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十四五”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将迈上新征程，产业发展环境和条件将发生阶段性变化，产业发展将呈现五大趋势：一是国际经济变数增多，我国参与全球分工面临的挑战增大；二是突破国内需求规模瓶颈，产业结构呈高度化发展趋势；三是产业竞争格局深刻调整，产业链呈高级化发展趋势；四是新科技革命叠加渗透，产业数字化变革趋势加速；五是资源环境顶板效应凸显，产业绿色化转型趋势明显。步入新阶段，产业结构、模式和动力面临重大变革，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时代主基调，亟待构建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关键词：产业结构；产业链；数字化；绿色化；现代产业体系

　　作者简介：付保宗，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38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向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新起点，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局期，是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阶段，也是建设制造强国的突破时期。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增长潜力将继续释放。但同时，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挑战也明显增多，国际市场环境复杂性上升，国内市场需求和要素供给条件将深刻变化，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时代主基调。据此判断，我国产业发展将呈现五大趋势。

　　一、国际经济变数增多，我国参与全球分工面临的挑战增大

　　(一)全球经济增长动能趋于弱化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潜在威胁。一是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单边主义出现抬头趋势，多边决策渠道正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2018年以来，美国一系列贸易保护行动持续发酵，引发各国连锁反应，国际商品和资本流动成本不断推高，对市场和投资者信心形成很大打击，导致投资和耐用消费品需求走低。2017年和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分别增长5.3%和3.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0年将下降至3.3%。我国及周边亚洲新兴经济体受到影响尤为明显。二是全球金融收紧导致金融风险集聚。近期全球金融市场大幅震荡，避险情绪再升历史高位。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对美元出现竞争性贬值，新兴市场尤其是许多低收入国家潜在债务风险明显集聚。尤其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贸易和投资形成重创，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将受到削弱。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对全球经济增长在遭遇日益严峻的金融、社会和环境挑战时的可持续性表示担忧。联合国分析指出，“各种迹象表明，全球经济增速已达到顶峰。”[1]

　　2019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据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将由2018年的3.6%下降至3.4%，2024年才有望恢复到3.6%。①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趋势明显，2020年和2024年，经济增速将由2018年的2.3%下降至1.7%和1.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总体可能呈先抑后扬趋势，2019年经济增速由2018年的4.5%下降至3.7%，2020年和2024年增速有望提高至4.6%和4.8%。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印度经济增长有望加速，增速可能超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会逐步上升。[2]全球经济走低可能拖累产品国际需求，压低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据预测，2019-2024年，国际金属产品价格指数将下降3%左右，国际石油价格指数将下降10%左右。(见表1)

　　表1 未来世界经济和大宗商品价格趋势预测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二)全球价值链收缩导致我国参与国际分工面临挑战

　　全球价值链已经存在几个世纪，1990-2007年间由于经济增长迅速，交通、信息和通信领域技术快速进步，同时全球范围贸易壁垒降低，从而极大促进了制造企业跨国生产经营。[3]全球价值链规模效应和分工效应，提高了参与国家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全球价值链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和交通行业。其中，我国等东亚国家、北美和西欧大多数国家参与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提供先进的产品和服务，并开展创新活动，而非洲、拉美和中亚的许多国家主要生产供其他国家加工的初级产品。

　　全球价值链发展促进了全球制造业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变化，提升了我国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相对地位。[4]2005-2015年，在全球制造业中，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由72.3%下降到58.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比由27.7%提高到41.4%。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地区和行业生产分散化趋于成熟，全球价值链扩张开始放缓。[5]与此同时，全球贸易改革步伐放缓甚至出现倒退，世界制造业竞争加剧。先行工业化国家纷纷制定制造业回流与振兴计划。美国制定了《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未来工业发展规划》等发展战略；德国发布《德国工业战略2030》，提出将工业在经济中的占比提高到25%；韩国制定《制造业复兴发展战略蓝图》，希望把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比提高到30%。先行工业化国家再工业化重心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和新兴产业领域，与我国未来制造业升级方向高度吻合。[6]受此影响，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领域争夺日趋激烈。

　　未来，由于各国政策和市场准入不确定性增加，越来越多企业选择谨慎投资或推迟投资计划，全球价值链扩张可能停滞。[7]由此，国际市场对我国产业发展的直接和间接带动作用将趋于减弱，我国依托低成本要素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传统模式将面临严重威胁。

　　二、突破国内需求规模瓶颈，产业结构呈高度化发展趋势

　　(一)规模型需求扩张趋于放缓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下，我国经历了新一轮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阶段，重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2018年，我国GDP占世界的15.9%，[8]制造业占世界的27%，而粗钢、电解铝和水泥等重化产品产量分别占世界的51.3%、56.7%和55.9%，大大高于GDP和制造业在世界的占比份额。未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重化工业主导的规模数量扩张将会遭遇显著瓶颈。[9]

　　2020年，我国将如期达到基本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十四五”时期，我国工业化即将进入后期阶段，经济结构中的工业比重将继续趋于下降。随着各类大宗普通商品市场普及率不断提高，工业品需求将向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方向升级，我国制造业加工度和技术密集度将不断提升，由此可能导致对产品原料的投入强度趋于降低。同时，我国城镇化即将进入“后半场”。预计到“十四五”末期，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3%左右。而下一步城镇化动力更多来自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心在于追求高品质健康城镇生活，大规模造城扩量的空间逐步缩小。

　　“十四五”期间，基础设施、房地产和汽车等重要需求领域均面临增长瓶颈。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可能进入低速增长状态。2015-2017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基本保持在16%～17%，但2018年增速下滑到3.6%。近十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例都超过10%，平均值高达14%，2018年达到16.5%，远高于全球3%的平均水平。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渠道被严重缩限。未来，财力约束将对基础设施继续扩张的制约作用明显强化。二是房地产业可能将进入提质减速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5.27平方米，超过了日本同等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的住房面积水平；保守估计，家庭户均住房数量已超过1.1套，表明住房总量已经充裕；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住房数为1.07间，城镇家庭住房自有率为79.2%，明显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我国住房市场将从数量增长进入质量提升阶段。三是汽车需求阶段性峰值开始显现。2018年，我国汽车产业结束了连续保持多年的增长态势，产量下降3.8%，2019年降势延续。(见表2)尽管从人均汽车保有量看，我国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很大差距，汽车需求潜力仍然很大，但近期，受制于居民收入预期不稳、房产财富挤压效应及城市交通不完善等因素影响，汽车需求受到客观抑制，未来较长时期的增长难度明显增加。此外，在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技术革新持续推动相关产品轻量化和节约化发展，[10]从而带动相关产品的消耗强度减量化和品质高端化。

　　表2 我国产业需求主要关联指标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综合判断，“十四五”时期，钢铁、有色、建材、机械等诸多大宗和普通产品需求将达到或接近拐点，而同时，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多样化、品质化、高端化产品提出更高要求，由此将带动产品需求结构不断升级。

　　(二)产业结构高度化面临突破

　　国际实践表明，在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发展对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业产品的消耗强度趋于降低，而产业加工度和技术密集度趋于提高。1955-1995年，日本加工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由20%提高到43.7%；1980-1995年，高技术和中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由39.7%提高到46.2%。1970-1990年，韩国加工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由16.7%提高到35.6%；1980-2005年，高技术和中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由35%上升至57.3%。[11]

　　近年来，我国随着工业化程度提高，也开始呈现制造业结构高度化趋势。[12]2012-2017年，按照主营业务收入计算，我国原材料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占比由33.8%下降到31.6%，而装备制造业占比由27.6%上升到2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比由8.7%提高到11.7%。在行业内部，具有较高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的中高端产品比重也不断提高。

　　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原材料规模强度仍相对较高，而产业加工度和技术密集度相对较低。2018年我国原材料制造业产值在制造业中的占比为31.6%，而美国(2016年)、德国(2015年)和日本(2014年)原材料制造业占比分别为22.4%、18.4%和30%。[13]从产品结构看，我国主要以大宗中低端原材料产品为主，多数产品的质量可靠性、稳定性、一致性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诸多领域所需的高端和新材料产品供给不足、短板突出。2018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在制造业中的占比为29%，而美国(2016年)、德国(2015年)和日本(2014年)装备制造业占比分别为36.7%、51.7%和39.5%。(见表3)

　　表3 中国和部分国家制造业产值结构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OECD数据库。

　　注：中国数据按照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标准，其中，原材料制造包括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化学纤维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装备制造包括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美国、德国、日本的数据按照OECD行业分类标准，其中，原材料制造包括化工原料及化工制品、基本金属、炼焦和炼油制品、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装备制造包括机动车、轨道交通和半轨道交通设备、机械和设备、金属制品、电气设备、其他交通装备、机械和设备修理安装。

　　从具体行业构成看，2018年，我国制造业占比最大的10个行业中有5个属于大宗原材料产业，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产值排名第3位和第4位，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产值排名第6位、第7位和第8位，5个大宗原材料产业合计占比30.9%。比较之下，美国(2016年)制造业产值排名前10个行业有2个属于大宗原材料产业，即化工和化学制品、焦炭和炼油制品，合计占比16.5%；德国(2015年)制造业产值排名前10个行业有3个属于大宗原材料产业，即化工和化学制品、基本金属、焦炭和炼油制品，合计占比16%；日本(2014年)制造业产值排名前10个行业有3个属于大宗原材料产业，即基本金属、焦炭和炼油制品、化工和化学制品，合计占比27.9%。(见表4)

　　“十四五”时期，国内需求结构不断升级，重化工业和一般性加工制造业增长压力将显著增大，[14]一些中低端产品规模扩张动力将逐步减弱，在供需结构性矛盾的作用下，我国制造业结构将继续向高度化迈进，产业加工度和技术密集度将进一步上升，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地位将进一步提高，[15]但也要看到，受中美贸易摩擦、上游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难度正在不断增加，对产业要素供给和政策生态提出更高要求。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德国、日本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

　　注：行业占比是指行业产值占制造业全部产值的比重。

　　三、产业竞争格局深刻调整，产业链呈高级化发展趋势

　　(一)发达国家对我国产业链压制效应日趋增大

　　长期以来，我国依托低成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资源优势，众多制造企业快速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在纺织服装、电子信息产品制造、装备制造等诸多行业逐步积累了规模数量优势，[16]构成了多层次、开放式的产业链条。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多数企业仍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主要承担制造业的加工组装环节和一般产品的配套供应，关键核心技术和复杂零部件生产更多依赖中国大陆以外的企业。[17]以苹果智能手机全球产业链为例，尽管手机组装及手机外壳、小型零部件、连接器、音频设备、天线、马达等多个配套产品制造环节在中国大陆完成，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等地的企业主导了其核心关键环节和多数配套产品的供应，仅有少数中国大陆企业直接参与了部分产品配套，如，瑞声科技(AAC)参与了音频设备和马达产品配套，歌尔股份公司(Goertek)参与了马达产品配套。(见表5)可见，在苹果全球产业链中，我国主要提供了低成本劳动力、土地等附加值较低的生产要素，而附加值较高的资本、企业家和技术等要素则主要由外方提供，由此导致本土产业价值增值能力较弱，产业自控能力和根植性不强。“十四五”时期，国际产业竞争版图将深刻调整，先行工业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我国开始采取更加歧视和敌视态度，不惜多管齐下、频繁施压，产业链升级阻力加大。[18]

　　第一，贸易和非贸易壁垒日益提高。针对我国的贸易制裁日益呈现常态化和长期化趋势。2018年以来，美国频繁挥舞关税大棒，不断提高来自我国的商品关税水平并几轮扩展征税范围，中美间高关税壁垒一定程度扰乱和削弱了我国外向型企业未来投资信心。发达国家为维护其技术优势和产业链垄断，对我国频繁发动知识产权领域调查等行动。近年，美国更新版的“特别301报告”针对限制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导向性极强，针对中国关键领域和先进技术的“337调查”案件也大幅上升。中国是美国扣押侵权商品最主要来源地，占美国扣押总额的近80%。

　　表5 苹果智能手机全球产业链分工构成

　　第二，关键技术“卡脖子”风险加大。美国长期奉行“长臂管辖”方式，依据其《出口管理条例》，控制重要信息、技术和商品向海外或外国人转移转让。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2018)》，限制领域进一步扩大。美国出口管制具有放大效应，范围不仅限于美国本土企业和产品，还包含超过10%或25%直接采用美国技术或软件生产的交易标的。[19]近期，美国针对中资企业的出口管制呈愈演愈烈之势，关键技术、高端装备和核心部件的“断供”风险加大。此外，美国不断筑高外国直接投资的堤坝，尤其针对中资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审查趋于严格，“走出去”兼并收购技术型企业的阻力明显加大。无疑，未来我国企业利用外部技术带动产业升级渠道将不断变窄，向产业链中高端突围的阻力和难度不断增加。

　　第三，跨国公司对专业精深领域把控趋严。近年来，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一方面，一些国际优势企业开始改变“小而全，大而全”的战略模式，逐步将企业内缺乏竞争力的非核心部分剥离出去，或者将一些标准化的业务通过市场外包，着眼于走专业化道路，培育核心竞争力，并不断筑高产业门槛。[20]另一方面，部分原本位于较高端产业层级的跨国公司为拓展业务规模，依托其技术和品牌优势，向量大面广的较低端业务领域下沉，对于正处于产业升级阶段的我国企业而言，势必将与先行市场进入者开展越来越多的正面竞争。

　　(二)新兴经济体对我国追赶步伐逐步加快

　　第一，后起国家后发优势不断显现。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成本持续上升，低成本比较优势正在弱化。目前，我国能源、物流等成本已大大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综合税费率超过60%，高于亚太国家34%、OECD国家40%的平均水平。而东南亚、南亚等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快速崛起，印度、越南、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发展优势逐步显现，其中一些国家成本优势与出口优惠政策叠加作用，开始驱动当地制造业快速发展，一批新的世界加工制造基地正在悄然兴起。为了加快产业追赶进程，一些传统矿产资源国家开始加大对初级资源出口控制，力求更大程度上在本国延伸和扩展下游产业链条；同时，为保护本国相关产业发展，一些后起国家针对我国传统优势出口产品的贸易保护举措也越来越多，如越南等国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日益增加。

　　第二，我国产业外迁压力逐步增大。当前，新兴经济体凭借更低的劳动力和要素资源成本，开始吸引跨国公司和我国外向型企业转移。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一些制造企业，特别是与美国市场关联密切的电子信息等产业出现加速外迁倾向。[21]在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后，一些美国品牌商和客户要求中国供应商将生产基地转移至东南亚国家，甚至要求企业给出转移时间表，否则将失去新产品开发权和新的订单。近年来，跨国公司向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的产业转移步伐不断加快，如英特尔、富士康、仁宝、LG、三星等电子信息制造商已逐步把在中国的产能向东南亚地区转移。同时，部分内资企业也加快推进海外投资布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产业环节已经转移至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如一批我国“走出去”的手机制造商及上下游供应商已在印度诺伊达地区形成集群。未来，制造业外迁必将伴随着关联市场需求外移，并可能带动我国本土配套企业随之外迁，而且，随着迁入国制造业链条的建立健全，将助推其配套产业培养壮大，从而对我国相关企业产生越来越显著的挤占效应。

　　“十四五”时期，我国在追赶与被追赶的洪流与夹缝中，促进产业链高级化成为必然选择。伴随经济水平进一步迈上新台阶，产业发展将进入新平台，多数企业将面临更高层级的市场竞争，面对更严苛的客户选择，部分龙头企业将踏入市场未知领域，驶入技术迷航区域，步入全新竞争阵地，突围破局需要激发更多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切实增强各类企业的内生动力。

　　四、新科技革命叠加渗透，产业数字化变革趋势加速

　　(一)全球数字化革命势不可挡

　　近年来，新科技和产业革命风起云涌，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数据为核心投入要素，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先进机器人和增材制造等先进数字化技术正在根本改变制造业生产性质，物理制造系统和数字化制造系统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

　　第一，世界各国纷纷抢滩布局数字经济。对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投资持续增加，主要制造业国家的信息通信技术(ICT)资本增长明显快于其他资本增速。2008-2017年，美国ICT资本年均增长7.5%，非ICT资本年均增长仅为1.6%；德国ICT资本年均增长6.4%，非ICT资本年均增长仅为0.7%；日本ICT资本年均增长4.2%，非ICT资本年均下降了0.5%；韩国ICT资本年均增长5.9%，非ICT资本年均增长4.0%。(见表6)由此，ICT日益成为驱动各国制造业规模增长和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与其相应，创新呈现向数字化部门倾斜之势。数字革命显著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实现“从汗水到数字灵感”的转变。2018年，IMF一项研究显示，全球创新扩散是过去二十年来驱动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其中仅数字化创新推动实现的人均增长就占28%左右。其中，在中国经济中，总体数字化每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就增长0.3%。

　　第二，制造业智能化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焦点。为抢占竞争先机和未来竞争制高点，各主要工业强国纷纷推出相关发展战略。2011年，美国开始实施先进制造伙伴(AMP)计划，其中材料基因组(MGI)计划是重要组成部分，意在通过材料模拟计算、高通量实验和数据挖掘等新技术，大幅提高材料从发现到应用的速度，并显著降低材料成本。2012年，美国GE公司首次提出“工业互联网”概念，提议建立工业互联网联盟(IIC)，力图探索工业企业和IT企业跨界融合新路径。2013年，德国正式提出工业4.0战略，强调在制造领域广泛应用先进信息通信技术，实现信息集成整合、互联互通与智能化生产。2016年，日本借鉴德国、美国产业智能化经验，提出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工业价值链战略。

　　表6 2008-2017年部分国家总资本、信息通信技术资本和非信息通信技术资本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

　　此轮技术进步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多重性和重叠性，表现为协同增效作用和成果加速实现效果。数字化革命有助于大大提高传统企业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通过智能化精准控制，为优化产品品质和质量问题提供新的技术手段。如，以材料基因组为代表的智能化研发生产新理念、新技术，不仅转变了原材料研发生产模式，也将显著提升新材料研发、应用创新效率，加速新材料产品突破发展。

　　(二)产业数字化步伐将不断加快

　　第一，数字化革命向我国产业领域加速渗透。近年来，我国在全球电子商务零售交易额中所占的比重快速增长到40%以上，中国电子商务渗透率(占零售总额的比重)目前已经达到15%，而美国仅为10%。同时，工业机器人使用量快速增长，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占总安装量的36%。仅2018年，安装量就约为15.4万台，虽比2017年减少了1%，但超过了欧洲和美洲的机器人安装总数，且安装价值达到54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21%。从工业机器人密度来看(每万名制造业员工所拥有的机器人数量)，2018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密度为140台，高于全球99台的平均水平，但仍远低于诸多欧美和新加坡、韩国等经济体，可见未来仍有巨大提升空间。[22]

　　第二，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近年来，传统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呈现双向融合趋势。一方面，诸多传统企业主动实践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新型生产方式，智能制造装备和先进工艺在重点行业不断普及，离散型行业制造装备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步伐加快，流程型行业过程控制和制造执行系统全面普及，关键工艺流程数控化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一些互联网企业逐步向传统产品研发、生产、物流、服务等领域拓展，部分基础电信企业、软件服务企业则加大了为工业企业提供综合解决方案的力度。总体看，目前我国产业智能化转型仍处于初级阶段，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数字化多种模式并存，地区、行业、企业间发展很不平衡。智能制造的关键共性技术和核心装备的自主性不强，智能制造标准、软件、网络、信息安全基础薄弱，智能制造新模式成熟度不高，系统整体解决方案供给能力不足，缺乏国际性的行业巨头企业。

　　“十四五”时期，数字化革命有望加速产业智能化转型。[23]考虑到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劳动力供给形势日趋紧张，劳动力成本将持续上升，由此对提升制造业发展效率提出更高要求。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进一步突破，智能制造、“互联网+”、数字经济向各类产业广泛渗透拓展，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通过跨设备、跨系统、跨产区、跨地区的全面互联互通，帮助生产商利用目前尚且无法进入的市场，在更广泛范围内实现产业要素资源更高效、更精准的优化配置。产业数字化将带动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个性化定制加速发展，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

　　五、资源环境顶板效应凸显，产业绿色化转型趋势明显

　　(一)全球能源资源供给版图面临调整

　　第一，全球能源资源版图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我国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能源资源环境依赖型特征，而且对化石能源高强度消费也带来了较高强度的污染排放。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油气进口国。2018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2%，为近五十年来最高；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为43%。而近年来美国加快实现“能源独立”，随着美国页岩油气开发取得重大进展，美国在2010-2015年间的石油进口减少了1/4。美国在2017年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2018年成为原油和成品油净出口国。预期未来国际能源供需格局将逐渐从以沙特为首的OPEC、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非OPEC，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方构成的三角关系，向更为复杂的四角关系嬗变。其中，美国由过去单纯的需求方向兼具需求方与供给方转变；而消费方则由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及欧日等美国传统盟友构成。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变化，一方面会增加全球油气资源供应，压低和稳定国际油价，为我国多元化利用国际资源带来机遇。另一方面，美国低成本页岩气开发带来其基础石化产业强势回归，将极大影响世界石化产品的区域格局，会对我国石化产业带来极大挑战。此外，美国逐步摆脱对中东地区的石油依赖和政策掣肘，使中东地缘政治经济风险明显上升，我国能源安全可能受到威胁。

　　第二，我国利用海外矿产资源的挑战增多。我国是矿产资源消费大国，也是进口大国，尤其是黑色、有色矿石进口规模大、对外依存度高，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潜在风险较大。长期以来，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已完成全球资源战略布局，其大型矿业公司掌握了世界上多数优质资源。而我国企业全球资源战略布局起步较晚，目前掌控的海外矿产资源多数复杂难处理或处于特殊环境条件之下。近年来，全球矿业领域出现资源民族主义倾向，主要矿产资源国家越来越重视战略资源，纷纷推出战略矿产和(或)关键矿产目录，并通过税费等多种手段加强战略资源管控和安全供应。如，巴西对矿业管理体制进行大刀阔斧改革，撤销矿产开发管理司，成立负责矿业监管的国家矿产局；提高矿业权利金，将税基从净销售额改为销售总收入，并按照价格变化实行浮动税率；建立战略矿产目录。民主刚果、赞比亚等非洲国家均不同程度上调了矿产的权利金税率。印度尼西亚宣布自2020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镍矿出口。可以预见，未来各国对矿产资源尤其是战略资源的争夺将更加激烈，我国企业利用国际资源将面临更大挑战。

　　(二)产业绿色化转型是大势所趋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顶板效应日趋显现，传统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未来，全球气候风险正在明显加剧。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量已经超出了地球的再生能力。以大规模开发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产和消费之路已不可持续。近年来，全世界极端天气事件日益增多，气候变化已然成为人类健康和生计及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威胁。联合国首席经济学家埃利奥特·哈里斯强调：“我们迄今所认为的长期挑战，如气候变化，已成为眼前的短期风险。”推动绿色增长、实施绿色新政成为各国面临的不二选择。针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空前高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社会各界关于严格环保标准、加强生态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坚持走绿色安全发展之路、加快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和迫切任务。随着环保要求提高，国内各类矿产资源开发正在受到日益严格地限制，地方各级政府对矿产资源采矿权管理日趋谨慎，相关企业获取上游资源的难度不断加大，一些产业的矿产资源供给保障受到较大挑战。

　　近年来，经过一系列努力，我国产业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和环保水平显著改善，能效和水效大幅提升，废水、废气等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开始呈现降低趋势，但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尚未根本转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与国际先进水平仍然存在明显差距。2014年，我国每一美元(2010不变价)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24千克，而世界平均仅为0.49千克，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分别为0.32千克、0.2千克、0.21千克和0.48千克。2017年，我国自然资源租金总额占GDP比重为1.5%，而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分别为0.47%、0.07%、0.03%和0.03%。(见表7)目前，我国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总量已相当可观，未来继续增长的空间明显减小。此外，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2018年化工行业发生了“7.12”事故、“11.28”事故，2019年发生了“3.21”事故，给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

　　表7 中国与世界部分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自然资源租金占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十四五”时期，国际国内资源环境约束将更加强化，国家环保标准将继续提高，环保执法更趋严格，提升产业绿色化发展水平仍处于攻坚阶段。在政策和市场共同作用下，产业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清洁生产水平有望进一步提升，绿色制造产业将加快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绿色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不断增加，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制造体系将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

　　综合来看，未来随着国内外发展形势深刻变化，产业结构、模式和动力面临重大变革，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时代主基调，亟待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①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②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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