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共同书写了中国抗战史和教育史的光辉篇章。与西南联大战时使命特征不同的是，西北联大的组建更多体现出国民政府经营西北、优化西北高等教育布局的战略意图；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都播撒了以学报国、兴学求强的种子，西南联大秉持与追求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术独立”，与西北联大始终以开发建设西北为己任，自觉服务国家战略的办学理念，都是20世纪中国大学精神的最高表现；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两所大学始终注重教学工作，注意“通识”人才的培养，师生之间相濡以沫；战后无论是西北联大的扎根西北，还是西南联大的重返平津，都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西北联大 西南联大 抗日战争 大学精神

　　作者简介：梁严冰，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组建的两所大学共同体，它们共同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其组建与成立不仅在民族危难之际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火种，保证了中华文脉弦歌不辍，而且铸造了辉煌的教育成就，是一座永远的丰碑。以往对西南联大的研究无论是“通史”性著作还是专题性探讨的论著都相当丰富，关于西北联大的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进展。但是，对二者的比较研究相对缺乏。本文试图通过对二者的比较考察，希望对抗战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大学精神及国家与大学的关系等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野。

　　一、“战时使命”与政府战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了毁灭中华文脉，对我国的高等院校及文化机构进行肆意破坏和摧毁，特别是东南沿海及平津沪等大城市的大学成为他们的主要轰炸目标。如，1937年7月29、30日，日军用重炮和飞机对天津持续轰炸，重点即为南开大学，导致学校大部分校舍被焚毁。北平陷落后，日军侵占清华园，教学无法进行，师生纷纷撤离。上海自“八一三”抗战以来，各大学同样遭日军蹂躏。同济大学全部被轰炸，上海法学院全部被毁，复旦大学大部被毁，等。据统计，截至1937年10月21日，上海各大学损失总计达6623159元。①

　　面对日本侵略者毁灭我民族命脉之举，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37年9月对各级学校的处置措施中说明：一方面，“不得不未雨绸缪，预为计划，以减少战事对教育工作之打击。”一方面“责令危险地域各校预为安全措置，如迁移仪器图书等，以防不测，此外关于教科书籍之印刷及纸张供给等事，已陆续订定办法，责成各书局实施。”总体目标是“在战时发生时期，教育工作可以照常进行。”②但是，随着战局的恶化，教育事业“照常进行”已无可能。如何减少战事对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院校的打击，成为一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了关于平津专科以上学校处置办法，认为：“平津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学生为数极众，势非借读办法所可完全救济。本部为使优良教授得以继续服务，并使学生完成学业，且隐为内地高等教育扩大规模起见，业经呈蒋院长核准，先在长沙、西安等处设立临时大学各一所。”③对此，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9月10日发布第16696号令，以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院校为基础合组西安临时大学，迁设西安。④以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等院校为基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迁设长沙。⑤教育部还规定西安临时大学和长沙临时大学不设校长，而以筹备委员会代行校长职责。指定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为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等3人。⑥指定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为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脩等4人。⑦西安临时大学成立后，经过紧张筹备，于1937年11月15日开始正式上课，当时全校设有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六学院，共23系。⑧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9月28日启用关防，10月2日第4次常委会决议对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科系作必要调整，凡属三校共有的固应归并，即一校内性质相近的也予以归并，以提高教学效率。归并后长沙临时大学设文科、理科、工科、法商科4科，共17系。11月1日，学校开始上课。⑨令人震惊的是，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之日，日机突然来袭，幸好日机并未投弹，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两所临时大学在西安和长沙开始上课后，随着日军侵华的进一步扩大化，不得不再次迁移。西安方面，太原失守后，西安东大门告急，危机形势之下，国民政府命西安临大再迁汉中。1938年3月6日，西安临大正式离开西安，全校师生于4月底到达陕南汉中。长沙方面，南京陷落后，不久武汉告急，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按照教育部要求，常委会决定迁校昆明，并于同年1月22日和2月4日两次发布“迁校布告”，要求全校师生于1938年3月15日以前在昆明校址报到。⑩由于学校精心组织，长沙临大师生2月15日从长沙分批出发，经海、陆两条线路安全抵达昆明，如期报到。4月3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两校：奉国民政府行政院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规定：“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现为发展西南高等教育，推进边疆文化起见，拟将长沙临时大学移设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院系仍旧。”与此同时，“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各院系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仍旧。”并强调“其经费支配及调用教授办法，悉仿西南联合大学办理。”(11)在汉中初期，西北联大依然设有6学院23系。同年5月2日，两所学校同时开学，西北联大在校本部城固县、西南联大在昆明分别举行了开学典礼。1940年1月9日，西南联大召开第132次常委会，将以前的科改为学院，设师范学院、工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文学院等5院，共26系，另设体育部和先修班。(12)至此，在民族危难之际，国民政府在西南和西北分别建立起两所大学共同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样西迁的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其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却是不同的。相较而言，西南联大的组建更多表现出战时临时性举措的特征，也就是说组成西南联大各高校在民族惨遭侵略之际不得不“南渡”，抗战胜利“复神京，还燕碣”即“北归”是必然的；而西北联大的组建则更多体现出战时过渡性的特征，因为经营西北、提升西北高等教育水平、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分布格局早已成为国民政府的战略构想之一。(13)也就是说，组建西南联大是抗战危急形势下的应急之举，“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14)而组建西北联大是国民政府早已谋划与设想实施的国家战略。正因为此，西北联大组建后，1938年7月，联大农学院、工学院独立设置，教育学院改称为师范学院。193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西北联大再次改组，组建成立国立西北大学，同时师范学院、医学院亦独立设置。(15)这样，西北拥有综合、师范、医学、工学、农学等较为完整的大学学科体系，国民政府基本达到了其战略目标与战略设想。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国民政府在组建两所联合大学共同体时，学校组成的战略考量、战略思想是清晰的。组成西南联大的各校同质性很强，北大与南开都是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也并非以后的工科性质，而是文理并重。到1934年清华大学逐渐发展为拥有文、法、理、工4个学院，16个学系的综合性大学。(16)而组成西北联大的各校显然是考虑到了学科性质，北洋工学院是当时中国最强的工科院校；北平师范大学性质很明确，并且是当时中国师范类的最高学府；北平大学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之一。由此可知，西南联大是迫不得已的“南渡”，抗战胜利必然“北归”。组建西北联大则是一长远政府战略，考虑原则是学校性质和学科组成，目的在于改变中国高等教育集中分布于东南沿海的畸形现状，建立现代意义的西北高等教育体系。

　　其次，西北联大分置国立五校，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是明确的。这里要说明的是，人们对组建与分置西北联大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如，有认为：西安临时大学组建后，延安对西安的影响与日俱增。故1938年3月，国民党利用“潼关吃紧”“西安告急”的气氛，强令学校再次迁往陕南汉中一带。(17)有认为：组成西北联大的“各院校之间门户之见，派系之争，闹独立性者是常有之事。”而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分离之心早已有之”。(18)还有的认为临大南迁改名西北联大主要因为“一些学生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奔往延安。”(19)另外，美国有学者也认为：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不无相似之处，但“不幸的是，西北联大不久就沦为私人纠葛与机构纷争的牺牲品。”(20)由上可知，西北联大分置的主要原因为“防共”和内部矛盾导致。当然，以上观点不是毫无道理，但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西北联大南迁汉中等地，一则是抗战形势严峻使然，学校在西安无法继续正常教学，不得不南迁；二来，仅仅因“私人纠葛”“门户之见”就迅速分解一所国立大学，恐怕也不是在民族危难之际政府的所作所为；三则，如果是为了解决三校矛盾，为什么不分置成原来的三校，而偏要将西北联大分置成五校呢？这似乎于理于情均说不通。所以说，分置五校的真正原因是，国民政府基于对西北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布局与筹划的考虑，即是一种制度性安排。

　　第三，加强与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是国民政府既有的国家战略。近代以来，西北虽然有一些高等教育的萌芽，但断断续续，尚无建立起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随着时局的变化，“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响彻云霄，国民政府也不断派人去西北考察，以使开发西北的政策更富有科学性。1942年11月24日，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积极建设西北增强抗战力量奠定建国基础案》，明确西北为抗战建国根据地，这样开发西北就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一重要国策。(21)而要开发建设西北，又必须有大量的专门高级人才，人才何来？必须在西北建立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所需人才。为此，早在1935年12月28日，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就致函国民政府，建议将在北平的4所国立大学“酌迁一所入陕，易名西北大学。”(22)1936年1月3日，邵力子又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希望天津的北洋工学院“西移”，“为西北大学之基本”。(23)1938年4月，国民政府指出：“全国各地各级学校之迁移与设置，应有通盘计划，务与政治经济实施方针相呼应。”(24)同年4月，西北联大南迁汉中后，国民政府对西北联大办学校址等事宜的汇报，明确答复：“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25)1940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在一次演讲中再次强调：“过去(教育)在实施上及设置地区上均有缺点”，各大学“以致成为地区上畸形的发展”。所以“今后当力显地区上的平均发展，以便提高内地及边区的文化水平。”(26)对此，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要提高内地的文化水平，必须“新设若干新校”，而鉴于师范教育为全部教育的基础，故“要求教育的改造与改进必须从师范教育做起”，所以“将西北联大的师范教育，独立设置，改称西北师范学院。”至于医、工、农等若干新校的创设，十分注意高等教育合理化分布的原则。对创设西北医、工、农等新院校，他则讲：“在当时是很费一番努力的。”(27)由此可见，与西南联大不同的是，西北联大的组建与分置是国民政府的战略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