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济全球化的理想状态，就是将美国经济的“微观—宏观”范式呈现，平推至关于全球经济的想象世界。但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并非朝着形成全球范围的同质化“宏观经济”方向演进，而是越来越具有新时代的域观经济特征。基于经济全球化而形成的经济一体化，并不能消除世界经济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由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域场”特征及其相应的制度规则，经济全球化既要尊重各国自身的域场规则，又要对这些规则进行相互接轨的协调性安排，从而建立和维护一个“安全畅通、规则平等、承认差异”的世界市场秩序。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域观范式/“微观—宏观”范式/域场规则/对等

　　作者简介：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836）。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自始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过程。直至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特别是迈入21世纪后的2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态势。这一原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过程，日益呈现极为突出的域观特征。今天，我们已经不再以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而是在域观范式思维的构架下，更好地观察、研究和理解新时代的经济全球化。

　　一、传统主流经济学范式思维下的经济全球化

　　在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思维中，全球经济实际上被想象为，从以国家为单位的“宏观经济体”，扩展为世界范围的“超宏观经济体”。其演化路径和方向是，卷入全球化洪流的各国宏观经济体，同质化地融合为更大范围(直至全世界)的一体性宏观经济体。在这个全球性宏观经济体中，存在众多“国家”(国民经济)，发生各种国际经济关系(跨国性经济现象)，但在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它们被想象为在自由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规则下，必然趋向于微观经济主体的同质化、国际经济关系的无边界化(“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以及货币体系的集中化。这就像是一个以国家(国民经济)为单位的宏观经济体的超级放大版。即国家作为宏观经济体，在时空上延展为整个世界一体化的宏观经济体。尽管现实高度复杂，并不存在这样的放大事实，但已成为主流经济学范式深处人们心中的抽象世界。

　　既然在微观层面上，所有的市场经济主体都是同质的，进而所有的宏观经济体都可以被同化地融合为全球一体的单一超宏观经济体，那么，以“微观—宏观”范式想象和刻画的一国内“市场—政府”关系，如何推演出全球范围的经济体系构架呢？也就是说，如果在“微观经济主体”同质自主(均为自由竞争的私有企业)放大的基础上，“政府”作为“宏观经济决策主体”和维护市场竞争的调控者，那么该由谁来发挥世界范围的“超宏观经济体”的“世界政府”功能呢？很显然，按照“微观—宏观”范式思维，需要存在一个特殊的超级大国，它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负有在全球范围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维持自由竞争秩序”的权力和职能，包括货币管控、贸易自由、航行自由、纠纷处理等。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经济全球化格局的理论想象，而超级大国美国则充当了“世界政府”或“世界警察”的角色。在这个经济全球化体系中，美国政府不仅是自己国家的政府，也自认为是全世界的“政府”。笔者将这一世界经济的治理逻辑，称之为“经济全球化2.0”时代。[1]在这个时代，凡是拥抱经济全球化的国家，都得承认这个经济全球化体系框架。自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这一经济全球化体系达到鼎盛期，没有国家能够将其颠覆，另起炉灶。可见，只要承认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这样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就是唯一合理的，且在逻辑上可以自洽周延。那些坚持主流经济学思维的经济学家，坚信世界上只存在一种门类的经济学，也只有这种经济学范式才是“科学”的。如果还有其他的范式思维，那必定是不科学的“旁门左道”或“歪门邪道”。换句话说，只有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格局，才是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所能容纳的“正常”状态。

　　迄今为止，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这一理论想象和范式思维，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范式思维框架中，人们普遍认为，所有加入这一体系的国民经济体系，都只是(或者应该是)作为微观经济主体(企业)方可进入；所有微观经济主体(企业)都具有同质性，都是私有制企业，能够完全自主决策、独立经营，都是在如同匀质性绝对空间的世界市场中，自由自主地运行和交易；它们都以追求自身利益(利润)最大化为唯一行为目标；它们都被视为“粒子”，且各种垄断或合谋行为都因操纵价格扭曲了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不被允许。

　　如前所述，在这样的“微观—宏观”范式框架中，市场体系还必须有一个重要角色，即“宏观”意志或“宏观政策”的体现者。作为当代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就体现了这个放大了的“宏观经济体”的“调控者”(即“世界政府”)功能。其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国家间多边机构体系中居主导地位，美元也早已替代黄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这样的世界就像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既合理有效，又能实现“一般均衡”。

　　对于这一范式思维，美国具有更为根深蒂固的执念。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所言，“爱国情怀并不仅仅是挥舞着旗帜宣示忠诚。它也是一种感受：无论是好是坏，重要的事情只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虽然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5%，但在很多美国人的眼里，美国就是世界。”[2]按照这样的观念，经济全球化的理想状态，不过就是将美国经济的“微观—宏观”范式呈现，平推至关于全球经济的想象世界。然而，尽管理论很精美，这样的想象世界同真实世界始终存在巨大差距，根本无法再现真实的人类世界。

　　二、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域观格局变化

　　在“微观—宏观”范式框架下的理论想象中，经济全球化的微观基础是私有制企业，进入全球市场的企业具有基本相同的性质、行为目标和非垄断性地位，而同质性企业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在一般均衡下构成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就能够实现配置资源的最高效率。在这样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除了美国这个唯一“例外”的政府，其他国家是被尽可能弱化的角色。最小程度的国际障碍和政府干预，就是最高程度的经济全球化。因此，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全球市场，但也只是画在黑板上的幻想世界。其“合理”逻辑是，以个人主义经济理性假定为前提的微观经济学范式，从一国市场空间向世界市场空间的形式逻辑推演。通俗理解就像是，将各国间的制度围墙全部拆除，完全没有国境界限，进而形成一个全球范围的“超级宏观经济体”。这是一个高度抽象化错配后的经济全球化图景。

　　曾任美国商务部长的罗伯特·夏皮罗说：“全球化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但是在世界各国，其发展进程绝不是整齐划一的，哪个地方能够有力把握这个进程，哪个地方的发展进步就会卓尔不群。当前，市场已经或者接近全球化，但是，世界仍然围绕主权国家运行，各国政府拥有设立市场条款的权力，不管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要受其影响。”[3]也就是说，没有制度围墙和国境界限的全球经济体，这个处于同质一体化的人类世界，是毫无现实基础的幻象。各主权国家是实体性的存在，而“世界政府”则是一个虚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指出，在现实的世界经济中，“事实的真相是从来未有过成功的大型经济体政府在其中不扮演重要角色的，而且在那些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如中国)以及生活标准最高的国家(如北欧国家)，政府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某一天(也许很快)我们也将看到，按当前这样模式管理的全球化，既不能提升全球效率也不能促进平等；更为重要的是，它使我们的民主制度陷入危险境地。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还有其他对我们经济和民主都能进行更好的管理全球化的方式，并且它们不会造成不受约束的全球化。”[4]

　　正如斯蒂格利茨所预言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中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变革的关键性角色之一。夏皮罗认为，“严格来说，中国的最大优势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从一开始，中国试探性地引进市场机制，根本就是一项政治决策。”“中国独一无二的政治制度与一心一意的领导集体，使得快速实现全局性变革成为可能，不管成本多大，代价多高。变革就会带来经济持续繁荣，而美好前景足以让中国人维持社会纪律，拥护政府。正是由于存在这些远景，差不多每一个跨国公司都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毅然决然，竭尽所能，到中国追逐财富。”[5]可见，经济全球化形成的世界经济格局具有显著的域观特征。由于民族历史因素的深刻影响，各国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非同质性，其制度和文化存在系统性差异，没有绝对的优劣，而是各有特质与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受到世界发展共同规律的决定，同时也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具体的制度国情。[6]中国经济突出的域观特征，[7]使得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受到这一特征的系统性影响，其本身就成为一个显著的域观过程，[8]而不是抽象的宏观过程全球缩放。

　　进入21世纪，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并非向着形成全球范围的同质化“宏观经济”方向演进，而是越来越具有新时代的域观经济特征。挪威学者乔根·兰德斯对全球经济发展态势的判断是：“我并不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不加改变，继续能在未来四十年里存活下去。‘资本主义’这个名字会得到保留，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方式则会发生改变。”“政府行为在不同地区间有明显的差异。在西方民主政体中，政府干预有着明显的限度。在美国尤为如此，因而美国的资本主义比欧洲的更为纯粹。在欧洲，政府更多地被认为是善意的帮手，而不是经济的负担，无需尽可能地弱化政府职能。到2052年，中国会向世界展示，在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的问题时，一个强大的政府更为有效。”他预言，“美国将和平地向中国递交世界领导权”，“中国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驱动力”。“当然，中国的发展也可能出现偏差，但我认为这需要时间。中国执政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双方都需要人均消费水平实现快速增长。如果这一目标达成，双方都会倍感高兴；如果失败，双方会倍感失望，并继续努力。”而关于中美关系，兰德斯似乎在几年前就预见到了今天所发生的事态。“我相信，中美两国未来可能出现冲突，将通过友好的方式得到解决，因为美国国内也有足够的资源，为人民完全有能力这么提供自给自足的生活。”“如果美国决定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那么它完全有能力这么做。但是，我并不认为美国的执政体系会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决定。美国的长处显然不是联合两党做出迅速的决策。”他还认为：“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民主社会和自由市场仍然解决了许多复杂的问题。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社会面临的问题并不能通过以往的方式得到解决。”[9]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开宣称“美国优先”，实际就是一个具有历史意涵的暗示：既想维持霸权，又不愿再承担领导责任，并为此而有所付出；公开宣称美国的“自私”，对于利益的优先顺序更加斤斤计较。这实际上默认了“微观—宏观”范式正面临着危机，以致不得不进行变革。

　　三、经济学域观范式下的经济全球化实质

　　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中，除了哲学，经济学是对人类社会特别是社会体制影响最为深刻的学科。从最世俗的普罗大众，到最高学术殿堂中的理论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涉猎经济学的知识或学问，没有人会同经济活动的人类行为或社会现象毫不相关，或漠不关心。关于“经济”世界，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想象的或接受的心中图景参照系，根据这一图景来“框定”现实世界。那么，经济全球化究竟是一幅怎样的想象图景，现实的经济全球化又是怎样的状态，二者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想象中的经济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家勾勒的图景及其自娱自乐的故事；而现实中的经济全球化，却是另外一番场景，具体由不同的故事来呈现。美国的故事与中国的故事，各有其引人入胜之处。希勒说：“经济学家在创建理论时往往表现得像仁慈的独裁者，他可以实施一项特定的计划来实现最大化的社会福利。但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者。我们面对的是或自利、或利他或两者兼而有之的人。这些人会受到故事的影响。”[10]

　　如前所述，在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思维观念中，经济全球化是在“微观—宏观”范式框架中构想的图景，经济全球化的故事被理解为“微观—宏观”范式构架中的现实演绎，否则就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但这样的经济全球化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反而具有显著的域观态势表现。

　　在现实世界中，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越来越难以代表“世界政府”，即使是在最勉强的意义上，它也越来越难承担全球经济的“宏观调控者”之责。近年来，特朗普公开提出并强力实行“美国优先”政策，坦率地承认超级大国本质上也是民族国家，一旦相对实力减弱，就无法也无力单独承担“世界政府”的功能。因此，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在实质上是无政府的。“微观—宏观”范式框架中的所谓驾驭市场运行的“世界政府”角色并不存在。整个世界可视为相互依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却不存在传统主流经济范式想象的“微观—宏观”体系和“市场—政府”治理结构。世界经济的无政府性决定了，只能由各国特别是大国间的对话谈判，来形成共同遵守的经济全球化秩序规则。

　　所以，人类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必须与时俱进，只有“换脑筋”才能明事理。而如果进行范式变革，超越“微观—宏观”范式，就是要使传统经济学曾抛弃的史观范式因素重新回归，进而形成观察世界的域观范式。这一新的范式思维将使经济全球化呈现另一种图景，特别是世界的真实特质和多样性特色，将能得到更为贴切的理解和符合实际的刻画。[11]

　　笔者曾撰文指出，[12]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经济全球化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当越来越多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国家纷纷进入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以其巨大的经济规模改变着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平衡态势时，各国能否避免重大冲突，以和平方式解决矛盾，实现互利共赢，将成为突出的全球性问题。当前，中美间在各个领域中的摩擦和较量就是直接表现。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长足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历史上，各国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战争，都曾成为经济全球化推进的方式。那么，新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能够以和平的方式推进吗？这是对全人类命运的严峻拷问。

　　如果按照“微观—宏观”范式思维，人类恐怕难以避免严重的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因为这一范式思维理解的经济全球化，必须以微观经济主体的同质化为前提。当微观经济主体的性质不同时，如何进行公平竞争，又该如何实现均衡？进一步说，作为各个“宏观经济体”的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前提也必须是符合同质化要求，然后才谈得上融合为同质化的全球“宏观经济体”。当前，美国的一些所谓“战略家”，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并没有走向他们原先以为的、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同质化的方向，进而对中国大打出手，试图迫使中国改变方向。简单来说，就是试图把中国变得跟美国一样，才肯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才允许中国加入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否则就将中国视为另类，要跟中国“脱钩”。如果认为只有消除各国的差异性、制度特色和经济多样性，才能实现经济全球化，那么，经济全球化确实就意味着国际冲突和战争。

　　但是，按照域观范式的思维，经济全球化并不要求各国经济体的同质化，只要求以可行的方式，实现不同“域场”[13]间各国经济相互接轨、合作、融通，最终到达“融而不同”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这是唯一可行的经济全球化方向。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所述，“在人类和社会科学中，唯一可能正确的观念是多元论观点。”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社会是或应该是完全和纯粹竞争的。国家、法律和道德约束的作用永远是重要的。而且其他形式的组织，比如，自愿合作，也是如此。最严格意义上的商业生活也不会符合理论上的经济人行为。历史的发展随着观点、态度和制度的进步而变化，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在不断改革。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的最高峰到来之前，向其他形式的、主导类型的组织的进化就已经开始。这一社会进化大大超出了经济理论家的领域”。[14]换句话说，即便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各国的具体国情也有所不同。因此，各国经济的同质化并非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前提。基于经济全球化而形成的经济一体化，并不能消除世界经济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各国经济制度的域观特性与特色，必须得到尊重，绝不能任由霸权国强力改变。即使是基本政治制度相同的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也不存在某种压倒性的力量将迫使它们完全趋同，差异的空间依然存在，并且必须得到保护”。[15]只有以这样的思维观念推动经济全球化，才能真正维护世界和平，避免国际冲突和战争。

　　四、经济全球化的风险性和规则“对等”性

　　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必然趋势，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工业化的长足推进，世界各国将逐步融入这一大势中。从经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发展中的积极现象，可以使更多人从中获益。但事物总有其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经济全球化，人类要付出成本。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许正因如此，经济全球化一直受到不少人的批评和反对。经济全球化可能导致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国内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国际移民造成社会关系复杂化，乃至种族矛盾加剧、恐怖主义现象时发，以及病毒细菌全球性蔓延，等等。尽管拥护经济全球化的人可以争辩说，这些负面现象并非完全由经济全球化导致，但也不可否认，实现经济全球化必须付出一定代价，或是必须面对一系列矛盾和巨大压力。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差异性的域观多元现象，而非各国一致发生的同质一体化现象。其现实进程先发生在少数国家，再向其他国家扩散，也有些国家可能长期处于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之外。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发力点也不是独立自主的原子般“微观经济主体”，而是参差错落的历史性社会域境变迁。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高度不平衡的曲折过程，巨大的域观差异甚至可能导致整个世界的动荡和全球性压力。当今世界的最突出问题，就是如马丁·沃尔夫在十多年前指出的：“如果美国继续保持支配地位，而不是和其他国家共同维护世界秩序，它和新兴的中国之间就不可避免要产生利害冲突。此外，中国的崛起还会迫使其他国家进行不愉快的经济调整。这已经引发了某些地区的保守主义势力的反弹，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种相互敌视的恶性循环逐渐壮大，最终将破坏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并非完全不能想象。”[16]

　　全球化的主流经济学范式逻辑深处，实际上就是美国霸权的国家意识。它将自己视为“世界政府”，作为“宏观”驾驭者和“世界警察”，站在“山巅之城”以“长臂管辖”领导世界、维护秩序，而其他国家政府则理应尽可能地减少对经济全球化的干预，只为其扫除国内体制障碍，让本土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同质一体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格局，才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微观—宏观”范式、具有完美性的理想世界。但遗憾的是，这样的主观想象在现实世界中不但难以实现，而且随着美国经济一超独强地位的相对减弱，经济全球化格局将越来越与之偏离。

　　当前特别值得作前瞻性研究的是，当美国迫于客观形势的变化，从超级大国的“美国例外论”傲慢心态，开始转向更加“计较”和更加“小气”的不自信心态时，在经济开放和自由化上要求“对等”，特别是要求中国同其“对等”，将成为美国的一个要价理由和博弈策略。它主张相关国家各领域的开放程度、国家干预方式、关税水平安排等都必须相互对等，才能进行正常交易，否则就是“吃亏”和“受骗”，进而以“脱钩”或“制裁”相威胁。这里存在一个突出的理论难点，究竟如何认识和处理各国间的域观性差异[17]问题。经济全球化当然要求各国遵守共同认可的秩序规则，在可行限度内尽可能做到相关各方的政策安排待遇“对等”，但也得认可基于各国的域观特性与特色而决定的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不能强求所有政策安排的完全“对等”。也就是说，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秩序规则，各国之间有些可以对等安排，也有些难以实现对等。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域场”特征及其相应的制度规则，经济全球化既要尊重各国自身的域场规则，又要对这些规则进行相互接轨的协调性安排。承认经济全球化的大市场实质上是各类域场形成的一体化格局，而不强求一个同质化的绝对自由市场，这才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形态。

　　换句话说，经济全球化需要建立和维护的是“安全畅通、规则平等、承认差异”的世界市场秩序。在一些方面，各国间的规则“对等”是合理的、可行的，也是必须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强行要求完全“对等”则难以做到，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因为强求经济全球化以各国经济性质的同质化为前提，就是忽视或有意否认了其域观性质，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全球化风险和代价。尤其在金融、数据、传媒等高流动性且关系国家安全的敏感领域，必须承认各国的域观特性与特色，尊重各国的国家治理主权原则。因此，真正负责任的态度是：各国在同其他国家进行规则接轨时，必须进行效果与风险评估，对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安排权衡利弊，尽可能体现具有不同域观特性的诸国民经济体之间的良好亲和性，在重要域观特质具有较大排异性的方面，避免因强求规则“对等”一致，而可能导致的额外损失甚至社会混乱。这也体现了当代经济全球化必须在尊重各国主权国家的制度框架内，方能推进的客观现实，不同域场(国家)间的规则移植或政策对等，必须考虑各国基于生产方式差异的域观条件。

　　可以预期，在未来的国际规则谈判中，关于“对等”与否以及如何“对等”的讨价还价，将成为中心议题。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秩序规则，具体的政策安排可能此一时彼一时，相向而行是实现各国规则接轨的必由之路。但经济全球化的域观性质也决定了，世界各国不可能完全同质化，经济全球化的秩序规则的“对等”性不能否定不同国家的特质与特色。关于政策和规则“对等”的谈判，一方面是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一种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大推力。有些看似“让步”之策，实为进步之举；有些看似是放弃“原则”而迁就“对等”，实为经济格局变化后的规则调适。只要各国都能识时务而与时俱进，就能逐渐形成适应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秩序规则体系。

　　注释:

　　[1]参见金碚：《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期。

　　[2]罗伯特·希勒：《叙事经济学》，陆殷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105页。

　　[3]罗伯特·夏皮罗：《下一轮全球趋势》，刘纯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4]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56、120页。

　　[5]罗伯特·夏皮罗：《下一轮全球趋势》，第160、161、168页。

　　[6]参见金碚：《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承诺》，《管理世界》2020年第9期。

　　[7]任何经济现象都是在一定范围(疆域、区域或领域)中发生的，世界经济体由诸多不同疆域或区域的经济体构成，各疆域或区域内的经济现象各具范围特色，是为其域观特征。

　　[8]由于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在所有疆域或区域同步发生。相反，世界经济体具有显著的域观特征，表现为不同时空范围内，在一定疆域或区域中发生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现象的本地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作为范围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作用，使经济全球化现实地呈现为域观过程，而非某大国权力自然向外放大的一体性宏观现象。

　　[9]乔根·兰德斯：《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秦雪征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99、200、234、235、321页。

　　[10]罗伯特·希勒：《叙事经济学》，第37页。

　　[11]参见金碚：《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管理世界》2019年第2期。

　　[12]金碚：《世纪之问：认识和应对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巨变》，《东南学术》2020年第3期。

　　[13]系指具有一定域观特征的场境或市场。

　　[14]弗兰克·H.奈特：《经济学的真理》，王去非、王文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2、172页。

　　[15]马丁·沃尔夫：《全球化为什么可行》，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16]马丁·沃尔夫：《全球化为什么可行》，第257页。

　　[17]系指不同域观经济体(国家或地区)，或不同领域或范围内经济现象的非同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