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出场学与唯物史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需要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重建这个维度来进行。主要内容包括：(1)唯物史观范式革命及其基本纲领在于历史、实践、出场的同构性，并以此透视唯物史观从当时到当代的发展变化。(2)方法论重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重建的基础。具体的脉络如下：早期的辩证法与现象学；中期的辩证法、现象学、精神分析法、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晚期的辩证法、现象学、精神现象学以及解构主义等方法论分类原则。越是后期则越是呈现出各种方法论交错的情况。通过方法论重构透视唯物史观在理论重建后变得面目全非的深层根源。(3)出场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建各个时期的超越与批判。因此，马克思主义出场学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唯物史观的对话中完成对其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是对唯物史观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发扬，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　　

　　关键词：唯物史观方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出场学

   作者简介：孙琳，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的重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课题。如果要进行系统研究，必须设定一个分类计划。由于在此前国内学者已经在具体原理方面进行了系统而科学的分类，笔者在此不再作重复研究，因而把分类计划不再放在原理或本体论方面，而是以出场学为视角，以方法论重构为线索，对这方面的研究空白进行一些基础性的探讨。这些探讨包括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重建过程中，唯物史观是否被改头换面？唯物史观重建为何会发生变化，变化之处又在哪些方面？这是否会导致唯物史观变得面目全非，甚而走向反唯物史观的道路？我们又该保持怎样的理论自信来全面审视这些唯物史观的多样化发展甚至是差异化发展？

　　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梳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范式创新及基本论纲，包括其基础视阈、理论目标、方法论体系、前期与后期思想之间的关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形成统一的线索，论证其不断发展、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理论根源。其次，通过方法论的分类指引，透视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研究策略。主要的方法论线索包括：辩证法、现象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方法、后结构主义方法、解构主义方法等。用方法论线索填补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最后，比较出场学与唯物史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同，指明统一、差异的重建工作的出场逻辑脉络。在对时代问题的不断追问与解答过程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逻辑支持和方法论支持。在研究理论的同时。不忘把唯物史观的原理应用于中国实际和西方现实，指明为何在西方容易发生差异，在中国的当代发展形态下却可以获得统一，并且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中国道路和中国指引，形成理论自信。

　　一、唯物史观范式创新的“本质—根据”

　　(一)历史、实践与出场的辩证关系

　　在黑格尔逻辑学中，撇去最后漂浮于理念之圣杯泡沫之上的概念论，其本质论成为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本质是反思的概念，或者说只有在反思中，才能获得本质。这种反思不是既定的，而是具有建构性和生成性的历史烙印的。因为作为反思的本质具有“根据”和“条件”，完成了的“根据”和“条件”环节的是“本质”，也即整体性的“矛盾”。马克思对此几乎全部传承，在唯物史观中，出场的反思性的“实践”体现了“根据”，出场的置身性的“历史”语境体现了“条件”。“实践”与“历史”正是在此意义上与黑格尔的本质逻辑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谋而合。当然，唯物史观超越了黑格尔本质逻辑之中任何指向虚幻理智神学的环节，出场学也沿袭了马克思的批判，反对黑格尔的历史形而上学体系。海德格尔同样对此心领神会，使用了“当下上手”替代了黑格尔的“根据”，“当下在手”替代了黑格尔的“条件”。正如马克思对黑格尔在概念论中完成的历史形而上学的思辨性的批判，海德格尔也对黑格尔形而上学体系进行了改造，把历史置入真正“敞开”之中。马克思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和“实践”是在不断出场中不断融合和发展的。

　　首先，历史。第一，历史是感性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创造的，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第二，历史不是在场者的特征，而是一个不断出场的过程。

　　其次，实践。第一，实践具有先入场(先行在手)，后出场(当下上手)的时代场域的有限性特征。第二，实践是“感性的人的感性活动”，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第三，将实践区分为“行动实践”与“理论实践”的必要性。第四，实践不是不证自明的本体，需要其他概念的界定。

　　再次，出场。第一，“出”是摆脱被遮蔽状态“进入”某一特定场域中的实践行动。第二，“场”是人类历史的广阔舞台。第三，“出场”是人类及其思想亲临历史舞台的现身行动。

　　最后，辩证关系。第一，历史与实践是双向互动的出场过程。第二，历史不是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每一段不同的历史，都对应着每一段不同的“行动实践”，衍生出每一段不同的“理论实践”。第三，历史与实践是同态、同质、同构的。

　　围绕着这三个主要方面，唯物史观的基本论纲，其基础视阈、理论目标、方法论体系、前期与后期思想之间的关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都得到了有力的论证，形成了统一的思想脉络。“出场”是“历史”、“实践”及其辩证关系的具体表征，出是实践的，场是历史的，是以“正在生成”的出场过程作为其自身的特征。出场不是在场的形而上学的超链接，而是深入把握形成超链接的具体过程，连接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三重时间经度，以及深烙“Dasein”特征的空间纬度。在置身语境的亲临(具有社会关系的交往的)实践中，它通过对表层在场事物的不在场的深层发展过程的不断追问，来突破以往所有在场的形而上学的“神学努斯”迷梦，实现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一致，这个任务的完成意味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思与史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此“出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范式创新的总命题。

　　(二)唯物史观：从当时到当代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如何总体把握出场学视域中的历史场域的变化，进而实践唯物史观呢？

　　第一，把握时间的变化。(1)马克思建构文本的时期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欧洲社会急剧转型，时而爆发深刻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马克思处在人类历史社会发展形态的前沿地带，对资本主义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剖析其根源，找到其病症，进而发掘历史发展规律，找到现代性病症的治病良方。(2)西方马克思主义建构文本的时期与当时的时代话语不同，同样也与当代的时代话语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以说跨越了整个20世纪，革命与战争成为时代主题。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的到来，在对时代问题解答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保持了与马克思一样清醒的头脑，对资本的剥削本质进行了批判。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工作时间得到了一些释放，导致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的削弱；伴随着各种新型媒体的诞生，工人阶级休闲活动时间(通过媒体及其操纵的方案)得以增加，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并不意味着剥削的降低。资本剥削方式就发生了新的改变。他们不再局限于工厂之中，而是通过资本操纵媒体来对工人进行各种潜移默化灌输，尤其是在价值观方面，激励符号消费、形成象征价值、掌控意义生成。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中，涌现出精彩纷呈的画面。这是时代的飞速发展带来的思想界的五彩缤纷的画卷。随后我们会一一进行梳理。无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何种方式、何种角度对唯物史观进行补充或理论重建，他们都以批判资本为基础，也都无法逃离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确定的世界历史范围，因为对资本的批判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要义。(3)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出场学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发展性继承。20世纪后期，人们逐渐从战争创伤中平复，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全球化步伐愈走愈快。全球化使得人类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被牢牢捆绑在了一起。进入21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尽显疲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却风生水起，一次次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马克思是对的。唯物史观依然具有当代性。马克思主义出场学则在牢牢把握时代脉搏的前提下，对时代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成为唯物史观在新时代、新场域的新形态。

　　第二，把握空间的变化。如果说时间定位于年份，那么空间则定位于坐标。丈量空间的尺度和空间的位移变化同样重要。(1)马克思所处的西欧，经历启蒙运动、宗教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大多数国家迎来资产阶级当政。然而政治解放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法国大革命给马克思的心灵带来极大的震撼。在工厂中，马克思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的被压榨的悲惨状况，结合了“当时”的最先进的政治经济学和古典哲学，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解释。(2)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不再局限于西欧。东欧、苏联、美国等都是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员国家。毋宁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视野是针对全球的资本主义发展，而不仅仅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相吻合的，在马克思去世之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正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形成燎原之势并席卷全球。为了争夺资源，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是全体人类的创伤性事件，引发了现代哲学家的深刻思考。进入21世纪之后，资本主义更是通过拓展全球市场，发动局部战争使得摩擦不断，最根本的原因依然是资本的增殖本性。以空间换时间，越是占领的空间多就越多占有市场，资本就周转越快，进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时间与资本的关系同时，进一步研究空间与资本的关系，例如列斐伏尔、哈维、吉登斯、福柯等，以某种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的创新逻辑进行诠释与批判。哈贝马斯通过对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重建唯物史观，则是考虑到了空间异化的新路径，由此导致符号异化、意义世界的异化，剩余价值从商品领域拓展到文化领域，进而发掘文化剩余价值。与时间转换相呼应的是，现代新型传媒在空间转换的过程中承担着主要载体的角色。(3)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地域话语的形成。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自己来解决。这不是马克思所处的西欧，也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放眼的全球。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思想财产，尤其是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但是在中国，当且仅当是中国时，就同样需要根据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要求不断通过具体追问问题具体分析具体的社会现实，“Dasein”的问题不能由“Sein”来解决，相反只有通过“Dasein”问题的解决“Sein”才能“绽露”其自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此把握空间的变化，需要理解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唯物史观不得不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

　　第三，把握场域的变化。通过时间、空间的变化把握处境中的人的场位变化，以此为合力形成出场学的场域观。场域具有时空转换、经纬交织的视野，具有置身性主体的交往实践及在其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维度。在把握场域的变化中，把握唯物史观从“当时”到“当代”的发展形态的一致性，具有五大原则，依次为：“历史主体的出场原则”、“思想的出场原则”、“方法论原则”、“新世界观原则”、“出场意义原则”。①通过“追问”、“解构”、“还原”、“重构”的思想脉络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出场学与唯物史观的一致性和发展性，对于理解马克思思想创新的真正内涵，指导我们用科学的相统一的历史观、方法论、价值观来分析与面对场域的新情况和解答场域的新问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关于“历史”与“实践”，我们的问题域不再是仅仅去追问“是什么”(何所是)的问题，而是进一步转换为“为什么”(何所为)和“怎么做”(何所向)的问题。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

　　为何要通过方法论的视角来梳理西马的重建工作，是因为方法论是真正的活的灵魂，正如黑格尔指出的：“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②这是相当有见地的。笔者通过这样的思路来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重建：(1)方法论的重构：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现象学、精神分析学方法、后结构主义等方法学思路，来透视理论的重建，这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研究任务。(2)理论的重建：以方法论的重构来透视理论的重建，是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一项工作。出场学不仅是新时代的世界观，同样也是新时代的方法论。唯有首先在方法论重构的基础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重建工作进行审视，才能完成一个完全原创性的理论实践。方法论重构对于理论重建来说，不仅意义重大，而且需要各个突破。

　　(一)早期：于辩证法中初现现象学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特征是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在此基础上重建“人学”范式的唯物史观。

　　1.重启辩证法：对黑格尔因素的重新审视

　　早期三贤的论著中充斥着无处不在的黑格尔术语，尤其是卢卡奇，可以说是以黑解马的典型。例如“对象化”、“中介”、“总体性”等，这些都是直接来源于黑格尔的术语，其深层逻辑也与黑格尔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卢卡奇认为黑格尔还是有所欠缺的，例如“这种历史上可能达到的高度并不靠直接既定的对象(及其规律)的笔直发展所能达到的，而是要靠通过形形色色的中介，意识到社会的总体才能达到的，是要靠明确地渴望要实现发展的辩证倾向才能达到的。”③最终借助“阶级意识”来“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意识”正是具有阶级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是对黑格尔的忽略了阶级性的“自我意识”超越，也是对马克思的阶级观念的继承性发展。

　　葛兰西则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新理解及其文化领导权的确证，来进一步根据本国的历史和国情“实践”来“完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现实层面上重新“打开”唯物史观。“只有实践哲学才能使哲学前进一步，它把它自身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但又避免了走向唯我论的任何倾向，它使思想具有历史真实性”④。实践成为理论核心，并且这是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基础上的实践。

　　科尔施则同样通过“总体性”、“革命性”、“实践”等概念对第二国际和列宁思想中的实证因素进行批判。“它是这样的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却颠覆了这个整体。”⑤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出了新的阐释。

　　此外，在早期三贤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劳动”、“异化”等概念尽管与马克思密切相关，但事实上，根源也还是在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之中。尽管对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要素进行了有意义的发掘，但是他们也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把唯物史观又拉回到历史形而上学的迷梦之中。

　　2.初现现象学：社会存在本体论与现象学

　　尽管在卢卡奇的思想脉络中，马克思的辩证法，尤其是其中的黑格尔要素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仍然会时不时地在辩证法之中“插播”一些现象学的术语和思想。尽管这种“插播”不占有主要地位，但是不得不承认它已经初步浮现。例如卢卡奇运用了不是那么明显的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对“超对象的对象性”的意识现象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在“物化意识”的阐述上，卢卡奇早期一直从“关系”向度来阐释意识的形成，似乎觉得社会关系就可以直接决定物化意识，社会实践也只是被放在实体性的劳动领域之中，而未能对物化意识产生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这正是某种现象学方法插播所导致的结论。“在直接商品关系中隐藏的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人们同满足自己现实需要的真正客体之间的关系逐渐消失得无法察觉和无法辨认了，所以这些关系必然成为物化意识的社会存在的真正代表。”⑥直到后期，卢卡奇才放弃了对意识的关系化处理，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才从实践出发以弥补早期对实践问题的忽略，以实践为问题域的引力中心。同时对现象学方法进行了改造，运用了现象学的构成方法，开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研究道路。

　　3.历史本体论重建：历史中心论

　　卢卡奇的历史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与黑格尔的历史形而上学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如果一定要建构一个本体论，那么唯有“历史”才能承担此项任务。“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且是通过历史主体的实践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然而本体论是普遍必然的，为了与知性科学的本体论相区分，就一定要进行本体论批判，才能揭示出历史本体论的超越性。卢卡奇说道：“进行本体论上的批判就成为必要的了，而且这种批判无论如何是一种具体的、以一定的社会总体为依据并以这种社会整体为指南的批判。”⑦因此，通过历史的发展变化的普遍必然性来重建本体论才符合历史即社会总体的本质向度，然而，对马克思来说，马克思并不赞同把历史归于抽象思辨的本体论体系之中，因为那将导致历史中心论的实体维度到历史形而上学之中去。“历史”也需要被规定和说明。

　　总而言之，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历史”，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以及其他各种历史实证科学的变体的虚假性本质进行深刻的批判，完成人学范式的马克思主义。

　　(二)中期：多层次、多角度的“补充”

　　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范式研究也是多种多样。仅从方法论层面分析，这一时期除了“辩证法大串联”的奇妙景象，还出现了现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结构主义方法、后结构主义方法等的“补充”历史唯物主义。

　　1.辩证法：重构即批判

　　不同于早期创始人对辩证法进行的真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和假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区分，这一时期的辩证法在真辩证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不仅在前期基础上把辩证法区分为被构成的辩证法与构成的辩证法、教条的辩证法与批判的辩证法等对立的形式，而且使辩证法的研究走向了新的高度。开启辩证法“大串联”。

　　拉开序幕的无疑是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对启蒙辩证法的批判，随后阿多诺抛出了“否定的辩证法”，开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源泉；萨特理解的“虚无的辩证法”，使存在主义、现象学与辩证法进行了深度融合；马尔库塞创造了爱欲解放的“文明辩证法”，与精神分析学相结合；哈贝马斯则通过“交往理性辩证法”的论证，使辩证法与现象学相结合于合理性之中。当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浪潮吞没理性之际，哈贝马斯重新奠基理性，进而通过交往合理性及其载体普遍语用学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可谓力挽狂澜之举。遗憾的是，辩证法的串联高度集中于文化、文明、意识形态、语用学等上层建筑领域，并认为它们是具有原则高度的决定性作用的，完全抛开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立论基础。因此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

　　2.现象学：重构即奠基

　　事实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包括了某种现象学的环节，两者有可通约之处。然而，现象学的唯我论使其无法达到唯物史观的高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结合现象学方法重建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这一点，使现象学中充斥了社会学和伦理学的要素。早期三贤中卢卡奇涉及现象学，对胡塞尔现象学采取了取其精华的方式，但是在中期，马尔库塞、萨特、梅洛-庞蒂等更多是通过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奠基。

　　马尔库塞晚期写作《海德格尔的马克思主义》把海德格尔对现象学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度结合。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共此在”、“具体性”与历史辩证法的“共同体”、“具体—抽象—具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外，还夹杂着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和胡塞尔的“终止价值判断”。这些都是怀疑能手和批判大师。

　　萨特则通过《存在与虚无》把现象学和辩证法抬高到相同地位，论证了意义的发生与意义的有效性原则与场域之间具有同构关系。“把我们称为现象的东西称为存在，并且它具备存在的两维，自在的一维和自为的一维”。⑧如果说在早期萨特对实践并未给予太多关注，那么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等文本中又成功地把现象学及存在主义原理运用于唯物史观之实践原则中，实现了现象学与唯物史观之间的某种有原则高度的融合：“摆脱了我的共同行动变成了这种表象的实在，也就是实践的综合实体，是控制着其各个部分的整体，是隐德来希，是生命。”⑨人道主义与存在主义都被纳入了唯物史观的重建。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通过“历史的身体”整合社会实践，在反对把马克思教条化、机械化的同时，也把现象学的合理要素作为基础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奠基。“没有内在的人，人在世界上存在，人只有在世界中才能认识自己。当我根据常识的独断论重返自我时，我找到的不是内在真理的源头，而是投身于世界的一个主体。”⑩通过现象学的“原初经验”的奠基。再结合辩证法的“经验场”才能完成“历史的具身”。

　　现象学的加盟，也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从文化和意识形态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新整合。马克思?韦伯的思想有着深刻影响。西马学者向致力于研究意义发生和意义有效性的现象学求助也显得十分正常。遗憾的是，他们都太重视文化、语言、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真正在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导航路线上迷失方向。

　　3.精神分析学：重构即弥合

　　精神分析学也即弗洛伊德主义，以弗洛伊德主义重建精神分析学的唯物史观。精神分析学出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中，可以说是一个创造性的重构的结果。这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集中于宏大叙事，例如政治、经济、社会等的异化，没有涉及到微观层次即人的心理层面的异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站立在社会历史角度建立的伟大学说，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部分学者也必然是通过社会层面的心理的异化来合理弥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使其更加完善。最为有代表性的概念是：单向度(社会)、病态(社会)、异化图景(社会)、健全(社会)、象征交换(社会)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马尔库塞、弗洛姆、鲍德里亚。赖希、荣格等精神分析学的传承者也作了很多贡献。至此的三条方法论线索都是以“人学”为总命题，这与第四条方法论线索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马尔库塞以文明与“力比多”的丰富多样性之间的张力重建唯物史观。“人的统治对象再生着其自身的压抑。而且与日俱增的压抑的合理化似乎也反映了与日俱增的权力的合理化。”(11)值得注意的是，“力比多”的多样性与“进步强制”、“技术危机”相应相生，可见马尔库塞不仅仅是精神分析的，而且也是存在主义的。其思想脉络呈现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以及存在主义三大流派相结合的态势。

　　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把社会的精神异化、心理物化对现代人日常生活的无声无息的影响进行了深刻透视。尽管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的表面上赢得了封建主义，但实际上，在人的灵魂深处，这是一个比任何时期都病得更重的社会。自我意识的丧失、整体性的抽象实体的诞生、具体参照系的解体、与社会力量的疏离，无不预示着这个奇迹般的社会。“独立的经济实体的敌对性合作居然会导致繁荣昌盛的社会”(12)。这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所描绘的物化社会。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则相对应地指出了几种心理物化的机制：“权威主义”(施虐—受虐冲动)、“破坏欲”(与生命欲成反比)、“机械趋同”(保护色)(13)，弥补了以往历史研究在社会心理学层面的不足。

　　4.结构主义方法：重构即结构

　　结构主义学派以人学学派的对立面出现。阿尔都塞以两个马克思进行科学的唯物史观重建，对马克思前后思想进行一刀切，并以格式塔的辩证法反对强制时间绵延的辩证法，以整体性的辩证法反对总体性的辩证法。矛盾辩证法不仅体现为必然性、平衡性，更重要的是偶然性和不平衡性，这样才能体现出整体性的结构。

　　巴里巴尔则在阿尔都塞的基础上，通过对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历史的非连续性与连续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的重新审视，把隐藏在历史的连续现象之下深层次的非连续性的结构挖掘了出来，以便“正确切割”马克思前后时期的不同种问题。“这些结构状态就是各种生产方式，社会的历史可以归结为生产方式的非连续性的更替。”(14)总之，历史的多元决定论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重建的结论，但是强行割裂马克思的前后期思想，这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思想的出场逻辑。

　　5.后结构主义方法：重构即延展

　　介于结构与解构之间，我们也称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不等于结构主义，也不同于解构主义，致力于统摄固定的结构与流动的意义，布尔迪厄、福柯、利科等皆属微观社会学视角对马克思进行多样性补充。因为日常的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宏大叙事无法深入到日常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的每一处，结构主义无法捕捉“溢出”于结构的东西，解构主义则根本无力承担任何事物，因此他们尽管与后现代主义一样反对大写的人与大写的理性，却并不是纯粹的解构主义。

　　詹姆逊在“元批判”的基础上，以解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和马克思主义的“东正教”即苏联体系作为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式。其视域中既体现了后现代的差异性，也对历史与理论、实践进行了正确的规律性表述。他的思想既受到后现代的影响，却并没有走向解构一切的道路。他也同样过度解读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在他理论中作为“中介”的辩证法也因此而成为摆设。

　　“空间异化批判理论”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拒绝哲学所有思辨的、体系的和抽象的方面”导向反结构主义，但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并没有进行彻底解构，而是由现代性空间异化批判引导的日常生活的微观社会学视域的历史观，然而空间生产辩证法“以空间换时间”的结论最终不能全面把握唯物史观，以列斐伏尔、大卫?哈维为代表。

　　“受众商品”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数码劳动对西马“盲点”进行补充的重建。斯迈思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显然缺失了对‘意识形态产业’机构的复杂功能的唯物主义分析。”(15)包括卢卡奇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家们不断地把意识形态的概念制造出来，完全走向了实体性。尽管他们不断地批判实体，可是自身却是以实体性的、观念性的对象为主要研究内容，这就是“主观性的实体”，是一种实体性的社会历史观。“马克思主义者和那些激进的社会批判家经常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专业术语来定位大众传媒的意义，以便生产出‘意识形态’的概念，这是一种隐匿的看不见的对象，但是却可以与资产阶级社会随影随行。这种主观性的实体，与历史的物质性相分离。正如从前的‘以太’概念……这样，它成为唯心论者，与其说它是前科学的，不如说它是无科学的。”(16)斯迈思运用具有创造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批判这种实体性的社会历史观，因为它不过是具有“盲点”的社会历史观，这个“盲点”就是“受众商品”。这个结论是与时代发展潮流密切结合的，现代社会谁能设想某天不上网、不使用各种软件呢？“受众商品”不仅仅为广告商提供免费的数码劳动力，而且自身还生产剩余价值。那些令人上瘾的游戏、购物、综艺节目、影视大片等，无不在麻痹着人们的神经，成为新一代的符号鸦片。

　　此外，福柯、利科、布尔迪厄等人也在历史场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支持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融合，现象学方法与辩证法的融合，从而将唯物主义历史观导向更为开阔的理论方向。

　　(三)晚期：逐步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时间节点是“六八运动”。在“六八运动”失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又开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当时”的产物，未必适用于“当代”。因为当代较当时而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的生产局限于工厂之中，而当代的生产则弥漫于社会的每一个肌体细胞之中；当时的生产依附于机器，当代的生产则依附于符号。当时的传播媒介是面对面的演讲、报纸、收音机，当代则出现了电视媒体，取代了以往的并不具有图像景观的报纸、收音机等传媒。因此，当代的符号、象征也替代了当时的相较而言既抽象又遥远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成为对经济基础具有“决定”作用的新上层建筑。消费替代生产、符号替代意义、文化剩余价值替代工厂的劳动剩余价值。尤其是在80年代之后互联网的出现，使西马的研究又一次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工作随着社会化活动中的交换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尤其是随着传媒(对交换方式的影响)的发展而发展。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总是能够把握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深刻的批判。可是根本上来说，他们中有的人逐步走上了反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解构马克思唯物史观成为此时西马重建工作的重要方向。重要代表人物是鲍德里亚。然而，在解构思潮铺天盖地气势汹汹的同时，“心”与“头”的古老对立又呈现出来。法国解构主义注重“心”，德国理性主义则注重“头”。随着存在主义的本体论解释学加入混战之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各种各样的“面目全非”中呈现出了新的生命力。

　　1.辩证法：以语言中心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交往合理性重建社会交往及公共领域的原初“生活世界”的新型唯物史观。交往离不开解释和语言。因而交往理性的辩证法重构的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沦入了唯心主义的语言思辨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对合理性危机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解答思路：“合理性的表达由于可以批判，因而也能够得到改进。”(17)这是对启蒙理性和黑格尔的合理性的扬弃与发展，与卢卡奇以及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合理性的直接否定形成鲜明对比。

　　霍耐特以“承认—蔑视”的社会发展动力学深化交往行为理论，从经验相关性角度阐述社会规范性，重建马克思历史观的解放性内涵，但是与哈贝马斯一样，都认为只有从心理—语言层面才能解释或厘清历史。在与黑格尔的关系方面，同样传承了哈贝马斯的基本思路，甚至以《法哲学原理》中凸显出来的承认思想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可以说，此时的交往合理性辩证法甚至比卢卡奇更接近黑格尔。

　　维尔默则重新诠释了启蒙辩证法，反对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的对启蒙理性的全面否定，借助于黑格尔的矛盾进展原则，他认为启蒙理性可以实现自我突破。

　　2.现象学：德国式的“头脑”的产物

　　哈贝马斯不仅支持交往理性的辩证法，同样也认可交往理性的现象学。无论是现象学还是辩证法，都是德国式“头脑”即理性的传统产物。现象学提倡的生活世界无疑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世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例如“生活世界”、“前科学”、“直观基地”、“普全具体”、“原创促、无成见”等现象学术语，都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对本能直觉的合理重构，形式语用学的普遍主义要求虽然不能在先验哲学意义上强迫得到兑现，但已让人信服。”(18)无论是辩证法还是现象学，都汇入了交往合理性及其承载此重任的普遍语用学之中，从另一个角度诠释着“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无论是辩证法还是现象学，都是理性的，它们共同反对非理性、无意识、碎片化的后现代的解构之风。在理性和人被解构之刃消解得灰飞烟灭之时，哈贝马斯挽救了理性与人的地位，也意味着重拾了启蒙理性的思想精髓，这是哈贝马斯的重要贡献。

　　3.精神现象学：庖丁解牛中的重获新生

　　鲍德里亚运用“象征死亡”和“交换”概念驳斥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即意识的三层楼，潜意识/意识/前意识以及与之相对应“我”的三阶段——本我/自我/超我。这种线性方式不是可逆的，更不是以完全“统一”为目标的。在任何“象征交换”中，任何界限都是模糊的，对立的两极都是可逆的。无论是生与死之间，还是正常人与非正常人之间，只要共同分享着这条界限，象征交换就可以使它们不再是“二项分离”。在普遍病态的社会里，“象征交换”完成了生死的可逆性和作为新的“物化物”的符号拜物教的“秘传仪式”，象征价值消解了一切传统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鲍德里亚随后利用“潜意识”这个概念本身解构了弗洛伊德的意识三阶段论，焦虑的形而上学以及冲动的形而上学，精神分析学走向的依然是现代性形而上学体系下的二元分离。鲍德里亚的超越要素在于：由现代性的“象征交换”带来了“社会地位”的“潜意识”，一切都以符号及其仿像系统为前提，这样的“潜意识”当然是必然存在的，但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却大相径庭。“象征交换”中的社会“潜意识”“根本不需要‘力比多’，不需要欲望、能量学、冲动命运，等等。”(19)这与现象学的明见性的被给予相呼应，弗洛伊德并不明白现象学的真实要义，尽管现象学也是现代性形而上学的一种，但是鲍德里亚比弗洛伊德更能贴近历史场域的“袭来”，更好地“面向事实本身”。鲍德里亚的解构之刃如同庖丁解牛般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肢解为一地碎片，当然，辩证法、现象学、现代性理性、人学、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范畴也是无一幸免。然而拉康、齐泽克却使精神分析学如同凤凰涅槃一般浴火重生。

　　4.解构主义方法：法国式“心脏”在新传媒时代的特产

　　反宏大叙事的差异、碎片、无结构、无理性、远离中心等，都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方法的标签。

　　消费社会理论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象征交换的符号消费解构常规生产；象征不再是符号学的东西，“象征不是概念，不是体制或范畴，也不是‘结构’，而是一种交换行为和一种社会关系”。(20)鲍德里亚则通过批判价值的等价交换体系，走向一种非异化的“持续的交互性交换”，这是破除了最终价值关系的“开放的不定性关系”(21)的交换。只有通过这种交换，象征性的交换才能冲破以下两个方面的异化：(1)笼罩在其自身之上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异化，包括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异化；(2)现代性价值体系的社会化逻辑导致的符号意义异化，即符号的社会化过程中价值的等价交换原则的异化。这是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时代问题的解答。

　　此外，德里达的“幽灵”重建，齐泽克在裂隙中的“悖论”重建等，无不涉及传媒符号控制的世界的虚幻表象。越到后期，方法论也就越是复杂和全面，辩证法、现象学、精神分析法、解构法等方法论交错于重建工作之中。

　　随着各种新的社会运动的兴起，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后殖民主义、民粹主义等理论也纳入了重建活动之中。尽管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都对历史唯物史观持有批判态度，但是他们反对的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是一切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的理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如此巨浪的冲击下，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用事实证明了后现代的理论是如此不堪现实重负，唯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其科学性，在新时代中不断爆发出生命力。

　　三、出场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建工作的批判与超越

　　(一)出场学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

　　历史辩证法。以卢卡奇历史辩证法为代表，它的缺陷我们在上文业已指出，即关注的方向有所偏差，尽管得出了与马克思相似的正确结论，其论证的过程却集中于阶级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关系对物化意识的决定作用。出场学秉持唯物史观的历史实践观，认为唯有历史的实践才能呼唤真正的历史出场者，也唯有历史的实践才能超越物化意识。

　　历史现象学。卢卡奇的现象学与历史的结合事实上并不是处于一种显性的或有意为之的层面。更多的时候，是读者在字里行间里捕捉到的。这与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类似。因此，历史与现象学的结合此时仅仅处于萌芽状态。但是不能说是成功的萌芽。因为卢卡奇早期是不记得作为基础的历史实践的关键作用的。

　　历史本体论。卢卡奇晚期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事实上就是关于历史现实不断发展变化的本体论。或者说，他向着超越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方向不断努力。此时卢卡奇的论证牢牢围绕马克思的思想核心展开，但是正如斯迈思对西马盲点的批判一样，这种历史本体论只能走向实体性。事实上，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出场学，都注重马克思的方法论与现实世界的结合，因为方法论是革命的、辩证法的，因此本体论如果是走向本质中心主义的，那么依然没有突破黑格尔的历史形而上学。卢卡奇犯了与黑格尔一样的错误，忽略了历史具有不断敞开的本质特征。

　　(二)出场学与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

　　第一，辩证法的大串联之根本失败。过于重视心理学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导致了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的背离。这一时期的辩证法精彩纷呈，星光熠熠。否定性，这个从黑格尔思辨辩证法中走出来的革命密钥，成为辩证法大串联的中心红线。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自不必多说；萨特的虚无辩证法同样以否定及其带来的欠缺为根基；马尔库塞的文明辩证法则以否定那种压抑欲望的虚假文明为根本立论基础，否定压抑才能带来爱欲和文明的统一。在如此强大的否定的力量下，后现代主义闪亮登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此时的否定性多与欲望纠缠，游走于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张力中，再由心理异化审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异化，进而确认这种异化对经济的决定作用，这就是最大的失败所在。出场学依然坚持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是根本的思想，唯有物质文明才能带来精神文明；也唯有把否定性与现实的历史实践相结合，才能看清这一期辩证法大串联的虚弱无力。

　　第二，现象学的加盟之根本失败。现象学尽管具有深刻的反思性，也对思辨辩证法进行了奠基与批判，但是无论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都无法把握历史、实践之间的同构作用。马尔库塞的“具身的历史”，梅洛-庞蒂的“历史的具身”，以及萨特的“历史隐德来袭的生命”，尽管都把握了现象学中体现出的历史的袭来，但是这种袭来依然是点对点的袭来，还没有形成具有“不断出场”的历史与实践的点、线、面的全方位的结合。出场学在唯物史观的传承下，不断面对新场域解决新问题。

　　第三，结构主义的目的性向度的缺失。结构主义对历史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连续性的东西不是本质性的，非连续性的才具有稳定的普遍的必然的本质特征。这个结论在唯物史观和出场学看来，无论如何都是十分荒谬的。首先是割裂了马克思本人思想前后之间的发展与联系。所谓的认识论断裂毋宁说是认识论的发展。其次忘却了结构本身是非历史的，又如何去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使命呢？最后，结构主义的结论是历史的多元决定，因为结构主义是没有目的的。忘记历史，忘记隐德来袭，再把马克思强行塞入结构的笼子里，只能令马克思十分不适。

　　第四，后结构主义在意义的流淌中迷失方向。后结构主义显然把人道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大流派的优缺点都考虑到了，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后结构主义的思想也愈发显得气势恢宏不可或缺。他们做了很多全新的探讨。但是意义的流淌没有解决资本的根本矛盾，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那么所谓的意义的流淌也只能是对僵硬结构的补充。

　　出场学的广义认识论原理的价值。对辩证法与现象学的精华的汲取与融合，站在唯物史观的原则高度上把握各种方法论重构。只有通过出场学的广义认识论原理才能真正传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认识论，也唯有此认识论才能完成与逻辑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统一。

　　(三)出场学与晚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

　　晚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批判，笔者主要集中于解构主义方面。

　　第一，出场语境。解构主义解构了所有的对象，包括人本身。因而无法正确把握出场语境中的现实的人的具体生存状态，导致对语境定位的失败。

　　第二，出场路径。解构主义致力于差异、多元、碎片、无中心，无法确定真正的历史概念，因此也无法理解出场主体如何选择语境中的出场路径进而实现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走向共产主义。

　　第三，出场形态。解构方法的苍白无力。解构主义无疑具有高度的怀疑性和反思性，然而这种极具破坏力的研究方法无法建构任何有价值的理论形态。

　　(四)出场学对西马重建的超越在于精准把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精华

　　第一，出场学并不会像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那样各说各话、自说自话，毫无自己的原创性，也丢掉了唯物史观的原则性。出场学具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支援意识，问题意识是对时代的重新把握，支援意识是牢牢抓住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即历史、实践、出场的同构性原则。

　　第二，出场学既是唯物史观在当代的发展形态，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性发展，也是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工作的对话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的各种歪曲和错误理解的批判，需要有原则高度的批判。这样，出场学与唯物史观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便可厘清了：它们之间经历了（思与史）的统一、分散、再统一的内在逻辑过程。

 

　　注释：

　　①参见任平：《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历史语境、思想资源与对话图景》，载《河北学刊》，2018年第2期。

　　②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9页。

　　③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9页。

　　④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

　　⑤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⑥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1页。

　　⑦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李秋零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⑧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杜小真校，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753页。

　　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下)，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08页。

　　⑩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6页。

　　(11)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12)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2-113页。

　　(13)参见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97、121、125页。

　　(14)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7页。

　　(15)Smythe:"Communications: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i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Vol.1,No.3,1977:1.

　　(16)Smythe:"Communications: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i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Vol.1,No.3,1977:1.

　　(17)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18)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19)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20)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版，第206页。

　　(21)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