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城市传播分析的物质性维度意味着理解城市的“物质”建构问题。秉承知识社会学传统，“物质性”这一概念恰恰是对建构主义传统中“人类中心主义阐释”的一种驳斥，亦即强调在当下的社会互动中，存在着“不能化约为人类意图性的对象特质”。借由“行动者网络理论”，物的能动性则与社会性关联，物质性即为过去社会进程的结果；而行动则意味着制造当下实践网络的差异。传播的物质性分析，也因此意味着对“物质性”与“社会性”如何交织的分析，即“社会-物质实践”的分析路径。

　　关 键 词：城市传播；话语性；物质性；社会-物质实践

　　作者简介：戴宇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欧陆媒介社会学理论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9YJC860005)的阶段性成果。

　　在1972年出版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中，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晶体”(crystal)写作模式。他虚构了一场旅行家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的对话。马可·波罗致力于描绘旅行中千变万化的各种城市，但是它们看似空中楼阁，虚无缥缈。忽必烈听完以后不以为然，认为“马可·波罗的城市几乎都是一模一样，仿佛完成那些城市之间的过渡并不需要旅行，而只需要改变一下她们组合的元素”①。他试图找寻在这些变化组合中所蕴藏的“标准化结构”，却徒劳无获，总是会有例外或者矛盾涌出。

　　时过境迁，当代“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ANT)代表人物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与摄影家埃米丽·赫尔曼(Emilie Hermant)合著的《巴黎：看不见的城市》(Paris：ville invisible)重新提到了卡尔维诺：“这部作品试图表明真实的城市与卡尔维诺所言的‘看不见的城市’有着诸多的相似点。无论它如何拥堵、饱和与令人窒息，在看不见的巴黎中我们仍然能够更自如地呼吸，它为我们提供了变革社会理论的契机”②。

　　对于卡尔维诺小说的指涉似乎让拉图尔的理论带上了几许“矛盾”的色彩。毕竟，马可·波罗描绘的55座城市连城市名字都是虚构的，而拉图尔的研究对象可是实实在在的巴黎。并且，在拉图尔的笔下，巴黎似乎也处处“可见”。它在书中首先被呈现为一张全景的图片和一系列巴黎市区的地图，随后叙述开始转向一些城市的特定物件：工作场所、街道、咖啡店、广告墙以及著名的历史建筑，甚至还有大学管理员的工作道具等。巴黎的市民和城市物件广泛地交织在图片和文字中，这显然是巴黎日常生活的写照。然而拉图尔却诡辩式地声称：“城市中的一切仍然保持不可见。”③拉图尔的这种“挑衅”，实际讽刺的正是传统城市研究中“物”的持续缺席，而“变革社会理论的契机”也暗示出晚近十年当代社会理论学界出现的一股新思潮——“物质性转向”(the material turn)④。众多学者开始围绕物、技术、身体、场所等议题展开了广泛的理论探讨与经验考察。物质性，似乎也成为新千年关照社会学界的一个新的理论图谱。

　　传播研究的考察自然也离不开“物”的介入：无论是传播活动发生所凭借的“媒介/技术”，还是其行动得以展开的“场所/设施”无一不是依靠特定的物质性载体。派克(Packer)和威利(Wiley)强调，传播分析历来有着“话语性”与“物质性”的二分：一方面，我们的研究持续关注于传播的话语性维度，充斥着“符号与象征，信息与意义……逻格斯的修辞策略，情感表达”，在此种视域下，传播被理解为一种携带意义、传递符号、产生反馈的中立通道；但另一方面，传播活动所依据的“基础设施、空间、技术、身体逐渐成为焦点”，而传播活动本身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物质性进程(a material process)，无论它是物理意义上的，还是机械性或者数字性的”⑤。实际上，将传播活动从符号性转向物质性，所带来的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偏移：即将物围绕着人“旋转”的理论预设(话语性)悬置，不仅去考察人是如何能动地使用物，也去考察物是如何能动地“利用”人。从更大的范围来说，传播学的物质性转向也恰恰呼应了现阶段人文研究的“新物质主义实在论”(new material realism)⑥传统的出现。

　　那么，“物质性”的所指究竟是什么?它又会为传播研究带来哪些新的启发?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选取城市这一横切面来考察正在兴起的传播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是如何可能的。依据伯格(Peter Berger)和卢克曼(Thomas Luckmann)提出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t)原则，并不存在一个稳固的、可以被指称的外部现实，现实总是展开于当下社会性的建构活动之中⑦。本文并不将城市空间理解为某种稳固的、可定义的、可认知的、预先给定的(pre-given)实体，诚如拉图尔所言：“城市的各部分以及它们所嵌入的不同整体并没有被预先决定”⑧。与伯格与卢克曼关注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社会”建构不同的是，本文将“物质性”的维度注入社会建构传统，从而讨论物是如何“能动地”参与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成之中——而这恰恰构成了理解城市传播研究物质性维度的核心议题。

　　一、城市的“物质”建构

　　理解“物”或“物质性”的第一步显然是如何清晰地界定这一概念。经验性地来看，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被物所包围：我们通过“物”(地铁、公交、私家车)完成工作-生活的出行，我们使用“物”(手机、电脑、电子设备)实现与朋友、伙伴的联系，“物”(建筑、公园、广场)为我们提供了城市生活的场所，“物”(住宅、围墙、门窗)也为我们标识出私人-公共空间的区隔。诚如拉图尔所言，当我们提及“物质世界”(material world)之时总是表示出与“人类/社会世界”(human/social world)相反的含义：即一方是科技、工具、建筑、自然物的世界；另一方是情感、观念、符号、意义和意识形态的世界⑨。尽管我们可以从经验上将“物”放在“人”的对立面来看，但是这在理论层面仍然存在着抽象上的难度。有学者指出，不同的学者在讨论物的时候经常出现术语的游移：有人使用“material”，有人使用“thing”，有人使用“object”，还有“stuff”“matter”“artifact”等，不一而足——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既有重叠，但亦有相左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仅仅从经验上界定“物”(将物理解为人的反面)也会在现实中遭遇困难：例如某个具体的工作场所是一个“物”吗?——如果是，那么场所里的电脑、桌椅、办公室又该怎么理解，这些“物”与作为整体的建筑是何种关系?同样，手机是一个确定的“物”吗?——如果是，那么手机的各种APP，手机的制作材料(芯片、屏幕、外壳)，乃至手机里储存的各种信息(文本、视频、图片)又当如何理解?

　　在经验上和理论上界定的双重困难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上述这个棘手的问题，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路径出发则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舒茨(Alfred Schutz)将现实世界理解为“生活世界”(lifeworld)，即借由参与者的当下行动展开的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intersubjective world)(11)。伯格和卢克曼以此为基础，提出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原则，舒茨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并非一个被给定的(given)实体，而是由参与其中的人类行动者(“主体间性”)通过“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方式建构而成。在生活世界中，参与者当下的行动正是韦伯(Marx Weber)所言的“指向他人的行动”(action oriented to other human beings)——即“社会互动”，它成为了“构建社会学分析的基本单元”(12)。

　　如果说建构主义原则将“社会互动”视为理解现实如何被社会性地建构的基本出发点的话，那么物质性这一概念的提出恰恰是对其中蕴含的“人类中心主义阐释”(human-centered interpretation)的一种驳斥。首先，某物的物质性这一概念表达的是它的内在特质(intrinsic character)，这种特质使得它可以在社会情境的变迁中保持相对稳定(例如汽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手机作为一种通讯媒介)。其次，物质性介入社会建构意味着在当前社会互动过程中，行动者面对/凭借的对象采取了“一种物理性的或者数码型的特殊物质形式，可以跨越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从而使得它可以不受当前社会建构的影响(13)。最后，某物不受社会建构影响意味着该物剥离人类“意图性”(intention)之外的属性，即它超越当前情境的主观阐释而保持的相对稳定性。知识社会学的出发点在于人类意图性在社会建构活动之中的核心定位(即伯格、卢克曼所言的“主观现实的客观化”过程)，对象被理解为意图性得以实现所借助的工具；而物质性这一概念恰恰表明的是它“不能被化约为人类意图性的对象特质”(14)。换句话说，物质性是行动者意图性建构为社会现实这一“软性”(社会性)过程中“硬性”的一面，它强调的是建构活动中遭遇的“物”以其特有的、超越当前社会情境的“内在特质”影响乃至改变社会建构活动的一面。因此在关注物质性的学者看来，客观现实并非纯粹是基于“软性的”社会建构，而是与建构活动中所遭遇的“硬性的”物紧密相关：当我们去讨论具体的“社会互动”之时，我们不仅要理解人类意图性如何在社会互动中实现——这是经典的建构主义路径，还要兼顾到对象跨越时空的内在特质(即对象的“物质性”)是如何制约互动中人类行动者，他们对对象的理解、阐释以及之后的社会行动是如何被对象的内在性所“形塑”(shape)——而这就是关注物质性的建构主义路径。

　　基于以上的理论预设，我们可以放弃从“物的本身”来理解物质性这一概念，而将某个具体物件的“物质性”与它在“社会互动”之中的影响(consequence)挂钩，从而依据它在不同层面对社会互动的限制，提出物的三个“类别”(categories)。第一，城市中充斥着具体社会互动发生所借助/面对的“对象”(object)，例如科技产品(手机、电脑、数字屏幕)、交通工具、设施、装置、道路等人造物(artifact)，也包括树木、花草、河流、动物等自然物；第二，城市中的物还可以被理解为提供社会互动发生“场所”(place)的地点，例如广场、公园、博物馆、铁路沿线、交通枢纽、购物中心等；第三，在面对面的社会互动中，处于互动中的个体的“身体”(body)也包含着物质性的维度。这既包括身体本身内在的生理性特质(性别、年龄、身材、机能等)，也包括其社会化的属性(着装、行为、品味、文化、认同、价值观等)。这里可以借鉴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结构的身体化”的讨论，例如仪态作为一种系统性的实践方式，其中“包含了一整套身体技术和工具系统并承载着大量含义和社会价值”(15)。硬性的“结构”(布尔迪厄所言的“惯习”)可以通过社会习得的方式被身体吸纳——例如孩子会刻意模仿成年人的言谈举止，从而介入到当前的实践活动之中。换言之，身体的物质性既体现为身体本身特有的“生理性质”对当前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例如性别可能影响社会分工差异)，又可以呈现为身体吸纳结构之后所呈现出的“社会属性”(例如体态与修养表达了某种阶级地位)。在后者中，“文化状态和政治秩序的最基础原则被缩略为习惯性动作的状态”(16)。同时需要澄清的是这三种类别并非完全相异，而是相互交织：例如作为“场所”的城市地标本身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承担和构建城市文化认同的“对象”(17)；作为“对象”的音乐亦可被解读为关于“身体”之社会化属性，即布尔迪厄所言的“品味”(taste)的一种符号表达(18)。

　　因此，要理解以社会互动为基础的现实建构活动，就必须理解当下社会互动所面对的“对象”、所发生的“场所”、所凭借的“身体”其内在的特质是如何超越基于当前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的主观阐释，从而对建构活动产生“物质性”的影响。我们可以以“电视”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知识社会学的脉络中，“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是主观现实如何被“客观化”的一个关键步骤，它表明的是所有当下的自发性的主观行动如何被铸造成一种可重复的形式，从而获得客观的存在。当一台电视机被引入家庭生活以后，我们首先可以观察到的是围绕电视这一物件所形成的各种社会行动的基本“形式”(forms)，例如摆放电视，收看电视；其次，这些不同的行动形式会被惯习化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模式”(pattern)，例如定期收看电视以获取外界的信息，家庭聚会中电视作为重要的娱乐媒介；最后，当一种模式被该社会情境中的所有成员“交互类型化”(reciprocal typification)(19)之后，例如收看电视被家庭成员共享为晚餐后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如何摆放电视成为住宅主人社会品味的体现，一种围绕电视而形成的制度化(“客观存在”)就出现了。

　　在社会行动从“形式”到“模式”再到“制度”的现实建构过程中，电视自身的物质性(例如它作为媒介可以获取外界信息，它作为家具拥有一定的外观和美学设计考量)，制约了该制度的形成过程。换言之，制度化的“客观现实”并非完全由当下主观的社会行动所建构，在最基本的层面，任何特定的行动形式都关联于行动所面对的“物”，人们对电视的理解、占有与使用事实上是与电视特有的物质性(无论是技术特征还是外观形式)密不可分，这恰恰形塑了人们当下的行动形式以及之后所建构的特定制度。从私人-公共空间的更大的范围来说，有学者指出，电视可以“使得人们协商和跨越各种社会归属和社会边界”，从而建构特定使用者“‘这里’和‘此时’的关系”(20)，这一切都与它的特有的物质性密不可分(例如电视与手机的区别，电视与电脑的区别)密不可分。因此，理解电视的物质性并非要求我们提出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例如从单一的“性质”出发来讨论电视(电视的技术属性，或者电视的材料)，而只能从该物件在当前社会建构活动中所发挥的“影响”出发。当我们提及某个具体物件之物质性时，它表明的即是在社会建构之中存在着一种“物质的与制度性的秩序，它超越了该物当前被使用的特定情境，从而能够对当前建构活动产生自身的影响”(2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物质性成为了理解今天城市的“现实建构”的一个核心概念。

　　二、物的“能动性”：ANT视角

　　将某物的物质性理解为它“不能化约为人类意图性的对象特质”，表明的是一种“固着性”(fixedness)，即它的某些特质可以在当下的社会建构行动中超越时空语境(至少阶段性地超越当前的社会情境)，而保持不变。

　　随之而来的研究问题自然是：(1)它的对象特质(“物质性”)是如何“被固着的”(be fixed)?(2)这种“固着性”是如何具体影响当前的社会行动?在这里可以借助同样关注物——或者用拉图尔青睐的术语来说，“非人类”(nonhumans)——的ANT的研究成果。总的说来，在拉图尔看来，任何既定的“结构”(“客观存在”)不应被视作解释实践的先决条件，而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待解释的变量”，它是由具体化的社会实践构成的。每一次实践的结果也并非建构主义视角中人类意图性的施展，而是由包含“非人类”与“人类”的各类行动者共同构成的一个网络(network)组成。当实践中物与人以协商的方式稳定化联结之后，ANT认为，一个既定的结构才得以构型(22)。如此，对于第一个问题来说：某物的物质性意味着过往“行动者网络”的建构结果。

　　举例来说，我们如何理解城市中“建筑”的物质性?拉图尔倾向于从驳斥两个经典的观点入手：即建筑或是被理解为纯粹占据物理空间的物质场所，或是被解读为包含着社会-文化意义的功能性场所。但这两种观点不免共享了同一个预设，即将建筑视为“一个静态的物”(a static object)，而对于拉图尔来说，建筑恰恰是一项“动态的筹划”(a moving project)(23)，因为一个建筑的设计、修改、建造、使用、修葺过程都并非在真空中进行，它总是与其发生关联的其余行动者产生互动，并随互动改变自身的意义。设计师可能因为某个场所的限制修改建筑的施工图纸，市政府可能因为预算的紧缺而变更既定的规划，工人们可能因为现场材料的变更而替换其他的建筑方案，乃至在建筑付诸使用中，也要不时考虑到使用功能的变化、顾客的反馈或者市民的抱怨。我们所看到的建筑“本质”事实上是经由一系列过往行动者互动、协商、变更、协调之后的“结果”。换句话说，建筑的意义总是动态的，它是在诸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中稳定下来的。将建筑视为一种静态的空间构型只是理论上的想象，它忽略了其所处的行动者网络的构建过程。因此，作为物的建筑应当被视为“一场竞争性领地(a contested territory)……只有通过汇聚建筑的行动轨迹，精确地计数它的诸种‘遭遇’，个人才能描绘它的存在”(24)。

　　因此，ANT就将物质性这一概念从“物的自在”(objects in themselves)中解放出来，将其与相关联的社会实践网络挂钩。理解某物的物质性意味着理解它的关系网络，因为“它的物质性是关联网络稳定化的展演性(performative)效应”(25)，即社会实践的结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理解城市中物及其物质性首先就被转化为一个经验性的命题：即考察构建该物质性的具体行动者网络。拉图尔特别强调，我们在社会互动中面对的物(例如科技物，人造物)不单是纯粹的物理性材料，而且包含着“时空折叠”(folding of time and space)，它是一种“将不同时间、空间和行动者的互动联结在一起的产物”(26)。这也带来了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即某物的物质性能够影响当前社会行动意味着它在当前建构活动中的“能动性”(agency)——即物有能力展开“行动”。

　　经典社会学往往将行动视为(属人的)“意图性”(intentionality)在现实活动中不断展开的过程，即人类行动者将“潜能性”(potentiality)转变为“现实性”(actuality)的社会活动。而ANT强调，如果我们将关注的焦点移置不同的“行动者网络”，那么就不存在一种个体的“意图性”去保证行动的实施。相反，我们只能在关系网络确立之后去辨别具体行动者的“能动性”，这些行动者既包括人类行动者，也包括非人类行动者。具体而言，ANT采取的是一种“最小限度的”行动观，只要一个实体与其他实体发生联结，并且在联结网络中“制造差异”(make a difference)——即改变相互联结的各实体(或者说联结网络)的样态，那么ANT就认为这个实体正在“行动”。

　　譬如以公路上的减速带为例。当城市规划者需要对某段道路进行限速的时候，通常会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采用某种“记号”“标示”“指引”的方式来传达要求司机减速的信息，这些传递信息的载体既可以是一个“减速慢行”的交通标志，也可以是一个减速的信号灯，或者是一个直接指挥交通的警察，等等；第二种是在这条道路上利用混凝土建造一段“减速带”，从而使得过往的司机不得不放慢车速。在基本的经验层面，这两种手段都可以“现实化”(realize)城市规划者要求减速的意愿，但是只有后者才是ANT意义上的行动者：因为前者只是采取记号、表征的方式“传输”(transmit)规划者的意愿，而后者则是在“转译”(translate)意愿。对于意愿的“传输”来说，无论是非人类的记号(减速慢行的表示)还是人类(指挥交通的警察)，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只是在“表征”(represent)城市规划者的意愿，换言之，它们的现实行动是以背后的(规划者的)“意图性”为支撑的——它们只是这种意图性实现的“中介”，而并没有发挥制造联结网络差异的作用；而对于意愿的“转译”来说，减速带以自身的在场使得该行动者网络的样态产生了变化。

　　理解减速带的“转译”必须置身于“减速带-司机-城市规划者”三者构筑的“行动者网络”中。首先就减速带-司机来说，它转译了司机的意愿：司机的行动意愿从“遵守交通道路管理中减速的规定”转向“降低车速避免自己的底盘被减速带刮伤”。在前者中，司机的行动往往基于社会道德关切，即关注于是否自己遵守交通法规，是否可以减速避让行人，等等；而在后者中，司机的行动则是完全反身性的(reflexive)，他的出发点在于如果不减速就会对车子的底盘造成损害。这两种行动意愿的转变恰恰是因为减速带作为一个新行动者的介入才产生的。第二，就减速带-城市规划者来看，它也转译了城市规划者的行动，其行动方案(program of actions)采取了依托于物质材料的表达形式。拉图尔认为减速带是道路上“睡着的警察”(sleeping policeman)，城市规划者的意愿“被铭刻”(inscribed)在混凝土上，从而扩展自身行动的时空范畴。减速带的物理性“本质”(即作为一种特殊的混凝土制品)必须要与城市规划者产生“联结”，使他的行动方案铭刻在自身，才能在交通道路中发挥作用。正如拉图尔所言：“最终，减速带并不是由物质材料组成的；它充满了工程师、管理者和法律制定者的意愿，以及他们与那些碎石、混凝土、油漆和标准化测量所发生的互动。”(27)

　　借由ANT，我们事实上可以回答本节所提出的问题：(1)某物的物质性是由过往的社会进程(social process)所生成，它是“物质载体与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有效稳定化后的产物”(28)——例如建筑的物质性是各种利益群体(“社会关系”)与物质材料稳定化的结果；(2)某物的物质性能够影响当前社会建构行动意味着它的能动性，即它有能力制造当下联结网络的差异——例如减速带可以同时转译司机与城市规划者的行动方案。

　　三、城市传播分析的物质性维度：两类议题

　　那么，物质性这一概念又是如何与传播发生关联?从宏观上来说，如果我们不在以文本或信息的表征为中心的局限中理解传播——即不将传播局限于人类交际中符号互动，而是采纳莫利(David Morley)推崇的“物质主义的”(materialist)、“非媒介中心的”(non-media-centric)传播观念(29)来看，那么物质性得以建构的“关联网络”以及它能动地“制造差异”的过程恰恰是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过程。首先，物质性本身即是过往传播网络构筑的关联效应。建筑的物质性在于它身处其中的社会网络(“行动者网络”)。物质性并没有与社会性分离开来，相反，社会性嵌入到物质性的生成过程之中，而这个过程，就是传播活动发生的地方。正如科亨(Cooren)所言，“传播活动就相当于关系的物质化”(materialization of relations)(30)。其次，物质性意味着某物在当下传播网络中的“能动性”，即它有能力展开行动、制造关系网络的差异，并稳定化新的联结。这也就是近年来对关注“媒介实践”(media practice)传播研究推崇的路径，即考察特定媒介对社会实践结果的“形塑”作用(31)。

　　我们可以基于上述不同层次提出城市传播的物质性分析的两类经验性的议题。

　　其一是研究城市中某物的物质性是如何被“社会性地”构成。例如，理解一个“场所”(place)的物质性不再是一个“当下的”命题，而必须与其特定意义(功能)得以生成并稳定化的各社会元素——或者用ANT青睐的术语来说，它的“行动者网络”——的构建过程关联起来。古根海姆(Guggenheim)将城市中的建筑称为“可变的不动体”(mutable immobiles)亦是遵循了这一思路：建筑的“不动”(immobile)源自其物理意义上的区隔，“它总是坐落于具体的地点因社会想要实现的功能而被建造”；但建筑的“可变”(mutable)则意味着它的意义、现实功能、文化属性、符号表征“对不同的使用者完全开放，这也使得它显得永久可变”(32)。更进一步来说，物质性的演变恰恰是不同行动者网络更替的过程，场所意义的每一次变迁意味着新的行动者网络被建构并稳定化。这种变迁过程既可以体现在作为“都市景观”(urban landscape)的地标建筑的规划设计方案的变更，例如上海新天地(33)，也可以是某个具体的城市物件，例如一座桥的建立(34)。也正因为此，追踪这些场所物质性的变迁过程变成了描述它如何建构并稳定化不同行动者网络的过程。与此类似的还有对作为互动对象的科技物的物质性是如何借由各群体之间的协商和竞争而最终确定下来的研究(35)。

　　其二是研究某物的物质性如何“介入”城市社会性的互动之中，而且最终得以稳定化社会联结。如果说旧有的功能主义范式仍然将物的“能动性”化约为中介某种具体的社会意图的话(例如建筑的功能在于提供办公设施，广场的功能在于满足休闲娱乐)，那么ANT恰恰提醒我们要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物是如何以自身的在场构建其余相关行动者的联结样态，编织他们之间的联结关系(“制造差异”)。“编织”的发生地既可以是某个具体的场所——例如纪念碑的空间布置能够限制行人的观看路径，从而生产出关于该场所的特定知识(36)，也可以是城市中的某些基础性设施——例如交通运输系统是如何塑造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乃至身份认同(37)，或者是具体的技术形式——例如作为新发明的电动汽车是如何卷入到包含不同利益需求的社会、经济、政治网络之中，并成功转译相关行动者的诉求(38)，以及电视是如何改造居民的日常生活，从而带来新的生活体验方式(39)，甚至可以是在城市中旅行者的身体——例如不同受众的“身体展演”(bodily enactments)如何影响他们空间感的建构(40)，等等。这种“编织”的结果即是一种新的城市生活的形成与维系，传播的物质性分析提醒我们的是物在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

　　同时不难发现的是，这两类议题共同将落脚点放在了实践之中，实践不再是具体的“个体性的行动”(individual activity)，而是物质性与社会性交织(物的“能动性”与人的“意图性”)的空间。或者如布尔迪厄的理解，实践意味着“主观性经验(subjective experience)与客观现实(objectified reality)辩证交织的空间”(41)。近年来以西奥多·夏兹金(Theodore Schatzki)为代表的“实践转向”(practice turn)(42)的社会学者推崇的就是这样一条分析道路。在他看来，任何的社会实践都是“一系列主客观组成元素的集合体”，在实践发生的初期行动者会包含着自己的意图、理解力、规则等主观元素(“社会性”)进入实践空间，并且与其他物质材料等客观元素(“物质性”)融合在一起，经过一个长期社会化、集体化的过程之后，当各类主观元素和客观元素相互协调并且稳定下来以后，一个基本的社会互动关系就形成了(43)。在实践的过程中，社会性与物质性恰恰是借由传播活动实现“协调与稳定”，传播也就构成了该实践空间的一种基础性力量。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夏兹金的意义上将城市中的传播活动理解为一种具体化的“社会-物质实践”(a socio-material practice)，期间作为行动者的各种主客观元素相互交织并稳定构成社会联结，传播也就“由社会结构中的一种功能转换为构成社会的基础性要素”(44)。

　　四、城市传播的话语性与物质性：迈向一种整合分析的可能

　　本文尝试从理解城市的“物质”建构入手，展开城市传播分析的物质性维度的讨论。秉承知识社会学的传统，本文认为“物质性”这一概念恰恰是对建构主义传统中“人类中心主义阐释”的一种驳斥，亦即强调在当下的社会互动中，存在着“不能化约为人类意图性的对象特质”。因此，物质性研究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限度的建构主义”。进而借助ANT，本文认为某物的物质性是由过往的社会进程所生成，而它对当前社会建构活动产生影响意味着物的“能动性”。从这个角度出发，物质性得以建构的“关联网络”以及它能动地“制造差异”的过程恰恰是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过程。传播的物质性分析也因此意味着对“物质性”与“社会性”如何交织的分析，即“社会-物质实践”的分析路径。

　　晚近几年，将物质性与社会建构相结合的路向陆续出现在不同传播学者的研究之中，这也带来对这一视角的不同术语指称，例如“物质主义现象学”(material phenomenology)(45)、“关系本体论”(relational ontology)(46)。有学者指出，传播的话语性(社会性)与物质性的分野历来是一种“人为的选择”，在以美国功能主义为代表的传播学奠基人有意识的重文本、轻物质的学科本体论基础上，传播学被片面地理解为一种关注“文本中心主义的”学科，并且这一路径成为当前学界的主流取向。物质性这一概念恰恰有助于扭转当前学科对于话语性过度关注的问题(47)。但是我们也应进一步追问：话语性与物质性的分离本身是如何可能的?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研究业已表明，不存在一种绝对中立的、镜像式的反映外部现实的“话语”，相反，任何话语本质上都是“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都包含着特定的“物质性力量”：话语实践事实上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物质境况(a socio-historical material condition)，它生产出关于主体和客体的知识及其实践(48)。因此对于传播研究来说，强调“物质性”并不是要求我们抛弃“话语性”——这两者的分离只是一种人为的盲点；相反，我们应当尝试提出一种整合分析的可能性。

　　那么如何将城市传播中的话语性与物质性“整合分析”?我们可以在这里借鉴组织传播领域中同样关注物质性的“蒙特利尔学派”(The Montréal School)(49)的成果，提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该学派的研究领域为“组织的传播创制”(the Communicative Constitution of Organization)，强调传播活动在构型组织系统中的“创制性力量”(constituent power)，即整个组织系统不仅是传播发生的条件，也是传播活动的结果(“组织在传播中而存在”)。借鉴ANT，“能动性”(agency)被理解为分析传播的核心概念，用科亨的话来说，传播是“能动性的交集”(plenum of agencies)的空间，期间包含人、文本、科技物、建筑、自然条件、设施的一切行动者汇聚在传播空间之中从而共同构建组织系统(50)。如果我们将城市传播理解为一种“社会-物质实践”，那么实践的具体发生空间恰恰就是“能动性的交集”——城市中的“物”与“人”广泛地通过实践相交织，而这又成为构筑城市系统的创制性力量。基于本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尝试提出以下整合分析框架(图1)(51)：

图1 作为“社会-物质实践”的传播与城市系统

　　在这个框架中：(1)某物的物质性意味着它如何与具体的社会互动相关联，有三种类别的物可以对社会互动产生影响；(2)进而，物的“能动性”(“制造差异”)与人的“意图性”在作为“社会-物质实践”的传播活动中交织；(3)传播的话语性和物质性交织的空间——“能动性交集”会构建出城市中诸如权力关系、社会流动、认同等子系统；(4)每一个子系统又发挥着分别“塑造”城市中物的和人的作用，子系统和传播最终相互形塑，共同构筑成整个城市系统。如此一来，作为“社会-物质实践”的传播就与城市的“建构”密不可分。例如有研究者指出，1990年代以来上海犹太难民空间的“记忆认同”是通过一个广泛的行动者网络搭建而成，其中既存在着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人类行动者，也存在着“承载难民记忆的会堂、旧居、生活用品，以及犹太人的习俗、圣物、大屠杀纪念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等各种非人类行动者，双方共同塑造了作为新时代城市文化遗产的都市空间。其中每一位行动者都“并未被束缚在静态、僵化的角色期待中”，而是以自身的能动性介入到该记忆空间的建构活动之中——甚至存在着持有异议的行动者对当前既有网络的破坏(52)。这样一种“能动性交集”的空间即是传播活动发生的地方，因而传播也就超出了维持城市结构的“功能性地位”，而成为构建城市生活的基础力量(53)。

　　最后，我们也可以回到开篇提及的城市的物质建构问题：物质性这一视角使我们能够超出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式建构主义阐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城市并非完全“被社会性地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而是“被招募进由身体、物质材料、技术、物、自然和人类共同形成的网络之中”(54)，而这一切都恰恰是在传播活动中得以实现。

　　作为“传播与城市变迁-媒介的视野”学术工作坊第一期学员的研究成果，本文感谢黄旦教授、孙玮教授、陆晔教授、郭中实教授、吴玫教授的修改建议。

　　注释：

　　①[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载伊塔洛·卡尔维诺：《卡尔维诺文集(第四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67页。

　　②Latour,B.& Hermant,E.,Paris:Ville Invisible,Paris:La Découverte-Les Empêcheurs,1998,English version retrieved from:http://www.bruno-latour.fr/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viii_paris-city-gb.pdf,p.2.

　　③Latour,B.,“Paris,Invisible City:The Plasma,” City,Culture and Society,no.3,2012,p.91.

　　④Mukerji,C.“The Material Turn,” in Scott,R.A.,Kosslyn,S.M.& Buchmann,M.(eds.),Emerging Trend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John Wiley & Son Inc,2015,pp.1-13.

　　⑤Park,J.& Wiley,S.,“Introduction:The Materiality of Communication,” in Park,J.& Wiley,S.(eds.),Communication Matters:Materialist Approaches to Media,Mobility and Networks,London,UK:Routledge,2012,p.3.

　　⑥Harman G,Tool-being:Heidegger and the Metaphysics of Objects,Chicago:Open Court,2002.

　　⑦[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吴肃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⑧Latour,B.,“Paris,Invisible City:The Plasma,” City,Culture and Society,no.3,2012,p.93.

　　⑨Latour,B.,What is the Style of Matters of Concern? Two Lectures in Empirical Philosophy,Amsterdam:Van Gorcum,2008.

　　⑩章戈浩、张磊：《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6期。

　　(11)Schutz,A.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Evanst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7,p.9.

　　(12)Weber,M.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ety,Volume I,Berkeley,CA: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78,p.4.

　　(13)Leonardi,p.M.,“Materiality,Sociomateriality and Socio-technical Systems:What do These Terms Mean? How are They Different? Do We Need Them? ”in Leonardi,p.M.,Nardi,B.A.& Kallinikos,J.(eds.),Materiality and Organizing:Social Interaction in a Technological Wor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29.

　　(14)Aakhus,M.,Ballard,D.,Flanagin,A.J.,Kuhn,T.,Leonardi,P.,Mease,J.& Miller,K.,“Communication and Materiality:A Conversation from the CM Café,”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vol.78,no.4,2011,p.562.

　　(1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理论大纲》，高振华、李思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8页。

　　(16)同(15)，第250页。

　　(17)孙玮：《作为媒介的外滩：上海现代性的发生与成长》，《新闻大学》2011年第4期。

　　(18)Hennion,A.,“Music Lovers:Taste as Performance,” Theory,Culture Society,vol.18,no.5,2001,pp.1-22.

　　(19)[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吴肃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1页。

　　(20)袁艳：《电视的物质性与流动的政治——来自两个城中村的媒介地理学观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6期，第102页。

　　(21)Kallinikos,J.,“Farewell to Constructivism:Technology and Context-embedded Action,” in Avgerou,C.Ciborra,C.& Land,F.(eds.),The Social Stud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nnovation,Actors,and Contex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40-161.

　　(22)Latour,B.,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23)Latour,B.& Yaneva,A.,“‘Give Me a Gun and I Will Make all the Buildings Move’An ANT's View of Architecture,” in Geiser,R.(ed.).,Explorations in Architecture:Teaching,Design,Research,Basel:Birkhauser,2008,p.80.

　　(24)Latour,B.& Yaneva,A.,“‘Give Me a Gun and I Will Make all the Buildings Move’An ANT's View of Architecture,” in Geiser,R.(ed.),Explorations in Architecture:Teaching,Design,Research,Basel:Birkhauser,2008,p.86.

　　(25)Law,J.,“Objects and Spaces,” Theory,Culture & Society,vol.19,no.5-6,2002,pp.91-105.

　　(26)Latour,B.,“Trains of Thought:The Fifth Dimension of Time and Its Fabrication,” Swiss Monographs in Psychology,no.4,1996,p.181.

　　(27)Latour,B.,“On Technical Mediation-Philosophy,Sociology,Genealogy,” Common Knowledge,vol.3,no.2,1994,p.41.

　　(28)Suchman,L.,“Organizing Alignment:A Case Study of Bridge-building,” Organization,vol.7,no.2,2000,p.316.

　　(29)Morley,D.,“For a Materialist,Non-media-centric Media Studies,” Television & New Media,2009,vol.10,no.1,pp.114-116.

　　(30)Cooren,F.,“Materializing communication:Making the case for a relational ontolog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68,2018,p.279.

　　(31)Couldry,N.,“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 Social Semiotics,vol.14,no.2,2004,pp.115-132.

　　(32)Guggenheim,M.,“Mutable Immobile:Building Conversation as a Problem of Quasi-technologies,” in Farias,I.& Bender,T.(eds.),Urban Assemblages:How Actor-Network-Theory Changes Urban Studies,London:Routledge,2010,p.163,p.167.

　　(33)孙施文：《公共空间的嵌入与空间模式的翻转——上海“新天地”的规划评论》，《城市规划》2007年第8期。

　　(34)Suchman,L.,“Organizing Alignment:A Case Study of Bridge-building,” Organization,vol.7,no.2,2000,pp.311-327.

　　(35)Bijker,W.E.,Of Bicycles,Bakelites and Bulbs:Towards a Theory of Sociotechnical Change,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5.

　　(36)Turnbull.D.,“Performance and Narrative,Bodies and Mov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s and Objects,Spaces and Knowledges,” Theory,Culture & Society,vol.19,no.5-6,2002,pp.125-143.

　　(37)Pineda,V.A.,“How Do We Co-produce Urban Transport System and the City? The Case of Transmilenio and Bogota,” in Farias,I.& Bender,T.(eds.),Urban Assemblages:How Actor-Network-Theory Changes Urban Studies,London:Routledge,2010,pp.123-138.

　　(38)Callon,M.,“Society in the Making:The Study of Technology as a Tool for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 Bijker,W.,Pinch,T.& Hughes,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ical Systems: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7,pp.83-103.

　　(39)Williams,R.,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London,UK:Routledge,2003.

　　(40)Tosoni,S.,“Beyond Space and Place:The Challenge of Urban Space to Urban Media Studies,” in Kramp,L.,Carpentier,A.Hepp,A.,Trivundza,I.,Nieminen,H.,Kunelius,R.,Olsson,T.,Sundin,E.& Kilborn,R.(eds),Journalism,Represent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Bremen:Edition Lumiere,2015,pp.145-156.

　　(41)[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理论大纲》，高振华、李思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42)Schatzki,T.R.,Knorr-Cetina,K.& Savigny,E.V.(eds.),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London:Routledge,2001.

　　(43)顾洁：《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框架、路径与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6期，第18页。

　　(44)孙玮、李梦颖：《“可见性”：社会化媒体与公共领域——以占海特“异地高考”事件为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43页。

　　(45)Couldry,N.& Hepp,A.,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Cambridge:Polity,2018.

　　(46)Cooren,F.,“Materializing Communication:Making the Case for a Relational Ontolog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68,2018,pp.278-288.

　　(47)丁方舟：《论传播的物质性：一种媒介理论演化的视角》，《新闻界》2019年第1期。

　　(48)Foucault,M.,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

　　(49)关于“蒙特利尔学派”的基本介绍，参见Brummans,B.,“The Montréal School and the Question of Agency,” in Cooren,F.,Taylor,J.R.& Van Every,E.J.(eds.),Communication as Organizing: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in the Dynamic of Text and Conversation,2006,pp.197-211; 核心宣言参见Ashcraft,K.L.,Kuhn,T.R.,& Cooren,F.,“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Materializing’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vol.3,no.1,2009,pp.1-64; 批判性考察参见Bencherki,N.,“How Things Make Things Do Things with Words,or How to Pay Attention to What Things Have to Sa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vol.2,no.3,2016,pp.272-289。

　　(50)Cooren,F.,“The Organizational World as a Plenum of Agencies,” in Cooren,F.,Taylor,J.R.& Van Every,E.J.(eds.),Communication as Organizing: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in the Dynamic of Text and Conversation,2006,pp.81-100.

　　(51)部分参考了Leonardi,p.M.,“Materiality,Sociomateriality and Socio-technical Systems:What do These Terms Mean? How are They Different? Do We Need Them? ”In Leonardi,p.M.,Nardi,B.A.& Kallinikos,J.(eds.),Materiality and Organizing:Social Interaction in a Technological Wor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25-48.

　　(52)单凌：《制造“海上方舟”：1990年代以来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空间的生产——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9期。

　　(53)同样对于传播作为构型社会结构基础性力量的探讨可参见孙玮、李梦颖：《“可见性”：社会化媒体与公共领域——以占海特“异地高考”事件为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54)Farias,I.“Introduction:Decentring the Object of Urban Studies,” in Farias,I.& Bender,T.(eds.),Urban Assemblages:How Actor-Network-Theory Changes Urban Studies,London:Routledge,2010,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