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29)。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审美意识通史”(11AZD052)阶段性研究成果。

　　六朝时期，南北文化、胡汉文化进行了激烈的对抗、碰撞和交融，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在这一时期，南与北的文化差异突显出来，南人/北人、南土/北土、南士/北士的文化意识得以形成。此种文化意识，体现于文学、艺术、学术、语言、饮食等多个方面，是六朝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饮食为中心，对六朝南北审美文化的差异与交融做一呈现与分析。

　　人类的饮食不仅仅是一种生物行为，食物的分类体系，获取食物的方式，处理食物的方法，进食的习惯，饮食的偏好与禁忌，餐桌上的礼仪，等等，皆有地域性和文化性，其无处不在体现着各种社会权力关系，以及不同族群的审美意识。正如美国人类学家Mintz所说：“人类的饮食行为绝对不是‘纯粹生物性’的行为(不管你怎么定义‘纯粹生物性’这个语)。人口的食物，都包含了吃下它的人的种种过去；而用来取得、处理、烹调、上桌、消耗食物的技术，也全因文化而异，背后各有一段历史。食物不只是供人食用的东西而已；进食总是有约定俗成的意义。这些意义都有象征内涵，并以象征的方式来传达思想；这些意义也都各有历史。”①在六朝的文化交流中，饮食是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在南北两地对对方饮食的互看中，能够见出南北审美文化的差异与交融。

　　一、莼羹与羊酪

　　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基于不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传统，在饮食上各有其特征，呈现出巨大差异，并且以此相互区别。他们对于食物，有着颇不相同的分类和偏好。在时人的眼中，选出了各自最具代表性的食物，进行比较和品评。具体而言，江南把独有的水产品奉为佳味，北人则将草原上的羊奶制成的酪视为美食。请看下例：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世说新语·言语》)

　　玩尝诣导食酪，因而得疾。与导笺曰：“仆虽吴人，几为伧鬼。”(《晋书》卷七七《陆玩传》)

　　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晋书》卷九二《张翰传》)

　　羊酪本为北方少数民族的食品，如汉代晁错谈到北方胡族时指出：“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其性能寒。”②东胡之一的乌丸，“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③吐谷浑：“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④地豆于：“多牛羊，出名马，皮为衣服，无五谷，惟食肉酪。”⑤突厥：“其俗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贱老贵壮。”⑥这些少数民族，皆以游牧为生，在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上相差不多。

　　在汉代文献中，基本没有汉人食酪的记载。汉武帝时期，江都公主刘细君被派往乌孙国合亲，后人称其为乌孙公主。刘细君身处异国，夫婿老迈，言语不通，内心悲愁，作歌一首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身居朔方，被迫改变饮食习惯，以肉酪为食，实为无奈之举。三国时期，汉人食酪仅有一见，即《世说新语·捷悟篇》所记曹操故事：“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提‘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以此来看，酪在三国汉人中乃极稀少之物，以魏武之尊，竟仅得一杯，竟又与群臣分而食之，可见其珍贵。及至两晋，胡汉之间的交流日广，酪得以进入汉人饮食。西晋时期的尚书令荀勗，因久病赢弱，晋武帝下令“赐乳酪，太官随日给之”，泰始以后，贵族富室兴起了使用胡人饮食器具的风尚：“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⑦在这股胡风熏染之下，中原人将酪纳入盘中之餐，自在情理之中。不过，由于酪以新鲜羊乳制成，需要特定工艺，价值定然不菲，多见于贵族之家，常人难得享用。⑧在上列晋代史料中，我们看到，无论吴人陆机拜访太原王济，还是吴人陆玩拜访琅邪王导，作为主人的王济和王导皆以酪来款待来宾，四人皆出身于南北最为知名的世族，显然二王将酪视为中原最可称道的食物。尤其王济，还沾沾自喜地询问陆机，江东有何物可与酪匹敌。同样，草原民族亦将酪视作他们的土特产，前凉张天锡投靠东晋之后，会稽王司马道子问他西凉有何产物，张天锡应声回答：“桑葚甜甘，鸱鸮革响，乳酪养性，人无妒心。”⑨同样将乳酪视为能够彰显地域优越性的物质符号之一。

　　然而，“跨文化的饮食障碍在历史上由来已久，并且常常扎根于个性心理中，因为个人品位很难改变。”⑩吴人对酪这种北地食物并不看在眼里。(11)当王济挑衅性地询问江南有何食物与酪能有一比时，陆机傲然回答说：“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余嘉锡先生对此作了很详尽的注解，他征引《齐民要术》等书指出，制作莼羹必下盐豉，“陆云‘但未下盐豉’者，言莼羹之浓滑甜美，足敌羊酪。但以二物相较，则羊酪乃未下盐豉之莼羹耳。”又引明人徐树丕《识小录》之注：“‘千里，湖名，其地莼菜最佳。陆机答谓未下盐豉，尚能敌酪；若下盐豉，酪不能敌矣。’徐氏此解极妙，与余意合。”(12)陆机的回答，成为一时名对。其对本地食物的欣赏，以及对中原食物的轻视，在陆玩和张翰身上同样得到了彰显。因为饮食习惯有异，陆玩食用王导的奶酪之后，身体出了问题，他写信给王导说：“仆虽吴人，几为伧鬼。”一个“伧”字，表明他对渡江而来的中原人士的蔑视情绪。张翰更因思念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等美食，而毅然辞归，尽显其人之旷达与卓识。莼之美味，直至明清时期，仍有描述。明代陈继儒在《岩栖幽事》中提到：“吾乡荇菜，烂煮之，其味如蜜，名曰荇酥。郡志不载，遂为渔人野夫所食。此见于《农田余话》。俟秋明水清时，载菊泛泖，脍鲈捣橙，并试前法，同与莼丝荐酒。”(13)李渔在《闲情偶记·饮馔部》“莼”条提到：“陆之蕈，水之莼，皆清虚妙物也。予尝以二物作羹，和以蟹之黄，鱼之肋，名曰‘四美羹’。座客食而甘之，曰：‘今而后，无下箸处矣!”(14)李渔集文人趣味之大成，除了声色文艺，对饮食也颇有研究。“蕈”为一种野蘑菇，李渔指出其为“至鲜至美之物”。他以蕈与莼为食材，加蟹黄、鱼肋做成羹，其味妙不可言。

　　烹制莼羹，鱼是不可或缺的食材。《食经》曰：“莼羹，鱼长二寸，唯莼不切。鲤鱼冷水入莼，白鱼冷水人莼，沸入鱼与咸豉。”又云：“鱼半体熟，煮三沸，浑下莼与豉汁渍盐。”(15)江南多水，近海，鱼产丰富，鱼遂成为重要的菜品。据葛洪《神仙传》记载，三国时期，孙权征召方士介象，与其讨论哪种鱼味道最好，介象回答海中的鲻鱼为上，并使出神通，捉到鲻鱼。(16)吴后主孙皓迁都武昌，为政荒淫残暴，惹得民怨沸腾，时有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南梁陈庆之在北魏患病，请元慎解之，元慎含水陈人王固出使西魏，“因宴飨之际，请停杀一羊，羊于固前跪拜。又宴于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鱼，大设罟网，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鳞不获。”(17)此例虽宣扬佛教不杀生观念及佛法之伟力，却于不意之中，道出了南北食物的象征，即南为鱼，北为羊。鱼羊之别，一方面基于南北两地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另一方面亦是时人及后人的一种文化建构。

　　无疑，饮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不同社群中的成员可以通过饮食文化相互区别。在每一个文化群体中，都对饮食有自身的分类体系。比如，会把食物分成生的/熟的、可食的/不可食的、好吃的/难吃的、昂贵的/廉价的、神圣的/肮脏的、洁净的/危险的，等等。在这套分类体系的背后，是特有的价值体系和哲学观念，文化持有者以此建构起自我的文化认同，并区隔于另外的文化群体。不同文化群体的分类体系，往往会大异其趣，甚至相互抵牾。当面对与自身的分类体系和价值观念严重冲突的异文化时，一个文化的所有者往往会将外来饮食视为不洁的、危险的，投去轻蔑态度。在南北文化的饮食交流中，这是时常发生的情形。如陈庆之入北魏，生病，杨元慎为其解治，喷水咒曰：“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手速去，还尔丹阳。若其寒门之鬼，□头犹修，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鸡头，蛙羹蚌臛，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沅、湘、江、汉，鼓棹遨游。随波逐浪，噞喁沉浮，白苧起舞，扬波发讴。急手速去，还尔扬州。”杨元慎出身世代经学的弘农杨氏，其人颇有名士之风，“博识文渊，清言入神，造次应对，莫有称者。读《老》、《庄》，善言玄理。性嗜酒，饮至一石，神不乱。”(18)杨元慎自曾祖杨泰即入北魏，其人自是土生土长于洛阳，他以无碍的辩才和渊博的学识，屡屡挫败颇有文化优越感的南梁陈庆之，使其彻底改变了对北魏中原士人的看法。在这一例中，杨元慎所列吴人食物，诸如菰稗、莼羹、蟹黄、豆蔻、鱼、鳖、菱藕、鸡头、蛙、蚌等，无不出自水中。对于不食水产品的北魏文化来说，这些食物定然是不洁的和危险的。

　　实际上，随着南北交流日甚，饮食上亦多有融会。如东晋襄阳人罗友，曾任桓温幕僚，作荆州从事时，桓温设宴款送王洽，“友进；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驻。’”(19)罗友闻听白羊肉味美，很是垂涎，得着机会便一饱口福，不顾场合与礼仪，想必白羊肉的味道果然合他心意。荥阳毛修之于晋灭后投归北魏，领吴兵，以功拜吴兵将军，“修之能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多所适意。世祖亲待之，进太官尚书，赐爵南郡公，加冠军将军，常在太官，主进御膳。”(20)北魏太武帝元焘虽为鲜卑人，却喜欢南人饮食，毛修之因为擅长烹制南人菜肴，而大受重用。再如南齐王肃因父兄为齐武帝萧赜所杀，于太和十七年(493)逃奔北魏，大受重用，对于推动北魏汉化贡献尤大。(21)据《洛阳伽蓝记》载：“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22)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记录。王肃郡望琅邪，为王导之后，长养于江南，惯吃鱼羹，饮茗汁，初入北魏，吃不了羊肉和酪浆等北地食物。数年之后在一次宴会中，北魏孝文帝元宏惊讶地发现王肃已经能够大吃羊肉酪粥，遂向他抛出了一个在跨文化交流中几乎都会涉及的价值判断问题，南北方的四种饮食，有何高下之分？王肃的回答很是高明，就羊和鱼的对比而言，他一方面强调二者皆有独特性，都为本地人所珍视，另一方面，他以国之大小作区分，声称羊肉比鱼羹更具美味。这就对他所仕任的北魏朝廷及其代表的北方文化给以充分肯定和赞扬。(23)至于茗与酪之比较，他更以“与酪作奴”为喻，说明茗不如酪。此说让元宏大笑，可见甚得其心。

　　更有意思的是元宏对王肃饮食转变的解释。元宏率先举杯，说出一个字谜：“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御史中尉李彪接着说：“沽酒老妪翁注工瓦，屠儿割肉与秤同。”尚书右丞甄琛回应说：“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儿掷绳在虚空。”彭城王元勰至此说道：“臣始解此字是‘习’(習)字。”北魏孝文帝以魏晋南北朝文人常玩的文字游戏——字谜，对王肃的饮食之改变给出了解释，即一“习”字，习有习得、习惯之意，因南北接触而有机会习得，因习得而习惯，堪称妙解。不错，正是交融日久，使得南北逐渐接受了对方的饮食及其相关的文化。

　　二、茶

　　上述王肃的故事中，涉及一种饮料——茶。在中国饮食文化中，茶与酒占据重要的地位，与中国文人生活以及百姓日用皆息息相关，因此需要加以探究。

　　《说文》无“茶”而有“荼”、“茗”，释“荼”为“苦荼也”，北宋徐铉注曰“此即今之茶字”。清代段玉裁注云：“荼，苦菜。”《唐风》“采苦采苦”传云：“‘苦，苦菜。’然则‘苦’与‘荼’正一物也。”《尔雅》释“荼”亦为“苦菜”，注疏描述其状：“叶似苦苣而细，断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堪食，但苦耳。”《尔雅》收有“槚”，释为“苦荼”。二者释义虽同，不过，荼作苦菜，槚为木类，应非同类。

　　先秦时期，荼常指苦菜，(24)《诗经》中多有述及，如《邶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苦菜乃常见野生植物，味虽苦而可食，所以农人采而食之。《郑风·出其东门》：“出其闉闍，有女如荼。”此处之“荼”指白茅。《周颂·良耜》又有：“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由于荼常与另一种辣味野菜“蓼”杂生于庄稼之间，所以必欲除之。荼之味苦，一度被视为有毒，所以“荼毒”一词早已见于先秦，《尚书·汤诰》中即有“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之说。此外，《周礼》中有掌荼之官，“掌以时聚荼，以共丧事”，此处之“荼”，非指苦菜，而是白茅或芦苇之类的植物，用于丧礼。

　　由此来看，“荼”在先秦所指非一，但并无茶之义。人们常将西汉王褒的《僮约》视为“茶”在中国历史文献上的首次出场。(25)王褒乃四川资中人，活动于汉宣帝时期。《僮约》写于神爵三年(前59年)，王褒有事到“煎上”(今四川彭州市一带)寡妇杨惠家，碰到一偷懒耍滑的家奴便了，便戏谑性地为其订立一份契券，明确规定其必须从事的诸种劳作，所涉事务异常繁重，便了看后吓得跪地求饶。王褒所提奴仆所应做的事情中，有两处提到“荼”，一为“烹荼尽具”，一为“武都买荼”。(26)第一个“荼”，当作“苦菜”讲，第二个“茶”，或即指“茶”。蜀地自古即产茶，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荼》云：“王褒《僮约》云，‘武阳买茶’……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27)武都作为茶叶市场所在，是有可能的。

　　不过令人心生疑惑的是，自王褒之后，直至东汉的几百年间，关于茶的文献记载寥寥无几。究其原因，或是茶乃蜀地百姓所日用，北方人还未能接受。

　　三国时期，已明确有茶之记载。曹魏张揖所撰字书《广雅》载曰：“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28)记录了茶的饮用方法及功能。此一时期，吴人受荆、巴人影响，亦开始饮茶。史载吴主孙皓荒淫无度，飨宴之时，逼令群臣饮酒，无论能否，率以七升为限。韦曜平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29)吴人陆玑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其注“檓”、“樗”等条，表明对茶已有明确认知，详见下说。而中原人士之饮茶并不见载。及至西晋并吴，饮茶之习已推及中原。江统任愍怀太子洗马时，曾上疏谏曰：“今西园卖醯、面、茶、菜、蓝子之属，亏败国体。”又《晋四王起事》载：“惠帝蒙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则茶在西晋宫中已多饮用。刘琨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提到：“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烦闷，恒假茶。汝可信信致之。”左思在《娇女》诗中描述了小女儿急于喝茶的情形：“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犯有罪。”张载《登成都楼》诗云：“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刘琨为河北中山人，左思为齐国临淄人，张载为河北安平人，皆有饮茶之好。傅咸在《司隶教》中提到：“闻南方有蜀妪，作茶粥卖。”蜀人最早饮茶，知茶粥做法，售卖于市，则西晋普通百姓亦在饮用。饮用之法，当为混合姜桂等物并煮。如《尔雅》之“檓”，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椒树似茱萸，有针刺，叶坚而滑泽。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叶以为香。”(30)是合椒叶而煮，使有香气。

　　值得注意的是，西晋杜育写有一首《荈赋》：“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以文学性的想象，描述了有关茶树种植、培育、采摘、器具、冲泡等茶事活动。当然，因文体所在，赋文多有美化和理想化的特点，我们倒不必据此认为晋人已像后世之人一样注重茶水、茶器的选择。不过，其为咏茶之首作，无疑兼具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因而被视为中国茶文学的开山之作。宋代苏轼曾赞曰：“赋咏谁最先，厥传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论著始于陆。”吴淑亦有言：“清文既传于杜育，精思亦闻于陆羽。”宋人好茶，对此赋颇为关注。

　　及至东晋，饮茶已算普遍。陆羽《茶经》引《广陵耆老传》载：“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则普通百姓已热衷饮茶。宋人寇宗奭所撰《本草衍义》记：“晋温峤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茶已作为贡品，且数量巨大。又《世说》载：“任瞻少时有令名。自过江失志，既不饮茗。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人有怪色，乃自申明之，曰：‘向问饮为热为冷？’”唐后茶、茗为一物，而在晋时，茶、茗有所区分，当为时人所知。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释“樗”曰：“吴人以其叶为茗。”(31)又说：“蜀人作茶，吴人作茗。”则茶、茗二物，有蜀、吴地域之别，制作方法当亦不同。不过，这种区分并未延续很长。东晋郭璞注《尔雅》之“槚”，说道：“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32)此处茶、茗之别，是因为采摘时间的差异。后魏元欣作《魏王花木志》，释“茶叶”曰：“茶叶似栀子，可煮为饮。其老叶谓之荈，细叶谓之茗。”荈、茗的差异，又是因叶子的老嫩程度。由此可知，时人对茶的认知不断发展。《世说》又谓：“晋司徒长史王濛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侯，必云‘今日有水厄’。”此条不见于今本《世说》，幸赖《御览》保全。王濛乃东晋名流，太原人氏，其对茶的爱好非比寻常，北来士族却不是个个好饮，以致将去王濛处作客饮茶称为“水厄”，定然是不堪其苦。此亦见出东晋士人之饮茶，只是偶尔为之，并非全面铺开。在晋人热衷的清谈活动中，众人团团围坐，唇枪舌剑，在口干舌燥之时，却未见有饮茶行为的记载，更是明证。

　　不过，茶已见于东晋士人餐桌，则确定无疑。如谢安曾经拜访吴人陆纳，“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33)桓温生活节朴，“每宴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34)在这些事例中，“茶果”成了俭朴的象征。再如南齐武帝临终命曰：“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未山陵前，朔望设菜食。”(35)同样是表明其人之节俭。在另一例中，永明九年(491)，诏太庙四时祭，“昭皇后荐茗粣炙鱼。并生平所嗜也。”(36)以皇后之尊，一生嗜茶，则南朝爱茶者所在多有了。

　　从考古发现中亦能见出南朝人的饮茶情况。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得到广泛使用，大量出土于魏晋南北朝陵墓中。“从考古发现知道，东汉晚期出现的制瓷手工业，到这时已在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等地发现了许多窑址，成为一个地方青瓷系统的产区。”(37)浙江越窑乃著名的青瓷产地，当时的青瓷制作工艺已十分发达，大量制作精良的青瓷器成为士族的日常用品。如扁壶、唾壶、虎子、鸡首罐、砚、香薰等生活用具或文房用具。其器型随朝代而有演变，有的装饰有精美的花纹。许多南朝墓葬中出土有青瓷盏和茶杯，如南京栖霞山甘家巷魏晋南北朝墓群，出土青瓷盏38件、碗23件。(38)江西吉安县的南齐墓中，出土有两件青瓷莲瓣纹托盘，其中一件高4.3厘米、口径2.2厘米、底径10.2厘米，平口实足，稍内凹。盘内饰直径18.5厘米十片莲瓣纹，外绕弦纹二道。盘心突出一个直径8.6厘米、高1.9厘米、厚0.5厘米的圆圈，圈内无纹饰，以备承托杯碗。口沿内饰弦纹二周。另出土有青瓷杯七件，高3.6-4厘米、口径7.8-8.2厘米、底径3.7-4厘米。平口实足，除支烧痕迹外，均无纹饰。(39)青瓷托盘及青瓷杯，显然是饮茶之用。

　　魏晋南北朝的医家、养生家已普遍关注茶的功效。如曹魏神医华佗在《食论》中说：“苦茶，久食益意思。”西晋张华《博物志》曰：“饮真茶，令少眠睡。”是说茶有提神醒脑、有益神意的功能。《神农食经》曰：“茶茗宜久服，令人有力悦志。”认为茶能增强人的体力，悦人心志。魏晋南北朝神仙思想盛行，药草常常成为求仙的辅助，茶很自然地进入神仙家的视野。如壶居士《食志》曰：“苦茶，久食羽化。”陶弘景《新录》曰：“茗茶轻身换骨，丹丘子、黄山君服之。”《晋书·艺术传》曰：“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者有桂花气。兼服茶酥而已。”茶与茯苓、松脂、菊花、桂花等物一样，成了能够使人服食成仙的神药。王浮《神异记》载：“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饭，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蚁之馀，不相遗也。’因立奠祀。后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在陶弘景的记载中，仙人丹丘子常饮茗茶，因此定然知晓茗茶出处。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得见丹丘子。虞洪擅长厨艺，丹丘子希望得其奠祭，并许以山中大茗相报。在这一投桃报李的故事中，茶成了一个中介。《续搜神记》记载了类似的故事，晋孝武帝时期，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中采茗，遇到一个长相恐怖的毛人，毛人拉着他来到一大丛茗处，还送给他橘子。毛人并未向秦精索要回报，更无害他之意，只是秦精太过害怕，采茗而逃。这些故事，为茗茶的获得赋予了神秘色彩。茶不惟得到道家垂青，亦受到僧人喜欢，《宋录》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焉？’”(40)昙济道人乃晋宋之际著名僧人，于寿县八公山东山寺居住很久，谢灵运亦曾与其往还。有客来访，僧人设茶相待，应为当时之常礼，而王子尚大赞茶之滋味，可知昙济对茶道颇有研究，所上允为好茶。

　　再回到王肃。王肃入北，他的饮茶习惯不被北人接受，得到一个“漏卮”的外号，很是不雅。王肃亦深知北人不能饮茶，因此在将茶与酪浆进行比较时，贬茶为“酪奴”。不过，颇有意思的是，因王肃大受魏帝重用，他的饮茶行为竟得到时人效仿，给事中刘缟就表示倾慕，特意学起喝茶。然而，刘缟此举受到彭城王元勰的尖锐批评，彭城王说：“卿不慕王侯之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元勰用苍头水厄、逐臭之夫、东施效颦等几个典故，将刘缟的习茶之举进行了辛辣嘲讽。元勰的评价对时风发生了很大影响，“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41)北魏时人极端贬损南人的饮茶行为，将之视为下贱人所为之事，以“水厄”、“漏卮”、“酪奴”等蔑视性称谓来看待饮茶，似乎为茶在北方的传播蒙上了阴影。

　　当然，北人对茶的偏见并未持续太久，待唐代陆羽与皎然等人出，饮茶之风高涨，遍铺华夏，茶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中国文人于此投入大量心力，遂缔造出精彩纷呈的茶文化。

　　概而言之，六朝时期，南北文化在历史上进行了首次大规模的碰撞、交往与融汇，在二者的交锋与互看中，各自的文化传统与地域特性得到极大彰显与放大。就饮食文化而论，两方人士都欲拿出自己最具代表性的元素，如南方之莼与北方之酪，与对方一较短长，来获得自我的身份认同感和文化优越感。这种比较，体现出颇具意味的审美态度，最初可能是互不理解、相互排斥，随着交往日深，融汇渐久，便会认可、接受乃至欣赏与吸纳。于是，本来的他者之物，渐渐地成了自我的一个部分。茶在历史上的际遇，很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过程。

　　注释：

　　①S.W.明茨：《吃》，林为正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②《汉书》卷49《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84页。

　　③《三国志》卷30裴注引《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34页。

　　④《晋书》卷97《四夷传·西戎传附吐谷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37页。

　　⑤《魏书》卷100《豆莫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22页。

　　⑥《隋书》卷84《北狄传·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64页。

　　⑦《晋书》卷27《五行志上》，第823页。

　　⑧如西晋潘岳在《闲居赋》中写道：“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提到自己养羊制作奶酪。

　　⑨《晋书》卷68《张轨传附靓叔天锡传》，第2252页。

　　⑩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莫斯图：《食物的历史》，何舒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11)不过，随着历史的演进，饮食文化日益交融，南人逐渐接受了酪这种饮食，并且奉为美味。晚至明代张岱的《陶庵梦忆》中，有“乳酪”一则，谈及他为了制作乳酪，自家养了一头牛，还提到多种制作方法及其妙不可言的美味：“余自豢一牛，夜取乳置盆盎，比晓，乳花簇起尺许，用铜铛煮之，瀹兰雪汁，乳斤和汁四瓯，百沸之。玉液珠胶，雪腴霜腻，吹气胜兰，沁入肺腑，自是天供。或用鹤觞、花露入甑蒸之，以热妙；或用豆粉搀和，漉之成腐，以冷妙；或煎酥，或作皮，或缚饼，或酒凝，或盐腌，或醋捉，无不佳妙。而苏州过小拙和以蔗浆霜，熬之、滤之、钻之、掇之、印之，为带骨鲍螺，天下称至味。其制法秘甚，锁密房，以纸封固，虽父子不轻传之。”参见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夏咸淳等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5-66页。

　　(1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6-107页。

　　(13)陈继儒：《岩栖幽事》，《宝颜堂秘笈》44册《陈眉公杂著第四》，上海：文明书局，1922年石印本。

　　(14)李渔：《闲情偶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65页。

　　(1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06页。

　　(16)《三国志·吴书》卷63《赵达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9页。

　　(17)《陈书》卷21《王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82页。

　　(18)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8-119、120页。

　　(19)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91页。

　　(20)《魏书》卷43《毛修之传》，第960页。

　　(21)《魏书》卷63《王肃列传》：“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能间也。或屏左右相对谈说，至夜分不罢。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北史》卷42《王肃传》：“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2)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第147页。

　　(23)不过，王肃在对自己的饮食偏好的辩护中，却也维护了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彭城王诘问他：“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时，王肃回答说：“乡曲所美，不得不好。”

　　(24)扬之水对此有过考证，她指出，在先秦，苦菜种类甚多，非指一种。“苦”、“荼”、“葽”都有“苦菜”之意，“三者都可以算作菊科苦苣荚属中的植物，多年生草本，叶从根茎伸展出来，像羽毛一样裂开；夏天梢头开出一簇一簇的小黄花，花罢为絮，白毛如毯，故有‘荼’之称；茎和叶掐断都会流出粘粘的白汁，可食而味苦。上古时代栽培的蔬菜很少，苦菜大约很早就成为常蔬，不仅百姓食用，而且登庖升俎，入王公富室之肴，直到汉代也还如此。《礼记·内则》有‘濡豚包苦实蓼’；《仪礼·公食大夫礼》有‘铡笔牛藿羊苦’；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简策上有‘牛苦羹一鼎’、‘狗苦羹一鼎’，这几者所言‘苦’皆谓‘苦菜’也。”(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02-103页)

　　(25)考古发掘的结果明显早于这一时间点。2016年初，一篇名为《汉景帝墓出土最古老茶叶》的报道被多家网站转载。该报道提到，在汉景帝(前188)阳陵的外藏坑随葬品中发现了茶叶。2016年5月，汉阳陵出土的茶叶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茶叶，距今约2100年。(参见http://news.cnr.cn/native/city/20160513/t20160513_522136705.shtml)

　　(26)参见《古文苑》卷17，《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影印本。

　　(27)张京华校释：《日知录校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47页。

　　(28)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二五·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3843-38414页。本段所引资料除特别说明，皆引自《太平御览》。

　　(29)《三国志·吴书》卷65《韦曜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62页。

　　(30)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2页。

　　(31)陆玑著，丁晏校正：《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影印清咸丰七年刻本，第448-449页。

　　(32)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第278页。

　　(33)《晋书》卷77《陆纳传》，第2027页。

　　(34)《晋书》卷98《桓温传》，第2576页。

　　(35)《南齐书》卷3《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2页。

　　(36)《南史》卷11《齐宣孝陈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8页。

　　(37)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38)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栖霞山甘家巷魏晋南北朝墓群》，《考古》1976年第5期。

　　(39)平江、许智苑：《江西吉安县南朝齐墓》，《文物》1980年第2期。

　　(40)本段引文除特殊注明，皆引自《太平御览·饮食部二五·茗》。

　　(41)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