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学界热议的“中国”叙说和构拟问题，其焦点始终都在如何看待不同时期“中国”内涵的同一性，如何梳理古今中国的联系，其实质是要明确其间的历史脉络及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正是在这些基本问题上，目前的讨论尚多不足且进展有限，一些误区亟待澄清。尤其是对中国历代王朝，各家大都采取了回避态度，但王朝恰恰是古代中国最富特色的表现方式和最为显著的全称代词。不能直面历代王朝的存在及递嬗，势必会使“中国”叙说脱离实际。深思近现代中国重建国家认同意识的进程，反省和修正其在王朝体系与中国历史关系上的偏颇，不仅是推进“中国”叙说，重建古今中国发展线索及其连续性、阶段性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当代中国史学责无旁贷的使命。

　　关键词：“中国”叙说；天下秩序；区域视角；王朝体系

　　作者简介：楼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如何概括和叙说“中国”，近来已成学界的一大话题。仅我国大陆地区近十年来出版的有关著作(包括新译旧著及修订旧作改名出版者)已达30余部，更不必说大量的专题论文了。①这当然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历史上尤其是近现代，每当中国发展面临转折关头，学界都会围绕“什么是中国”、“如何认识中国”等问题展开思考和讨论。②而目前这一波叙说和争辩，虽与全球化时代的诸种冲击有关，包括有关学术动向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但隐藏其后的根本要素，无疑仍是“中国崛起”这一全球性、世纪性最新事件。近几年来试图重新概括和叙说“中国”的大部分著述，本质上均可视为这一事件在思想、学术上的反映，其中很自然地蕴含了当代“中国”之所从来、向何处去的命题，凝聚了学界对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成就和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以往相关看法的推陈出新。当此之时，回顾相关讨论的历程，总结其中的问题、内涵，关注其动态和得失，十分必要。

　　一、“什么是中国”：问题的提出和基本前提

　　“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在近现代不同时期被不断提出来加以讨论，本来就是指贯通古今的“中国”是什么，即要求对自古以来不断变动着的“中国”作一概括：是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还是某些要素的逐次展现和演进，某种传统的新陈代谢、继承光大?是一系列朝代的改易承接、其命惟新，还是索性将之概括为一个复杂变动着的共同体?如此等等。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既要明确研究的对象，解决不同时期“中国”内涵的同一性问题，更要弄清当下中国与过往的中国是如何连接的，以便明确递嬗于其间的结构、脉络和趋势，帮助人们解释和把握当下的思考和行为，更为自觉地展开维护或改变现状的活动。

　　其实像这样的问题，无论是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组织、一个地区或族群来说，都会不时凸显出来。不断建立自身过去与现在的联系，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使然，其必然性和重要性本来是毋庸置疑的。但对近现代中国来说情况却有些特殊，特别是进入现代以后，中国迈出的每一步，都需要冲决旧的网罗，也都曾有人主张：与其关心自己的过去，不如关心世界和“先进国家”的历史，爱深恨切者甚至认为可以不读中国的古书、中国的历史。这种观点尽管显得极端，但直至最近仍有其影响。这大概是因为迄今中国不仅仍处于变革的艰辛中，而且已在多年的“决裂—前进”中，成为诸多新兴国家中与自身传统隔膜较深的一个。

　　但无论人们如何对待，是视之为财富还是包袱或者不闻不问，过去始终都在继续按自己的逻辑影响今天的一切。现代中国史学诞生以来，也一直都在致力于重建古、今中国的联系，为此展开了一波又一波讨论，实质都是要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中国历史的结构、脉络，从而回答“什么是中国”及其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等基本问题。而若撇开一时烟云观其本真，那就应当看到差异万千和冲突不断的众多流派，在如何连接古、今中国的出发点上，也还是呈现了百虑而一致的态势。其突出表现，即各家几乎都在围绕下列前提竖义立论：

　　一是如何建立主线分明的中国史脉络?这是要确认古、今中国的发展是被某个最为重要的线索串连起来的，由此方可梳理历史现象之间的关联及其合力、方向，从而建立有序展开的历史过程，使之足以解释当下活动的基础和背景，更使亟待展开的创造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二是如何建立连续不断的中国史统绪?这是要确认古、今中国的国统或道统相承不绝，从未旁落，使当代中国由此成为古代中国优秀传统和宝贵遗产的当然继承者，至于其中的糟粕渣滓，亦须由今天的国人一体承受、克服，且其适足以使当下的变革无可旁贷，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一环。

　　三是如何建立梯级飞跃的中国史阶段?这是要确认古代中国至于当代中国的变异—进化历程，构筑各个阶段间不可相互否定的关系，以此达成与连续性的统一，亦以建立今胜于昔的优越位势，方可理所当然地对自古以来的传统全面祛魅，使“批判”成为研究过去的当然职志，更使“创新”成为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应当说，这些问题直接勾画了古、今中国的连接方式和总体场景，在根本上给出了“什么是中国”的答案，也从一些无可回避的方面框定了“中国”和“中国史”的基本模样。若无视于此，那就势必会使“中国”变得支离破碎、难以叙说，甚至使其仅成一种想象、一种介于断续有无之间的陈迹；而若对此作出否定判断，那更抹杀了古、今中国的同一性，也就谈不上有什么中国的发展及其传统了，等于是取消了问题。这也可见“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各种中国现象讨论的基底。而迄今关于国史的各种“正说”、“戏说”包括后现代式的解构，也无不在此前提下展开。不正面涉及上述问题，往往只是默认了以往的某家解说；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或扭曲了这些问题，那也无非是在宣示中国历史的不可理解或其讨论别有旨趣。

　　也正是在这些最为基本的问题上，现代中国史学的一个显著现象，是其中各家凡有影响者，对此几乎都作了肯定回答。就是说，无论关注的是生产方式还是文明形态，是上层精英还是基层民众，是政治体制还是历史、地理、文化、种族的综合作用，是倾向于汉学式的实证还原还是宋学式的义理阐释，是注重原生内在因素还是与外界的交流沟通，是崇尚诸要素的矛盾斗争还是谐调互补，各家虽立场不同、方法各异、观点有别，但在事关“中国”叙说和国史架构的上述三大问题上，肯定的基调仍完全一致。这不仅足以说明其基于共同根基、命运而对“中国”念兹在兹的情衷，而且也是各家所述确多客观成分又常交叉重合的一种反映。

　　二、“中国”叙说易起争端的几个敏感地带

　　像“什么是中国”、“如何认识中国”这类问题，既是十分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又有敏感而重大的现实政治内涵。两者既难分难解、多重缠绕，故即便论者基调相同，其间的分歧也始终存在。近现代经常可见的是，相关歧见和争辩往往牵动全局而易于激化，又因各自理解的“当下”和“过去”与时俱进、影响研究的时势不断变化、纷至沓来的新思潮和新诉求左冲右突而势在必然。但只要继续面对这类问题，在研究出发点上都必须首先解决对“中国”空间范围、族群构成和历史内涵的界定。要弄清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仅亟需严肃的学术、理论探讨，而且也极富现实性、挑战性。

　　在历史展开的空间范围上，除公认的核心地域没有太多争议外，需要不断回答和思考的问题在于：今西藏、***地区及于中亚，蒙古高原及于东西伯利亚，东北地区以至朝鲜半岛，东海及琉球，台湾及香港，西沙至南沙群岛，以及西南地区及于东南亚半岛北部的历史，是否属于中国的历史?

　　就此问题而言，即便搁下“领土”(territory)、“主权”(sovereignty)这类现代名词牵扯的涵义和语境纷纭，由于历代控制范围和版图的伸缩变迁，上述地区在不同时期与中国核心地域的关系，及其是归属还是离心于朝廷的状态，均各有特点、差异不小，从而使得不同立场和观点均有一定的事实为据。对于这一问题，按照归属时间的长短，或者径据现代或某个时期的国境来界定中国史范围，不仅无法消除分歧，更有刻舟求剑谬以千里之弊。而若根本就否定有一个在地域上相互联系和长期发展着的“中国”，只肯承认其各个时段各有特定空间，这种处于空间断续之余的“中国”，是否就要沦为“不动的飞矢”、“非马的白马”，成为一种合乎名理而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虚构?或者竟会蹙国千里而被瓜分豆剖，以致其徒留局部而形神皆失了呢?凡此之类，的确都是过去与现在、理论与实际诸种头绪的汇聚焦点，尤其与当代中国边疆和内外部关系的纠葛，更是首当其冲而聚讼纷纷。

　　在历史主体的族群构成上，华夏—汉人作为核心族群大概少有疑问，摆在人们面前的突出问题是：北方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女真，南方百越、百濮、西南夷以及吐蕃、南诏等各部族及其政权的历史，能不能一概归入中国历史?连带又有岳飞、文天祥等是否“民族英雄”之类的纷纭。

　　族群问题与历史空间问题粘连交叉，其众口不一的原因又与“民族”(nation)、“部族”(tribe)等概念的歧义有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族群介入中国历史的态势极为多样和错综。其中不少都在周边建立了王国，与内地政权时有战和；有的进而逐鹿中原与群雄并峙，甚或吞并各国一统“天下”；更多的则是在邻近国、族间纵横捭阖，去来归叛事态复杂。尤其是这些族群大都族中有族、国中有国、部中有部，其间种落的迁徙分合及其各自归属随时而变，出现于各自传说或记载的状态多样百出，这同样使得不同立场和观点多有史实可据。而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若非澄清一些基本问题，就会因事态错综而治丝愈棼，或因记载空白尤多而致无证可据。结果仍必各执一端而继续纷纭，不断触碰中国民族、区域关系现实的敏感神经。

　　历史内涵看起来似不牵扯版图和族群之类的事态，实际上却更为深刻也更直接地关系到“什么是中国”等问题的根本。在这方面，今人提出的许多问题，如上面所说的空间、族群之类，在古人看来往往可以忽略；③而古人视为兴衰存亡所系的国统、道统，在今人眼中也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古今认知不同的重要原因，是今人的认识已深处近现代相关理论、概念的影响之下，而这些理论、概念又多半出自欧美俄日，从逻辑和历史起点直至其所以形成的条件和诉求，皆非基于中国。④要以此来阐释和认识中国，必定需要经历“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如何结合的曲折探索。对中国史内涵的讨论当然也是这种探索的一部分，而一百多年以来，循此讨论的路向大抵不外乎二：

　　一是古今中国是按人类共同的发展规律演进的，尽管对规律的表述及具体看法仍多差异，但基本上都在勾勒大致与各国相类的中国史演进方向和路径。另一则是在怀疑和补正这种倾向的可能偏差时，力主古今中国的发展有其特色。当然对特色的认识也有不同，如果只是以外界为中心比较而言，所谓特色也就只是共性的具象，仍应附属于共同的方向和路径；而若强调特色至“古今中国有其自身的发展方向和路径”，那就意味着其已相当不同于共同的规律，这样的特色和对此的讨论也就很难再被前一路向涵盖了。⑤

　　如此概括固甚简略，却仍可代表迄今为止不同学派叙说古今中国内涵的两大框架结构。现有的中国通史著作虽各有特点，总的说来亦无非是依违于这两种路向之间。毫无疑问的是，世界和中国的历史还在继续展开，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无穷无尽，各种曾经以为的“绝对理念”或“历史的终结”，都已被证明只是在途中或仅是开端，对于“规律”和“特色”的讨论也将不断深入。然则关于中国历史内涵的探索、重构，也就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得以解决。对其基本框架和主要脉络的分歧和沟通势将长期存在，并将因其属于最高层级的问题而深刻影响“中国”叙说的样态；更会由于其直接回答着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发问，因此必然成为不同立场、不同思想、理论碰撞互渗的舞台，而其所涉观点之敏感和可能的交锋之激烈，实际上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三、“帝国”、“民族国家”及“天下秩序”

　　近现代构拟和叙说“中国”的背景、状态略如上述，至于近年以来此题再被关注而众说纷纭，则是因为新形势下各界对“中国”的定位和走向续有所思，对其历史内涵及空间、族群构成则续有所说，也就不能不继续面临以往留下的一系列问题，触发对之推陈出新的阐释。而其指向较为集中的大略可以分为两组，即分别从国家形态和区域视角来观察“中国”并作申论，其他一些观点则多缘此而生或介于其间。⑥这里先来看前一组的相关问题和观点。

　　从国家形态出发来叙说“中国”，首当其冲的便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的问题，这显然是要明确“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与之相关而对之有所超越的，又有“天下”、“天下制国家”、“天下秩序”等概括和阐释。

　　最先想要明确中国是什么国家的，显然是近现代来华的欧美人。在其眼中，帝国与民族国家有着不可忽略的区别，而中国则似介于两者之间，遂生此惑。⑦不过他们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至晚到1910年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出版，⑧古代中国是一个帝国在欧美学界已成定论。这一认识之所以被普遍接受，既是因为古代中国帝制与“帝国”定义多所吻合，⑨也是缘于欧美各国与清朝交往的切身感受，更是由于近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蕴含和发展了一系列特定观念。现在看来，正是这些观念和相关的认识，才是这个问题至今余绪不绝的深层原因。

　　这些观念和认识概括起来约有三条：一是只有民族国家才是领土、人民、主权等各项要素俱全而相谐的“正常国家”；相比之下，专制、臣民、领地边界不清而扩张不定的帝国，实为“非正常国家”。二是“正常”与否，意味着不同的统治理念、主权形成和行使方式及内外部关系，标志则是其是否可以近现代欧美“先进国家”代表的“常理”度之。三是从非正常走向正常国家是大势所趋，也是一国与各国正常交往的前提。⑩不难看出，这些都只能出于19世纪中叶以来趋于定型的民族国家理论和对华关系，因而“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的问题，从提出伊始就已内在地蕴含古代中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答案。

　　作为对马士中国叙说的延伸和修正，费正清在其1954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通商口岸的开埠》中，(11)把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框架概括为“朝贡体制”，又以清廷自称的“天朝”指代“中华帝国”，进一步强调了“天朝”向“正常国家”转化发展的必要。这种“朝贡体制”和“天朝”的概括，似已不甚在意其究竟是否帝国，却得以与古代中国“天子”治理“天下”的传统相衔接，也就更为切实地证明了其内外关系有悖于民族国家常理和世界潮流。由于费正清在二战以后欧美中国学重心和范式转换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其说奠定了当代欧美学界主流叙说古今“中国”历程的基调：从“帝国”、“天朝”到正常民族国家，从“朝贡体制”到现代外交关系。由此也就开启了诸“先进国家”促使中国遵循既有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准则来推动其成为“正常国家”的进程，其影响至今不绝。而诸如“天下”、“天下秩序”之类的“中国”叙说，也正应归入与“天朝”或“朝贡体制”同属一系的派生性概括，尽管后来的诠释者又不断挖掘“天下”古义，为之注入了某些新的内容。(12)

　　当然，问题的另一半并未被人遗忘。无论是亚洲、非洲还是拉丁美洲，世代生息于此的祖国，忽因另一套标准而成了“非正常国家”，这自然会令众多本土学者不安。而中国学者又尤其有理由抗辩，因为古代中国长期以来都以华夏—汉人为主体族群，这一点相当合乎近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基本义项。近代以来对此的表述，约自革命党人“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发轫，(13)自后诸如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等，又对华夏—汉人的源流和构成续有所说，(14)到国、共领袖相继对“中华民族”内涵加以阐论，(15)直至新中国史学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热烈讨论，(16)古代中国至晚在秦汉以来已具民族国家的某种轮廓，可以说从史实到义理都已有了一些确切的根据。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则是从问题的另一端来着力的，即要根本否定古代中国是一个“帝国”。但这似乎有些过犹不及，因为即便是要坐实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或要强调古今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特点，即便是对那些“先进国家”预设的中国“进化”路径不以为然，那也不应忘记，要想否定古代中国是一个“帝国”，正如要想否定其是一个“民族国家”一样，必然会在定义和史实证据上遭遇难以逾越的障碍。更何况，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考不仅在方式上与其对立面相同，也一定会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内涵上与“帝国”兼容或重合。

　　在此问题上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在于，帝制的确是古代中国政体的最高表现形式，称之为“帝国”恐难截然判伪；华夏—汉人也长期都是古代中国的主体族群，视之为“民族国家”亦无不可。世上任何帝国或民族国家既然各有特点，古代中国兼具多重属性本不足奇，为什么一定要两者取一呢?近年以来对“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的讨论，大致就是循着这一疑问继续展开的。其中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重印本前言所述，之所以要在概括古代中国时有限定地使用“帝国”这一概念，“目的就是打破那种将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相互重叠的历史叙述”。(17)此书上卷第二部，通篇皆是对此的申述，要旨是以古代中国特有的礼仪内涵、大一统外观和郡县制内核来区别于其他各种“帝国”，并且强调这种三位一体的特点已经包含了民族国家的因子，以此回应、翻新了欧美学界和本土学者在“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问题上的讨论。这种有针对性地折中、修正和补充两造旧说，以此勾勒古今中国发展脉络和特点的做法，可说是近年大部分学者回答“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这个问题的共同理路。

　　应当看到，这类问题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谓俯拾皆是。如儒学是哲学还是宗教，其背景和内涵也应溯至利玛窦以来传教士围绕中国教徒可否尊孔、祭祖的争论，视儒学为哲学尚可被基督教义所容，若为宗教即是异端而须排斥。相关讨论扩展至学术界后仍莫衷一是，其症结也同样在于儒学本就兼具哲学和宗教特征的基本事实。显然，只要拿近现代判若有别的外来概念衡量中国特有的现象，就都会出现这类问题。而一旦所指现象兼具多重属性的事实已经明确，相关争辩的历史使命实际已经完成，再做非此即彼的讨论显然已无多少价值可言，即便另有蕴义和诉求，恐怕也不再是一个适于寄托所思的命题了。

　　近年以来重新以“天下”概念来叙说古代中国的特点，显然也含有超越“帝国”或“国家”来另辟蹊径的意味，这些名为“天下制国家”、“天下观”、“天下精神”的新说，总的都是全球化时代使世界和中国发展联系更为紧密的反映，也是对新的国际关系秩序应有内涵的一种思考。其中有的更多着眼于“国家主义”的局限来说“天下”，(18)因为大量国际、区际、族际以至国内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在共同原则下展开合作；(19)有的仍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论，是对中国传统“天下”理念及所蕴原则的赞美和发挥。(20)其共同点则都是要从中汲取处理当代全球问题的思想资源，也都需要对“天下”观展开复杂的演绎。因而近代以来讨论“天下”概念的学者，所关心的主要是古代中国及其传统；而近年翻新这类讨论的学者，瞄准的则是当代更是未来中国和世界的走向，往往是要借“天下”这瓮陈酒展其哲思。只是，中国古人眼里的“天下”本非漫无边际，完全无法与今天的“世界”等同起来，(21)因而这些哲思和畅想虽别有价值，对于叙说古代中国来说却并无多少意义，甚则是对此的一种过度消费。

　　四、东亚、内亚等区域视角下的“中国”

　　上面所说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还只是“中国”叙说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有大量问题未能被其涵盖，其中相当一部分须从区域史角度着眼方得凸显。而全球化时代跨国、多边关系的迅猛发展，以国家为本位的认识局限相形加大，区域关系、区域组织的作用突显起来。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从基础条件、道路模式到其走向，不仅切关乎周边和世界的未来，牵涉到地区安全与发展等一系列敏感问题，而且也进一步呈现了中国内外部区域关系及其历史传统的重要性。这类态势都催驱了区域研究的风气日盛，也更加注重从区域视角来观察“中国”，以此继承和发展了以往的相关讨论。其中值得注意的约有下列几种：

　　一是从东亚视角来讨论“中国”。

　　东亚视角的形成约有两大因缘：就地缘政治现实而言，近代以来东亚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单元，展开于其上的民主独立运动和现代化进程及相应的冲突、战争，往往自成一系又屡屡牵动了整个亚洲和世界。在历史文化传统上，古代东亚长期受中国的深切影响，以至于原生或化育于中国的汉字、儒学、佛教及礼仪、律令等典章制度，被公认为东亚不少国家历史上的共同特点。(22)这两点都使相关领域和问题的研究确有必要超越国别，注重东亚的区域联系和共性。欧美及亚洲各国冠名“东亚”的院系专业、研究机构不断创办和增加，也表明了这种研究取向的备受关注和益趋重要。(23)

　　从东亚视角来看“中国”，势必会使另一些问题浮出水面。比如：是一个长期主导了东亚的中国，还是一个与东亚其他群雄并峙的中国?甚至是一个文化传统屡屡旁落和不断衰变的中国?非但如此，在各国各地区同被归入“东亚世界”，其中要者又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甚或与内地郡国属于同一个统治体系的前提下，不仅“中国”的疆域、族群和统一、分裂皆可循此再思而得别解，就连何为“中国”及谁可代表“中国”，也会因此而成为问题。近年以来东亚视角下的“中国”叙说大略即围绕着这类问题展开，其基本共识当可概括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正如东亚其他国家那样，与其内外部区域发展和周边关系休戚相关，若非由此出发即难准确理解。(24)这一认识极具价值，因为其更为深入地观照了中国与东亚各国各地区的历史联系和相互影响，又提供了各方皆可接受、得以由此凝聚共识和推进合作的出发点。

　　当然，分歧和争论亦在意料之中。就拿与“中国”叙说关系密切的几种倾向来说，强调东亚的区域共性，自必讨论“东亚世界”形成以来不断在崩溃中重建而内涵递变的历程，而从中既可以引出古代中国在其中的主导地位，也可以导向辽、金与宋对峙以来“中国不绝若线”的态势，以至于近代日本代之而兴进又主导东亚的“解放者”角色。(25)同理，对东北亚区域发展进程的追溯，除可关注汉唐以来对朝鲜半岛一带经营和影响的历史脉络外，亦可在东夷、东胡等族群源流、文化递嬗和建国拓疆历程的梳理中，导向“大朝鲜帝国”的叙说。(26)东南亚区域问题的探讨也是如此，其文化形态、经济结构和族群关系现状均与中国渊源甚深，尤其是华南、西南地区与之长期交流互动和壮泰语支各族传统文化的异同更为引人注目，但在相关的历史歧见中，也曾派生出“泛泰主义”之类的构拟，潜藏着东南亚区域关系的重构和相应的政治诉求。(27)

　　凡此之类的歧异，无疑都会使“中国”历史发展及其版图、族群等方面叙说发生纷纭，且至今仍在或隐或显地涉入当代东亚区域合作和区域研究的各种构拟和讨论，并且分化出新的流派。(28)但简单斥之为偏见显然无济于事，因为区域存在和区域关系的认识确实需要不断深化，相关分歧也仍可以是基于家国立场的严肃观察，且须承认其各有史实为据。更何况，在东亚世界的讨论中，排除其他区域中心而单单突出中国的主导地位，与解构中国来重建或夸大其他区域中心的作用，就其以一厢情愿的论断来替代深入肌理的研究而言，究竟又有什么不同呢?有必要三复斯言的是，东亚视角历经发展以后形成的共识，正是要更为深入地认识各区域联动变迁的现象和规律，以此超越而非重复过于简单的大国中心主义解释，使得东亚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叙说愈趋于真实，才能在更为健康的基础上推进各国的交流和合作。

　　二是从“内亚视角”来审视“中国”。

　　生息迁徙于欧亚内陆草原的各族，同样是世界史上的独特单元，对整个世界和东亚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与中国的关系尤为密切。(29)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波又一波北方部族南下中原建立统治，在征服—融合的错综进程中改写了自身和华夏各族的面貌，进又波及周围的局势并反作用于中国历史。从内亚视角来考察中国，同样存在着如何看待中国与内亚各国各族相互依存、联动的关系问题。由于大量重要的历史问题皆在区域多边互动的架构中展开，仅就其局部或一概以中国为中心来解释难言准确，(30)也就凸显了内亚视角的重要性。

　　自20世纪80年代纷争至今的“新清史”讨论，集中体现了长期以来围绕北族政权属性问题而致“中国”叙说发生的各种分歧。(31)新清史之“新”，正在于其从整个内亚区域及历史上出现的内亚帝国的角度来认识北族政权，由此认为清朝历史及其与蒙、藏等各族各地的特殊关系，均表明了其上承匈奴、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内亚帝国而来的成分。正是这些内亚要素与中国要素的结合，构成了清朝独有而不同于一般所认“中国特色”的统治体系，其间差异之大，似足推出“清帝国不等于中国”的结论。(32)而若循此继续向前追溯，则凡汉唐以来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所建的北魏、辽、金、元等朝，也均有必要重新考虑其是否可归为“中国”的性质了。(33)故就其内在倾向而言，新清史不仅质疑了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的北族自视为“中国”的看法，更挑战了长期以来将之视为“中国”有机部分的观点，(34)进又引出了“中国”统绪或其历史连续性是仅存于想象，还是确有一以贯之的传承脉络之类的问题。(35)

　　争论遂由此而生，尤其是讨论历经流衍以后，双方所述相通的部分不免易遭忽略，而彼此对立的内核则被放大，并且因其所提问题的重大而波及愈广。从正面来看，内亚视角确实凸显了以往学界关注不够的一系列历史侧面，其范围不限于清史，也远不止涉及古今中国民族关系和疆域版图之类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内亚各国各地区的整个历史与现实。因此，倘只是简单地将之扭回到从中国出发来观察内亚的视角，或继续以中国为中心来申述北族“汉化—融合”的传统架构，那显然代替不了内亚视角下各区域联动发展自有其重心和规律的认识，更取消不了内亚与中国的关系可以也应该在更大视野、更多方式下加以研究的必要性。因而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也应像在东亚视角下寻求共识那样，(36)重要的不是在某一点上相互否定，而是超越囿于一隅的史观，在更为广阔的场景下多方位揭示内亚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相互关系。至于究竟是解构还是强调“中国”历史的统绪和发展连续性，是牵涉到民族主义、中国中心论还是其他现实问题，那也只能在这样的基础上来交流或争锋才有出路，才可以推进认识而不致陷入自说自话的僵局。

　　三是从地区发展史视角来观察“中国”。

　　中国地域辽阔，沿边地带在地理单元、族群亲缘和历史文化传统上多有跨境之处，向外向内演变态势独特而影响重大；而像华北、江东、东北、西北、西南、岭南这类因自然、人文条件而呈现的大区，历史上相互关联固属常态，建号立国亦非鲜见，发展过程各有特点和优势。至于国内外对此的研究，亦早已因其重要而枝繁叶茂，仅我国古今学人在“禹贡”名下展开的讨论即汗牛充栋，其中既包括了对各区域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认识，也蕴含了对“九州”、四海、“天下”以及“要服”、“荒服”等国际性空间、秩序观念的探讨，故亦不同程度地涉及“中国”观察和叙说问题。

　　近年以来随着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关系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分量愈重，其学术表现之一即区域研究勃兴，尤其是各地纷纷编纂地方性通史。而既然是地区“通史”，也就不能再满足于以往方志编纂学的套路，而要更多地关注相关问题的发展脉络和规律，揭示地区传统、特色和区位优势之所以形成的机制，考察其曾经建号立国与群雄相争，或从属或离心于中央王朝的历史。更要进一步体察形形色色的地区—国家关系理论，包括审视我国自原始时期以来即“多元一体”之类的概括，加强对于“多元”和“一体”状态的认识，深化对共性、个性间关系发展和内涵统一性的理解。

　　因此，有必要在学理、方向上予以充分关注的，是地区史与国史的关系问题。地方史研究如果离开了中国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宏观场景，离开了各区域相互依存的联动关系，同样是无法得出准确认识的。在强调地区发展、地方传统、特色元素和文化归属的同时，尤其要避免“只见地区而不见中国”的一叶之障或落入“只有地区而没有中国”的迷思。这类问题在西藏、***、台湾等地区历史的讨论中更为突出，相关区域的研究史从近代以来始终存在着某种分离主义倾向。(37)如台湾政客李登辉把“中国”解构为七个地区，彼此间为分合无常的关系，从而引申出各地区可以走向“邦联”也可以走向“独立”的结论，就是对此倾向的继承和发挥。(38)凡此之类，均可视为地区发展史视角下“中国”叙说重要性和敏感性的典型例证。

　　在近年以来推陈出新的“中国”叙说中，相比着眼于国家形态的诸种说法，区域视角可说是提供新见相对较多又方兴未艾的一个大类，以至于其他一些有关古今“中国”的论述，多少皆与此相关。(39)从区域视角的几个主要论域来看，其间显然有所关联，而分歧不绝的共同症结，根本上还是因为旨在超越国别的区域视角，与国家仍在区域关系中起着主导作用的现实，与研究者无从摆脱的家国情怀和立场之间存在着扞格。正由于此，无论是东亚、内亚还是地区发展史视角，在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诸区域政权的性质及不断出现的分裂局面，在解答古今“中国”是否存在连续统绪的问题时，在各自眼中区域关系及其发展重心和规律的认识上，其学术要求的周延兼顾往往与立场的排他性形成矛盾，遂致对立的讨论往往难以聚焦。

　　但说到底，视角不同固然可以是立场之异，东亚、内亚视角提出之初也确有针对“中国中心论”的倾向，却毕竟不能把认识的视角等同于立场。除少数特例外，对这类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学术交缠一体的问题，只要肯定史实存在真伪表里之别，认识仍有衡量其准确与否的标准，人们的观点、见解以至立场、情怀之异，就还是存在着逐渐纠错而趋于一致的客观基础，对新的分歧和共识来说也是如此。然则“中国”的叙说正如各国一样，无论如何都有必要通过认识视角的增加、变换来使之更为深入和合理。

　　五、几点归结

　　综上所述，关于近年以来“中国”叙说和构拟的态势，大体可作如下归结：

　　一是各家所述大都因应全球化时代到来和中国崛起的形势，继承和发展了以往在“中国”叙说上的相关讨论。不难看出，这一波讨论的关注面要较以往广阔，也更多地考虑了当代中国与周边和世界的关系问题。由于事关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涉问题重大而敏感，不仅分歧在所难免，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关联也再次引起了人们关注。但正如学术史早已表明的那样，所有严肃的研究，总要尽可能按问题本身的性质和层面来展开，方能避免弯路，推进认识，发扬真理。像“中国是什么”及“如何认识中国历史”这样的问题，明明已深涉了政治和现实，却一定要视之为无关乎此，那显然与反之的状态同样背离了学术，又怎么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呢?

　　必须看到，目前关于“中国”的叙说，尤其是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的讨论，仍然受着形形色色因素的干扰。有的主张问题只涉学术无关乎政治和现实，但这显然并不真实；有的一涉现实就陷于偏执，实际上也还是没有科学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这都是目前讨论需要注意排除的障碍。

　　二是“中国”叙说和构拟的关键，端在如何建立中国历史与当代发展的联系，因此必然关系到其间主线脉络、历史连续性和阶段性的建构，对“中国”空间、族群和历史内涵的界定尤其如此。而目前的讨论虽有出新之处，这方面却多游移于浅表而罕涉实质。从国家形态出发的研究本来切乎这些重大问题，“帝国”和“天下体制”的新说却多汗漫而避不及此，其对中国特点的概括也就总隔一层，各方就此所作发挥虽拓宽了论域，但问题仍待引向深入。区域视角同样涉入了古今中国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却因超越国别的研究取向与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多有扞格，遂致围绕中国中心论和形形色色分离主义的冲突贯穿和主导了相关讨论，这固然在所难免也有其必要，却不免制约了对深层问题的思考。诸如此类，虽论域变换而其说纷呈，讨论的焦点却多游移于外围，结果便是有关空间、族群的界定争执愈甚，在历史内涵所涉问题上仍莫衷一是，其“中国”叙说在这些纷争上仍相当被动。

　　应当承认，近年有关“中国”叙说和构拟的热门论域，多少仍在随外人起舞。在如何连接古今中国的实质性问题上，目前所处水平和研究境界，均难与直指问题核心的前人建树相比。这当然不是中国史框架的建构对讨论无关紧要，或近现代的相关建树已无可发展。即以“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而言，其说与“中国”叙说的关联至深且巨，与中国史主线脉络和阶段性之说则首尾相应，但迄今国内外学界既有视此连续性为不言自明者，也有对此置之不理或加訾议者，这种现象本身就表明以往对此的阐释当再加省视和深入讨论。在新形势下，只有直面这类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分歧，揭示各方认识的缺陷而完善、发展其说，才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叙说和构拟上的多重争执。

　　三是近年以来围绕“中国”叙说的种种分歧，给人印象较深的是各方均有部分史实为据，或对同一史实的认识差距甚大，遂皆各执一词而难以骤断彼此正误。这就使得研究方法问题更加突出，即便有些纷争因人们立场不同而似无解，合理的方法仍可能使各自认识有所超越和推进，并使一些误区在讨论中得到澄清。

　　如相关讨论的很大一部分争执，都由版图方面的纠葛所引起，因为各方皆认同历史上的主权归属与当代的疆域纠纷内在相关。尽管这有其合理性，却应明确历史疆域与现实版图毕竟有别，一国历史的空间范围与疆域版图尤其不同，许多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历史疆域总是不断伸缩变化，因而各国历史本就无法以其任一时期的版图来界定。况且古人对疆域的理解，又不同于基于条约体系的现代国境观念。各时期虽也有过一些基于条约的边界，更多的还是边界待定的势力范围或影响交叉地区，各国历史若不及此即会严重缺损。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的历史活动实非其版图或势力范围可限，出入于边界或远至异域及相关族群的迁徙往来均属常事，又怎么能将之排除在其历史之外呢?显然，一国历史的空间范围无法等同于且必然会超出其疆域范围。在方法上尤其需要破除的，则是那种以一时疆域来限定中国历史范围的窠臼。

　　类似版图纠葛的方法和认识误区，在族群等问题上也同样存在。各国各族的家国情怀和族群意识，扎根深厚而天然合理，但对历史上的族群关系，却只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切忌只取一端不及其余。民族国家概念下的国族与古代族群，虽有源流关系却不能等同。如果按今天的民族关系格局将古代各族一一定位于中国或别国，只能阻碍对当今国族形成问题及相关各族源流，包括其所建政权性质的准确认识。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表明，关于“中国”叙说的讨论，确实有必要重新省视旧说，继承和体察其中精义，澄清那些几乎已成习惯的方法和认识误区，才能切实推进对诸史实的认识，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

　　四是近年有关“中国”的叙说和构拟，一个相当明显的共同点，是各家概括皆刻意区别或多少回避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迄今所见，无论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或“多民族统一国家”，无论是“天下”还是“天下制国家”或“天下秩序”，这些名称皆经苦心斟酌，却都只概括了“中国”的若干侧面而易生纷纭，各家亦多自觉其涵盖不全或不甚贴切而曲为解释。相比之下，历代王朝不仅是古代中国最富特色和最为显著的存在方式，对认识整部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也一直举世公认，在意蕴上又涵盖了“帝国”、“天下”及“多民族统一国家”等词之所指，也就构成了“中国”叙说的一个不能回避也无从取代的关键词。

　　这里的道理至为显白而无烦赘述，因为“王朝”本来就是古代“中国”的全称代词。像历史上所说的“中国”，更多时候是以朝代国号相称，因而“中国人”亦被相应称为“夏人”、“秦人”、“汉人”、“唐人”以及“元人”、“清人”。并且不只是统一王朝的国号，分别源于北魏和辽朝的“桃花石(Tabgatch)”、“契丹(Китай)”之类，也可被用来指代当时的“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历史确实曾由三代直至明清各朝构成，中国古人也始终都在回溯和构筑王朝谱系，不断以此叙说自身历史，赖以明确“中国”的传统，亦围绕于此不断凝聚其对“中国”分分合合、治乱兴衰之理的深思熟虑。因此，按名从主人的原则，“王朝”自不应被“中国”的叙说弃若敝屐；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回避王朝来构拟“中国”，则无异于弃其自身传统来悬空架屋，或抛开骨架来塑造和认识人体，只能愈增无谓纷纭，根本无助于讨论的深入，也不可能得到准确结论。

　　相比于认识方法，认识对象的切实与否，对相关讨论来说显然是一个更为要紧的问题。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并峙王朝和北魏、辽、金、元、清等北族所建王朝，其之所以皆属中国或分承了中国之统，不仅是因为他们都自认为代表了中国，更是因为他们确实都在按中国王朝的体制统治中国之地。那些以为清帝国不等于中国的人们，也无法否认其原来就是清朝。这也可见把王朝与中国剥离开来，或者叙说“中国”而避谈王朝，会生出多少蔽障和纠葛，导向多么荒谬的结论。有些学者还经常会用礼法关系、郡县制度、儒家思想等种种特色来框定“中国”的统治体系，然后再据某朝对有些地方的统治不用这些，即述此朝与中国有别，甚至由此判定当时某地不属于中国。这种以偏概全的论证就像说没有枪支者即非美国家庭一样荒唐，却也可见抛开王朝确易为任意界定“中国”打开大门。需要提醒的是，在王朝体制及其不断调整发展的历史中，皇帝可以兼为单于、可汗；郡县及公卿省部之制，可与藩国、羁縻体系及八部大人、南北面官以至于八旗等制并行不悖；儒学及相关观念同样可与不同内容的思想、教育、风习兼容。这些有的可以来自域外，正像文官制度可以不源于欧洲一样，但其无疑都是中国历代王朝体制不断发展形成的有机部分，当然也就是“中国”内涵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

　　归结至此，问题也就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为什么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的叙说，宁愿称之为“帝国”、“天下”之类，也不愿指出其本来就是三代以来的王朝呢?为什么要在叙说“中国”时，刻意将之区别于历代王朝或避谈王朝呢?其答案显然蕴于近现代中国特有的发展进程之中，在此虽不能详述，仍可略陈拙见以结此文。

　　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是在推翻、批判和否定王朝，在消除王朝复辟之患的过程中前进的。在王朝集中暴露其腐朽、丑恶、黑暗而新希望、新时代、新中国就在前头的奋斗中，重建国家认同的过程自会使“王朝”与“中国”的关系成为问题。把两者剥离开来，与王朝划清界限，认为一家一姓的王朝不能代表中国，均属事理之常。(40)与之相应，对之的学理论证又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重要基石，其中典型者如现代中国史学，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到顾颉刚掀起“古史辨”，不少建树和范式正是以否定王朝价值、解构王朝体系为旨归的。(41)与之相伴的，则是一些以往不甚关注的历史进程被不断纳入视野，一些知所未知的历史枢轴和动力被续加证明。与这些巨大而激动人心的发现相比，王朝及其兴衰起伏确已显得微不足道。

　　当然，时代的推进和中国的发展，正在不断表明与王朝划清界限只是一种主观意愿，王朝的躯壳虽被丢弃，其历史内涵却非一挥可散而常逼人面对。新旧交织和新陈代谢的复杂现象和曲折进程，都在催人重新思考王朝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其中突出的一点，即古代中国本就是由一个个承接发展着的王朝所构成，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在现代以前确是由代相递嬗的王朝体系来承载的，如果把中国与王朝剥离开来，或认定王朝不能代表中国，那么古代中国又在哪里?其国统的相承不绝和与之相连各种传统的继承、发展，又当从何谈起呢?显然，认为三代、秦汉以来的历代王朝不等于中国，或其不能代表中国，是因特定历史条件和主题而发生的一种错觉。(42)这也可见今天的中国人，更不必说是研究中国的外国人，对古代中国王朝其实都还相当陌生，人们的认识还多停留于近代以来一些概念化、标签化的印象，恐怕还需要真正开始面对其数千年与中国同其灿烂辉煌的事实和内涵。显然，如何看待王朝与中国的关系，始终都是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问题，对此的认识不仅切关乎过去历史的清算和现实历史的创造，也是中国叙说和构拟的关键所在。否定两者的关联或回避不谈这个问题，认识上先已形格势禁而难实事求是，理论和现实上亦必流弊无穷。

　　这就不能不反省现代中国重建国家认同意识的进程，深思其在古代中国王朝认识上的偏颇和缺陷，包括王朝能否代表中国、王朝存在和更替有无合法性依据及民意基础、王朝体制的内涵和发展历程等一系列历史问题，才能进一步完善对中国史主线脉络及其连续性和阶段性的建构。对这个三位一体的建构过程来说，时至今日亟待再思的是：现代史学对中国历史主线脉络和一系列重要历史进程的澄清，与王朝递嬗演进的历史应当如何兼容和协调?古今中国发展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是把王朝与中国剥离开来才能达成，还是只能在两者的关联中才能建立?历代王朝统治与古代中国的辉煌成就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类问题以往由于历史局限而关注不够、认识不深，遂有顾此失彼之处，却皆事关重大而深涉“中国”叙说和构拟的基本前提及诸敏感地带，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中国崛起又使新的事态不断涌现，问题也就愈趋于错综丛出而亟待清理了。正其如此，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认真总结近现代以来的各家之说，不仅是完善、发展国史认识和相关理论的当务之急和重大契机，也是当代中国史学无可旁贷的历史责任。

　　注释：

　　①仅就与此密切相关的“新清史”论域而言，2013年5月6日欧立德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演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中，即指出当时大陆地区相关讨论文章已达200余篇。

　　②如20世纪初讨论取代清朝的新国号时，革命党人多以“中华”命名其所欲建立之合众国，康有为等亦曾以“新中国”称其所欲建立之君主立宪国，梁启超更于清灭亡前夕撰《新中国建设问题》(1911年，收入《饮冰室合集》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一文以论新中国实行单一制、联邦制及君主立宪与共和制的相关问题。自后每逢大变而议国号，即有相关讨论纷争。现今我国宪法总论中，以历史悠久的“中国”、辛亥革命创立的“中华民国”、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段叙述来概括古今中国，也还是对以往相关讨论的总结。

　　③“中国”一词，早期一般是指京师，《诗·大雅·生民之什》的《民劳》篇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即是。到《荀子·王制》篇述“王者之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其所述“中国”乃王者所治，富有四海而类于“天下”。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七年：“中国者，礼义之国也。”这是对先秦“中国”释义渐重文明形态的一种概括，直至元代王元亮在此山贳治子基础上编纂的《唐律释文》卷3《名例》释曰：“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非同远夷狄之俗，被发左袵，雕体文身之俗也。”(收入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之《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26页)则代表了汉唐以来的一般看法。准此也就无所谓中国的空间边界和族群构成问题，而只有王者的统治、教化范围问题。

　　④如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序章《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特殊性质的问题》第1节《序论》指出：“我们研究中国史的本意，是从下述一点出发的。那就是：正确理解中国文明的特质，并立足于这种理解，以正确理解我们日本民族之历史。”(武尚清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页)

　　⑤如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指出：“在文明起源上若干西方的一般法则不适用于中国，同时在这方面中国提供它自己的一般规律……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型态，而西方的型态实在是个例外。”(氏著：《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第133页)

　　⑥近年以来兼及国家形态和区域视角的“中国”叙说，可以举出许倬云和李零的新著。参见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之《自序：我们究竟是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页；李零：《我们的中国》第1编《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之《自序》，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1-5页；第4编《思想地图：中国地理的大视野》之《自序》，第1-5页。

　　⑦把“帝国”与“民族国家”相对而构成问题，显然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但早期来华传教士已开始把明朝和清朝类比为“帝国”，进入近代以后清朝对外亦渐自称“大清帝国”，对此欧立德曾作梳理并指出了近年学界把古代中国视为“帝国”的若干思想倾向。参见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读书》2014年第1期。

　　⑧Hosea Ballou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The Period of Conflict(1834-1860),London:Longmans,Green & Co.,1910.此书全3卷，于1918年出齐，现有张汇文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⑨英文“帝国”(empire)一词的含义显然与“皇帝”(emperor)、与一国最高权力的形态和制度相连，习惯上多把欧洲古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及古代印度莫卧儿帝国、中亚波斯帝国、秘鲁印加帝国、墨西哥印第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译为“皇帝”，即体现了这方面的共识。此外，S.N.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把帝国视为社会分化基础上形成的特定政治体制，并以官僚制帝国为典型分析了其各个方面。(参见此书第13章《结论》一《论点的概述》，阎步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A.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则以帝国泛指具有某种文化特征的宗主国，其帝国主义主要是指具有扩张主义特征的意识形态。(参见此书第1章《重叠的领土、交织的历史》I《帝国、地理与文化》，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这显然也是一种在欧洲学术传统中由来已久的解释。凡此之类，又反映了对“帝国”定义和认识的歧见。

　　⑩参见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1章《导言》，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1)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12)关于古代中国“天下”一语的相关问题，一段时期以来国际中国学界多有讨论，对其内涵申说及诸要节，可参见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之序说《天下与王朝之名》，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13)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回顾其“三民主义主张之所由完成”，是在1895年流亡欧洲期间。但其民族主义的雏形盖形成于1894年兴中会成立之时，至于后来将之逐渐完善为汉人为主体的“五族共和”说，则在1910年前后。另参孙中山早年所作《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的第一讲。俱收入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1集，上海：民智书局，1920年。

　　(14)刘师培此书约成于1905-1906年，书中把华夏—汉人述为黄帝之裔，再前则取中国种族西来说，显见其对旧说和当时流行的新说作了折中。(收入《刘申叔遗书》下册，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年)夏曾佑此书即其1902年所撰《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之修订本，其中认为华夏—汉人与中亚及以西人种“恐非同种也”。(《大学丛书(教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可参见佐野袈裟美：《中国历史教程(订正版)》之《序论》一《中国人种的起源》，刘惠之、刘希宁译，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1937年。

　　(15)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第2节即为《中国的民族》，蒋中正《中国之命运》(1943年)第1章则是《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

　　(16)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舍弃了斯大林“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论断，而是据其所下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把汉民族形成的关键期定在了秦汉。(参见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七《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这显然是对前引孙中山民族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前面所说中国现代史学各家在“中国”叙说上相当一致的例证。

　　(17)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重印本前言《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之《历史叙述中的国家与帝国》，其中强调：“不是重新确证中国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帝国，而是充分讨论中国的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及其转化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3版，第10页)

　　(18)参见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第3编《二十世纪的神话》第16章《从英雄崇拜到种族崇拜》、第18章《现代政治神话的技巧》，范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对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警惕，一直都是当代学术界一个值得关注的倾向。

　　(19)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一文(《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指出：中国古代的“天下精神”或“天下理论”，本质是反扩张、反帝国的，是向世界万民平等开放的，是“无外”和“为公”的。作者且承认其所述“天下理论不是对古代社会的一个历史描述，而是试图利用古代资源提出一个当代问题和当代思路”。作者最近的两部著作——《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中，皆进一步丰富和阐释了这些观点。

　　(20)韩毓海《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之《原版后记：历史的构造》述天下即天地之间，天下为公之大道，“此为前人所开拓之‘天下观’之真知灼见，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全新的形式展开之原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第338页)

　　(21)我国古代的“天下”概念虽寓有些许世界空间内涵，却始终是与“中国”、“天子”相连来叙说的，常在天子所居即为中国的理念下，概指中国及以外地区，也就是天子声教所被地区，故可视为一个“存在即被感知”的中国中心论地域概念，与今人说“世界”只指地球而非宇宙的局限相同而范围尤窄。

　　(22)如费正清与赖肖尔等合撰的《东亚：伟大的传统》及《东亚：近代的转变》二书，即可代表欧美学界对此的讨论。John King Fairbank,E.O.Reischauer,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0; John King Fairbank,E.O.Reischauer and A.Craig,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5.日本学界则随“四小龙”崛起和“中华文化圈”说兴而明确了“东亚世界”说，其重要著述的如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編：《隋唐帝国と東アヅア世界》，東京：汲古書院，1979年；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ヅ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堀敏一：《中国と古代東アヅア世界：中華的世界と諸民族》，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

　　(23)设有东亚系或东亚研究专业的美国著名高校目前近30个，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各国的“东方学”院系有所萎缩，但东亚专业及研究所总体上仍有所发展；亚洲各国东亚研究机构近年增长尤速，仅东亚各国所设已逾百所。参见韩东育：《沉湎于“曾经世界”的东亚史研究》，《读书》2011年第9期。

　　(24)如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说即强调：“不仅日本近现代史，并且包括日本前近代史的发展在内，如果割裂与中国、朝鲜等东亚国家历史的联系，则无法构思或加以叙述。”(関尾史郎：《古代东亚世界的构造：日本的研究动向及若干问题的提出》，王铿译，《北大史学》1997年号)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则考察了汉唐间东亚秩序的崩溃和重建历程，其旨趣在于“分析中国内部的分裂与统一对于东亚世界的影响，探讨东亚各国内政与外交的互动关系，中日韩之间政治文化的联动与传播”。(参见仇鹿鸣：《韩昇：在东亚世界研究开疆拓土》，《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24日)权赫秀《东亚世界的裂变与近代化》之《代前言》中，指出其书对近代东亚世界形成的考察，关注的“并非局限于东亚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与政治关系层面，更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地方与族群等多个层次与方面的相互关系内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25)“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来源之一，即是部分日本学者对东亚发展史规律的独特认识。如上引関尾史郎一文指出：“内藤湖南高度评价了中国文化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却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军事、经济侵略，‘无非是来自东洋文化发展史上历史关系的必然规则’。”

　　(26)金珊瑚《大朝鲜帝国史》()5卷本(首尔：东亚出版社，1994年)，即可视为大朝鲜主义的一个极端。此书认为，朝鲜帝国版图盛时，包括了华北和日本中南部及以黄海为内海的广阔地区，对中国和东亚文化的影响更源远流长而至深且巨。

　　(27)泛泰主义认为今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东部与北部、印度东北部及我国云南等地，宋元以来渐为以泰人(包括傣、掸、阿洪人等)为主体民族的地区。1939、1948年暹罗王国銮披汶·颂堪政府两度改国号为“泰王国”，即体现了泛泰主义的持续影响。参见江应樑：《论“泛泰主义”》，《正义报·边疆周刊》1944年10月18日；尼古拉斯·塔林等：《剑桥东南亚史》第2卷第1章《殖民政权的建立》之《暹罗的独立》，贺圣达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其他如“大越南主义”之类，亦然。

　　(28)如2004年5月由日本学界及政府、产业界人士共同建立的“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在看待区域历史文化传统及中国的角色、影响，包括对“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反省，其认识即多有分歧。参见王玉强：《历史视角下日本学界对东亚共同体的审视》，《东北亚研究》2013年第2期；另参见刘杰等：《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之《序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9)参见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之《导言：草原与历史》，魏英邦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余太山主编：《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之《绪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30)这方面研究的一个较早的典型，即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命题。(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128页)。

　　(31)近年这方面编纂的重要论文集，如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的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党为编：《美国新清史三十年(1980-2010)：拒绝汉中心的中国史观的兴起与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台湾“中央”大学出版中心、远流出版社，2014年。

　　(32)其说显然取鉴了“征服王朝说”，但首先提出此说的魏特夫和冯家昇仍把辽、金、元、清等归为“中国”的王朝。后续的相关研究，有的承此倾向而论北族政权在主体意识和汉化方式等方面的多重不同，有的则强调了这些王朝与传统“中国”的差异，新清史无疑是对后一种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参见魏复古编：《征服王朝论文集》之《序言》，李明仁、郑钦仁译，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年。

　　(33)参见罗友枝《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Evelyn S.Rawski,“Presidential Addres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5,no.4,1996)。“新清史”作为一个概念的形成，一般认为标志是米华健、邓如萍、欧立德和傅雷主编的论文集《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James A.Millward,et al.,eds.,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4)的出版。

　　(34)参见何炳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Ping-ti Ho,“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6,no.2,1967)、《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Ping-ti Ho,“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7,no.1,1998)，二文分别为上引罗友枝文针对的靶子和何炳棣对罗文所作的反驳。

　　(35)从中国出发来观察内亚并将北族所建王朝总体地归入“中国”范畴，实际上也是欧文·拉铁摩尔以来国外学界相当普遍的一种看法。其代表作如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Karl 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Temples and Monasteries,”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New York:Mcmillan Press,1949)；田村実造：《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東京：日本東洋史研究會，1964年。

　　(36)东亚视角与内亚视角多有关联，日本学界自白鸟库吉至江上波夫以来皆甚关注内亚史与东洋史的关联，其东亚世界的讨论亦渐更多及于内亚要素。如菊池英夫即指出，东亚世界的变化往往受到北亚突厥等族的深切影响。(参见氏著：《隋朝の對高句麗戦争の発端につぃて》，《アヅア史研究》第16号，1992年)堀敏一《中国と古代東アヅア世界：中華的世界と諸民族》则明确强调了内亚因素对于东亚世界的影响，参见金子修一：《広ぃ目配り、新たな視点——堀敏一著〈中国と古代東アヅア世界一〉》，《東方》第166号，1995年。

　　(37)如寓有藏独倾向的西藏历史著作，可以举出夏格巴：《西藏政治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印，1978年；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印，1991年。需要指出的是，藏独、疆独、台独及近年起而喧嚣的港独之类，各有其特定的地区史和“中国”叙说为据，若一概视之为一驳即倒的幼稚之论，未免低估了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38)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其书上承王文山《和平七雄论》(台北：月旦出版社，1996年；其日语译本改名《七个中国》，由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东京]1997年出版)之说发挥而来，其中刻意强调了台、满、蒙、藏、疆、华北、江南地区发展史的独立性，而以解构“大中华主义”为旨归。这类从地区史来解构“中国”的观点还有不少，而皆称其建基于各区域的自然特点和历史文化传统，如服膺文化台独路线的杜正胜更是所谓“台湾民族”历史内涵的重要建构者。

　　(39)如葛兆光《宅兹中国》在《自序》中申述了其书旨趣之一：“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这显然主要是在观照区域视角的相关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4页)

　　(40)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1900年)第1节《积弱之源于理想》指出国人思想之误有三：不知天下与国家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以为中国数千年最可怪的是“至今无一国名”。(《饮冰室合集》第2册，第399-401页)次年其在《中国史叙论》(1901年)第3节《中国史之命名》中又说：“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他认为若以夏、汉、代等王朝代表“中国”，则是“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饮冰室合集》第3册，第463页)其实中国朝代本不以帝姓命名，与欧洲卡洛林王朝或温莎王朝之类的命名迥异其趣，此中本甚有旨。近现代中国人强调王朝为一家一姓之政权，盖因痛感王朝统治黑暗至极而亟欲代以共和政府的激愤之语。

　　(41)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2)国家与政府有别的理论也支持了其说，前引梁启超述国人思想之误亦以此为据。这个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弗兰克·J.古德诺曾来华任职并对民国初年政治发挥过作用，但此理论却不能滥用于割裂历史或剥离王朝与“中国”的关系。因为国家与政府固可分别看待，却不等于一国真可离开政府而存在，抛掉了一个个更替着的政府，又怎么还会有各国兴衰分合和灭绝的事实呢?显然，国家与政府有别的理论确有价值，且颇有助于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或政府，包括一些南北、东西并峙过的王朝、政府的性质，却决不能成为把王朝或政府与“中国”历史剥离开来的依据。参见弗兰克·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1900年)第10章《结论》，王元、杨百朋译，杨百揆校，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葛兆光《宅兹中国》之《绪说：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最后对政府、国家、祖国等概念混同问题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