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前，未来性曾遭遇历史冻结和直观消解的哲学命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一条新的拯救未来性之路。第一次把作为自为性、目的性和超越性存在的人及其未来发展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予以哲学观照，把人类历史生成着的超越意识、自由意识和希望意识纳入现实活动中作出实践理解，从而开启了未来性问题研究的新路径并开创了新的理论局面。可以说，未来性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个必然的思想延伸和逻辑展开。未来性集中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本体求索的意向、实践批判的精神和终极关怀的情结，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能够彰显未来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能够从未来性出发反观和审视历史性、现实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完整意义。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性 现实性 未来性

　　作者简介：旷三平，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衡阳421001）。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新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的哲学视界具有三重逻辑展开：其一，历史性展开，即走向历史的深处，回溯考察人类历史的发生、演进和变革的过程，由此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切论断和原理皆以历史性为基准。其二，现实性批判，即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下去的合理性，由此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切论断和原理皆以现实性为表征。其三，未来性观照，即“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中预示并实现未来，由此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切论断和原理皆以未来性为归旨。历史唯物主义在对历史的回溯考察和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中怀着强烈的希望意识和美好的未来理想。不妨说，未来性集中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本体求索的意向、实践批判的精神和终极关怀的情结，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能够彰显未来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能够从未来性出发反观和审视历史性、现实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完整意义。

　　一、何以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性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没有使用未来性这一范畴的历史记述，但深入文本所蕴含的思想脉络、语言症候、理论表达、哲学视界和精神归宿中，则可以发现其中展现并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未来性问题的提出、拷问和解答所作的种种理论努力与孜孜以求的未来情怀。未来性曾是“历史哲学”话语世界中关注的一个问题，但均囿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论域，最终落入历史冻结与直观消解的理论窠臼。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坚决反对把“历史哲学”的帽子扣到他们头上，坚决反对“历史哲学”式的推演和臆造未来的哲学“把戏”。他们第一次把关于未来性问题的讨论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域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科学地讨论和解答无产阶级的未来性问题，这种讨论和解答与“历史哲学”和历史唯心主义显然有着根本的不同。虽然历史性和现实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两个重要范畴，具有重要的思想地位，但二者如果离开了与未来性的思想关联，从一定程度来看，其所考察的历史就会陷入迷茫，所关注的现实就会失去方向，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会随之黯然失色。而未来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正是照亮历史性和现实性问题讨论，以及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的一盏明灯。因为只有站在未来性问题讨论的思想高度，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种种理论问题的讨论才获得完整且最终的意义。由此而言，未来性无疑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具有不容忽视的思想地位。对此可能存在的某些争议，恰恰反证了多年来国内学界过多关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研究，而欠缺对历史唯物主义未来性研究的由来之处。笔者认为，从哲学上说，所谓未来性，指的是关于历史的走向、社会的变迁、时代的沿革，以及人类未来命运的一个逻辑概念或理论。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性，指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论域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科学地讨论和解答无产阶级和全人类面临的历史走向、社会变局、时代沿革和未来命运的哲学问题。而未来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具有内在的逻辑生成和理由。

　　第一，未来性是历史性展开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思想包含三个基本内容：其一，具有先决条件，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其二，具有历史必然性，是一个客观的“自然过程”；其三，具有世界普遍性，是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的普遍交往中实现的。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谈到未来共产主义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生成时，他说：“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以此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性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范畴，是普遍性在客观历史过程中必然的逻辑生成，它预示着世界的普遍发展和历史的必然进步，是历史进步论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表达。正如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所言：“没有马克思的理论，没有马克思为未来斗争所制定的路线，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的社会进步。”

　　第二，未来性是现实性批判的思想延伸。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性是包含着否定自身因素的现实性，它具有否定性和批判性的内在本质。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未来性问题的提出、拷问和解答就是在现实的否定性和批判性中历史地展开的。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著名论断：“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但过去的“历史哲学”却总是以抽象的概念“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从未实际地“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以此来看，与“历史哲学”根本不同，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性是一个内含批判性的范畴。它一方面是现实性批判的思想延伸，另一方面又是现实性批判的思想引领，为现实性批判提供了明确的目标、未来的可能和前进的方向。如罗素在他的《自由之路》“可望实现的理想世界”一章中所言：“我们必须寻求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创造精神充满活力，在那里，生活就是一次充满了欢乐与希望的历险，它不再受到保护自己财产并抢占他人所有的欲望的驱使，而由一种进行建设的冲动主导着。……这样的世界可以实现；只等人们满怀希望地去创造它。”

　　第三，未来性是实践范畴的基本表征。对于这个基本表征，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早期文本中找到诸多例证。如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谈及实践时提出“自由的理论精神”“内在的尺度”“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旨在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范畴不仅具有客观方面的含义即感性活动，还具有主观方面的含义即理性活动，是客观与主观、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二者结合起来的主体活动，即他所说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马克思早年曾想创立一个新的“法哲学体系”，但他曾遇到一个严重的思想障碍，这一“严重障碍同样是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之后，他明确意识到：脱离了“现有之物”而专注于“应有之物”，二者彼此分离和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只有从“现有之物”出发，去获得“应有之物”，也就是从现实出发，去实现未来，才能达致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努力克服思想上的“严重障碍”，为实践逻辑的历史生成提供了一个思想契机。由此，越出既有，达致应有，超越现实，实现未来便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范畴的题中应有之义：实践是客观与主观、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既有与应有、现实与未来二者结合起来的人的崇高生命活动。以此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性是一个显现超越性的范畴，它“从主体方面”显现了实践范畴超越性的基本表征。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第四，未来性是主体性原则的逻辑表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 在他看来，人通过自我意识把自己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使外部世界成为自己意识的对象，并通过“有生命的活动”去改变外部世界，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实现自己的自由目的。在马克思思想的心路历程中，关于人的本质始终没有逸出主体性原则进行讨论和理解，他所尊奉的主体性原则从本体论追问的意义上看就是自由原则，只不过这一原则最初是从关于人的存在的二重化理论中导出的。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人作为经验上的肉体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必须按照物质世界所设定的外在尺度行事。外在尺度从客体向度显示人的存在只是一个对象化存在，具有自在性和给定性，处于预成的、定在的和既有的存在状态。另一方面，人又“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他遵循自己“内在的尺度”，即人的内在需要和“本质力量的属性”的尺度，通过对象化的活动去超越种种“给定的”活动范围，去打破预成的、定在的和既有的存在限制，以不断实现自己理想的、应有的和自由的生存方式。动物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处于自然界绝对定在之中的本能活动，如马克思所说：“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而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范围存在。”因此，动物没有也无所谓自由，人则在肯定既定对象现实性的前提下，又积极扬弃和超越这一现实性，使之呈现潜在的可能性，并力图把可能性转变为预想的、应有的和新的更高层位的现实性，从中确证自己的本性“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可见，人的“内在的尺度”实际上就是主体性原则，它从主体向度显示着人从既有到应有、从现实到未来、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创造过程，即恩格斯讲的“飞跃”。以此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性是一个表达主体性的范畴，也是一个真正展现人的自由本性的范畴。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二、未来性的历史冻结与直观消解

　　罗素说过：“人类由于对自身一直生活于其中的充满破坏和残酷的混乱世界的不满而梦想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人类社会。这样的事古来如此。”柏拉图的《理想国》以降，人类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矢志不渝。然而，至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却产生过一次关于未来性问题讨论的思想“断裂”。

　　康德曾宣称：“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是哲学研究计划中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通过纯粹理性批判，由知识论来回答和解决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第二个是通过实践理性批判，由道德论来回答和解决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第三个则是通过历史理性批判，由宗教来回答和解决信仰何以可能的问题。其中，康德晚年醉心于宗教学研究，以回答和解决“我可以希望什么”的问题，集中突显了他的哲学关注未来的希望意识。在批判哲学的后期，康德回答和解决了“人们遵循道德法则做了自己应当做的事情之后还可以希望什么”的问题。可以看出，在他的宗教意识中，人是“向未来”而在的动物，是“希望”欲求中的存在，而这种“希望”欲求就源自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超越感性、弃恶“向善的原初禀赋”。或者说，“向善的原初禀赋”为他的理性宗教宣扬弃恶从善、自我救赎和祈愿上帝的内在要求提供了先验的根据。康德通过一系列的先验考察和论证，最终认为“我可以希望什么”就是希望“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并非配不上上帝的喜悦的对象”或“可以希望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由此看来，康德回答和解决“我可以希望什么”的问题，使他的哲学关注未来的希望意识完全被表达为一种宗教式的终极关怀。其实，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就曾说过：“希望只是从宗教才开始的。”这使得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曾经做出的评断：“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康德把关注未来的希望意识完全导向宗教信仰的领域，与其说是关注了未来、拯救了希望，不如说是封闭了未来、扼杀了希望，至此他哲学的未来性讨论也就完结了。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讲到：泰勒斯准确“预言过日蚀”，人们就嘲笑他“在仰望和注视星辰时，曾经跌到一个坑里”，“再也看不见他脚面前的东西了”。黑格尔则反过来嘲笑“他们不能自由地跌入坑内，因为他们已永远躺在坑里出不来了，——因为他们不能观看那更高远的东西”。对黑格尔来说，没有仰望星空的人，只是关注脚下的事情,人类是没有希望的，也不会有未来。不过，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诸如“自为的存在”“自由的实存”和“自我意识”等关涉未来性的哲学问题均是在绝对理性的目的论下加以解说的。首先，目的作为绝对理性运动的一个发端和环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一样先在地包含了未来的一切属性和状况，包含了历史发展的未来全体，也内含了一种绝对必然的未来发展路线。其次，“目的是由于否定了直接的客观性而达到自由实存的自为存在着的概念”，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客体对象的直接性、自在性和给定性的自觉扬弃和超越。换句话说，面对不断发展自身的需要与人已有的自在形式无法满足这种发展需要的矛盾，自我意识的进展总是持守一种超越的取向和否定的态度，总是希望满足人的未来发展、实现历史的理想形式和“最高状态”。正如黑格尔所说：“如果世界已是它应该那样，则意志的活动将会停止。”与康德略有不同，黑格尔的哲学似乎具有更为强烈的关注未来的希望意识，而且把未来性的问题真正导向了哲学的解释和论说。但是，这种哲学的解释和论说显然具有理论上的局限性。其一，历史的未来是先定的、预成的，这就意味着历史原本并没有自己的未来，而关于未来性的问题实际上被先验地排除了。其二，黑格尔哲学关于未来性问题的解释和论说被严格限定在绝对精神进展的逻辑框架之中，一旦为了满足体系的需要，他必须为哲学和历史确证一个不可超越的终点，人们望着这个终点除了赞叹已无他事可做了。正如柯林武德评论黑格尔历史哲学时所说：“未来对于他是、而且必定永远是一部没有打开的书。历史必须以现在而告结束，因为此外再没有发生过其他的事。”这也难怪黑格尔不屑于对历史的未来进一步发出追问，而宁愿做一只黄昏到来才起飞的猫头鹰。其实，在黑格尔那里，关于未来性的问题原本可以是基于辩证法的最好阐明，辩证法原本也可以为他的哲学通达未来提供“革命的”方法和道路。但由于他作为一个德国资产阶级思想代理人的无法克服的理论怯懦，由于他的辩证法是“仅限于观察和描述在历史过程中完成的辩证法”并在他构建绝对哲学的体系中被沦为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或“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至此，他必然得出“未来不是知识的对象”的结论，关于未来性的问题在他的哲学中最终被完全冻结了。其三，黑格尔哲学的未来性是在自我意识的对象化活动中展开的，也是运用思辨的语言加以抽象解释和论说的，因此他无法理解未来性在“实践批判的”活动中的“革命的”意义。囿于自我意识、思辨语言和抽象概念的世界，未来的可能性通向现实性的客观道路实际上被彻底堵塞了。

　　费尔巴哈曾用直观的唯物主义来对抗黑格尔，他主张客观世界只是外在的并通过直观获得的对象事物、“感性存在”和“感性世界”。而他以直观得来的感性形式去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势必陷入单凭观察来描写客观世界的情况中，对其作外部现象的经验描述，根本不可能达致客观世界的内部本质和客观必然性的“历史深处”，也根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未来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脉络。对此，恩格斯说：“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非常正确，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便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有一天太阳在早晨再也不升起。但是必然性的证明寓于人的活动中，寓于实验中，寓于劳动中”。由于费尔巴哈的思想是直观的，他同样不能把客观世界“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他对客观世界的单纯直观理解和感性态度必然在历史认识上带着浅薄性、狭隘性和闭锁性的特征。也就是说，他仅满足于、停留于和拘泥于对客观世界外部现象作单纯直观和经验的描述，断然摒弃深入客观世界的内在本质作进一步的理解与表达，进而对客观世界的未来发展进程采取了自觉的、羞于论说的“拒斥”和“回避”的理论态度。对此，他明确说道：“永远不要把将来作为自己的思想和关怀的直接对象。理性地享乐现在是唯一的对未来的理性的关怀。”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无法达到客观世界的内在本质和内在必然性的“彼岸世界”，也无法认识和把握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最终只能取消历史，或把人类史简单地归结为自然史。至此，关于哲学的未来性问题在直观的唯物主义中被直观地消解了。

　　三、未来性的理论彰显与实践解答

　　马克思之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往往以解释世界为己任，因此，关于未来性问题的讨论在他们的哲学中要么被神秘解释，要么被历史冻结，要么被直观消解，从而形成了扼杀希望、冻结历史和拒斥未来的一个共同的思想归宿。这就是说，他们的哲学并没有对未来世界确立起明确的历史概念、建立起清晰的客观逻辑，更没有寻找到创造未来、实现理想的现实之路。他们仅仅是述说了历史“从何处来”和“是什么”的问题，却无法真正揭示和说明历史“往何处去”这一关乎人类未来的根本性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未来应该怎样没有确切的看法。”众所周知，马克思唯物主义地解释一切历史、辩证地考察人类社会而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发现和创建，这无疑是他的哲学区别于以往任何哲学的一个根本标志。但值得学界注意的是，揭示和解析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和现实性，且进一步充分阐明和张扬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性，即在理论上彰显未来性的内涵和从实践上解答未来性的意义，才能完整理解马克思哲学何以区别于以往任何哲学的丰富内容。

　　在哲学史上，面对未来性的历史冻结与直观消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开辟了一条新的拯救未来性之路。第一次把作为自为性、目的性和超越性存在的人及其未来发展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予以哲学观照，把人类历史生成着的超越意识、自由意识和希望意识纳入现实活动中作出实践理解，从而开启了未来性问题研究的新路径并开创了新的理论局面。可以说，未来性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个必然的思想延伸和逻辑展开，也是一个蕴藏丰富内涵的精神重生地。

　　第一，未来性源于人与未来世界的对象化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这里，马克思的思想有两层含义值得注意：其一，人与世界的关系是通过感性活动建立起来的，也是经由“这种关系的规定性”肯定自己、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的。而在“这种关系的规定性”中对象性是属性、特征的关系表达，对象化则是过程、动态的关系显现。也就是说，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对象性的现实”是在对象化的展开过程中不断实现的。其二，对象化的关系展开，既有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与现实世界建立起来的对象化关系，也有与未来世界建立起来的对象化关系，否则无法实现“对象性的现实”“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毕竟未来世界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十分关注、期望的一个“对象世界”。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人是有生命的自由存在物，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动存在物，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与现实世界建立起来的对象化关系，呈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性，而与未来世界建立起来的对象化关系，则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性。黑格尔把有目的的人解读为“自由实存的自为存在”。但是，马克思把有目的的人看作“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的观点却与康德和黑格尔根本不同，在马克思的心目中，人的目的是“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在观念上预先提出和设定了关于实践活动创造的应然要求和未来结果。所以，目的绝不是一个先验的范畴，而是一个基于人类实践活动的话题。如他所言：“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可在谈到未来的“自由王国”时，马克思却把它的实现推及到了“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他说：“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在马克思看来，处于人与现实世界的对象化关系中的劳动，是“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是处于“必然王国”中的劳动。这种劳动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被物化和异化了。但在人与未来世界建立起来的对象化关系中，劳动将不再是物化的工具，而是扬弃了异化的、合乎人自身目的的需要，是“自由王国”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人与整个世界的对象化关系都是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人与整个世界对象化关系的现实展开中，人与未来世界对象化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且不容忽视了。马克思清楚地表明：作为人的自身目的，是对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未来社会在观念上的事先占有，是对满足人类自身全面发展需要的活动过程以及活动结果在意向上的未来把握，也就是表现为对人与未来世界对象化关系的超前反映和预先掌握。正是这种超前反映和预先掌握，才使人与整个世界对象化关系的现实展开获得了全面而完整的意义；才使人与整个世界的对象化关系真正成为一种以人的内在需要为“尺度”，“按人的方式”和依照人的“本质力量的属性”建立起来的对象化关系。即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一种按照满足人的未来需要的可能性、依据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目的性、理想性和未来性与对象世界建立起来的真正“属人”的关系。

　　第二，未来性基于历史必然性的趋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由此来看，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诸如超前认识、希望意识、预先掌握、社会预见、未来构想和自由实现等关乎未来性的问题讨论均是以承认和尊重历史必然性为前提的。承认和尊重历史必然性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推动了一次历史科学的革命性进展，也把关于未来性的问题讨论推向了一个新高度。首先，按照恩格斯评价黑格尔“伟大功绩”时的说法，承认和尊重历史必然性就是要“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中不难看出，承认和尊重历史必然性固然十分重要，但进一步承认和尊重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认识即认定和坚信人们完全有能力揭示和发现历史必然性同样十分重要。正是由于揭示和发现了历史必然性，人类才有未来，没有揭示和发现历史必然性，人类不会有未来，因为人类的未来是通过揭示和发现历史必然性并通过实践活动遵循历史必然性的发展趋向创造出来的。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及未来的共产主义时所说：“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揭示和证明了人类社会领域中的历史必然性，并把它描写为一个客观的运动过程。至此，关于历史的未来性问题，唯有建立在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科学的回答和现实的解决。马克思明确主张：共产主义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建构，绝不是以某个改革家头脑中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也不是从什么抽象的永恒理性和永恒正义出发，而是以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为前提，以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它的必然发展趋势为根据，也是这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被意识到了的自觉表现。在马克思心目中，无产阶级是这一自觉表现的主体，“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所“作为”，同时“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因此，如果离开了历史的发展规律，没有关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它的必然发展趋势的自觉意识，就无从谈起无产阶级的历史目的和任务，更无从谈起共产主义的科学内涵以及它的现实可能性。即便已有人谈起，共产主义也会“为乌托邦寓言的云雾所掩盖”。最后，承认和尊重历史必然性，通过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自觉认识而历史唯物主义地阐明关于历史的未来性问题，绝不是要“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也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既定社会的历史状况是不同的，所以对不同的社会历史状况下人们现实发展的可能性，必须进行分别的研究和考察。即便是极其相似的历史状况，由于发生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也应加以分别地研究和考察，绝不能套用公式、一概论之，否则的话，“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第三，未来性合于社会总体性的逻辑。总体性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自觉历史、认识社会和预示未来的一个基本方法，它的核心绝不是执着概念总体性，而是诉诸实践总体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又说：“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在马克思那里，总体性原则不是脱离直观和表象的纯粹思维运动的产物，而是综合诸多个别直观和表象进而形成概念以现实展开思维活动过程的产物。逻辑地说，在一个总体性构成的系统中，即一个由各个要素的相互联系而形成的诸要素之总体联系的系统中，脱离个别直观和表象的纯粹思维，无法实现单个的要素“从属于”总体、“缺乏”的要素创造于总体、所有的要素趋向于总体的逻辑展开。基于此，可以真实理解马克思“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世界各大文明一直处于彼此隔绝的孤立状态，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各自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伴随着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以及交往方式的改变，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各自的发展形成了“从属于”总体的发展趋向。他们又逻辑地说，假设没有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各自的发展，何以形成“从属于”总体的发展趋向？何以谈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换言之，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各自的发展是“从属于”总体发展趋向的一个逻辑前提，也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一个历史前提。如果脱离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各自的发展谈论社会总体性原则、论证“世界历史”的生成，不过是纯粹思维运动的产物而已。

　　于是，有充分理由说，马克思关于总体性原则、“社会有机体”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思想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中形成的。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把关于未来性的问题置于“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予以讨论。他说：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在马克思的理想设计中，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一方面个人的自由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造就了整个社会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使一种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总体性意识得以现实化。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的：“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这就是说，共产主义一旦成为无产阶级的普遍意识，变成“联合起来的个人”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的现实运动，那么它终将会由理想变为现实。不难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关于人类未来的科学论断既顺应了历史必然性的发展趋向，也完全合于历史唯物主义总体性原则的逻辑展开。

　　第四，未来性得于人类主体性的创造。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主体性的现实活动创造着人类的历史与未来，而关于未来性的问题也只有在人类主体性的创造活动中才能获得真实的理解。马克思认为，人类主体性的创造活动，是依据自身的内在尺度和需要，不断去打破自身既有的状况、越出自身存在的既定范围去努力改变世界、创造未来。可见它总是立足于现实而又不囿于现实，总是超越现实而不断地去追求某种可能的理想化了的世界。换句话说，它既肯定了给定的对象事物的现实性，又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改变着这些事物并赋予它们以新的规定性，并从中反观出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因此它的视角和归旨总是导向未来的，总是力图认识和把握历史的必然性并在这种认识和把握中预示自己的未来、创造自己的未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自己创造自己的未来显然应以承认和尊重历史的必然性为前提。但是，在黑格尔的心目中，历史必然性是先于历史而从历史的外面输入给历史预定的“绝对计划”，人只不过是实现这种超历史“计划”的“活的工具”而已。因此，黑格尔只不过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对历史必然性存在的意义，实际上却剥夺了历史必然性的属人性质。在他那里，人类的主体性在历史必然性的展开中“失落了”。他的哲学的先验预成性最终消解了人类的主体性，也断绝了历史的未来性。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以为，“把社会科学的任务看作揭示社会进化的规律，以便预言社会的未来”是历史决定论的“核心”。所以，只要否定了历史的规律性或必然性，历史决定论的理论大厦就会顷刻倒塌。卡尔·波普尔自以为采取了“釜底抽薪”式的否定，就能推翻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性的思想学说，殊不知他心目中的历史规律性或必然性同黑格尔一样，也同空想家傅立叶单纯理解为“符合由牛顿和莱布尼茨所阐明的物质引力规律”一样，被剥夺了属人的性质。这种关于未来性的理解，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根本不是一回事。马克思认为，“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恩格斯则把历史的规律看作“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于是，历史必然性中“失落了”的主体性被拯救了，历史必然性的属人性质被张扬了，历史的未来性也被重新开启了。

　　马克思心目中的历史必然性获得了双重理解。当他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时，实际上他对人的主体活动的目的性作了非目的性的解释。当他说：劳动者“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时，实际上他又对历史进程的非目的性作了目的性的解释。前者运用历史的尺度对人的有目的的自觉活动作出客体向度的解释，即合规律性的解释，后者则“按照人的尺度”对历史的客观进程作出主体向度的解释，即合目的性的解释。两种解释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达致统一，共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未来性问题讨论的哲学前提。

　　四、未来性与历史性、现实性的“视界融合”

　　第一，“考察过去的历史”中生成的未来性。历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础性范畴，对其作出解读十分重要。然而，只把它的内涵理解为“历史活动”和“历史关系”似有简单化的倾向，更不应仅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依据。其实，结合更多的经典文本来考察，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范畴应有以下深刻含义：其一，历史绝不是概念的逻辑运动，即“不涉及现实”的思想活动，而是现实的历史活动，是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其二，历史绝不是抽象的、从外部输入的关系式，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联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关系体。其三，历史绝不是一种超自然过程，而是“一种自然过程”，这一方面说明历史具有似自然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说明自然是历史中的自然，“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四，历史绝不是一般的人之外的存在状态，而“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所组成。其五，历史绝不只是历史活动已形成了的结果，更是走向未来世界的历史起点和发展根据。正如列宁所说：“究竟根据什么材料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这里所根据的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从历史范畴的五重含义来看，它与未来性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其一，作为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其活动结果包含着未来性成长的因素；其二，作为客观联系着的历史，其关系体的矛盾运动生成着未来性展开的动力；其三，作为具有似自然的客观必然性的历史，其发展趋势预示着未来性实现的道路；其四，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的人形成的历史，其社会形态提供着未来性创造的条件；其五，作为走向未来世界的历史起点和发展根据的历史，其既有状况内藏着终被否定、被超越和“被扬弃之点”。基于历史与未来的内在相关性，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性一定是在“考察过去的历史”中历史地生成的。马克思受黑格尔“使往昔的时代重新复活，使过去和现状发生联系”思想的影响，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研究历史的新方法，这就是所谓的“从后思索”法。他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把现实生活、“事后”“完成的结果”视为过去历史的更高一层的“复活”和再现，如同“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从现实生活、“事后”“完成的结果开始”去“考察过去的历史”，便能洞见和把握过去的历史以及整个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并从中获得关于未来的科学预见。因此，他明确说道：从现实生活出发去“考察过去的历史”，“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列宁继承并运用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他说：“不仅仅限于解释过去，而且大胆地预察未来，并勇敢地用实际活动来实现未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布洛赫曾断定，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可付诸实施的“乌托邦”，认为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消极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具体的、积极的“乌托邦”，并把它视为未来的党性和希望的知识。但略显遗憾的是，布洛赫关于“乌托邦”的哲学运思总是指向“此时”“在场”，也就是说，他的作为希望原理基础的“尚未存在的本体论”哲学不是要去探讨过去，只是要去探讨未来，不是通过艰苦和深入地“考察过去的历史”以预示未来，只是限于批判当下而关注“尚未存在”。这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未来性考察方式显然是有一定思想差距的。

　　第二，“现存世界革命化”中预示的未来性。现实性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基础性范畴，它有以下深刻含义：首先，现实性是物质性或客观性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特殊表达。在人与自然界存在的种种事物尚未建立起对象化关系之前，它们仅表现为自在性，尽管它们无疑具有物质性或客观性的基本属性，但还不能说具有了现实性。自从有了人，有了人的活动，有了人与客观世界建立起来的对象化关系，才有了现实性的存在及其意义。其次，现实性是包含否定自身因素的现实性，不是僵死不变、固守既有的现存性。现存性固然具有物质性或客观性的属性，但它绝不是现实性，也没有什么存在的合理性可言。最后，现实性蕴含着可能性，是某种可能性实际展开的历史场域。从现实性的三重含义来看，它与未来性必然存在着内在关联。

　　其一，没有现实性就没有未来性。在马克思看来，现实既是过去的延伸和“复活”，又是未来的显现和发端，它以“积淀”的方式承继着过去，又以“母体”的形式孕育着未来、诞生着未来、成长着未来。如果不是奠定在现实性的基础之上，一切关于未来性的设想或行动都是不可思议的，只能“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谈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恩格斯也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段话是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章的结尾所作的总结性文字，又使用了“首先”一词，在某种程度上这被视为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关键。

　　其二，没有现实的否定性就没有未来性。马克思曾说：“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在这里，马克思显然不是要取消推断和预示未来的历史任务，而是要清晰表明：如果不能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现实的否定和彻底的批判，任何关于未来的推断只能陷入臆造的公式和浪漫的空想。对他来说，按照历史的辩证逻辑，现实性通过否定自身的运动而“被扬弃”，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理想化的未来世界。这是一个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化过程，也是一个旧世界向新世界的上升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过程中，未来社会作为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对象，始终是他们的思想所眷注和关切的理想世界。面向未来、向往未来、创造未来始终是他们的学说所钟情和企望的理想情结。他们一生对未来社会的执着追求，使他们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中，念念不忘把自己探寻的历史焦点调整到对未来社会的预见、构想和实现的崇高目标——共产主义之上。对他们来说，争取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绝不只是一种对未来的美好设想，“‘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是通过批判现存世界的革命性活动来实现的。因此，他们明确提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早年在给友人的信中就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和信念：“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其三，没有现实的可能性就没有未来性。现实的可能性，是某种可能性实际展开的历史场域，或者说是现实事物中具有充分的内在根据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变成现实的某种发展趋势。没有内在根据的可能性，是抽象的可能性，具有内在根据但并不充分的可能性，也不是现实的可能性，其未来的思想诉求只能是个“不成熟的理论”，最终也只能陷入空想。如恩格斯所说：“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尽管他们曾“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第三，“视界融合”中解读的未来性。如前所述，在马克思那里，人与世界的对象化关系是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而在与世界的对象化关系的展开中，人与以往历史、现实世界和未来世界的对象化关系是彼此相连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统一的历史根据是人类实践，而逻辑根据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由此，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要求人们从现实生活、“事后”“完成的结果开始”去“考察过去的历史”，才能洞见和把握过去的历史以及整个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并从中获得关于未来的科学预见。从中可以看出，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史连贯和辩证统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哲学视界，它第一次使“考察过去的历史”“现存世界革命化”与科学预见未来社会实现了三重“视界融合”，以求真正解决“人从何处来”“人是什么”和“人往何处去”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根本问题。其实，恩格斯也有相似的观点，“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在恩格斯看来，“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必须结合对历史事实、对现实发展过程的考察加以阐明，否则的话，关于未来社会的种种论断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也都“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这里，他的历史观的思维指向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基于历史和现实且关注和预示未来。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