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科关注
晚清: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时代的开启
2020年12月05日 09:31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作者:关爱和 字号
2020年12月05日 09:31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作者:关爱和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晚清甲午后,中国人所自办报刊如雨后春笋,遍地而立。一代维新知识群体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以报刊为阵地,以文字为武器,发表政论,传播新知,充任维新变法时期思想启蒙、政治变革的领袖。晚清报刊在构建政治、学术平台的同时,也建构了文学的平台。晚清文学变革的第一现场在报刊。晚清开启了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时代。

  关 键 词:报刊/文学时代/自新/他新

  作者简介:关爱和,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 开封 475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项目批准号:11&ZD110)的阶段性成果。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中国命运的战争。“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①在救亡图存、西风东渐的背景下,一场以思想启蒙、政治变革为主要内容的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兴起。维新知识群体以文字所表达的社会关切,在晚清报刊所构筑的舆论话语空间激荡,从而产生的神奇力量,使维新知识群体享受了登高一呼、万众响应、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素王”之尊。变法维新的思想张力与报刊空间的舆论合力,促使维新知识群体在神州巨劫奇变与西学东渐的浪潮翻滚而来的国家与民族命运生死的对决中,以淬厉采补的手段、凤凰涅槃的勇气,考量中西,斟酌古今,商量旧学,邃密新知,致力于重建支撑民族崛起、国家富强的思想学术体系。文学作为国民精神的重要表征,是思想维新的重要内容;而文学自身所具有的陶冶情感、左右人心的特征,又是思想维新最佳的手段。对于文学,维新知识群体抱有“自新”与“他新”双重期待。随着报刊公共空间的急剧扩大,维新知识群体对文学维新的鼓吹,社会对诗、文、小说、戏曲创作与阅读热情的高涨,一个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时代悄然到来。

  一、晚清:中国报刊时代的形成

  中国近代中文报刊起源于外国传教士。19世纪初,来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的传教士,出于传教和传播西方文化的需要,把西方已经流行的Magazine(杂志)与Newspaper(报纸)带入中国。根据中国的接受与传播条件,最初的办报人创造出一种合报纸与杂志为一的传播媒介——报刊。此类报刊的代表,鸦片战争前有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荷兰传教会郭士立1833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这些报刊中,已经有了自编自写的新闻和言论。鸦片战争后,随着传教与通商限制的逐渐放宽,外国商人与传教士合办中文报刊也渐渐增多。据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统计,到1890年,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发展到76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和《申报》。《万国公报》是一个由教会创办的综合性时事刊物,最高时发行五万余份。1907年停刊,持续四十余年,影响甚大。1872年,英国商人美查等创办商业性的《申报》。《申报》定位于办“给华人看的”报纸,聘华人作主笔;重视新闻真相,具备省会和重要城市重大政治事件现场采访、独立报道的能力。《申报》从1872年发刊到1949年终刊,历时77年,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外国传教士与商人报刊在华的出现,给置身于闭关锁国之中的中国人带来了阅读的兴趣、阅读的文明。中国读者见识了不同于旧邸报的新报刊。外国传教士与商人主办报刊中的新闻与评论,成为中国读者开眼看世界的重要信息通道。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组织编译《四州志》,魏源受林则徐委托,辑录《海国图志》,其资料来源,都曾参考《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报刊。魏源《海国图志》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代表着鸦片战争时期“开眼看世界”一代士人的思想水平。稍后《万国公报》《申报》创办,其对西政西学、民主民权的宣传,成为西学东渐的第一轮潮汐,也自然成为维新知识群体呼唤变法的思想根源。

  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次高潮,兴起于甲午之后。1895年11月康有为到上海,创设强学会上海分会。次年8月9日,强学会的喉舌《时务报》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梁启超为主编,汪康年任总经理。新报为旬刊,每期二十余页,容量在三四万字。1898年8月8日终刊,共出六十九期。最高发行量为12000份。

  在《时务报》风生水起的第二年,维新思想家严复等筹划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与《时务报》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国闻报》出报两种:日报曰《国闻报》,以京津华北新闻为主。旬报曰《国闻汇编》,以重要消息与论说译文为主。《国闻报》馆主为王修植,主笔严复,总编辑夏曾佑。出于避祸的考虑,报馆馆址设在租界。百日维新中,《国闻报》报道新政事宜最为得力。维新政变后,《国闻报》在“视死如归”的题目下报道六君子为国捐躯之事后,“奉旨停办”。

  维新时期有重要影响的另一位学者章太炎,也是从办报而走上社会的。章太炎在杭州诂经精舍时加入强学会,1896年到上海,任《时务报》笔政。章太炎在《时务报》所发表的文字,因古雅而被黄遵宪称为“文集之文,非报馆文”。后因政见与康、梁不合,于1897年4月回到杭州,编辑《经世报》,并不断为《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撰文。1898年初应张之洞之邀,到湖北筹办《正学报》。《正学报》最终胎死腹中,章太炎只留下一篇《正学报缘起》。

  1898年2月17日,21岁的海宁青年王国维来到《时务报》馆当书记兼校对,开始了他的学术人生。王国维到报馆时,梁启超已辞去主笔。只能拿到12元月薪的王国维,偶遇罗振玉后,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兼理庶务。《时务报》闭馆后,帮助罗振玉办《农学报》,编译并撰社论,正式走上办报之路。1901年,罗振玉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王国维任编辑。《教育世界》是中国较早的教育专业刊物,偏重译述。第68期后,王国维接任主编,王国维任主编的8年间,对办刊投入了巨大精力。其个人的很多重要论文,首发即在《教育世界》。

  这是一个不参与办报、不在报刊上刊布文章,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读书人的时代。全社会的知识精英,以及知识精英们的智慧,尽在报刊的平台上显露发布,尽在报刊的空间里碰撞交集,从而构成晚清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报刊承载了传播社会政治信息、生成公共舆论、发表学术创获与文学作品的重任。这是过去未曾有过、后来也不可重复的时代。

  这种精彩在维新变法失败后的中国仍在继续。1898年12月23日,逃往海外的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梁启超《清议报叙例》申明办报宗旨是“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1901年12月31日,《清议报》刚出满100期,报馆失火,报纸停刊。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再创办《新民丛报》。《新民丛报》的编辑宗旨是“维新吾国,维新吾民”。报纸为半月刊,最高发行量为14000册。1907年在与《民报》的论战中跌至不足3000册时被迫停刊,共出96号。《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的梁启超开通了西学东来的通道,成为舆论界的骄子。其1901年所写的《自励》诗中“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②的诗句,显示出以著论报国的宏大志向。

  戊戌变法后,章太炎因列名强学会,参加变法宣传而被通缉,先至台湾,后又接受梁启超邀请来到日本。在日本与梁启超冰释《时务报》旧怨,并在梁的引见下认识孙中山。其《儒学真论》连载于《清议报》。稍后,又将《文学说例》分三次刊发于《新民丛报》。清末似乎是一个政治见解大于个人友谊的时代。梁启超1901年在《清议报》发表《积弱朔源论》,主张因积弱民智未开而实行君主立宪。章太炎针锋相对地写作《正仇满论》在《国民报》上发表,对梁启超的《积弱朔源论》予以驳斥,拉开“君主立宪”还是“排满革命”论战的序幕。1903年《苏报》谋划报纸改革,聘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为撰稿人。5月,邹容的《革命军自序》刊于《苏报》,稍后章士钊序、章太炎序及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节录相继在《苏报》发表,遂酿成轰动一时的“苏报案”。邹容死于狱中,章太炎铁窗三年。章氏出狱后到东京,加入同盟会,担任《民报》主编。《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以“颠倒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为基本指向。章太炎自第六期起担任主编,策划了《民报》与《新民丛报》参与的关于中国民族与民主革命的论战。论战中《新民丛报》先退下阵来,于1907年6月悄悄停刊。《民报》则在1908年10月出至第二十四期时,被清政府通过日本政府叫停。

  这一时期,章太炎成为主要撰稿人的还有《国粹学报》。《国粹学报》是1905年创刊于上海的国学期刊,是国学保存会主办的学术刊物。《国粹学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爱国保种,存学救世”为办刊宗旨,谈学术而兼涉革命。邓实、黄节为主编。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黄侃均为主要撰稿人。王国维著名的《人间词话》最初就是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国粹学报》出版7年,至1911年出至第八十二期时停刊。

  从甲午到辛亥,历史的车轮只是转过了十几年的光阴,但这十几年间,中国的变化却是天翻地覆式的。社会变化的能量,来自于民族自新、民众思变。当遍地而起的报刊将世界进化的趋势与中华民族国家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明昭大号于国民,将老大中国“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的道理条分缕析于国民时,思想革命、社会革命的风暴便随之拔地而起。当思想革命、社会革命的风暴兴起之际,文学便获得了“自新”和“他新”的巨大空间与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晚清报刊所建构的文学空间

  晚清报刊是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最初的摇篮。晚清维新思想家、文学家对文学空间的打造,其用力之勤、寄托之厚,是前所未有的。晚清报刊所建构的文学空间,成为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重要桥梁。

  晚清报刊从问世的第一时间,就面临着“怎么写”的文体问题。如何在文言分离的书写传统及晚清汉学家述学之文与桐城派唐宋八家古文统治的格局下,创造出与政治革命、西风东渐时代氛围相适应,与国家重建、民族崛起宏大叙事相匹配,提升国民品格,传播文明思想,符合报刊读者接受能力和阅读兴趣的新文体?晚清报刊对文学空间的打造,首先是由报章文体起步的。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是中国人自办报刊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其1895年6月的《上清帝第四书》中建言有五,第四条即为“设报达聪”:“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③1895年11月作《上海强学会章程》,将“刊布报纸”列为上海强学会应办事宜:“今之刊报,专录中国时务,兼译外洋新闻,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④热心于办报的康有为在北京经办《中外纪闻》、上海经办《强学报》,被取缔后,旋即筹划《时务报》。梁启超出任主编《时务报》不仅实现了康氏办报的理想,也承继了康氏“诡诞敢大言”的文风。当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变法通议》,将今文经学派的三世说与西洋进化论的思想要义,全球列国大局及老大帝国“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道理,“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⑤的两种前景,以振聋发聩、热情奔放的语言,要言不烦、条分缕析地讲述给读者时,也便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报章文体。报章文体不同于汉学家志在经史考据,孜孜家法门径,佶屈聱牙、烦琐不堪的述学之文,不同于桐城派专意辞章之学,揣摩八家法度,拘泥义法、谨守雅洁的文人之文。报章文体选择国民与公众最为关心的公共话题,以“自觉有责,觉后是任”⑥的热情,以妇孺可解的语辞、简洁明快的逻辑,抒写胸臆,表达见解,提出解决之道。报章文体在维新变法运动兴起之际横空出世,讲述救国救民的道理与方法,自然是活力无限。维新变法时期主张“冲破一切罗网”的谭嗣同,1897年1月写作《报章文体说》一文,盛赞报章文体。谭文以为报章文体可涵纳兼备纪、志、论说等传统的三类十体的体裁职能,能担负起上下古今兼容并包、同条共贯的书写责任,其文则选,其事则史,“自生民以来,书契所记,文献所征”,“斯事体大,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灿烂者也”。⑦维新时期因报章文体写作暴得大名的是梁启超。在《时务报》浅易通俗、热情奔放的报章文体传播到大江南北,取得“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⑧阅读效应的同时,梁启超也成为维新变法喉舌和舆论界的骄子。梁启超广采新知、文白杂糅、平易畅达、感情丰沛的时务文体,开启了中国“报章兴”的新时代。

  遵循从众向俗、化雅为俗的大众路向,用浅显易懂、妇孺易解的报馆之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既是报章文体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梁启超文体价值观氤氳生成的结果。《时务报》初刊,严复致函梁启超,劝其立言慎审。梁启超的回函,一方面言自己性格“性喜论议,信口辄谈”,“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另一方面,又坦言自己的为文理念:“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⑨抱有为椎轮,为土阶,以俟继起者的办报为文理念,自然不妨信马由缰,做一回舆论界的陈胜、吴广。1897年底,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教授生徒,别出心裁地把天下之文分为“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以为“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而“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⑩。鼓励以天下为己任的莘莘学子,走出“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11)的误区,创造与写作直面时艰、救焚援溺、条理细备、平易畅达的觉世之文。

  亡命日本后,梁启超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逐渐认识到新民乃救国之前提,造就新型国民和改造国民性是建立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的基石,国民思想启蒙和国民精神再造才是救治中国根本之方。他遍览日文报刊和日译西学书籍,借道东洋,辛勤为国人采集西洋文明思想的薪火,相继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发表了大量政论、传记、述学之文,大力传播近代民主思想和民族国家观念,反思批判国人的奴隶根性,阐扬国民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理想、自治理念、合群观念等,大声呼唤尚武精神和“中国魂”,甚乃鼓吹革命、排满、破坏、暗杀、自立、共和,以“烈山泽以辟新局”的气度,充任“新思想界之陈涉”。(12)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13)的威力强大的文字,使得政治革命、民族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学术革命、文学革命、文字革命、风俗革命的理念深入人心。梁启超“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14)的新体散文,因《新民丛报》坚持最久、影响最大,时称“新民体”。“新民体”是梁启超新文体的成熟形态,也是报章文体的成熟形态。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描述《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新文体”写作的情况道:

  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15)

  梁启超“新文体”的魔力,来自于作者对社会变革和公共事物发表言论的思想力量,来自于作者先知有责、觉后是任的精神力量。梁启超“先知有责,觉后是任”的承担精神,既有中国传统士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愫,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终极关怀的精神。梁启超“新文体”以特有的自信、乐观、热情,给闭塞委靡中的中国读者以亮色的希望,这种自信、乐观、热情以社会承担精神为底蕴,表现出新一代士人坚毅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风貌,并给文字本身带来无穷的魅力。

  创办《新民丛报》的1902年前后,也是梁启超全面提出“文学界革命”的时期。在梁启超新民救国的思想链条中,文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文学作为国民精神的重要表征,无疑是“新民”的重要内容;而文学自身所具有的转移情感、左右人心的特性,又是“新民”最有效的手段。从国民精神的进化而言,文学需要“自新”;从促进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又必须承担起“他新”的责任。对于文学,梁启超抱有“自新”与“他新”的双重期待。20世纪初,梁启超依托《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新小说》杂志,相继发起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曲界革命,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文学变革之风,在文坛和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语言文学体系从古典向现代的进步与变革。

  报章文体的成熟是文界革命的标志性创获。梁启超心目中的“文界”,主要是指以报章文体为主的著译之业。在国势危急、民族被难之时,著译之业当以“维新吾国,维新吾民”为第一要务,著译者当以“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16)为首选。梁启超为文界革命设置的目标,是在传统抒写个人情志的文人之文和以经术为本源的述学之文之外,别创一种会通中西、融合古今、半文半白、亦骈亦散、条理明晰、自由抒写、流畅锐达、雄放隽快的文章新体,使之成为传播文明思想、拯救民族危亡的坚车利器。

  在文界革命成功的鼓舞下,梁启超开始谋划鼓动其他文体的变革。梁启超最初提出“诗界革命”的主张,是在1899年底写作的《汗漫录》中。梁启超以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17)之后,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上开辟“诗界潮音集”“饮冰室诗话”“杂歌谣”等专栏,鼓吹诗界革命。鉴于新诗实践中新语句与旧风格常相背驰的矛盾,以及新诗坛“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流弊,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转而强调“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将诗界革命纲领调整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并推重倡言“我手写我口”的黄遵宪的“新派诗”,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典范。

  在传统士人视为雅言的诗文中,梁启超文体革命的目标是“革其精神”,看重诗文作品的“新意境”,而提倡“新语句”;在传统士人视为小道的小说、戏曲文体中,梁启超文体革命的目标是打破雅俗壁垒,推小说(含戏曲)为“文学之最上乘”,充分发挥其改造社会、左右人心的作用。在维新变法时期,小说、戏曲左右人心、移风易俗的作用,便为康有为、严复、夏曾佑所看重。但晚清小说、戏曲界革命运动的倡导者,则是梁启超,《清议报》创办首期即开辟“政治小说”专栏。梁启超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等文,号召写作与翻译“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的政治小说。1902年创办《新小说》,梁启超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发刊词。受当时习惯的影响,梁启超使用“小说”概念时,也常常包含戏曲。他倡导的小说、戏曲界革命,将文学救国的神话演绎到极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必新小说”,这极大提升了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白话文学的文化、文体地位。小说、戏曲界革命带起了一个小说期刊和著译新小说繁荣的时代,小说、戏剧自此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巨大家族。

  《清议报》时期,除论说、新闻外,《清议报》即设有“政治小说”“诗文辞随录”等专栏,发表翻译小说、维新同仁诗文作品。《新民丛报》时期,设“小说”“文苑”专栏,“文苑”专栏第十号前为“诗界潮音集”,第十一号起“饮冰室诗话”与“诗界潮音集”交替刊载。自1906年第73号始,“小说”“文苑”栏目取消,改设“文艺一”“文艺二”栏目,继续刊载小说与诗话。梁启超对文学一直别有眷顾。1902年8月18日《新民丛报》第十四号刊出《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预告中国历史上第一小说专刊《新小说》即将问世。预告文阐述《新小说》的编辑宗旨是“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设想小说种类著译各半,文言俗语参用,官话粤语参用。内容除图画、论说外,分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探侦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杂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世界名人轶事、新乐府、粤讴及广东戏本等。从《新小说》的创刊预告中,我们知道小说的概念中包含戏曲。1902年11月14日,《新小说》问世,也拉开了小说、戏曲革命的帷幕。在《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除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论说外,还推出他本人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未来记》是作者酝酿多年,构想宏大,以演绎政治理想为主题的政治小说。但其在《新小说》杂志上连载至第五回时,作者便中断了写作。《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注定很难再写下去的小说。作者试图将演讲、辩论、游记、新闻、译诗诸种文类合而为一在小说文体中,而对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描写等基本元素,不甚关注,黄遵宪谓之“此卷所短者,小说中之神采(必以透切为佳)之趣味耳(必以曲折为佳)”(18),小说作品缺失了这些要素,其写作也势必难以为继。梁启超在1902年前后,身体力行于戏曲革新,创作了《劫灰梦》《新罗马》《侠情记》传奇三种、《班定远平西域》粤剧一种,分别在《新民丛报》《新小说》上刊出。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虽然未能完成,但其小说改良群治的积极实践和革新,对当时的小说界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

  随着小说地位的提高,各类专门刊载小说的刊物纷纷问世,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之后,李伯元主办的《绣像小说》(1903年)、龚子英主办的《新新小说》(1904年)、吴趼人主办的《月月小说》(1906年)、黄人主办的《小说林》(1907年)相继创刊。与小说的社会需求相适应,小说的作者队伍也不断扩大,并出现了以小说的创作和翻译为职业的小说作家群体。政治小说,谴责小说,言情、侦探、科幻等小说,令人目不暇接,小说堂而皇之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巨大家族。如同小说界革命一样,梁启超推动的戏曲界革命也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借三尺舞台演绎中外家国兴亡故事,以曲词抒写新民救国情怀,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众多的报刊纷纷成为发表新剧作品的主要阵地。1904年9月,柳亚子等人创办的第一个专门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在上海问世,标志着戏曲文学新时代的到来。而戏曲界的艺术表演家和作家,响应戏曲革命的号召,组织新型的艺术团体,改革不同的戏曲剧种,编写适应演出、具有较强艺术生命力的剧本,也给戏曲界革命增添了不少光彩。

  《国闻报》创刊之初,自1897年11月10号起,至1897年12月11号止,在“论说”栏中,分七次连续刊登上万言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1903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第七期的《小说丛话》中誉之为雄文,并认定此文出自于严复、夏曾佑之手。《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第一声春雷。论说从执途人而问知曹操、刘备、阿斗、诸葛亮等《三国演义》中人物,宋江、吴用、武松、潘金莲、杨雄等《水浒传》中人物,唐明皇、杨贵妃、张生、莺莺、柳梦梅、杜丽娘等戏曲中人物,则路人皆知其故事且可以评论其是是非非的现象入手,揭示“说部”胜于“经史”的奥秘,在于“说部”擅长表现人类的“公性情”:英雄与男女。作者洋洋洒洒分别追溯中国与欧洲从洪荒时代到现今社会繁衍进化的历史,以为人类不论东方西方、古代现代,均以“英雄”与“男女”为人性之根本:“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存,非有男女之性不能传种也”。说部易传,胜于经史的原因:一是所用语言为此种族人所行用,且与口说之语相近。与口说之语相远者不易传,相近者易传;二是说讲之故事中,服物器用、人心风俗、成败荣辱,与读者日习之事相似。言不习之事者不易传,言日习之事者易传;三是说部多人心之虚构,“稍存实事,略作依违,嬉笑怒骂,托迹鬼神,天下之快,莫快于斯”。书之言实事者不易传,言虚事者易传。史书所言,皆不易传;小说、戏曲所言,皆易传。在洋洋洒洒的论述、论证后,作者结语道:

  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夫本馆同志,知其若此,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箕,精卫之一石也。抑又闻之: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如因其虚而薄之,则古之号为经史者,岂尽实哉!岂尽实哉!(19)

  以为说部“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在当时不啻为石破天惊之言。而立足于“使民开化”以提倡小说、戏曲,坚信“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所作”,也是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大目标出发的明智之举。《国闻报》附印说部的事情并未付诸实施,但其倡导之功却影响巨大。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有明显的上承严、夏而“接着讲”的意味。

  从刊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这一“雄文”开始,看重“小说戏曲与口说之语近、言日习之事、载人心之虚构而易传”的特点,提高词曲小说的社会地位,使之成为启民智、厚民德的利器,成为严复一以贯之的主张。1906年,严复翻译英国人倭斯弗《美术通诠》的其中三章,发表于《环球中学生报》。严复在按语部分论文字,以为文字可分为实录、创意二种,叙录实事,发挥真理者为实录,词曲、小说为创意,中西皆同。中国的创意文字,被视为乱雅,不列于著作之林,为缙绅之人所不道。而西人对词曲小说等创意文字,非常看重。此中国王实甫诸公,与英之犹斯丕尔,法之摩理耶,德之葛尔第,相异岂止云泥而已。叙实与构虚,前者谓之学人,后者谓之文人;前者以思理胜,后者以感情胜。前者资于问学,后者资于才气。前者为物毗于礼,后者为物毗于乐。“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斯宾塞尔曰:‘瀹民智者,必益其思理;厚民德者,必高其感情。’故美术者,教化之极高点也。”构虚、以感情胜的“美术”,实为国民教化、国民进步之利器,却常被中国浅俗之人所置之无用之地,殊为可惜。“美术”关乎国民教化,也关乎国民审美与情感陶冶。严复在同年翻译出版的孟德斯鸠《法意》中,有一段按语,以为“美术”与国民审美、国民气质密切相关,而其核心,则直通“诚、善、美”境界。“吾国有最乏而宜讲求,然犹未暇讲求者,则美术是也。夫美术者何?凡可以娱官神耳目,而所接在感情,不必关于理者是已。其在文也,为词赋;其在听也,为乐,为歌诗;其在目也,为图画,为刻塑,为宫室,为城郭园亭之结构,为用器杂饰之百工,为五彩彰施、玄黄浅深之相配,为道涂之平广,为坊表之崇闳,凡此皆中国盛时之所重,而西国今日所尤争胜而不让人者也。而其事于吾国则何如?盖几几乎无一可称者矣……记有之:安上治民以礼,而移风易俗以乐。美术者,统乎乐之属者也。使吾国而欲其民有高尚之精神,詄荡之心意,而于饮食、衣服、居处、刷饰、词气、容仪,知静洁治好,为人道之所宜。否则,沦其生于犬豕,不独为异族之所鄙贱而唤讥也,则后此之教育,尚于美术一科,大加之意焉可耳。东西古哲之言曰,人道之所贵者,一曰诚,二曰善,三曰美。或曰,支那人于诚伪善恶之辨,吾不具知;至于美丑,吾有以决其无能辨也。愿吾党三思此言,而图所以雪之者。”(20)在国民情感陶冶的各个环节,提倡“诚、善、美”的精神,在词赋歌诗、图画刻塑等众多领域,培养高尚、优雅的国民气质,再现大国强国气象,构成了严复民族复兴理想的重要方面。

  严复对文人之作、情感之作、词曲小说之作所持有的大度与宽容,在论及翻译文体时则不复存在。严复在1896年《天演论》翻译初成时作《译例言》,以“信、达、雅”为译事三难。“信”强调的是忠于不悖原文,“达”强调的是周悉洞察原意,“雅”强调的是字词尔雅高古。求信求达,严译《天演论》采用“词义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不倍本文”,“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以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至于求雅,译者的体会是:“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俗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天演论》求信求雅的做法,近于意译,严复故而声明:“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为口实也”。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求雅,译者遇到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于,“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因而译者深为“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所苦,也深恐“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翻译实践中名实背离的苦恼,一直伴随着严复翻译实践的始终。

  如果说严复1896年翻译《天演论》时,立“信、达、雅”标准,刻意摹仿先秦文体,请古文大师吴汝伦润色修饰,尚有抬高个人与译文身价、引发社会关注的意图的话,1902年《原富》出版时,严复与梁启超的争论,则更加明确了其译著以士大夫和社会精英阶层为主的阅读定位。《原富》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的代表著作。在《原富》例言中,严复特意说明:“是译与《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傎到附益。”走出《天演论》意译的模式,《原富》的译文更加艰涩难懂。该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介绍《原富》,盛赞其体思宏大之后,提出“其文太务渊雅,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的批评。并由此重提“文界革命”。针对梁启超批评及其对文界革命的提倡,严复有《与梁启超书》,(21)予以一一驳辨。梁启超呼吁以从众向俗为导向的文界革命;严复认为从众向俗,取便不学,不是文界革命,而是对文界的凌迟。梁启超主张学理邃赜之书,也应用流畅锐达之笔行之,使学童受益;严复坚持报章文体与述学翻译文体有文野高下之分,学术译著,就是写给多读古书之人的。严、梁的分歧,显示出全民启蒙和精英启蒙出发点的差异,也显示出思想语言表达方面所持雅与俗标准的差异。

  严复以先秦文体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备尝艰辛。其《天演论译例言》举“导言”一词为例,严复初译为“卮言”,夏曾佑改为“悬谈”,吴汝伦以为“卮言”滥熟,“悬谈”佛学色彩重,应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如此众说纷纭,故而“一名之立,旬月踟蹰”。(22)译文为求“信”“达”,《天演论》采用“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意译之法。这种“傎到附益”,在《原富》时不使用了,但在1903年出版《群己权界论》时,又因为“原书文理颇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译,必至难索解人,故不得不略为颠倒,此以中文译西书定法也”。“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23)翻译的艰辛,使严复苦水涟涟。严复1899年《与张元济》言翻译之难云:“复近者以译自课,岂不欲旦暮奏功,而无如步步如上水之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鲜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而书出以示同辈,尚以艰深为言;设其轻心掉之,真无一字懂得矣”。“仆下笔时,求浅、求显求明、求顺之不暇,何敢一毫好作高古之意耶?”(24)严复在1906年出版的《政治讲义》中谈翻译之难,以为西方学理已成科学体系,与吾国寻常议论不同。“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造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诸公久后将自知之。今者不佞与诸公谈说科学,而用本国文言,正似制钟表人,而用中国旧之刀锯锤凿,制者之苦,惟个中人方能了然。然只能对付用之,一面修整改良,一面敬谨使用,无他术也。”(25)严复用中国之刀锯锤凿制造西方钟表的比喻,描述以文言译西方学术著作的痛苦,正是从翻译这样一个特殊的方面证明:中国的思想现代化,需要一场文体语言的解放与变革。

  与严复、梁启超致力于国民启蒙和社会运动不同,王国维的成功在于他脚踏实地走出了一条借助西方学理,研究中国学问的路径。论及王国维学术,梁启超认为:“通方知类四个字能表现他的学问的全体。他观察各个方面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做一种学问。”(26)王国维“逐次做学问”的顺序是先哲学,后文学,终史学。1903年夏到1904年冬是王国维“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的时代,加上接办《教育世界》,这一时期王国维有很多哲学、教育、文学的文字发表。这些文字有30余篇收入《静庵文集》及《续编》中,是王国维“独学”时代汇通中西学术的成果。王国维读叔本华书并上窥康德,以为高严之哲学由知、意、情三者构建:知为理性,意为伦理,情为美学。知、意、情造就真、善、美。学术之于人类,无有用无用之分。人异于禽兽者,即在于其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这种思想逻辑下,王国维有《文学小言》,提倡文学的超功利性,反对餔餟的文学、文绣的文学、利禄的文学:有《教育偶感》,以为世界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有《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提出美之性质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有《孔子之美育精神》,申明美之为物,不关于吾人之利害。

  王国维强调文学的超功利性,对当时的文坛有纠偏的意义。其1904年发表的《论近年之学术界》说:“观近数年之文学,也不重文学自身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27)视文学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一类的话,其锋芒所指,应为梁启超策动的文学界革命。文学界革命以文学鼓动“新民救国”,其着眼点与王国维非功利的文学价值观多有不同。至于严复,王国维用不以学术为手段的标准衡量,认为其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社会功利色彩也过重。反省学术界现状及严复、梁启超的西学输入的不足,王国维认为:“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28)独学时代,王国维追求西学与中学相化的实践之一,就是用西学的学理,运用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国诗学与文学批评体系的建设,探索中西学术相化的路径。

  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尝试开始于《红楼梦评论》。《红楼梦评论》发表在《教育世界》的小说专栏,全文约一万五千字,分五个章节,论述《红楼梦》的基本精神,就是写宝玉因“欲”所产生的痛苦及出世的解脱之道。《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在于揭示人物的悲剧性质不是恶人作祟,也不是命运无常,而是人物的位置、关系相互作用不得不然。《红楼梦评论》用叔本华哲学理论分析中国小说本身就是大胆的跨界行动;以设置章节、剥茧抽丝的论述方式与学术的庄严,解析被社会视为小道的说部,更是一种创新和别开生面。当然,以西海之理说东海故事,其论述中的牵强附会处,也在所难免。

  王国维的第二次尝试是《人间词话》的写作。在热衷词的写作数年之后,借鉴东方诗学的经验与西方诗学理论,王国维在1908年10月至1909年1月在《国粹学报》连载《人间词话》113则。《人间词话》因为提出著名的“境界说”而成为王国维诗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也是其学术兴趣由哲学转向文学的主要标志。《人间词话》论词,标举“境界说”。围绕景物、感情如何求“真”,王国维提出了诸如“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造境与写境”“诗人之境界与常人之境界”“优美与壮美”“隔与不隔”等词学范畴。依靠这些对举的范畴及对历代词人词作的分析点评,作者建构起“境界说”。以“境界”论词,作者颇为自信:“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29)《词话》引尼采语、叔本华语入词话,以“优美”“宏壮”区分词的风格,将喜怒哀乐视为人心中之一境界,以“虚构之境”与“求于自然”区分理想家与写实家两派,都可以看出读西方书的痕迹。

  王国维的第三次文学批评尝试是《宋元戏曲史》。《宋元戏曲史》写就于1913年,同年在《东方杂志》连载。1922年上海六艺书局出版时,改题《宋元戏曲考》。这是一部五万余言的中国戏曲史专论,前有序言,后有附录,正文十六章,体系完备,结构严密。作者认为戏剧起于歌舞,起于远古时代的巫、优。至唐有歌舞戏、滑稽,宋元始有纯粹演故事之剧。但真正之戏曲,是从元杂剧始。元杂剧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出现关、白、马、郑四大家,其结构、其文章,使元杂剧成为足可与唐诗宋词比肩的一代之文学。作者依据“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看待解释文学的发展、文体的更迭。认为元曲的特殊文学价值在感情的自由自然表达:“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30)

  1907年间,王国维作《静安文集续编自序》,言己徘徊于哲学与文学之间。哲学与文学选择的困难在“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又言己由词话而及戏曲史,是“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浸淫于文学之思久,王国维1911年作《国学丛刊序》,有“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像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31)的论断。这种对文学特质的概括,已达到精确与经典的水平。

  在王国维作《国学丛刊序》的前一年即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秀光社刊行《国故论衡》。《国故论衡》中有《文学总略》一文。章太炎为“文学”下了一个与王国维迥然不同的论断:

  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以作乐有阕,施之笔札谓之章。

  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

  或言学说、文辞所由异者,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此亦一往之见也,何以定之?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不得以感人者为文辞,不感者为学说。(32)

  在《文学总略》中,章太炎为“文学”下了一个高古的界定:“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在这一界定中,一切书面文字均为文;研究文字的学问,即为文学。章太炎的“文学”的概念,包含了文学、历史、学术、文献等一切留存于竹帛的文字。章氏认为:采色华美的文辞可称之为彣彰,是文字的一部分。榷论文学,不可以采色华美与否自陷。西学传入,有论者将启人思者称为学说,增人感者称为文辞,章太炎认为感人与否,也不是学说与文辞的分界。关于章太炎此论的由来,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提供了与鲁迅有关的本事:“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33)章太炎关于“文学”的界定,带有明显的文字学者的立场,又与西学东渐之后学术界对“文学”重在人的感情与想象的学科分类的共识相左相悖。章太炎的古文字学立场被学术界称为传统杂文学体系在晚清的坚守者。

  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章太炎1908年前后,因留法学生提出的废汉文、用世界语的主张,而关注汉语言文字改革的问题。其《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提出汉语改造方案,要点有三:一是审音正音,推广统一读音。二是推行注音字母,既可识字,又利正音。三是推行标准草书,确定字型,便于识读。章太炎在《民报》刊登《博征海内方言告白》,以为“果欲文言合一,当先博考方言,寻其语根,得其本字,然后编为典语,旁行通国,斯为得之”。(34)1910年,章太炎任主办的《教育今语杂志》创刊,杂志的章程“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栏目设社说、中国文字学、群经学、诸子学、中国历史学、中国地理学、中国教育学、附录共八类。《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声明:“凡诸撰述,悉演以语言,期农夫野人,皆可了解。所陈诸义,均由浅入深。”(35)杂志以“今语”也即白话文行文。杂志的编辑事务,由钱玄同负责。杂志的“社说”文章,出自章太炎之手。发表于1910年《教育今语杂志》第四册的《论文字的通借》,汇集了章氏1907年以来关于文字通借的有关言论。其论及通借字音字形统一的必要性时说:“古人写得别字,通行到如今,全国相同,所以还可解得;今人若添写许多别字,各处用各处的方音去写,别省别府的人,就不能懂得了,后来全国的文字,必定彼此不同,这不是一个大障碍么?”(36)章太炎在审音正音、注音字母、统一汉字字形问题上所表现的宏通及其建设性意见,与其对杂文学体系的文学观的坚守固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章氏弟子许寿裳后来追忆:“现今常用的注音符号,亦系发原于章先生……至民国二年,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开会的时候,有些人主张用国际音标,有些人主张用清末简字,各执一偏,争执甚烈。而会员中,章门弟子如胡以鲁、周树人、朱希祖、马裕藻及寿裳等,联合提议用先生之所规定,正大合理,遂得全会赞同。其后实地应用时,稍加增减,遂成今之注音符号。”(37)章太炎有关语音字形统一规范的学理建设,在其弟子的实践操作下,推动了以言文合一为基本方向的中国语言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三、“五四”《新青年》的悄然崛起

  晚清思想家与文学家勉力搭建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殿堂时,他们的理论与行为,悄悄地孕育着一代新人。他们的接力与创造,使思想与文学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晚清与“五四”的融合,也是以报刊作为媒介的。

  出入于日本章太炎讲学帷帐中,以“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解释“文学”概念的周树人兄弟,忘不掉自己的“文学”之梦。1907年7月,周氏兄弟与好友许寿裳等人有感于日本留学生中没有专门的文学报刊,筹划创办一个文学杂志,以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名篇《新生》作为刊名。后因为经费问题,杂志胎死腹中。恰好《河南》杂志向周氏兄弟约稿,周氏兄弟便把计划刊载于《新生》的文章在《河南》杂志发表。周树人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以“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涵养人之神思”(38)为文学、文章之职与用,呼唤“掊物资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39)的精神,创造“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40)的文学。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则强调“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精神而盛,文章固即以发皇;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补救”,从而提倡“虽非实用,而有远功”(41)的文学。周氏兄弟的主张,体现出在民族民主精神激励下,对“争天抗俗”文学之力的膜拜和对“人的文学”的呼唤。1909年,周氏兄弟又有“求新声于异邦”的《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出版。

  1906年,16岁的胡适到上海中国公学学习,在中国公学竟业学会发行的《竟业旬报》发表白话文和小说。1908年8月,胡适接办《竟业旬报》,直到1910年2月《竟业旬报》停刊。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道:“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给了我一个绝好的自由发表思想的机会,使我可以把在家乡和在学校得着的一点点知识和见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楚的文字叙述出来”。同时,“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语文的训练……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42)更早一些的1904年,《安徽俗话报》在芜湖创办,创办人是26岁的陈独秀。《安徽俗话报》的编印路径是由陈独秀在芜湖汇编好稿子,寄上海章士钊创办的大陆印刷局承印。《安徽俗话报》的宗旨有二: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二是“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43)从1904年3月《安徽俗话报》创刊到1905年9月停刊的22期中,陈独秀用“三爱”的笔名发表论文、诗歌、小说、历史故事约50篇。1914年《甲寅》在日本创刊后,陈独秀协助章士钊办过《甲寅》。在《甲寅》社,陈独秀有豪言曰:“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44)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陈独秀有了自己主办的杂志,也更加努力打造一个实现自己诺言的平台。陈独秀以《敬告青年》为《青年杂志》发刊词,号召青年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45)自励。1916年3月,《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而在改为《新青年》之前的2月3日,在美留学的胡适致函陈独秀:“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46)

  章门弟子、周氏兄弟、《新青年》主笔陈独秀、大西洋彼岸以创造新文学为此岸的胡适,新的文学队伍在暗暗地集结,新的文学革命也在静静地孕育。而报刊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继续充当着文学革命与新文学的摇篮。历史在思想与文学的递进中,开启了新的时代。

  注释: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359页。

  ②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00页。

  ③④康有为著,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6、93页。

  ⑤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一集,第28页。

  ⑥梁启超:《举国皆我敌》,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第601页。

  ⑦谭嗣同著,蔡尚思、方行同编:《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7页。

  ⑧(13)(14)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354、351、356页。

  ⑨梁启超:《复严复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九集,第532页。

  ⑩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一集,第296页。

  (11)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一集,第109页。

  (1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281页。

  (1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278页。

  (16)梁启超:《三十自述》,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四集,第110页。

  (17)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第261页。

  (18)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0页。

  (19)《国闻报》1897年12月11日。

  (20)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22页。

  (21)(24)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八,第120、131页。

  (22)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一,第262页。

  (23)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三,第255页。

  (25)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政治讲义》第一会,《严复全集》卷六,第11页。

  (26)《王国维先生墓前悼词》,《王国维全集》第二十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9页。

  (27)(28)《静安文集》,《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第123、125页。

  (29)《人间词话》,《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第463页。

  (30)《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全集》第三卷,第109页。

  (31)《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第130页。

  (32)章太炎:《国学论衡》,《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3页。

  (33)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34)(35)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1、150页。

  (36)章太炎:《演讲集》,《章太炎全集》,第131页。

  (37)许寿裳:《章炳麟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0页。

  (38)(40)《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73、101页。

  (39)《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7页。

  (41)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4页。

  (42)胡适:《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7页。

  (43)(44)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65页。

  (45)陈独秀:《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页。

  (46)胡适:《寄陈独秀》,《胡适全集》第23卷,第95页。

作者简介

姓名:关爱和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胡子轩)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