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数字“一带一路”是数字经济与“一带一路”的结合。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数字“一带一路”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东地区走深走实的创新举措，也是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数字经济新业态蓬勃发展、双方均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重要发展战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能力、双方良好的关系等，为中阿共建数字“一带一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地区的加速推进，中国与中东各国在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技术创新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成效日益显现。除了上述合作领域外，双方在移动游戏、数字媒体等领域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与此同时，双方也面临中东营商环境亟待优化、地缘政治与安全困境、中东网络安全问题呈加剧趋势、区域内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大、数字人才培养和供给不足，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蓄意破坏抹黑等现实挑战。鉴此，双方可通过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协助推动地缘政治冲突的解决、软硬两手应对美西方的破坏抹黑、加强网络安全和数字治理的合作、携手缩小数字鸿沟、加快数字人才培养和培训等措施，加快共建数字“一带一路”。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中东数字经济；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移动支付

　　作者简介：姜志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100005）；王睿，重庆大学工程科教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重庆400044）。

    随着以新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口智能、先进材料、多维打印、生物技术、地球工程、空间技术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数字经济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现有产业劳动附加值、开拓新兴市场和创造产业新的增长点、达成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的目标中发挥关键性影响。1995年，加拿大商业策略大师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出版了《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The Digital Economy: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Intelligence)一书，使得数字经济成为专有概念。早期这一概念常被认为是互联网经济或信息经济的代名词，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扩大。由于各届对数字经济理解不同，目前对数字经济并无统一的概念。美国对于数字经济的定义侧重于将数字经济视做可测量的电子商务与信息技术产业之和，这是一种狭义的定义。中国在2016年杭州《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是从广义上对数字经济的定义。数字经济可以分为基础型数字经济、资源型数字经济、技术型数字经济、融合型数字经济和服务型数字经济。其中，资源型数字经济与技术型数字经济统称数字经济主体产业，融合型数字经济和服务型数字经济统称数字经济融合部分。近年来，全球各区域和国家的数字治理日益受到重视，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内容。

　　数字“一带一路”是数字经济与“一带一路”的结合。建设数字“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正式提出的倡议，是中国深刻把握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量子计算、智慧城市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新趋势，结合“一带一路”，充分发挥数字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先导性作用的重要举措。在数字“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建设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缩小“数字鸿沟”，形成合作共赢的数字经济形态以及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以提高经济质量和促进就业。

　　中东地区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和大西洋、印度洋两个大洋的关键区域，也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汇之地。由于中东国家普遍经济结构单一，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油气资源，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当数字经济兴起时，中东国家纷纷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多元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优先方向，对中国的数字“一带一路”倡议普遍持欢迎态度。本文将分析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数字“一带一路”的基础与挑战，并就促进中东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数字“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建议。

    中国与中东共建数字“一带一路”基础

　　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数字“一带一路”建设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契合各自的发展战略，体现了合作互赢的精神，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

　　（一）外部环境：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态势

　　当前，数字经济正成为驱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力量。发展数字经济以重塑全球竞争力成为全球主要国家的普遍共识。随着数字化变革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与全球治理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开始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建设，共建数字“一带一路”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寻求数字化转型红利的新抓手。中东地区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巨大的市场开发潜力和供给不足使其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麦肯锡（McKinsey）的研究表明，到2025年，中东地区的统一数字市场将有1.6亿潜在数字用户，每年可为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高达3.8%的价值，约950亿美元。与此同时，阿联酋、沙特阿拉伯、阿曼、巴林、科威特等国已进入数字经济发展加速期，数字经济推动行业数字化以及经济转型势头强劲。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体系、应用场景、技术研发等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中位列第二。中东各国希望利用中国在人才、技术、市场等方面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数字经济的多领域、深层次、全方位合作，逐渐摆脱对资源的高度依赖，加快经济转型步伐。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以云办公、在线文娱、跨境电商、互联网医疗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兴起，大力开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成为中国与中东各国抵御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路径，这进一步坚定了双方加速发展数字经济以及加快共建数字“一带一路”的决心。

　　（二）战略对接：双方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与中东各国都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16年，中国政府出台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为网络强国建设标识出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万亿元人民币，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约占1/3，位居世界第二。中东国家普遍经济结构单一、脆弱，迫切希望通过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就业岗位、加快经济转型和提升政府效能，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多国相继推出各有侧重的数字化战略。沙特阿拉伯于2016年发布了“2030愿景”和“2020年国家转型计划”，将建设智慧城市、数字基础设施、金融科技等数字经济领域作为建设重点，并希望将电子政务从全球排名第36位提升至全球前五位。阿联酋早在2001年便开展了数字政府项目，提出“智慧阿布扎比”和“智慧迪拜”计划，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根据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AMF）发布的报告，在目前阿拉伯国家115个主要城市中共有24个智慧城市，约占主要城市总数的21%。其中，阿联酋国内智慧城市占主要城市比重达50%，排在阿拉伯国家之首。为保持本国数字经济在中东地区的竞争优势，巴林将金融科技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制定了云优先（Cloud First）、数据主权法等系列政策法规，通过政府部门数字化转型以及改善数字经济领域的营商环境，促进数字经济发展。2018年，阿盟启动“阿拉伯数字经济共同愿景”（A Common Vision for Arab Digital Economy），旨在通过实施数字融合、以知识为基础的立法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阿盟各成员国的数字包容性和统一性，实现该地区数字化转型。中国与中东国家及其地区组织在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上的高度契合性为双方推进数字经济领域国际合作、共建数字“一带一路”创造了良好政策基础。

　　（三）技术支撑：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力

　　为了在数字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数字技术的投入。在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下，中国高科技风险投资发展迅猛，投资额从2011～2013年的120亿美元迅速增至2014～2016年的770亿美元，在全球风险投资中的占比从6%提升到了19%。大部分风险投资流向了大数据、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数字企业。据统计，2016年中国在金融科技、自动驾驶汽车、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等领域的风险投资达到127.9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中国作为全球领先的数字技术投资国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数字技术投资者、采用者和独角兽公司。中国的数字化投资与初创企业生态圈的活跃度在全球名列前茅。经过技术赶超，中国的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核心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移动支付、分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兴产业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中国在全球数字科研和数字产业生态排名中位列第二。随着第五代移动通讯（5G）、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研发逐步成熟，其在相关领域正处于大规模商业应用期。中国和中东大部分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数字技术对于中东国家具有很强的适用性。目前，华为公司、中兴公司等公司均参与沙特、巴林等中东国家“5G”建设，并基于“5G”技术开展物联网、虚拟现实、智慧城市等应用场景的技术研发和商业应用。中国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研发优势以及与中东各国的技术互补性，将带动中东各国数字经济技术研发能力，弥补其在技术研发的短板弱项。

　　（四）合作根基：全方位发展的双边关系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交往不断增多，双方在政治、经贸、人文等领域互动频繁。近年来，中国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践行“正确义利观”，倡导建立中阿人类命运共同体。迄今，中国已与大部分中东国家建立了不同层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随着中国全方位外交的展开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双方在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和文化交流等领域签署了多项协议，贸易迅猛增长。目前，中国是伊朗第一大贸易伙伴，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以色列和土耳其的第三大贸易伙伴。随着政治互信的提升、经贸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人文交流，“汉语热”在阿拉伯国家快速兴起。双方合作机制也日益完善。2004年成立的中阿合作论坛是中国中东外交最重要的多边对话与合作平台，现已发展成涵盖众多领域、建有10余项机制的集体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又一个多边合作机制，截至2020年1月，中国已同全部中东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双方还建立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China-Arab States Cooperation Forum）、海湾合作委员会战略对话（China-GCC Strategic Dialogue）等合作机制。随着美国在中东推行单边主义和实用主义外交，为维持外交平衡与多元化，中东国家对外关系重心也逐渐“向东看”，中国成为中东国家值得信赖的大国。2016年和2018年习近平主席两次出访中东进一步提升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

    中国与中东共建数字“一带一路”的现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地区加速推进，中国与中东各国共建数字“一带一路”的合作层次和领域不断丰富和扩大，成效日益显现。双方在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技术创新等领域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一）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基础，也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数字“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双方以市场化合作为主。基于中国企业在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和管理优势，围绕跨境电商、通信网络等重点领域，加快在“5G”、云计算、数据中心等方面进行技术合作与布局。阿里云2016年在迪拜设立中东市场上首个专业的本地公共云数据中心——阿里云中东（迪拜）数据中心。受此影响，美国的亚马逊宣布在巴林设立中东数据中心，微软公司宣布在阿联酋和卡塔尔建立中东数据中心。华为多年深耕沙特，现已为沙特14家政府部门提供信息技术解决方案。2020年，华为与奥瑞吉(Orange)埃及公司合作在埃及建成了用于云计算服务的先进数据中心“商务云”（Business Cloud）。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中东国家建立数据中心将加速“互联网+”创新在中东地区落地和商业运营。华为是世界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中东是华为全球“5G” 建设项目最多的地区之一，华为在中东已经获得的“5G”商用合同达到11个，仅次于欧洲，位居世界第二。2019年，华为与阿联酋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埃提萨拉特电信公司（Etisalat）共同部署“5G”网络，建立600个“5G”站点，实现大部分地区的“5G”网络覆盖。2020年4月，华为公司与阿曼技术和通信部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加快在人工智能、电子云和“5G”等领域合作。

　　（二）电子商务

　　中国的电子商务技术先进，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电子商务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数字“一带一路”推进速度最快、成效最明显的领域之一。中东是世界上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的地区，超过 60%的人口使用互联网,高于 51.7%的全球平均水平。

　　由于受到购物文化、支付习惯和物流设施等因素影响，高互联网渗透率并没有带来高电商市场占有率，电商占中东整体零售规模的份额不到2%，线下零售居于主导地位。随着中东各国鼓励数字经济的政策相继出台，跨境电商对中东市场的投入和本土电商的成长，中东电商市场发展较快。中东电商市场年增长率达22%，在过去10年中东地区电商增长接近15倍，成为全球电商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根据中东第三方在线支付平台贝付（PayFort）的数据，到2020年，中东电商市场的规模增长至690亿美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众多的电商平台。在中东地区，阿里巴巴的阿里速卖通（AliExpress）是最早进入中东的中国电商平台，执御（JollyChic）、富蒂尔（Fordeal）、领添（Shein）等新的中国跨境电商已经在中东崭露头角。尤其是快时尚电商执御已成为中东市场发展最快的电商平台，2016年就已成为中东地区知名度最高、综合排名第一的移动电商平台。中东地区逐渐形成了中国电商、美国电商和本土电商三足鼎立的竞争态势。由于中东国家制造业并不发达，中东电商产品绝大多数依靠进口，产品来源国主要是中国、美国和德国，其中日常生活用品的进口90%来自中国。中国电商平台不仅进入中东较早，而且技术先进、经营方式灵活、拥有供应链优势，已经成为中东电商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三）移动支付

　　当今世界，移动支付已经成为全球支付的大趋势之一，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发展空间广阔，商机无限。移动支付是中国最成熟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也是支撑电子商务、共享单车、网约车、旅游业的重要条件。中东地区除了阿联酋，其他国家还没有完全采用在线和移动支付，货到付款仍然是该地区的主要支付方式，数字支付落后。由于广阔的市场和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中东已成为全球移动支付交易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移动支付机构纷纷进军中东市场。2018年1月，支付宝宣布进入以色列，正式将移动支付服务带到中东地区，为中国游客提供便利。2018年5月，迪拜旅游局与腾讯签订协议组建战略联盟，将微信支付纳入中国游客在迪拜购物网点的移动支付选项之一，提升中国游客在迪拜的旅游体验。中国银联新推出的移动支付“云闪付”，于2017年和2019年分别落户阿联酋和土耳其，“云闪付”用户在中东的支付体验也不断优化。中国移动支付领域领先企业威富通积极布局中东市场，2019年6月，威富通与沙特阿拉伯阿齐兰兄弟集团（Ajlan & Bros.）在深圳正式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在移动支付领域展开深度合作；与此同时，威富通还携手迪拜移动支付服务机构皇家云支付（Royal Cloud Pay）共同助力迪拜商户上线微信支付。虽然中国移动支付在中东一些国家落地，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均有所不足，在拓展当地市场、实现本土化经营能力方面有待提升。

　　（四）技术创新

　　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技术迭代升级加快，因此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数字“一带一路”极具潜力的新合作领域。2017年，华为在阿联酋的迪拜建立开放实验室（Open Lab），以“平台+生态”的方式对中东区域的客户与合作伙伴提供服务，发展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分析、融合通信等新技术，打造公共安全、智慧城市、油气等解决方案。同年，阿里巴巴在阿联酋迪拜启动“科技城”项目，该项目将“作为来自中国、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企业的孵化器”，能容纳 3 000多家高科技公司入驻，将极大推动阿联酋在数字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水平。2018年，阿里云推出包含中东地区的“生态系统伙伴计划”，同合作伙伴一起加速云端技术的开发以及数字技术的落地，推动各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并将致力于促进创新和当地人才培养。2019年，巴林萨拉姆银行（ASBB）和中国和玉资本（MSA）共同宣布设立一家寻求统一中国和中东资本和技术市场的风险投资基金（MEC Ventures），涉及电子商务、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并覆盖一系列创新生态系统必不可少的关键技术，例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流和网络系统等。2020年4月，中国平安旗下的金融壹账通公司与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签订了关于数字实验室项目（ADGM Digital Lab）的合作协议，共同开展金融技术服务与研发，赋能该地区金融机构加速创新升级，增强对共建数字“一带一路”的金融服务能力。

　　除了上述合作领域外，双方在移动游戏、数字媒体等领域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而新冠疫情的暴发，催生出众多数字化场景应用，远程医疗、线上教育和智慧城市受到政府和市场的青睐。可以说，新冠疫情使中东国家增加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传统行业企业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意愿进一步增强。

    中国与中东共建数字“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展数字经济成为众多中东国家的重要选项。但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建设数字“一带一路”面临诸多方面的掣肘与阻碍。新冠疫情的暴发也使中东国家经济大幅下滑，财政收入锐减，制约了中东国家投资数字经济的能力。

　　（一）中东地区的营商环境亟待优化

　　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190个统计样本中，中东国家排名最高的国家为阿联酋（16位），而其他中东国家营商环境排名普遍靠后，大多集中在70至120之间，特别是与数字经济领域高度相关的跨境贸易、开办企业、获得信贷等分项指标排名低于综合排名。2015年至2019年，中东和非洲地区样本国家包括以色列、约旦、卡塔尔、沙特、南非、土耳其、阿联酋。数字经济竞争力并未有大的改观，低于东亚、北美、西欧、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从中东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便利度看，土耳其位列42个样本国家中第40名，其在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分项指标排名也仅列第38位和第41位。

　　与此同时，中东地区腐败问题也较为严重，按照全球清廉指数（2018年）排名，伊朗、伊拉克、也门、沙特分别排名第158位、第168位、第176位。另外，中东各国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方面差别甚大，部分国家法治化建设不完善，伊斯兰教义也可能与线上借贷、网上支付、数字内容等数字经济发展领域存在部分冲突，使得数字“一带一路”在中东地区的“稳定性”和有效的制度保障方面受到影响。

　　中东地区尚未建立统一的数字监管框架和数字标准，中国与中东地区数字治理和监管水平差异较大，公司跨区域业务难以有效开展，阻碍了本地和外国投资者发展。安全问题带来的“碎片化”和“脆弱性”特征，导致共建数字“一带一路”缺乏长期稳定的整体合作对象、建设平台与协调机制，增加了共建的协调和运行成本，难以发挥规模效应。各国间因各种矛盾导致的相互牵制、互相掣肘也使得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很难实现区域内的“互联互通”，合作项目实施效果与影响力大打折扣。当前，中东各国对数据安全日益重视和关注，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中东各国应对数据跨境流动以及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规范和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缺乏统一的数据治理体系，数字“一带一路”在能源、交通、通信等领域的项目合作可能会涉及数据主权和政治、外交等敏感领域，这也使得数字“一带一路”在中东地区推进受到制约。

　　（二）中东地缘政治与安全困境

　　中国与中东各国共建数字“一带一路”将面临该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等诸多安全威胁。中东是全球安全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一直以来都是域外大国角力与争夺的焦点，除了美、俄等国长期介入中东事务外，日本、欧盟通过谋求与中东各国建立“面向安定与繁荣的全面伙伴关系”，提升在中东的影响力和政策自主性。

　　2019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向中东派遣自卫队军舰和巡逻机，显示了积极参与中东事务的意图。欧盟也通过实施欧亚互联互通战略，进一步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随着美国重启对伊朗制裁，俄罗斯在中东“战略扩张”，中东内部各国纷争加剧，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博弈愈发激烈，进一步增加了共建数字“一带一路”难度，导致资本、人才、技术等难以大规模进入该地区。在美、俄等域外大国干预下，中东地区形成了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阵营,以土耳其、卡塔尔为核心的亲穆斯林兄弟会阵营,以及以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为核心的反伊朗、反穆斯林兄弟会阵营等不同“区域集团”。中东各民族、教派、部落、宗教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常年战乱纷争，局势长期动荡，部分国家间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社会变革矛盾尖锐，短期难以调和与管控。《2018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数据显示，恐怖主义对中东地区的经济影响程度仅次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国家政府为此支付的成本高达11.9万亿美元。200～82017年，该地区国家用于购买武器的进口额增长了103%，占2013~2017年全球武器进口额的32%。沙特、埃及和阿联酋分别成为全球第二、第三和第四大武器进口国（2013～2017年）。长久以来，中东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与安全环境一直是影响地区和平发展乃至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因之一，不仅消耗了中东国家大量的国力资源，也使之错失了许多发展机会。

　　（三）中东网络安全问题呈加剧趋势

　　随着中东地区互联网运用的普及和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东国家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愈发突出。网络空间正逐渐成为中东地区复杂地缘政治互动的新舞台和网络犯罪的温床。国家行为体利用各国信息系统陈旧、数字基础设施薄弱等现状，不断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对敌对国家的硬件和软件实施攻击。美国和以色列在2009年和2010年用“震网”（Stuxnet）计算机病毒破坏了伊朗的核计划，摧毁了浓缩铀的伊朗离心机。中东感染病毒的计算设备的数量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倍以上，这一差距近年来进一步扩大。根据安全科技公司趋势科技（Trend Micro）的数据，2018年第一季度全球检测到了17亿个勒索软件攻击，其中，有240万个位于阿联酋，其次是科威特和巴林，分别为190万个和120万个。阿联酋网络安全公司“暗物质”（Dark Matter）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东的金融、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以及公用事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经常受到网络攻击。这些入侵行为非常普遍，很难被发现，并可能受到国家支持。2012年自称为“正义之剑”的伊朗黑客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发动了攻击，结果造成3万个工作站瘫痪。

　　在商业领域，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用户缺乏网络安全意识，企业缺乏相应的网络安全技术能力，网络安全法律监管的缺失，种种原因使得该地区更易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中东的私营部门正遭受比全球平均水平更频繁、更严重的网络攻击损失。2018年中东有63%的高级管理人员认为网络安全是他们面临的最大业务挑战，而2017年时这项比例仅为24%。2017年，网络犯罪给阿联酋372万消费者造成了38.6亿迪拉姆（约合10.5亿美元）损失，有52%的成年网民遭受过网络犯罪的袭扰。普华永道（PwC）2016年的研究发现，中东地区56%的公司因网络攻击而损失逾50万美元，而全球平均水平为33%，13%的公司至少损失了3个工作日，造成了巨大的财务损失，而全球平均水平为9%。基于此，中东私营企业投入巨资用于网络安全，预计2019年达到19亿美元。中东地区日益严重的网络安全环境对共建数字“一带一路”同样构成了严重的网络安全威胁。

　　（四）区域内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大

　　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的数字经济政策以及国家规模维度看，中东国家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海合会六国和以色列，这类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产业培育、公共服务等各方面均位于前列。第二类是土耳其、伊朗、埃及等区域大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于第一类国家，但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区位和规模优势，潜力较大。尽管埃及属于中低收入国家，但政府强有力的数字经济扶持政策弥补了经济发展水平的短板，使得埃及数字经济处于较快发展势头；伊朗因受到西方制裁，近几年数字经济发展乏力。第三类是区域内的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受安全环境掣肘，在数字经济各领域均处于落后地位，如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在2018年全球数字经济指数150个样本国家排名中，中东地区位列前三的是阿联酋、以色列、卡塔尔，排名均位于全球前列，而排名后三位的分别是伊朗，也门、叙利亚，数字经济发展滞后。麦肯锡2016年的研究显示，中东各国“数字鸿沟”受宗教等因素影响，中东地区男性使用互联网比率高于女性，在共建数字“一带一路”中还将面临较为严重的性别“数字鸿沟”。（0.44）远高于欧洲国家指数（0.29）。海合会国家在互联网渗透率、智能手机普及率等方面遥遥领先，2019年卡塔尔和阿联酋互联网渗透率达到99%和98%，而也门仅有25%，远低于该区域的其他国家。

　　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部分国家建设滞后，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尤其缺乏互联网交换点），相关基础设施大多集中于首都和大城市，宽带速度缓慢且成本居高不下，数据跨境互联互通以及数据跨境传输尚未形成，使得数字“一带一路”地区内的协调难度大，难以形成数字的“一带”和“一路”。例如，卡塔尔移动互联网连接速度59.57兆位/秒，列全球第五位，而巴勒斯坦为6.77兆位/秒，排名仅为第119位。中东各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技术标准、市场规模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为数字“一带一路”在中东地区整体推进带来挑战。与此同时，具有先发优势国家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各国间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更大的“数字鸿沟”。

　　（五）数字人才培养和供给不足

　　尽管中东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资金优势，但尚未完全转化为人才优势，进而实现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劳动力市场和培训系统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技能要求的变化应对不足，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领域教育资源短缺和培训体系不完整，导致该地区发展数字经济面临研发人才、管理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的“三重约束”。以海合会成员国为例，93%的数字经济领域人才均毕业于国外大学。麦肯锡2018年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30年，中东地区现有工作的45％可能会实现智能化，而现有的人才培养体系难以在短期内满足数字经济发展需求，人才资源对中东地区加快形成产业链、数据链、创新链、资金链四链闭环发展的支撑力度有限。另外，部分本土企业对数字经济发展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以人工智能为例，该地区仅有55%的企业高管认识到人工智能对其知识和技能带来的影响。由于本地数字经济人才短缺，当前中东地区大部分数字经济项目主要由全球性跨国公司承接和主导，本地公司参与有限。

　　数字经济人才短缺拖累了中东地区数字经济领域新兴产业发展以及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并且，它所带来的全球竞争优势下降，将对中东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产生“挤出”效应。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中东地区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尽管在海合会各国失业率低于0.5%，但在海合会之外的国家失业率高达8.5%～9%，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报告，2017年中东地区青年失业率达到30%，远高于全球13.1%平均水平。失业率高企带来的人力资源结构不均衡与数字经济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形成一定程度的“资源错配”。另外，受语言、文化等因素影响，中国了解中东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同样面临“紧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与中东各国共建数字“一带一路”。

　　（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蓄意破坏抹黑

　　随着中国对科技研发的不断投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差距开始缩小，尤其在“5G”通讯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一些政客认为中国的技术优势对美国构成了前所未有挑战，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地位，开始通过各种手段抹黑和打压中国和数字“一带一路”。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主席白嘉玲认为“‘数字丝绸之路项目’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更多支点，在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的同时，输出其价值观、信息控制和监控”。美国务卿蓬佩奥称美国“正在识别来自中国国有企业、科技公司的威胁”，与中东和欧洲地区的国家共享信息，通过展示风险使世界各国清醒起来并且开展反制。为遏制中国与中东各国在数字“一带一路”上合作，美国不断向其中东盟友和相关国家施压，以所谓“安全问题”为由，频频抹黑和打压中国。2019年10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阿吉特·派拜访沙特、阿联酋和巴林，提出华为设备存在安全隐患，威胁上述三国如使用华为“5G”设备，美国将停止与其共享情报。美国甚至还拉拢世界30多个国家通过首个关于“5G”的安全规则倡议，指责中国企业和中国商业模式，试图破坏中国企业的海外商业活动。2020年5月，美国务卿蓬佩奥飞往以色列，阻止中方企业参与建造中东最大的海水淡化项目。期间，他还对以色列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以方中止中国在以色列的所有投资，不论是高科技公司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抹黑中国公司的正常商业行为，诋毁、污蔑数字“一带一路”倡议，挑拨离间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拉拢胁迫部分中东国家，加大对中国的技术打压、封锁，美国的霸凌做法对中国与中东国家建设数字“一带一路”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推进中国与中东共建数字“一带一路”的建议

　　共建中国与中东数字“一带一路”，需要加强双方政策沟通与协调，协助推动地缘政治冲突的解决，加强人才培训，缩小数字鸿沟，为双方合作提供良好的数字监管政策和法律保障，改善营商环境，同时妥善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双方合作的破坏与抹黑。

　　（一）促进中国与中东数字“一带一路”政策沟通与协调

　　数字“一带一路”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对数字经济政策扶持和监管框架，而中东各国数字经济起始条件各不相同，各国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先目标不同，需要加强彼此之间的政策沟通与协调，但中东缺少强有力的地区合作平台，使得中国与中东各国在数字“一带一路”框架内进行沟通与协调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中国和中东国家总体上属于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且中国与所有中东国家保持良好外交关系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数字经济政策和监管体系的沟通与协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双方可通过多种途径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一是加强高层外交，为双方合作做好顶层设计；二是利用中阿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多边机制，就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产业转移、数字治理进行双多边交流，推进中国与中东国家数字经济协同化、精细化、差异化和可持续发展。三是加强部门合作，夯实合作的政策和法律基础。当前，国际油价处于历史低位，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各国财政收入锐减。中东各国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严重影响到它们投资数字经济的能力。因此，双方需要探索创新融资模式，缓解中东国家建设数字“一带一路”面临的资金紧张问题。中东国家可利用政策工具和法律手段，激励企业投资，保护企业利益，并为科技初创企业提供良好的政策和法律保障。目前，在全球年收入排名前1 000的信息与通讯技术（ICT）公司中，只有1％位于中东地区。而该地区独角兽企业仅有苏克一家，且于2017年被亚马逊全资收购。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中东各国应对数据跨境流动以及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规范和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缺乏统一的数据治理体系，数据跨境互联互通以及数据跨境传输规则尚未形成，数字“一带一路”在能源、交通、通信等领域的项目合作可能会涉及数据主权和政治、外交、经济等敏感领域，双方应及时建立治理合作机制，确保数字“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数据安全。

　　（二）努力推动地缘政治冲突的解决

　　中东地区内部纷争、域外大国介入、宗教派别争斗等地缘政治冲突是影响共建数字“一带一路”的主要因素。为了在中东推进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家层面，中国外交要继续积极有为，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提升在中东安全问题上的话语影响力，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中国认为“发展赤字”是中东局势动荡的根源之一，倡导“以发展促安全”，中东国家应该聚焦于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自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以来，中国已经在中东投资150亿美元，“一带一路”的项目在改善当地民生方面已经初显成效。中国任命了中东事务特使、叙利亚问题特使和非洲事务特使等，在中东地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署了将近1 800名维和人员，这些都体现出中国不仅仅追求经济利益，而且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劝和促谈，中国与所有中东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是一大优势，可以积极发挥促和劝谈的工作，亦可举办一些中东和平国际会议，为解决地区问题提供新的契机与平台。2019年了中国政府举办了首届中东安全论坛，这表明中国对中东安全事务不会袖手旁观，而会积极参与，并不断拓展深度。对投资中东的中国企业而言，对中东形势的判断要客观冷静。另外，在中东的中企也要创新融资模式，分散投资风险，从而最大程度规避地缘政治风险。

　　（三）加强网络安全和数字治理的合作

　　积极发挥双边、多边合作平台与机制作用，推动建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将网络安全和数字治理合作纳入中阿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对话机制，探寻中阿网络安全和数字治理的利益共同点，构建良好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和网络空间环境。围绕“5G”、云技术、移动支付等重点领域，共同开展在重点领域的数字安全标准化、技术规范合作与相关规则制定，构建统一的技术标准与建设规范。探索建立中阿数字安全和保护合作机制，组建网络安全专家定期交流互访渠道，共同打击跨国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维护网络空间健康有序发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合作和执法合作，共同制定网络空间国际反恐条约，健全打击跨国网络犯罪司法协助和快速响应机制，推动中东国家加快网络安全的相应法律规范。中东地区需要在网络安全和数字治理方面加强区域合作，如果没有地区法律的协调，网络犯罪的避风港是很难攻克的。数字互联的指数增长伴随着国内和全球治理、惯例和合作的缺乏。在中东，很少有国家拥有成功实施的具体网络法律。中东地区国家虽然制定了一些国内网络法律，但这些法律往往内容模糊，留下灰色地带和错误解释的空间。有效的网络执法既需要精确而全面的法律形式作为立法的前提，也需要巧妙地运用新技术。

　　（四）缩小中东“数字鸿沟”

　　为缩小中东地区的“数字鸿沟”，中国与中东国家可通过发展战略对接进一步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推动对接的有效匹配与价值融合，且基于中东各国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和特点，采用差异化合作策略和突出合作重点领域。提升数字“一带一路”与沙特“2030愿景”、阿联酋“智慧迪拜”、“智慧阿布扎比”战略、数字阿曼战略（eOman）、埃及“2030年愿景”等国发展战略对接的深度和广度，加快在数字经济领域互利合作，把战略行动转化为战略成效。

　　中国还可利用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中阿合作论坛、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等多边机制，将共建数字“一带一路”纳入双边、多边合作框架中，共同做好共建数字“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和规划，明晰各方建设的路线图与实施方案，积极协助埃及、也门等国编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策划建立统一高效的中东地区数字经济服务发展平台，加快与移动支付、跨境贸易、金融科技等现有平台的数据互通共享，推动《“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在中东落地见效；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缩小“数字鸿沟”的重要领域，积极参与中东各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针对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国家加快在宽带设施、信息通信技术、“5G”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布局与合作，大力推进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安全技术应用，实现资源要素优势互补。

　　（五）加快人才培养和培训

　　中国和中东国家应以中东数字经济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人才、产业、项目、平台一体化布局，实现中东地区人才发展与数字产业培育有机匹配和深度融合。围绕产业链延伸创新链，以创新链发展人才链，加快数字经济人才供给模式创新，促进中东数字经济产业升级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移动支付、跨境贸易、能源科技、金融服务等数字产业重点领域，中国可协助中东各国建立相关产业数字技能人才标准和在线数字教育平台，开发适合中东各国语言、宗教文化的网络教程和课程方案，搭建多层次、多类型、跨专业的人才培训体系。提高中国面向中东地区人才培养外向度，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大力培养具有“专业素养+外语能力+文化背景”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着眼于数字经济创新生态系统和创新活动全生命周期，中方进一步加大与中东各国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机构技术交流和国际合作，在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领域开展科技研发与技术攻关，提升中东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积极利用中国数字经济领域的龙头企业（阿里、腾讯等）人才和技术优势，以华为大学、腾讯学院等培训平台为依托，建立中阿数字经济创新人才孵化器，推进数字经济人才知识更新工程，通过职业教育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拓展企业吸引人才渠道。

   （六）妥善应对西方国家的破坏与抹黑

　　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技术和中国公司的无理抹黑和污蔑中国的做法，中国应利用各种平台和契机予以还击，采取“软硬”结合等策略，切实维护自身利益。由于中国与中东远隔千里，中国与中东国家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加上相近的历史经历，中国与所有中东国家都保持着友好关系，在很多国际事务上立场相同且彼此间相互支持。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国家普遍重视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借助“一带一路”发展本国经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东国家的普遍共识。但美国政府为了一己私利，通过“长臂管辖”，频频干预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与中东各国开展合作，污蔑抹黑中国的行径也已经导致相当中东国家不满。美国特朗普政府打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科技合作并不会如其所愿。中国应立足于自身优势，鼓励本国的数字技术公司以质量和技术服务赢得中东各国的青睐，不断扩大在中东的合作规模，通过实际行动造福当地人民。中国应该着手与欧盟、日本等其他大国和国家集团开展合作，探索第三方市场方式共同开拓中东市场，争取它们对中国与中东数字“一带一路”的支持。在“中阿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应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行动，进一步夯实与中东各国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中方通过积极引导各省市（区）参与城市外交，持续推动各省市（区）、重点城市开展民间交流和沟通，动员中东各国对华友好的华人华侨社团、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加强与当地民众沟通宣传，讲好“中国故事”。

    结语

　　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东各国，迫切希望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来促进经济多元化，增加就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与中东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良好的合作基础与互补优势，为共建数字“一带一路”提供了广阔前景与合作潜力，但也存在诸多困难与挑战，需要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同妥善应对。当前，国际油价处于历史低位，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各国财政收入锐减，中东各国政府面临巨大财政压力，严重影响到它们投资数字经济的能力。而美国对数字“一带一路”蓄意抹黑破坏、挑拨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做法增加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数字“一带一路”的复杂性。未来，中国应着眼于市场化机制，通过强化发展战略协调与对接，完善双方在数字“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与机制，扩大双方在数字基础设施、人才培养、数字治理、社会服务等领域的合作空间。中国可与日、欧等大国和国家集团积极探索数字经济第三方合作等创新模式，进一步丰富合作层次，推动数字“一带一路”在中东地区走深走实。（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