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唐宋以来的江南，已建构成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江南不仅是中国的江南，也是世界的江南。自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开始，江南地区的历史与故事，一直是各个论域经常择取的例子。以江南为区域的研究，既是社会史、文化史的路径，也是构建总体史的一个有益取向，从区域变动与发展中呈现国家史，而国家的角色与作用在区域历史中得以体现。同时，江南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区域比较的重要对象，在中国区域发展史中颇具核心性，是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样貌与基本特征以及各种问题意识归纳的试验场。“江南”在经济史、政治史与社会文化史等研究层面中得以交叠呈现，但政治史的关怀仍应强调。

　　关键词：传统时代 江南研究 政治史 地域社会

　　作者简介：陈平，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问题意识的引发

　　江南史研究的问题意识，较早较集中的体现，是20世纪50年代学界兴起的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江南”作为一个地区或地域概念，逐渐跃入了中国重要学者的视野①，也主要是用来验证或者反证这个观点。

　　在江南这个讨论地域内，可资利用的传世文献资料中，支撑上述问题的资料基础相当丰满，研究关注的时段主要在明清时期。②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开始时期，以明代嘉靖朝前后，也就是16世纪为一个转折点，而且首先是在江南及沿海地区表现出来。特别是在江南，在嘉靖以后，社会经济有迅速的成长。③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热潮开始消歇后，所呈现的新研究趋向或模式中，研究的重点仍与城乡经济生活史与农业生产、手工业史、商业史研究相关，甚至包括制度环境的论述，而且还提出了“江南道路”，产生了国际比较的新成果④，区域性意识得到进一步强调。这当中，江南城市与市镇史研究也成为了核心议题，像中国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展开了关于江南市镇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代表性的，主要有傅衣凌、傅宗文、刘石吉、王家范、陈学文、樊树志、吴金成、蒋兆成、陈忠平、包伟民、王卫平等人的相关成果。⑤

　　在海外，森正夫等人从历史学与地理学相结合的视野，对江南市镇作了一些个案考察。⑥川胜守则从社会史的新视野，进一步拓展了市镇研究的领域。⑦吴金成有关江南社会的长篇论文，着重强调了江南城市社会的多样化。⑧

　　李伯重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史学研究要摆脱旧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以开创史学新局面。他从Proto-Industrialization出发，结合西方理论，提出了“早期工业化”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中过分注重生产关系研究、忽略生产力研究的状况，企望有所改变，提倡研究工业赖以发展的主要物质条件。⑨江南研究的问题意识关系着宏大叙事，但以江南为检验重心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仍是以西方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的。⑩

　　“早期工业化”的研究范式，可以算是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在新时期的某一种发展。其背后还是可见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意识的影子。

　　把江南区域研究与全球性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谓是一种新方向，海内外不少学者开始在全球化视野的观照下，讨论江南史的问题。(11)在厌倦了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的情境下，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进入了江南研究同行的视野(12)，“全球化”或“全球视野”很快成了研究者的热门话题，晚明以来的江南仿佛可以代表中国成为1400-1800年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同样的情况，也可在《大分流》出版后的中国学界看到。(13)当然此书引起的论争，似乎更多一些。

　　王家范指出，《大分流》的论辩，主要集中在对17-18世纪英格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高出明清江南的“证伪”方面；其实，在中国史方面，许多与旧的社会理论不相协调的实例很多，只是没有像《大分流》那样，强烈地把这些实例与社会理论的质疑联系起来；与彭慕兰想象的不一样，晚清到民国的经济虽然无法与同期西欧相比，但也并非如《大分流》所断言，深陷“斯密动力”峡谷不得动弹；经济“长期停滞论”不仅不适用于明清之前，更不适用于近现代。(14)

　　就中国内部而论，跨地域的比较研究，受到了学者们的较大关注，尤其是16世纪以来苏州、徽州的区域互动与江南社会的变迁问题。(15)而华北，华中(主要是江南)与华南的区域性分析与比照，其实已经开始了。就佛教信仰的传统来说，江南地区“文化大一统”的意味更为明显，这与华南、西南的民间仪式系统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假如华南珠江三角洲的士大夫创造出一个勾连国家和民间社会的“礼仪标识”是“宗族”的话(16)，江南从整体史的关怀来说，又是何种形态呢？

　　比较而言，由于江南地域的“国家化”很早，王朝统治的政治基础较好，因而呈现出与华北、华南不同的特色。滨岛敦俊基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与华北(主要是县域社会的个案分析)的探讨，从士绅社会、地域宗族形态的比较出发，认为判定某一区域中社会阶层、社会主导不同特质的一个重要指示是乡绅，指出华南是宗族性的乡绅社会、江南是非宗族性的乡绅社会、华北是非宗族性的庶民社会。(17)在这样的比照与具体分析下，江南地区并不真正存在对社会有很强操控力的“社会集团”“社会组织”而垄断州县行政的“宗族社会”(18)，尽管江南不乏久盛不衰的望族群体与望族文化。(19)而黄宗智研究的长江三角洲和华北两区域中，也承认，“士绅社会”更适合描写长三角。(20)

　　当然，江南研究主要是一种区域研究。明清时期的江南，在国家与社会的运作中处于中枢地位，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家史的体现。(21)虽然这样的江南中心观还是有局限的，但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形成的认识和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全国性历史叙述的主体内容，而江南之外不断兴起的区域研究，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也需要在江南研究中注意到这些变化趋势，拥有全国市场中心地位的江南，更需要同世界贸易体系的运作联系起来思考。(22)这种从区域社会史研究扩展至东亚乃至全球史的研究，确实有建立一个空间内部的关联到建立不同空间之间的关联的企望与努力。而这种可能的研究趋向转变，实际是将江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转换为比地域研究大得多的区域或超大地域连锁的总合研究，并推展成为更大的问题意识中的一部分，真正把江南放在一个符合全球历史的背景中进行考量。(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