域等指标，可将多边实践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萌芽时期，多边实践是零星的、小规模的初级形态。古代多边实践包括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会盟制度与古希腊的城邦同盟等，近代多边实践主要表现在维也纳会议及欧洲协调机制上。第二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多边实践突破了小规模的区域限制，国际性多边机制开始出现。虽然国际联盟并未完成其预期使命，但其建立与运行仍被视为全球性多边主义的起点。(16)第三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时期，多边机制和实践的区域与领域不断拓展。作为第一个包含世界主要大国的多边机制，联合国吸取了国际联盟失败的教训并重建多边共识，将多边实践扩展到经贸、环境和发展等低政治领域。但是这一时期的多边实践难以突破两极格局的限制，地区性多边主义发展缓慢。第四阶段是冷战后的深化时期，多边实践在区域和全球两个层面上深入推进。两极格局的瓦解和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联成一体，多边主义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上升，多边实践深入地区层面，欧盟、东盟和非盟等区域性多边组织迅速发展。

　　2.多边主义研究的发展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边主义研究依附于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积蓄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边主义研究脱胎于国际机制理论形成了独立的理论体系。(17)冷战结束后，多边主义研究以“国际制度”为核心，沿着三条路径取得突破：一是新多边主义。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以批判理论为指导，主张“在全球层面重构公民社会和政治权威，‘自下而上’建立全球治理体系”。(18)新多边主义以“多元治理”唤起了国际社会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成为多边主义新发展的主要部分。二是有效的多边主义。这一路径从国际制度的自身特性和外在因素入手，围绕多边行为的有效性展开探讨，涉及多边机制有效与否、效用大小以及如何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等问题。(19)三是竞争性多边主义。朱丽亚·莫尔斯(Julia C.Morse)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将“竞争性多边主义”界定为“行为体以现有或创建新多边制度的方式来挑战现行多边制度的规则、实践或职责”。(20)这一路径试图在新旧多边主义之间建立桥梁，以期为机制变迁提供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