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亚福利体制作为“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之后的第四种福利体制被提出，目前已成为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前沿领域。在近15年东亚福利体制研究中，研究争论主要围绕着主要特征的变化、统一性与多样性两个方面展开。近年来东亚福利体制研究还出现了一些新议题，即在东亚福利体制中讨论老年人保障、儿童照顾、福利态度等。从研究发展趋势来看，东亚福利体制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仍是未来研究的主题；全球化、数字化的冲击和挑战将会引发出新的研究议题。立足于东亚，今后需要建构引领包容发展的东方社会保障理论。

　　关键词：福利体制 东亚福利体制

　　作者：林闽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颖琪，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210023）

　　一、东亚福利体制研究的进展

　　20世纪60、70年代至90年代，以日本领头，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四小龙”辅之的经济高速增长现象引起世人的瞩目，被称为“亚洲奇迹”，由此以东亚经济为对象的研究在西方兴起，东亚社会发展也开始进入西方的研究视野。尤其是艾斯平-安德森（G. Esping-Anderson）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将西方福利国家划分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三大福利体制”后，“福利体制”研究范式掀起了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热潮。作为“第四个福利体制”的“东亚福利体制”挑战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福利体制“三个世界”，它并不符合“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中的任何一种，东亚福利体制由此成为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前沿议题。

　　回顾30年来的研究，对东亚福利体制的解读大致沿着三个视角展开：一是东亚文化的比较角度。琼斯（C.Jones）提出“家户的福利国家”（Oikonomic welfare state）和“儒教福利国家”（Confucian welfare state）两个概念，强调以家庭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对东亚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二是东西方福利体制的比较角度，如怀特（G. White）和古德曼（R. Goodman）强调，相比西方而言,东亚国家的福利开支相对较少，倾向以选择性及社会保险的形式来提供福利。三是东亚发展模式角度，霍利德（I.Holliday）提出东亚为“生产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认为东亚的福利体制是生产型的，社会政策服务于经济政策。在这些视角中，研究和讨论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东亚福利体制是独特或独立的吗？

　　总的来看，前15年的研究主要以西方国家学者为主，并引领东亚福利体制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琼斯（Oikonomic welfare state,1990;Confucian welfare state,1993）、古德曼（Japan-focused welfare states,1996）、霍利德（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 2000）等。20世纪90年代末权赫柱（Kwon Huck-Ju）、拉梅什（Ramesh M.）、伊藤·彭（Peng Ito）等亚洲（裔）学者的研究也开始产生影响。前15年的研究主要勾勒出东亚福利体制的总貌，学者们对东亚福利体制特征的提炼，如“家庭主义”“儒家文化”“生产主义”等，成为后来东亚福利体制研究的基础。

　　随着东亚福利制度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深入，东亚福利体制的研究也有了相应变化。过去“生产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几乎是东亚福利体制的代名词。21世纪以来，生产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这一论点开始受到挑战，这一概念逐渐演变成具有包容性、保护性的“后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在后15年的研究中，东亚学者开始以我为主，搭建稳定的学术交流平台与机制，这一平台的载体“社会保障国际论坛”创始于2004年，每年在中日韩三国轮流举办。2015年之后的社会保障国际论坛都有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百余位社会保障专家参会，同时邀请部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欧美知名专家参会。与此同时，中日韩三国学者还于2009年创建了一个基于“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的小型专题研讨会，不定期在中日韩三国举行，每次会议的规模在30人左右，聚焦三国共同关注的社会保障问题，这一研讨会至今也举办了11届，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作为阶段成果的《东亚地区社会保障模式论》论文集在2014年出版。本文聚焦近15年来东亚福利体制研究的争论，并对主要议题进行分析，以期展示这个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二、东亚福利体制研究的争论

　　（一）东亚福利体制主要特征变化的争论

　　1.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了吗？

　　2000年，霍利德提出东亚福利体制是“生产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其在经济政策目标中的表现是经济增长压倒一切，核心概念是成长导向的政府。然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东亚经济和社会改革背景下，各国政府开始基于社会权利推行一系列新的社会福利方案、强化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日益增加的不平等、福利期望和加速的社会发展。生产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这一论点受到挑战。

　　学者们以个别或多个典型国家或地区为案例，在中宏观层面对东亚福利体制的转变进行了证明。韩国学者金渊明（Kim Yeon-Myung）提出，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成长为一个更具保护性、普惠性的现代福利国家，他以韩国为例证明了“生产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已不能解释东亚社会政策的发展变化。伊藤·彭和乔瑟夫·王（Joseph Wong）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基本方法梳理了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社会政策演进过程，他们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之后，以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代表的东亚社会政策更加注重再分配，并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发展得更为完善。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叶崇扬和古允文通过中国台湾地区与韩国的比较，将压缩现代性、制度结构遗绪和偶发事件三个因素纳入其分析之中，得出韩国目前正逐渐朝向“生产性—保障性”的方向，而中国台湾地区则是着重于保障性的社会政策。韩国学者权赫柱对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和泰国的社会政策进行比较后发现，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保持了其原有的发展型福利体制特征，韩国、中国台湾和泰国则向着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新加坡学者李素安（Lee Sooann）和钱继伟则在其研究中认为，新加坡正在寻找“生产主义”和“保护性”福利制度之间的平衡。

　　杨楠（Nan Yang）通过构建比较维度体系（包括教育、医疗服务、家庭、养老金、住房和保护性劳动力市场政策等领域），对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社会政策进行分析，发现东亚福利制度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普遍变得更重视再分配，社会政策体现出生产性政策与保护性政策相结合的特征。不过在他的研究中，所有观察到的案例至少在一个生产福利维度上都具有相对较高的隶属度。因此他提出在东亚，生产主义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特征。

　　林卡、王卓祺等则认为，虽然以往的生产主义政策理念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很难说东亚仍存在着生产主义福利模式的运作。他们提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的社会保障项目发生了很多变化，不断增长的民主化压力使得政策发展导向转向再分配主义，社会政策的理念由生产主义转向再分配主义和包容性社会政策。

　　从生产性到保护性、包容性的转型正是近年来学者们提出的“后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特征。林闽钢和吴小芳以代际分化的视角对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保障各项支出进行研究，发现为回应老龄化带来的冲击，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后生产主义福利体制”，韩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向“后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转型。韩国学者崔龙俊（Choi Young Jun）认为与以紧缩政策为主导的西方福利国家制度不同，东亚福利体制中福利扩张的政策十分明显，其生产主义性质已减弱。崔龙俊以中日韩三国为比较分析的对象，认为东亚福利体制正在转向后生产主义，并指出与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韩国明显具有更突出的社会投资取向。

　　也有学者从一开始就反对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说法。韩国学者金顺阳（Kim Soon-yang）直接反驳了国家福利不发达是由于优先将稀缺的国家资源用于经济和工业政策的观点。他认为不应遵循西方标准，而应从当时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福利支出决策的背景和结构来多维度地了解东亚增长经济下的国家福利制度。他认为尽管经济因素起着关键作用，但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也有很大的影响。

　　综上可见，“生产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已难以概括东亚福利体制的特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福利制度均不同程度地朝着更具保护性、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2.东亚福利体制还是以家庭为基础吗？

　　（1）家庭在东亚福利体制的基础性作用。在近年关于东亚福利体制的研究中，家庭是出现频次最高的主题词之一。从历史的角度看，儒家思想对整个东亚的影响巨大，它深层次地影响了东亚的福利文化，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东亚福利体制对家庭的重视。帕帕佐普洛斯（T. Papadopoulos）和罗姆帕克斯（A.Roumpakis）认为，家庭在东亚福利体制的社会再生产中,既是福利提供者又是经济参与者，家庭仍然是东亚福利体制的中心。

　　林义基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框架，提出东亚社会保障模式与欧美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特色。在东亚以家庭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已经内化为东亚族群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以家庭为中心的福利文化传统、家庭为根的福利文化导向正是东亚社会保障模式最重要的制度化特征。韩国学者王惠淑（Wang Hyesuk）以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健康保险为案例，比较两个方案所产生的不同家庭主义效应，认为家庭主义仍是东亚福利制度的典型特征。日本学者渡边雅男以日本作为东亚福利模式的代表，将其置入国家、市场和家庭的三元福利主体框架中，发现家庭主义对社会资本和市民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强调对于东亚福利国家研究，家庭主义有着长远的学术探索价值。韩国学者金振旭（Kim Jinwook）和崔龙俊利用卢森堡收入研究数据集对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12个西方国家旨在减少贫穷和不平等的公共和私人转移支付的作用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与西方相比，主要依靠家庭资助的私人转移支付在减少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和贫穷方面的作用比公共转移支付更突出，家庭在东亚仍是非常重要的福利供给主体。

　　（2）关于去家庭化的讨论。萨拉切诺（Saraceno）通过阐明家庭主义（familialism）和去家庭化（defamilialization）的概念，通过相关指标（如对家庭的收入支持、对儿童的财政支持、对儿童和老人的照顾等），来测量福利国家在去家庭化程度以及在特定的家庭主义形式上有何不同。他比较了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和亚洲的日本、韩国，发现它们的异同并非简单的家庭化和去家庭化的二分法，而是家庭化和去家庭化都可能发生，并通过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比如家庭化程度不仅因国家而异，而且也因政策领域而异。

　　中国台湾地区学者李威廉（William Li）在研究台湾地区老年人的福利组合时发现，虽然家庭在老年人的经济福祉方面仍然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家庭的支持作用正在下降。他认为在研究东亚福利模式时，有必要强调家庭，当下需要重视使家庭回归的必要性。楼苏萍和王佃利也提出，快速发展的老龄化已经对东亚以家庭为首要责任主体的社会福利政策取向形成了巨大挑战，同时东亚家庭主义开始在增强家庭功能与寻求对家庭的替代两个方向上进行政策努力。他们以日韩老年人福利政策为例，发现两国针对老年人福利的社会政策支持都呈现从强调家庭责任向国家介入的变化。

　　总的来看，伴随着人口变化、全球化发展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尽管东亚传统家庭的角色地位有所撼动，但去家庭化并没有成为东亚福利体制的演变方向。东亚家庭主义下的家庭化与去家庭化的组合变动为东亚福利体制提供了更丰富的研究内容。

　　3.政治力量对东亚福利制度的影响

　　怀丁（P.Wilding）认为东亚福利体制的社会政策有九个共同的特性，其中包括政府对福利的回避态度、政府扮演规范及鼓励的角色以及借助福利来支持及建立政权的稳定与合法性。在传统东西方福利体制比较和东亚发展模式的角度下，一般认为东亚政府忽视社会福利的发展。在有限的、低的福利支出中，又有着社会保险职业分立、社会救助带有污名化的特点，福利分配集中于某些特定的群体，如受雇于政府部门的军人、公务员等。

　　日本、韩国等国家内部不断增长的政治压力迫使这些国家政府逐渐改变对社会政策的态度，开始将社会政策作为回应政治压力的软性手段，一系列相关的政策理念在这些社会中流行起来，包括公民权利、包容性、社会凝聚、再分配主义等。左翼政党、利益集团、民间组织和工会之间互动作用已成为产生慷慨福利成果的驱动因素。

　　韩国学者金元洙（Kim Won-Sub）和中国台湾地区学者施世骏在比较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时发现，经济危机和政治不稳定塑造了不同政府劳动力政策的多样化演变，他们尤其强调民主化、政治竞争在社会政策发展中的作用。韩国学者李秀贤（Lee Soohyun）认为应将政党纳入东亚福利政治的分析。她认为政党影响正是韩国的家庭政策改革背后的驱动力之一，选民中年轻选民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这激励了政党将家庭政策转移到竞选活动的中心阶段、进行家庭政策改革。这表明政党已经上升为韩国福利政治的关键角色。韩国学者黄圭振（Hwang Gyujin）在考察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福利发展情况时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竞争的到来使得社会政策议题受到重视。不过他也指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政策成果都是不同的利益团体长时间协商谈判和妥协的结果，包括社会政策支持者、自由主义者甚至是国际力量。东亚的种种不确定性使得该地区的社会政策政治更加复杂。

　　也有学者对左翼力量之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提出了质疑。韩国学者洪伊真（Hong Ijin）在其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例的研究中指出，左翼政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性对公共福利支出水平增加的影响并不大。她认为由于东亚劳工力量在议会中的代表性并不如欧洲福利扩张时期的情况，未来应对东亚各国和地区各政党的意识形态进行更深入的考察，并进一步将东亚福利支出的政治决定因素概念化，优化其代表变量。可见关于东亚政治力量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二）东亚福利体制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争论

　　1.东亚福利体制的统一性

　　林义认为东亚社会保障模式是否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析视角与研究方法，若是基于艾斯平-安德森的三分法，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的界定则仍有歧义。但若是基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框架和文化发展的思路，东亚社会保障模式则与欧美社会保障制度存在明显差异，独具特色。郑功成认为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的研究应从宏观入手、大处着眼。东亚社会保障模式在建制理念与福利文化、需求满足与责任承担、制度结构与发展路径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共性。

　　阿帕尔特（C.Aspalter）通过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福利制度发展路径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东亚地区采用的福利意识形态和福利战略是共通的，而且社会福利制度的效果和运作情况也高度一致，由此他肯定了独特的东亚福利模式的存在。万国威和刘梦云以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为案例，从政治与经济体制、福利文化建构、内部福利类型三个方面对这六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福利状况进行分析。他们也认为东亚地区具有共同的福利文化，东亚地区的福利类型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并非整体的分裂。

　　席恒和田宋则从合作收益视角出发，按世界各国对社会保障权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侧重程度的不同，将社会保障模式分为三大类，其中之一正是以中国、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东亚社会保障模式，这类模式具有以社会合作为先导、以家庭及其社会网络保障为主导的特点。他们指出，随着东亚社会经济奇迹的出现，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独特的制度化特征越来越明显，而且尽管这些特征会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及国情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也并不会遮盖东亚社会保障模式鲜明的本土色彩。

　　2.东亚福利体制的多样性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东亚福利体制内部的多样性，主要从各类政策切入来探讨东亚福利体制的差异。亚伯拉罕森（P. Abrahamson）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公共照顾政策进行实证分析后指出，东亚的福利制度确实具有生产主义、家庭主义还有儒家的多样化的色彩，但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福利制度各有其发展特色和路径，例如日本已转向保守主义的福利体制；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一直在生产主义体制内；中国大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情况还难以判断。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叶崇扬和刘鹤群通过比较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公私年金组合，发现它们的公私年金模式各不相同，并认为以往研究福利体制的学者忽略了东亚各国和地区间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香港地区学者余伟锦通过比较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等与艾斯平-安德森所研究的18个OECD国家的健康卫生政策，发现尽管东亚国家和地区健康卫生政策的去商品化程度与OECD国家存在显著差异，但东亚国家间的健康卫生政策并不太相似。他认为讨论是否存在一个包罗万象的东亚福利制度还需要更加庞大且严格的实证数据及相关研究。

　　杨楠则对东亚的社会政策进行了更全面的考察，他通过分析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教育、医疗服务、家庭、养老金、住房和保护性劳动力市场政策，发现这六个案例的福利制度存在明显差异，且其福利发展水平也非常不同。他认为东亚福利制度无论在特别的福利服务方面，还是在它们各自的发展水平方面，都越来越具有差异性。东亚福利体制的统一性和同质性存在与否仍值得讨论。

　　有的学者则因过于强调内部差异而质疑东亚福利体制的存在。杨立雄认为所谓东亚福利模式是从西方学者的视角、基于文化的方法而提出的。他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陆为研究对象，发现三者在社会发展模式上有明显差别：日本为“增长与分配同步”的均衡发展；韩国在威权时代“先增长，后分配”，民主转型后逐步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重积累而轻消费，改革开放后则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模式。他提出文化并不是影响东亚福利的决定性因素，基于儒家文化而推出的东亚福利模式是否存在是值得质疑的，而且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政治体制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中国香港周翠雯（Ruby C. M. Chau）等人通过比较东亚（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和9个OECD国家（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的各种休假政策（产假、陪产假和延长育儿假）并将其进行分类，发现东亚所采取的政策类型并不总是内部统一，也不存在外部异构，即在关键特征上并非总是相似，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也无明显的差异。他们据此质疑独特的东亚福利模式的存在。该研究仅关注去家庭化的休假措施政策，针对这一类政策的研究结论还不能否定东亚福利体制的独特性，但从侧面反映出东亚福利政策内部取向具有一定的异质性。

　　3.东亚福利体制内部的差异化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日本、韩国等社会保障制度遭受到冲击，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也建立起新的公共医疗和养老金制度，东亚社会政策的学习和扩散问题引起关注。在日本学者赤松要（Kaname Akamatsu）所提出的雁行理论中，某种产品进口—生产—出口的动态演化会依次在国与国间逐个传导，东亚社会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也呈现出日本、韩国社会政策发展在前，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在后的“雁行”形态。

　　赵怀娟认为东北亚和东南亚是东亚福利体制内的两个“福利丛”，这两个“福利丛”在社会支出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国家福利责任、社会政策导向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比如东北亚体系的社会支出水平要明显高于东南亚体系、东北亚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优于东南亚、东北亚政府比东南亚政府扮演了更为积极的福利主体角色等。这些差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东亚各国发展呈“雁行”形态的体现，经济发展、历史沿革、文化基础、社会特点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东南亚与东北亚在福利国家建设上有了“时间差”。

　　印度尼西亚学者尤达认为，东南亚地区的福利制度具有不同于东亚地区福利制度的独特特征，从儒家文化伦理等着眼的典型的东亚研究视角并不完全适用于东南亚地区的研究。他试图通过比较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福利机制来探察东南亚的“伊斯兰福利体制”。尤达发现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福利体制”也正在向“不纯粹”的方向发展。工业化、全球化迅速发展和民主化转型让这些国家失去了伊斯兰福利制度的特征，譬如来源于《可兰经》的福利伦理观念。他在以印度尼西亚为案例的研究中提出世袭传统、继承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东南亚国家的福利生产：一是社会政策的设计遵循世袭的架构，不符合社会权利的原则；二是福利制度的建设由利益集团驱动，主要还是为官僚和政客牟利；三是全民覆盖的保障制度依然是分层次的，福利会因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的不同而有差别。

　　围绕东亚福利体制的主要争论，我们可以发现，从纵向发展来看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历史进程不同，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福利制度安排也处在动态调整之中，其特征也会随之有所改变。从横向比较来看东亚不仅有着迥异于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发展路径，各国和地区的发展也不同步。东亚福利体制的多样性必然反映出东亚不同的制度、文化特征，也会反映出政治经济方面的发展落差。纵向视角与横向视角的分野正是引起争论的主要原因，也是东亚福利体制研究具有复杂性所在。

　　三、东亚福利体制研究的新议题

　　近年来，东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及社会政策理念的新变化，催生了东亚福利体制研究领域中的新议题。

　　（一）东亚福利体制与老年人保障的研究

　　老龄化与福利国家的变迁是福利国家转型探讨的主要内容之一。面对老龄化浪潮的冲击，东亚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政府公共支出在老年政策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多，代际分配年龄倾向性开始向老龄人口倾斜。老年人保障政策研究由此成为东亚福利体制下的一个重要议题。

　　中国台湾学者叶崇扬等探讨了中国大陆、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公共及私人养老金组合的变化，并将它们分为了三种体系模式：国家养老金模式、公私二元模式和个人主义模式。他们认为东亚每一种养老金模式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弱点，例如中央集权的养老金制度覆盖范围广、替代率高，但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财政困局；个人主义养老金模式虽没有财政压力困扰，但极易造成老年贫困；在公私二元养老金模式下，并非所有企业都会给员工提供适当的职业年金，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年金出现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分野的二元化。现有的体制框架和政策很可能会在以后影响到各政府的改革道路。他们的研究从侧面反映了向老年人进行现金给付的不同组合方式均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以往家庭在东亚的老年人照顾服务提供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但老龄化的迅猛来势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已经对以家庭为基础的政策取向形成巨大挑战。东亚因而开始通过介入社会养老服务来调整国家与家庭的养老责任。

　　楼苏萍和王佃利梳理了日本和韩国老年人福利政策的变迁，提出两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开始将老年人社会政策的重心转向对居家老人提供照料服务。后来两国又相继出台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两国的长期照护保险在制度上都以服务给付为主，通过国家介入创造了家庭照顾功能的替代者，即保险制度下的国家支持与市场供给。新加坡学者杨李唯君（Yeung Wei-Jun Jean）和汤玲玲（ThangLengLeng）对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泰国等10个东南亚国家的长期照护保险进行了考察，她们提出这些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非常多样，既有老龄化程度较深的日本、也有人口较为年轻且缺乏长期照护保险政策的印度尼西亚，但这些国家在为老年人口提供长期保健和照顾支持方面表现出了一致的关注。她们还特别注意到，尽管社区、国家和私营部门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无论在家庭成员还是职业护理人员中，仍是妇女在提供大部分老年照护服务，为此她们建议在支持家庭的照护措施上应注重性别问题，一方面要减少女性家庭成员的照料压力，另一方面也要鼓励更多男子参与老年护理。照护活动中的性别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关注。

　　伊藤·彭以老年人照顾政策为研究对象说明了东亚社会文化观念、制度历史和其照顾安排之间的层层互动，并认为日本和韩国将老年人照顾置于受监管的国家政策之下，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采用了更自由的私人市场办法。不过，鉴于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的社会文化和人口变化，她认为随着家庭的日益松散和男女工作的经济需要，东亚地区的家庭和照顾政策将会不断调整。

　　（二）东亚福利体制与儿童照顾的研究

　　随着社会、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儿童照顾政策成为重新设计当代福利国家的核心之一。与西方发达国家家庭政策主要关注核心家庭的相关问题不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将家庭政策、照顾政策的重点放在纵向的代际关系而非横向的性别议题上。东亚的社会政策虽重视社会投资，但这种重视仅体现在儿童教育和青年人力资源投资方面，儿童照顾政策的发展还相对落后，直到近年来，由于人口、家庭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儿童照顾逐渐进入东亚福利政策体系之中。

　　亲职假是福利国家用于保护婴幼儿健康、保障父母（尤其是母亲）工作权利和家庭经济安全的重要政策措施。马春华通过分析不同福利体制下的亲职假政策，发现不同福利体制国家的亲职假政策也存在明显差异。她探讨了英美自由主义体制、北欧社会民主主义体制、欧洲大陆保守主义体制、东欧母性主义体制和东亚生产主义体制的亲职假特征，并将东亚生产主义的亲职假特征归纳为：以经济发展至上和家庭主义为价值观；福利生产者的角色定位为家庭中心、国家和市场位于边缘；去商品化程度极低；去家庭化程度较低且女性是主要照顾者；假期相对较短，工资替代率较高，但相比其他福利体制男性假期较长（但并非强制的“父亲假”）。

　　申秋以日本、韩国为例分析了东亚福利体制下的家庭政策，从历史的角度结合数据和文本资料进行论述，比较了日本和韩国的家庭政策演进。她提出在面对相似的发展路径和社会问题时，日本和韩国选择了不同类型的家庭政策——日本家庭政策改革以问题解决型、内隐性为特征，韩国则是系统性的、外显性的。这与日本和韩国不同的政府部门架构、社会福利基础、民主化改革和人口变化情况有关。

　　韩国学者安美英（An Miyoung）和伊藤·彭通过构建以劳动力、时间、金钱为维度的家庭化/去家庭化矩阵，比较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儿童照顾政策。她们发现这三个案例都加大了儿童照顾的财政投入，但是其投入重点有所不同：日本重视家庭照顾，侧重于家庭化；韩国强调市场照顾服务的使用；中国台湾则是通过增加休假补偿，加强照顾的家庭化。她们还指出，三个案例在各维度上的家庭化/去家庭化差异显然会对性别造成不同影响。

　　（三）东亚福利体制与福利态度的研究

　　福利态度如何形成和变化已成为目前社会政策研究的前沿领域，关于不同福利体制下的福利态度比较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东亚福利体制影响下的福利态度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杨琨和袁迎春基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中社会不平等主题的调查数据，分析比较了韩国、德国、瑞典和美国四个不同福利体制下福利国家国民的福利态度影响因素及其特征，指出不同福利体制下国民的福利态度存在显著差异，福利体制是影响国民福利态度的最主要因素。他们发现，国民对政府福利供给的支持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韩国、瑞典、德国、美国，这正符合东亚福利体制中政府扮演主导角色的特征。除了福利体制间的差异，不同福利体制中社会群体内部的分化结构也形成了特定的福利态度分化特征。例如韩国的民众福利态度呈现明显的代际分化特征，即年纪越轻越倾向于认同政府承担福利供给的责任。杨琨和黄君的研究则发现，东亚各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不平等及贫富差距的扩大，其青年人对政府福利再分配政策的支持度在各类福利体制中最高，青年人更希望通过政府的再分配福利责任来促进社会经济平等和公平的实现。

　　韩国学者金韩成（Kim Hansung）等的研究则关注东亚福利体制内部的福利态度比较，他们的研究考察了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民众对经济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的感知如何影响其对再分配政策的个人偏好，发现对经济不平等的感知是再分配态度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大陆和韩国的民众对机会不平等的感知与其对再分配的支持态度表现出正相关；与其他国家不同，在韩国，社会经济地位对民众有关再分配的态度没有显著影响。东亚福利体制内部虽具有一定共性，但各国和地区背后的发展逻辑其实是复杂的。

　　万国威和金玲从国别层面和国内层面对中国弱势民众的福利态度进行了解构。他们在国别层面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中国、日本、韩国三国的社会福利态度在内部结构上具有很高的相似度，与欧美各国显示出了明显的地域差异。具体来说，东亚民众的保障性诉求相较于欧美国家明显偏低，普遍更重视生产性福利，对于就业的要求较高。因此他们认为东亚国家的民众往往具有高度契合的社会福利态度结构，这与东亚福利体制的“弱保障性”福利供应特点相吻合，也正显示出了社会福利体制与社会福利态度的一致性。

　　总结东亚福利体制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议题，一方面体现出福利国家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例如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几乎席卷全球，东亚也不例外，其情况甚至更为严峻，东亚福利体制在此冲击下必有所回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东亚经济和社会所具有的特殊性，如东亚老年人保障、儿童照顾的发展也是儒家文化中“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价值追求。将新议题置于东亚福利体制平台之中，不仅丰富了东亚福利体制的研究内容，让福利政策比较研究呈现出更多样的面向，也成为了东亚福利体制研究转型的关键。

　　四、对东亚福利体制研究的展望

　　第一，东亚福利体制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仍是今后研究的主题。随着东亚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由于发展进程的不一致性，东亚福利体制的多样性会成为研究重点，东亚社会政策比较研究仍是未来研究的主要领域，有三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近年来由于东亚各国社会政策领域主要概念内涵与外延不一致、统计口径的不一致等问题，跨国和地区深入的比较研究受到较大的影响。二是基于比较制度分析的框架及其拓展。目前东亚福利体制比较研究从社会保障及福利支出与GDP的比重、从艾斯平-安德森的分层化与去商品化指标，延伸到制度经济、社会结构、政治政党结构、观念文化及习俗传统等方面，东亚福利体制研究的边界不断拓展、视角更加多维、内容日渐丰富。三是东亚学者开展的东亚福利体制成果开始丰富，但由于多种语言使用的局限和论文发表范围的影响，还缺乏与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的广泛交流，更缺乏国际间合作研究和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东亚福利体制研究已处在发展的瓶颈期，今后还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二，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冲击和挑战，将会在东亚福利体制研究中引发新的研究议题。一方面，全球化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福利国家的各个方面，资本、信息、人口等要素的流动以及政治文化的交流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面临许多相似的社会政策冲击和挑战，也带来差异性的后果。另一方面，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社会的进步，人类开始向数字化时代全面迈进，这将从整体上改变人类社会生活的状态，为社会政策的创新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东亚福利体制调整和变迁必然要回应来自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冲击和挑战，引发东亚福利体制研究更多的新议题。

　　第三，立足于东亚，今后需要建构引领包容发展的东方社会保障理论。东亚是目前世界上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东亚“经济奇迹”深刻影响了世界，也仍将继续改变这个世界。长期以来，东亚福利体制研究是在西方话语下的解读和表达。目前的共识是：东亚福利体制能作为东亚比较社会政策开展研究和对话的平台，是因为东亚无论在社会文化还是政治经济上都有别于西方。对东亚社会展开的研究应在发展中不断创新，寻找与东亚社会相适应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超越西方福利体制研究的既有概念术语、分析框架和思维定式，立足于东亚社会的特性来探索东亚福利体制的可持续性和发展路径，实现与西方学术界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建构引领包容发展的东方社会保障理论。再过15年来看今天东亚福利体制的研究，也许就是东方社会保障理论大厦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