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夏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智慧依然延续在当代中国生态诗歌中。于坚倾向于道家生态智慧，汲取道家的敬畏自然、万物齐一的生态理念，呵护自然，发现诗意。华海则偏向于传统山水田园诗歌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追求主客交融的澄明境界。吉狄马加接受的是彝族传统的万物有灵论，感悟自然生命的内在灵性，惜生护生。传统生态智慧赋予当代生态诗人积极面对生态危机的精神资源，也赋予了他们发现全新诗意的独特眼光，对于推进当代诗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新诗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传统生态智慧；生态诗歌；于坚；华海；吉狄马加

　　作者简介：汪树东，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 430072）。

　　华夏大地上的传统生态智慧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至关重要，反对高高在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倡导符合自然节律的生活模式，践履民胞物与、与物为春、惜生护生的生态伦理。相对而言，西方文化总是倾向于人和自然的对立、对抗乃至敌对，一方面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少西方生态思想者都曾向儒家、道家等东方文化传统寻找生态伦理的精神资源。李约瑟曾说：“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对中国人来说自然并不是某种应该永远被意志和暴力征服的具有敌意和邪恶的东西，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应该了解它的统治原理，从而使生物能与它和谐共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把它称为有机的自然主义。”在李约瑟看来，古代中国人的这种有机自然观与在西方现代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机械自然观泾渭分明，前者恰恰是一种典型的前现代生态智慧。这种前现代的传统生态智慧在当代中国诗歌中也得到超时空的呼应，绝大部分当代中国诗人都具有或深或浅、自发或自觉的生态意识，有些诗人或许是偶尔创作生态诗歌，如海子、韩作荣、李琦、潘洗尘、沈苇、李不嫁、李元胜、哑石、远人、敕勒川等，有些诗人持续关注生态问题，如李松涛、于坚、吉狄马加、李少君、雷平阳、鲁若迪基、倮伍拉且、哨兵、徐俊国、津渡、张二棍等，有些诗人则专心于生态诗歌的弘扬，如华海、沈河、侯良学、江天等。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当代诗歌开辟出了新的生态诗歌天地。笔者在此拟以于坚、华海和吉狄马加为例考察传统生态智慧是如何进入当代诗歌的，这种考察将有利于推进当代诗歌的文化自觉意识，对于进一步弘扬传统生态智慧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敬畏自然：道家智慧与于坚诗歌

　　于坚是当代诗坛中颇具原创力的中坚诗人，在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始终坚持重铸汉语诗性，试图让汉语诗歌重返坚实的大地，反对标准化、同质化、模式化的现代文明，守护日常生活，尊重文化多样性。而对生态恶化的批判、对自然生命的尊重、对传统生态智慧的寻觅则始终是其诸多诗歌一以贯之的主题。于坚对痴迷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现代文明嗤之以鼻，曾说：“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中国历史当然也有对自然进行征服和改造的这一面,但它更是‘道法自然’的文明史。中国文明可以说就是敬畏自然的、道法自然的文明。”于坚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敬畏自然、道法自然的文化，应该是准确的，但他更多汲取的是道家生态智慧。于坚成长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恰恰是对大自然丧失了最基本敬畏的激进年代，他曾说：“事实上，我在少年时期也是深受这种天不怕地不怕思想影响的，没有敬畏之心。我的敬畏之心不是来自教育，而是自己慢慢领悟的，通过自然，通过云南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不过，云南高原的自然生活经验、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等必须在道家生态智慧的点化下才能够在于坚的生态诗歌中接通大道，催生汩汩诗意。

　　道家生态智慧使得于坚发现自然生命的全新诗意，例如他的诗歌《避雨的树》堪称道家生态智慧的完美演绎。在于坚笔下，那棵矗立在亚热带丛林中的榕树就是道家钟情的道、大自然的象征。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源，是道生养了万物。于坚在《避雨的树》中也曾反复把那株榕树视为母亲，“它是那种使我们永远感激信赖而无以报答的事物/我们甚至无法像报答母亲那样报答它我们将比它先老/我们听到它在风中落叶的声音就热泪盈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爱它这感情与生俱来”。大自然是人的母亲，衣养万物，远比人伟大，人能够奉献的只有热爱和感恩，这恰恰是道家对待大自然的态度。

　　道家拒斥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反对把人的目的、意愿、法则、标准强加于大自然之上，承认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于坚在《避雨的树》中写道：“它是树是我们在一月份叫做春天的那种东西/是我们在十一月叫做柴禾或乌鸦之巢的那种东西/它是水一类的东西地上的水从不躲避天上的水/在夏季我们叫它伞而在城里我们叫它风景”。把那株硕大无朋的榕树称作春天、柴禾、乌鸦之巢、伞、风景等，都只是人对大自然的管窥蠡测，人只不过根据自己的狭隘立场来定义大自然，真实的大自然远比人的定义更为庞大、深邃。那株榕树，不在乎天气、斧子、雷雨或鸟儿等琐碎之事，它返本归根，接通大道，就像老子所说的“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道德经》第16章）正是表面上不为鸟儿考虑、能够归根复命的榕树才能成为鸟儿的归宿，这恰恰是道家所言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最高境界，也暗合了道家尊重万物天性，让万物各畅天机，最终达到万物和谐的生态智慧。

　　道家生态智慧中孤明先发的是那种万物齐一的生态平等观。《庄子·秋水》中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自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因此蒙培元曾说：“庄子第一个将人与万物拉平，提出‘万物一齐’的观点，主张人要站在自然之道的立场，平等地对待万物，尊重万物，这是非常惊人而又可贵的。”以人为贵、以物为贱，是最根深蒂固、最习以为常的人类价值观，但庄子能够从道的立场上提出万物齐一的创造性观点。于坚在《避雨的树》中也写出了万物齐一的生态智慧。“透过它最粗的手臂我看见它的另外那些手臂/它像千手观音一样有那么多手臂/我看见蛇鼹鼠蚂蚁和鸟蛋这些面目各异的族类/都在一棵树上在一只袋鼠的腹中/在它的第二十一条手臂上我发现一串蝴蝶/它们像葡萄那样垂下绣在绿叶之旁/在更高处在靠近天空的部分/我看见两只鹰站在那里披着黑袍安静而谦虚/在所有树叶下面小虫子一排排地卧着”。榕树平等地庇护蛇、鼹鼠、蚂蚁、鸟和鹰，人也和其他自然生命一样，不是高高在上，而只是自然生命中平等的一员。可以说，于坚的大量吟咏自然生命的诗歌均持这种道家万物齐一的生态平等观。

　　也许正是出于对生态智慧的深刻参悟，庄子非常喜欢那些高大、健壮、蓬勃的参天大树，把它们视为道的象征，例如《逍遥游》中的樗，《人间世》中的栎社树等。庄子看到超越于人类功用之外的大树就像道一样，无为而无不为，无用而有大用，自由自在，生机无限。于坚在《避雨的树》中吟唱道：“它站在一万年后的那个地点稳若高山/雨停时我们弃它而去人们纷纷上路鸟儿回到天空/那时太阳从天上垂下把所有的阳光奉献给它/它并不躲避这棵亚热带丛林中的榕树/像一只美丽的孔雀周身闪着宝石似的水光”。那棵榕树就像屹立在大地上的生命之树，超越时间，坦然承受一切。

　　道家尊重自然万物的天性，反对人对自然界的无端宰制和破坏，反对利用种种技巧改变万物本性满足人的过度欲望。《庄子·马蹄》中对人征服利用马就持批判态度。在《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中，于坚把乌鸦从人类文化的不祥象征中解放出来，展示出坚守自然本性的乌鸦，“充满恶意的世界每一秒钟/都有一万个借口以光明或美的名义/朝这个代表着黑暗势力的活靶开枪/它不会因此逃到乌鸦以外/飞得高些僭越鹰的座位/或者降得矮些混迹于蚂蚁的海拔/天空的打洞者它是它的黑洞穴它的黑钻头/它只在它的高度乌鸦的高度/驾驶着它的方位它的时间它的乘客/它是一只快乐的大嘴巴的乌鸦/在它的外面世界只是臆造/只是一只乌鸦无边无际的灵感”。这样的乌鸦颠覆了所有人类文化的胡涂乱抹，自由自在，展示出道家生态智慧观照下的自在本性、盎然诗意。

　　道家哲人具有非常广博的生态悲悯情怀，他们看到自然生命在人类的强力欺凌下厄运连连，因此常常展示其悲剧命运，以冀唤醒人的同情心。在道家哲人看来，人类凭借种种机巧大肆开垦土地，砍伐树木，驯服动物，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结果导致自然生灵节节溃败，自然生态持续恶化。于坚生活在当今时代，更是面临着不可遏制的生态危机，他的许多生态诗歌承接道家生态智慧，对种种破坏生态的恶行展开了严厉的批判，《棕榈之死》《哀滇池》即为生态批判之作。那株被视为商业区开发阻碍的棕榈树被伐，无人关心，但是诗人从生态智慧立场为其鸣不平、唱挽歌。滇池是云南最大的淡水湖泊，因为周围城市居民大肆排放生活废水，工厂无节制地排放工业废水，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被污染得面目全非，于坚为它唱出了一曲最为凄厉、震撼人心的哀歌。

　　道家向来以退化论式的眼光审视历史，否认所谓的历史发展，认为个体生命的美好理想是赤子阶段，历史的美好理想在大自然的源头处。于坚也反对现代文明的进步观，主动疏远追新求变的现代文明，“列车割破大地/在它红色的伤口上飞驶/我的心落后于伤心列车/与它背道而驰/当黄昏的风响起/乘客们心向前方/再次核对时刻表/我像烹制晚餐那样/独享这落日中的/唐朝心情”。所谓唐朝心情，就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农耕文明心情。于坚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对农耕文明情有独钟，他曾说：“这世界太有意义。诗歌模仿自然，就是模仿自然那种无意义的力量，那种无言，令人闭嘴。”这也是于坚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道家的诗学阐释。

　　道家生态智慧赋予了于坚看世界的新眼光，他不再像现代人一样高居于自然之上，而是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当然，他不可能像前现代农耕文明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一样彻底融身于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优美境界。他对现代人破坏自然、征服自然造成的后果感到忧心如焚，因此希望借助道家生态智慧来唤醒人心，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二、澄明境界：山水田园与华海诗歌

　　华海对于推进生态诗歌的发展和扩大生态诗歌的社会影响居功至伟。他在21世纪前后就开始关注生态危机问题，尤其是2003年“非典”事件后，他更是意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于是投身生态诗歌研读和创作中。他曾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生态诗歌评论集《当代生态诗歌》，此外他的《华海生态诗抄》《静福山》和《华海微诗选》等诗集都生态意识鲜明，艺术魅力独具。传统生态智慧对华海诗歌的影响和于坚情况稍有不同。于坚更多汲取的是道家生态智慧，多从《道德经》《庄子》等文化元典中得来。而华海也关注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态智慧，但他多从古典山水田园诗歌中领悟而来。华海曾说：“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气息是渗透在我们的生命和血液里的，正如日本文化之于川端康成，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我们中国诗人的意义实在不应低估，如果一定要说影响，首先就是来自儒、道向天人合一的观念，和王维为代表的古典自然主义诗歌。”陶渊明、王维、李白等诗人的山水田园诗歌浸入了华海的诗意灵魂。

　　当然，华海也认识到像古典诗人那样展开山水田园抒情已经不合时宜，这不但是因为工业文明破坏了大自然的完整性，造成大自然的创伤触目惊心，更根本的原因在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古典诗人的农耕文明生活方式有着天壤之别，所以无论是现代人的关注重心还是抒情方式都不能再机械地复制古典山水田园诗歌。华海曾说：“在传统诗人笔下，自然物往往只是表达人们内在情感的‘载体’，充当的只是起兴、比喻、象征的作用，更多的还是以人为主体或者表现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像王维、李白这样的古典诗人，他们与自然是在一起的，笔下写的自然诗歌侧重于传达心灵与自然的感应。我国山水田园诗歌应当成为当代生态诗歌一脉相承的诗歌传统资源，但与当代生态诗歌又有区别，生态诗歌毕竟主要是工业化时代的精神产物。生态诗歌把人与自然放在同一的位置上，以重新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诗歌创作的思想基点和表现主体。”人与自然的和谐在陶渊明、王维、李白等古典诗人那里是自然而然的，是农耕生活方式的生存智慧，但对于处在工业文明中的现代人而言，人与自然的和谐却是需要努力重新建构的使命，是对抗时代潮流的自觉意识。

　　古典山水田园诗人往往具有很强的地域意识，例如陶渊明之于九江庐山，王维之于蓝田辋川，孟浩然之于襄阳，杜甫之于成都草堂，柳宗元之于永州等，至于李白、苏轼等人浪游天下，无不认同于特定地域，他们就像植物一样熟悉当地的生态群落，把生命之根扎入大地。这种对特定地域的归属意识具有相当重要的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智慧也与生态批评的处所理论不约而同，例如美国生态批评家海塞就曾说：“要重建与本地处所的联系，以此克服现代社会所造成的来自自然的异己感。”华海对此也心有所悟，他到粤北清远后，主动融身于笔架山和静福山，并以静福山人自称，从特定地域中获得身心的落定，获得地域归属感。他在诗歌《把笔搁在笔架山旁》中吟咏道：“把笔搁下来时光悠悠地慢下来，用写作之外的足迹和身体触摸这方圆六十里内的草木光影、鸟唱虫鸣/执一把铁锹在茅寮四周遍植春兰秋菊，抡一把斧头随意打做一扇柴扉和木窗”。现代人大多生活在标准化、同质化的城市中，地域感淡漠，非处所化生存严重，对特定地域的自然生态系统更是漠不关心，这造成了现代人和大自然的隔膜。而华海把身心融入笔架山时，个体生命就融入了大自然的生命之流中。

　　天人合一观念是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终极驱动力，“诗歌意境的审美本质，就是哲学上的‘天人合一’……诗所抒发的人类之情，唯有深契于它们各自的个性中，使人与物之性情完全契合，也即物我无间，天人合一，才是好诗。”的确，天人合一不仅仅关乎山水田园诗的审美标准，更关乎人与大自然的生态融合。古典山水田园诗人体悟到人不能高踞于大自然之上，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只能以谦卑姿态尊重自然、亲近自然、融入自然。华海的“笔架山组诗”和“静福山系列”堪称当代生态诗歌的经典篇章，对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态智慧有着极为明媚细腻的现代演绎。华海在《起风》一诗中吟咏道：“走向泉水的源头野草/拥向脚踝触摸依依归来的/感觉屏息静听的刹那/一种温馨的光芒从林间/平静而坚韧地穿越……//隔着这座山岭在巨大的/投影下悄然翻看岁月书简/蝴蝶飞舞在那半空中/布设奇异的迷阵隐隐地/心有感应大风就起了”。诗人走向笔架山的泉水源头，像是回归故里，回到生命源头，那种温馨的光芒既是外在的阳光也是诗人心中的光芒。当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时，大自然就以大风相赠，诗人似乎触摸到了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同一脉搏。

　　古典山水田园诗人也很讲究澄怀观道，玄对山水。徐复观曾说：“以玄对山水，即是以超越于世俗之上的虚静之心对山水；此时的山水，乃能以其纯净之姿，进入于虚静之心的里面，而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因而人与自然，由相化而相忘。”所谓玄对山水，就是颠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偏见，让大自然如其本然地呈现。华海在“静福山系列”之十七中写道：“静福山伏在那里/你说他回忆或者等待/那是你的感觉/它只用风的嘴唇/和草木的手语说话//你想象它扑动双翼/盘旋或者高飞/那是你潜意识的躁动/你还没有安静下来/自然不会归于静福山//静福山只是一座/蹲伏着的不高的山岭/山里有许多植物昆虫/我只能说出少数的名字/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们的存在//至今我还未能成为/其中一员因为/还忘不掉人类的语言/许多人还没有来过静福山/也就无缘听到那句神谕——//静下来吧/静下来就会有福”。华海就像古典山水田园诗人一样，尽可能不把人的主体情感投射到大自然身上，而是让大自然隐于无名。

　　薛富兴曾说：“自然山水之境是东方民族对自己独特的社会生存方式——宗法制的深刻反思和精神反叛，是政治伦理重压下灵魂的叹息，是非宗教文化形态下一个世俗民族出世精神的最高表达，是天人合一生态圈中的人们对大自然的最虔诚的礼赞。”如果说在传统中国，自然山水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对宗法制世俗生活的精神反叛和出世表达的话，那么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自然山水也许依然具有一种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精神反叛和精神救赎的作用。华海对此也颇有感悟，他在“笔架山组诗”之《天湖》中就写到天湖美得纯粹，让人自惭形秽，不敢妄自尊大；也正是大自然的纯洁、沉静能够熄灭现代人升腾、膨胀的欲望火焰，让心灵重归清明。对于深陷消费主义文化中的现代人而言，能够让他们稍稍觉悟的也许只有宁静的大自然了。但是大自然又被旅游工业所包装，消费主义文化逻辑被烙印在自然山水的颜面上，大自然的启示意义就悄然滑落了。

　　华海“笔架山组诗”和“静福山系列”组诗为当代生态诗歌接续上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传统，把传统生态智慧的澄明境界演绎得极具现代诗意。华海具有非常自觉的生态理念，也具有非常明晰的生态诗学理念，“我主要围绕‘笔架山’这个特定地域展开，构筑一个笔架山生态诗歌的天地。在写作中强化‘在场感’和‘梦想性’，有意识地避开直接、明白的表述，而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趣。重视心灵与自然的默契感、跳动感，以及对自然生命伤痛的触摸、体验，把在自然深处的理趣、感悟同意象、情绪联结为一体，而不作理性分明的界隔，从而构成浑然、幽秘的生态幻美诗境。”应该说，华海生态诗歌在重新复活传统生态智慧和探索新的生态诗学原则方面都是比较成功的。

　　三、万物有灵：民族传统与吉狄马加诗歌

　　于坚、华海都是汉族诗人，他们更倾向于从华夏民族的主流传统中汲取生态智慧。与之相对，还有许多少数民族诗人倾向于从本民族传统生态智慧中寻找精神资源。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就是如此，他出生于四川大凉山地区，从小就生活在浓郁的彝族文化之中，虽然他后来用汉语创作诗歌，蜚声中外，也广泛汲取了华夏文化、世界各地文化的精华，但是他诗歌的根源还在彝族文化中。美国诗人阿马利奥·马杜埃里奥曾说：“在中国的汉族诗人的作品里，我很少看到像吉狄马加那样敬畏和崇拜自然的作品。汉族诗人们普遍‘过分文明化’，对大自然已经敬畏不起来了。”的确，敬畏和崇拜自然在吉狄马加诗歌中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与彝族传统生态智慧息息相关。

　　“万物有灵”是彝族传统生态智慧的突出特征。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原始宗教认为，一切自然存在物都像人类一样具有精神生命，举凡山川河流、飞禽走兽都被彝族文化赋予了神力，因此彝族先民往往会形成鲜明的火神崇拜、山神崇拜、水神崇拜、岩石崇拜、竹崇拜、树崇拜、龙崇拜等。这种万物有灵论催生出吉狄马加诗歌魅力非凡的灵异色彩。吉狄马加在《看不见的波动》中曾说：“有一种东西，让我默认/万物都有灵魂……”吉狄马加对彝族的万物有灵论深信不疑。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清楚吉狄马加笔下为何即使写火、写水也是那么具有生命活力了。《彝人谈火》写道：“给我们的血液，给我们土地/你比人类古老的历史还要漫长/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慰藉/让子孙在冥冥中，看见祖先的模样/你施以温情，你抚爱生命/让我们感受仁慈，理解善良/你保护着我们的自尊/免遭他人的伤害/你是禁忌，你是召唤，你是梦想/我们无限的欢乐/让我们尽情地歌唱/当我们离开这个人世/你不会流露丝毫的悲伤/然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你都会为我们的灵魂/穿上永恒的衣裳”。也许在一般人看来，火只是一种机械的物理化学现象，没有什么令人惊诧的，但是对于深受彝族文化熏染的吉狄马加来说，火是神圣的，具有灵性的，是生命的根源，尘世中所有生命都能从火那里感受到仁慈与善良。尤其是当他写到“当我们离开这个人世/你不会流露丝毫的悲伤/然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你都会为我们的灵魂/穿上永恒的衣裳”时，火的神圣性令人震惊，尘世之人总是以财富、权力构筑着森然的等级体制，阻隔着灵魂的相通，但是人死后被火焚烧，火却一视同仁，焚去了所有人世的等级和污秽，给人的灵魂穿上永恒的衣裳。

　　彝族人相信万物有灵，甚至认为很多动植物都和人有亲缘关系。例如彝族史诗《勒俄特依》记载，蛙、蛇、鹰、熊、猴和人同属雪子十二支有血的六种，不能随便伤害，也不能食用，否则就会受到祖先惩罚，或招致自然灾害。彝族人相信人要敬畏神灵和自然，与动植物平等和谐相处，才会福祚绵绵。受这种传统生态智慧浸润，吉狄马加的很多诗歌彻底颠覆了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尊重自然生命的内在价值，最为充分地展示自然生命的诗意面相。吉狄马加在《献给1987》一诗中写道：“祭司告诉我/那只雁鹅是洁白的/它就是你死去的父亲/憩息在故乡吉勒布特的沼泽/它的姿态高贵, 眼睛里的纯真/一览无余,让人犹生感动/它的起飞来自永恒的寂静/仿佛被一种古老的记忆唤醒/当炊烟升起的时候,像梦一样/飞过山岗之上的剪影/那无与伦比的美丽,如同一支箭镞/在瞬间穿过了/我们民族不朽灵魂的门扉/其实我早已知道，在大凉山/一个生命消失的那一刻/它就已经在另一种形式中再生!”人死后会化身为其他自然生命，彝族人的这种生命轮回观，现代人可能会斥之为迷信，但若从生态学的能量循环角度看，轮回观也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即个体生命已经死亡，但曾经推动个体生命的能量不会灭绝，而是进入另外的个体生命之中，这就是能量之流、生命之流的循环流转。吉狄马加相信他父亲死后会轮回为洁白的雁鹅，无意中触及了生命循环的生态学真理。

　　当代生态诗歌中，几乎没有其他诗人能够像吉狄马加那样痴迷呈现各种动物的诗意身影，如雪豹、鹰、岩羊、鸽子、狗、牛等各种动物都曾出现在吉狄马加诗歌中，书写着野性世界的高贵与悲怆。在长诗《我，雪豹……》中，吉狄马加写道：“流星划过的时候/我的身体，在瞬间/被光明烛照，我的皮毛/燃烧如白雪的火焰/我的影子，闪动成光的箭矢/犹如一条银色的鱼/消失在黑暗的苍穹/我是雪山真正的儿子”。在吉狄马加笔下，雪豹具有何等绚丽的生命光彩！面对这样的雪豹，也许再骄傲的人也不得不低下头颅表示尊重，在吉狄马加对动物生命的想象中流淌着彝族传统生态智慧的血脉。

　　正是万物有灵论使得彝族人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地践行惜生护生的生态伦理，吉狄马加在生态诗歌中也屡屡为动物遭受的厄运鸣不平，呼唤人的生态意识的觉醒，呼唤人爱护动物、制止暴虐。他在《我，雪豹……》中写道：“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兄弟，那只名字叫白银的雪豹/射击者的手指，弯曲着/一阵沉闷的牛角的回声/已把死亡的讯息传遍了山谷/就是那颗子弹/我们灵敏的眼睛，短暂的失忆/虽然看见了它，像一道红色的闪电/刺穿了焚烧着的时间和距离/但已经来不及躲藏/黎明停止了喘息……我们的每一次死亡，都是生命的控诉！”现代人的狩猎是人性恶的纯粹展示，尤其是对雪豹这种珍稀物种的残杀，损毁着地球生态的生命之网。彝族人相信自然万物和人一样都有珍贵的生命，人唯有和自然万物相互依存，平等相处，节制欲望，谨言慎行，才能幸福生活；若人总是对自然万物肆意妄为，轻易猎杀像雪豹这样的动物，终会自掘坟墓。

　　在彝族人的眼中，天地万物都具有一定的神圣感，人要敬畏天地，敬畏大自然，尊重众生，而所有生命都由土地孕育出来，因此彝族人都具有崇拜土地、眷恋土地、亲近土地的情结。吉狄马加曾说：“土地就像彝人的父亲，在我们最痛苦和悲哀的时候，只有土地这个伟大的摇篮，才会把我们的身躯和灵魂轻轻地摇晃，并让我们的身心获得永远的幸福和安宁。”城市文明镇压土地、遗忘土地，甚至有意隔断人和土地之间的生命连接，让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吉狄马加总是不忘彝族的生态智慧，亲近土地，讴歌土地，感恩土地。吉狄马加在《感恩大地》中写道：“大地啊，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往往在这样的时刻/我的内心充满着从未有过的不安/人的一生都在向大自然索取/而我们的奉献更是微不足道/我想到大海退潮的盐碱之地/有一种冬枣树傲然而生/尽管土地是如此的贫瘠/但它的果实却压断了枝头/这是对大地养育之恩的回报/人类啊，当我们走过它们的身旁/请举手向它们致以深深地敬意！”现代人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自以为无所不能，遗忘了生命的根源，尤其是现代都市人几乎彻底遗忘了自己生命的根源来自大地，因此吉狄马加重返彝族生态智慧，再次接通大地这个生命根源。诗人也像冬枣树一样感恩大地，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源头在于大地。

　　虽然彝族传统生态智慧丰富充实，但现代文明的浪潮无孔不入、无坚不摧，彝族人也不可能拒绝现代文明的洗礼，彝族生活的凉山地区的自然生态不可控制地恶化着。美国诗人梅丹理曾说：“今天，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诺苏人的山林被大量采伐，这让他们失去了与他们的传统信仰和价值观相和谐的生态环境，给他们的心灵带来了阴影和不安，这无疑是现代化在给他们带来新生活的同时所带给他们的一种负面影响。”吉狄马加对故乡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现状了如指掌，他也许不能直接去守护故乡的自然生态，但是当他担任青海省副省长期间就大力推动青海省的生态文明建设。吉狄马加在《青海湖诗歌宣言》中还曾说：“我们在这里，面对圣洁的青海湖承诺：我们将以诗的名义，把敬畏还给自然，把自由还给生命，把尊严还给文明，让诗歌重返人类生活。”当他强调保护文化多样性时，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作为彝族诗人的吉狄马加在保护本民族文化方面的使命感；当他强调用诗歌来恢复自然伦理的完整性时，我们可以隐隐听到彝族传统生态智慧关于万物有灵、敬畏天地、善待万物的诗性言说。

　　结语

　　综上所述，于坚、华海和吉狄马加在创作生态诗歌时都曾较为充分地汲取传统生态智慧，他们确立起了敬畏自然、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生态意识，试图在生态危机频发的时代唤醒沉溺于消费主义文化泥淖中的现代人，促使人们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重新寻觅天人合一的澄明之境，这对传统生态智慧的继承意义重大。

　　其一，当代中国生态诗歌通过继承传统生态智慧，赓续上了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自然文脉，为新诗的发展打通了历史的阻隔。华海对此颇有自觉意识，他在《我与生态诗歌》中曾说：“生态诗歌能为当代中国诗歌做出独特的贡献，对于我国古典自然诗歌，它传承‘天人合一’的观念，连接上了被割断的民族诗歌血脉；对于当下现代和后现代实验诗歌，它却由生态整体出发实现质的转换，构成新的诗歌建设。”的确，无论是于坚的《避雨的树》《哀滇池》，华海的“笔架山组诗”“静福山系列”组诗，还是吉狄马加的《我，雪豹……》等经典生态诗歌都接续上了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绿色文脉。

　　其二，当代中国生态诗歌通过继承传统生态智慧，获得了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于坚在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时具有相当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他眼界开阔，胸怀世界，但又对老子、庄子、陶渊明、李白、苏轼的文化传统极为眷恋，既不数典忘祖，也不故步自封。华海更是服膺传统生态智慧，从中寻找到了传统之美，寻找到了灵魂的归宿。而吉狄马加对彝族传统生态智慧的全面继承，既提振了他的民族身份认同感，也使得他能及时回应当今世界紧迫的生态问题。

　　其三，当代中国生态诗歌通过继承传统生态智慧，创作出了既有独特的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的诗歌佳作，为新诗发展指明了富有前景的方向。与英国的劳伦斯和美国的加里·斯奈德、玛丽·奥利弗等西方代表性的生态诗人相比，于坚、华海、吉狄马加等人的生态诗歌明显具有独特的中国风格，那种自然生命的内在灵性、天人合一的生态境界在他们的诗歌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呈现，而与之相对，劳伦斯、斯奈德等西方生态诗人中的主体性更为凸显、略显坚硬。于坚等人的生态诗歌在传统生态智慧的浸润下具有更强的写意性、意象性，相对而言，斯奈德、奥利弗等人的生态诗歌更受西方科学精神的影响，带有更强的写实性、知性色彩。此外，于坚、华海、吉狄马加的生态诗歌由于回应了当前全球的生态危机问题，又能够直接打动其他民族的读者，从而较好地达成新诗世界性的跨文化传播。

　　当然，前现代传统生态智慧和后现代生态理念之间也许终究存在一定的差距，单单依赖前现代传统生态智慧也许还不足以透彻地理解当今时代的生态问题。因此，当代生态诗人并不会把眼界局限于传统生态智慧，他们在吸取现代、后现代生态理念方面也是同样积极、开放的，甚至可以说两者是互相激发的。于坚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吸取和他对道家生态智慧的接受就互相促进；华海也充分地研读了罗尔斯顿、利奥波德、艾比、卡森等美国生态思想者的思想，把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态智慧和他们的生态思想融合起来；至于吉狄马加更是眼界开阔，已经确立了鲜明的生态整体观，能够从全球性生态整体视野中来审视具体生态事件的意义和影响。

　　德国生态神学家莫尔特曼认为：“生态危机，首先是由西方科技文明所带来的危机……如果不是以他人为代价、以第三世界为代价、以下一代为代价、以地球为代价，西方的生活标准就不可能维持……同时，全球化的市场还迫使穷国不得不放弃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不得不为了世界市场植入单一的文化……西方世界毁灭了第三世界的自然，又迫使第三世界破坏他们自己的自然环境。而反过来，第三世界的自然破坏（如砍伐热带雨林、污染海洋）则用气候变化的方式回击第一世界。”肇始于西方科技文明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最终会危及全人类的生存，而要应对这种危机，不能单单依赖西方的思想智慧，还需要全球各地的地方生态智慧。像于坚、华海、吉狄马加这样的生态诗人就以诗意的言说再次推动了东方生态智慧的复活，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