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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尺度的三重视阈与三种幻象
2020年11月22日 09:30 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20年09期 作者:高玉林 字号
2020年11月22日 09:30
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20年09期 作者:高玉林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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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自创立来一直受到质疑和挑战。这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问题:它在何种标准、空间和范围下是有解释力的?本文通过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尺度的视阈与幻象问题,并以此剖析了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尝试确证历史决定论的生命力、兼容性和包容度。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的揭示是在辩证、总体和批判三重视阈中展开的,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关于历史决定论尺度的教条主义、一元论和形而上学的三种幻象。这三重视阈可以彻底穿越三种幻象。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固然丰富、拓展和深化了史学研究视野,却依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借鉴、批判与超越。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历史决定论/ 尺度/ 视阈/ 幻象/ 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批判/

    作者简介:高玉林,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240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ZX007)。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其历史决定论一直受到诸多质疑、挑战甚至否定。但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来说,这些都是没有真正把握唯物史观而造成的割裂、曲解甚至误解。他们与之展开直接或间接的斗争,有针对性地阐明了历史决定论的真正含义及其适用范围。总体上,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很多,包括但不限于传统观念上的经济、技术因素。其他的决定性因素还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和相互作用的?对此,学界从历史决定论的科学涵义、表现形式、划分类型及其与反历史决定论、历史选择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也从辩证、多元、复杂、尺度等角度进行了相应探索。比如,国内学者对历史决定论的“辩证性质”的具体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①,价值尺度与历史尺度存在逻辑非对比性②,“决定”机理基于其“决定”属性而逐层深化③。这些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但仍无法有效反驳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等现代思潮的否定,无法有力应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冲击,无法深刻阐述历史决定论在当下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合理性。实际上,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而展开的诸多争论可以归之于对其尺度的认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种历史决定论本身是否绝对正确、准确或精确,而在于它在什么标准、空间和范围下是正确、准确与精确的。本文将通过辩证、总体和批判三重视阈来检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问题,穿越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三种幻象,并探讨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对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与超越,希望有助于确证历史决定论的适用性、解释力和当代价值。

  一、检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尺度的三重视阈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并未直接使用“历史决定论”这个概念,但精辟地阐明了人类历史过程总是有明确可循的必然规律,总是决定于那些物质的、生产的、现实的和基础的因素。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真正含义。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往往将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之于精神的、非生产的、虚幻的和非基础性的因素,比如绝对精神、自然力量、宗教神灵、知识增长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正是由于从未把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之于某一种或几种因素,从而给自身作用的发挥创造了合宜的尺度。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不是无条件的所谓绝对真理,不应该也不可能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和运动。真正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何种意义、场合和境遇下是合理的?在何种标准、空间和范围下是有效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问题。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只是在一定的意义、场合和境遇下才有解释力,不可夸大也不能贬低其在有效尺度内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思想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决定论的论证是在辩证的、总体的和批判的视阈中进行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④;任何有机体制“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⑤。下面将通过这三种基本视阈、观点和方法来审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问题。

  从辩证的视阈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是相对的、灵活的和可变的。所谓尺度总是一定参照系和度量标准下的尺度。依据不同参照系和度量标准,同一历史过程总有不同的景象、反映和结果。在价值无涉的抽象意义上,那些相对系统而逻辑自洽的参照系并没有好坏或优劣之分。然而,现实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总是价值嵌入的,每种参照系总有主体性的观察者在场,总有自身规定和自我限制。在充分认识和发挥每个参照系长处的同时,也很有必要面对和弥补其不足。无论从哪个参照体系来测度,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不会也不可能是包罗万象、巨细无遗或全频谱的。“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⑥在辩证视阈下,历史过程无非是决定性因素与非决定性因素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总的合力,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无非是对这个辩证过程的思想升华和理论总结。所以,历史决定论并不仅仅是阐述决定性因素,也讨论了非决定性因素,给自由意志和偶然性留下了充足空间。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是相对的、灵活的和可变的,但这种相对的灵活性和可变性决然不是那种没有任何主观性的相对主义,其主观意志就在于对现实生活、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的尊重与仰赖。

  自由意志和偶然性其实是历史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客观规律和必然性互为表里、彼此依赖。马克思指出:“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⑦恩格斯说:“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实现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⑧有学者认为,“以因果性或必然性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决定论是不可能主宰整个宇宙的,自由意志有它自己存在的空间”。⑨可以说,偶然性是历史过程的外在表象、外围、次要和边缘部分,必然性是其内在本质、中心、主要和主流部分。因此,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与非决定性因素相辅相成、相反相成、共存共生。决定性因素只有在与非决定性因素相比照的场合下才更有意义和价值,反之亦然;它们在各自的尺度下才是合理的、正当的。抽象地看,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决定性因素与非决定性因素的统一;具体地看,这两种因素所能发挥的作用在不同的环境下有所不同。历史决定论的必然性因而也是相对的、灵活的和有弹性的,是众多偶然性之中的必然性,而其偶然性则是必然性规律基础上的偶然性。自由意志和偶然性作用的性质、特征和空间往往受制于具体的历史境遇。

  从总体的视阈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是有界的、具体的和局部的。具体历史过程由于受到复杂多样、交互作用的众多因素的影响,往往呈现不规则、不规律和偶然性的一面,但总的历史过程通常有一定的规则、规律性和必然性。这说明,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的作用范围是有边界的,在整体、宏观和综合的尺度上是有效的,但在部分、微观和局部的尺度上未必有解释力。唯物史观的发展成熟应该体现在真实完整地展现具体社会形态的总体性构架和作用机制。⑩在总体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是跨学科、泛学科、全学科或非学科的,一个或几个学科的现象研究及其结论不过是部分的真理与真相。也正是在总体观点的意义上。卢卡奇提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11)譬如,马克思认为,“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2)生产力、生产关系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涉及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自然科学等诸多学科。从现代学科划分来看,它们是跨学科、泛学科的范畴。建立在这些范畴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虽然是全学科、泛学科的,但并不排斥或反对当代各学科的分工、交叉和融合,反而要以后者作为自身发展的坚实基础与丰富材料。

  在探讨人文和社会科学议题时,一个常常遭遇的尴尬是陷入概念之间无限循环论证的死结或困局。这警示我们,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概念之间互相规定和制约,对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精确化界定尽管有一时的研究便利,却可能影响对事物属性的全面把握。学科划分的目的是满足分工和专业化的需要,而越精细的分工和专业化越是离不开总体视野,否则就会与丰富而生动的现实割裂从而自我设限、故步自封。在整体的复杂视角中,社会可以被视作庞大的有机体,像生物有机体一样。(13)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时,就发出了这样的诘问:“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14)雷斯尼克和沃尔夫试图支持所谓“超越经济决定论”来回避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乏善可陈的方面,“在超越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方式并非最终原因,因为生产方式的存在及其社会后果是由经济领域的其他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共同塑造的。换句话说,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因素也是决定生产方式的因素”。(1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将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概括为物质生活、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时,从未忘记它们与其他因素的普遍关联和相互决定,也总是将自身奠基在总体视野和观点的基础上。“在任何一个社会整体中,不同的实践(实践意识形式)的相对自主性和相对不平衡性都决定性地影响着实际的发展,而且就作用力和限度而言,它们是作为决定因素影响着实际的发展的。”(16)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自身也是循环论证的,因为它是在掌握历史过程中各种因素的普遍联系之上对那些基础性、根本性、关键性联系的科学判断、自觉运用和自为建构。

  从批判的视阈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是历史的、空间的和有限的。雷蒙德·威廉斯从语言学角度揭示,“决定绝不仅仅指设定限度,它还指施加作用力”,这种“完整的决定”是“由设定限度和施加作用力共同构成的、复杂的、相互关联的过程”。(17)历史决定论的限度或有限性体现在历史时间和运动空间两个方面。就历史时间而言,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不是宿命论或永恒论,它认为决定性因素及其背后的实体都是历史的、暂时的和变动不居的。恰如马克思所言:“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8)考察历史的时间跨度越是长期和宏观,越能发现和掌握那些决定性的因素、规律和趋势;时间跨度越是短期和微观,越会遭遇那些偶然、个别和具体的现象,看来杂乱无章、混乱无序。恩格斯指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19)所以,历史决定论在时间上的有限尺度表现在,决定性因素多见于长时段内,而非决定性因素则更多见于短时段内。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对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总体把握,不是对所有微观和局部变动的个别诠释。因此历史决定论不能和宿命论、预测学划等号,不可能预见到未来的一切。

  就运动空间而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仅仅作用在一个国家、民族和地方,而是普遍作用在所有的国家、民族和地方。个别地域的历史事件往往造成散乱、凌乱或混乱的表象,但越大范围的历史事件越能鲜明展现历史运动的“中轴线”、客观性和必然性。例如,马克思强调:“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0)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是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但每个国家和民族的过渡方式却相差甚远。西欧社会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因此西欧国家和美国率先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1688年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光荣革命,并在次年以《权利法案》对王权进行明确制约,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包括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两个阶段,分别摧毁了英国殖民统治和南方奴隶制之后,才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持续时间长、过程激烈,彻底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后来经历的君主立宪制、共和制和帝制的交替曲折演变使法国成为典型的议会共和制国家。这说明,只有足够多的考察对象和样本,才能真正体现客观规律和必然性的决定性作用,而历史决定论的实际应用也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1)。

  二、穿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尺度的三种幻象

  作为一种唯物辩证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既与各种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也反对各种形而上学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因此招致了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外部甚至内部的许多质疑、批评和否定。对此,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一边及时地予以反驳和回应,一边努力阐明历史决定论与时俱进、灵活和辩证的一面。那些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如把历史决定论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抽象决定论”等,恰恰犯了经典作家批判的教条主义、一元论和形而上学错误,形成了关于历史决定论尺度的教条主义、一元论和形而上学幻象。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视阈,才能彻底穿越这三种幻象,构建更加完整而清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图景。

  首先,用唯物和辩证的历史决定论来破除教条主义幻象。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并予以鲜明抨击。马克思的批评家一定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坦言:“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2)看来,马克思对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详细阐述的概括与总结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没有将之等同为“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实践的认知有高度原则性和足够灵活性,对任何范畴和概念的使用都不是僵化的,而是常常根据语境的变化来界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恩格斯指出:“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起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由于这种差别,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23)他没有把概念和规律的本质看作是直接的现实,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24)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经济状况”“经济运动”“经济基础”“经济因素”等概念基本上是等同的,可以互相替代。这些概念之间固然有许多或大或小的差异,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历史决定论的理论清晰度和解释力。

  显而易见,唯物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提供了巨大的概念灵活性和诠释空间,任何教条主义对历史决定论的僵化理解都将犯下旧形而上学的错误。针对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恩格斯特别强调:“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25)一般来说,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在表述思想时,很难一直同时保持关键概念尤其是所有概念的纯净、精确和一致。其原因是,所有描述现实的范畴和概念都是相互联系、相互规定的,它们构成了一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概念联结之网。因此,对文本话语的分析应该考量其具体语境与概念规定性的张力。如若不然,就会忽略这些概念彼此之间的自相矛盾与混淆之处,从而罔顾作者本人在处理复杂而变动的事实时难以避免的疏失和遗漏。或许有人将这种相互决定和制约归结为无穷论证的空洞,比如阿尔都塞。实际上,这种无穷论证不过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形而上学的追究,如果踏出这个边界一步,便不再是无穷论证。与此同时,对概念诠释的灵活空间也不是无止境的,必须要与客观现实保持一定的张力。毕竟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而这种张力作用的强度、范围与界限则取决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探索程度和能动实践水平。

  其次,用“一”与“多”相结合的历史决定论来破解一元论幻象。基于不同的视阈、视角和视线,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有时表现为“一”,有时表现为“多”。这里的“一”与“多”不过是相对的。大尺度上的一个矛盾都由小尺度的多个矛盾组成,而微观层面的多个小矛盾构成了宏观层面的一个大矛盾。所以,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不同层面的一种大因素与多种小因素的辩证统一,历史决定论是一元论与多元论的相互结合、相互补充和相得益彰。历史决定论更为真实地描述了各种因素相互制约、交互作用并整合为一种归根到底的总的因素或合力的过程。恩格斯强调:“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26)例如,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7)这说明,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但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实际上涵盖了诸多因素,经济因素不过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生产力、生产方式、现实生活、经济基础等概念都被马克思、恩格斯用来说明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但并不意味着历史决定论是纯粹一元论的学说。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决定性因素的概括是在对历史过程各种矛盾运动的总体把握下进行的,没有割裂任何一种因素与其他因素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多元决定’概念则试图避免孤立那些自主性范畴,同时这一概念又试图强调各种相对自主的当然又有着相互作用的实践。”(28)可见,一元论幻象不过是多元论片面、孤立和抽象的形式,一元与多元相结合的动态结构才是历史决定论主张的真相。

  对真实历史过程作一元论的割裂是曲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向别人说明唯物史观时,恩格斯特别批评说:“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著作界对于经济史的不负责任的忽视。”他还强调:“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而要把握总的联系”。(29)但后来还是有很多人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犯了德国著作界的这种错误,将历史决定论简化为所谓的“经济决定论”。阿尔都塞阐述过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决定论,来批评“经济决定论”。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不把各因素的排列、每个因素的实质和地位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从不用单一的含义去确定它们的关系;只有‘经济主义’(机械论)才一劳永逸地把各因素的实质和地位确定下来,不懂得过程的必然性恰恰在于各因素‘根据情况’而交换位置。”(30)阿尔都塞认为,社会各领域中活动的“不同矛盾”可以汇合成“一个真实的统一体”“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所规定。我们可以说,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31)显然,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抓住了社会运动变动不居、相互制约的本质,有力驳斥了经济主义的机械决定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有益补充和完善。从中可知,历史过程中的各种决定性因素不是无原则的地位均等,而是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主次分明的有机组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在考察经济过程的基础上对整个社会生产运动的总体把握,是在强调归根到底是经济因素的同时对历史过程中各种因素共存互生的辩证认识。

  第三,用偶然与必然相统一的历史决定论来消除形而上学幻象。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的认识并不局限于一种现象、表象和面相,并不是从孤立对象出发将社会有机体简单割裂。恩格斯提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32)可见,在种种偶然性和暂时倒退的干扰下,各个事物不断变化的总过程终究实现了前进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现实基础。列宁曾尖锐地批评过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迂腐理解:“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想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33)这说明,历史过程是一般发展规律与特殊发展形式的辩证统一,两者互为前提、彼此依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彼此影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立论基础和存在条件。譬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固然是决定性因素,但物质生产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却受到社会生活的制约,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权利实现和社会承认也受到政治生活的制约。他们的劳动生产、思想观念和价值信仰还受到精神生活的制约。因此,历史绝不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34),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必须在“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才能找到。

  批判决定论的学者常常将强调因果关系的决定论视为“强决定论”,而把那些承认偶然性及其相互作用的决定论看作“弱决定论”。实际上,所谓的强决定论或弱决定论不过是相对而言的,在各个事物的相互影响中总有一些强作用和弱作用。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强弱是相对于哪种尺度、标准或参照系而言的。对很多人来说,唯一衡量的标准就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然而,即便是那些必然或偶然的因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在不同的时空尺度内有不同的性质。微观尺度上的众多偶然现象可能就是宏观尺度上必然性的一种表现,因此在无止境的时空内,任何偶然的变动终究会有一个必然性的规律和结果。波普尔曾经为了驳斥历史主义对未来预测的精确性,提出了所谓“大规模预报”,即“它们的模糊性被它们的范围和意义加以平衡了的长期预告”。他提出:“如果长期预报终究是社会科学可以达到的,那么十分清楚的就是,它们只能是我们所描述过的大规模预报的那种东西。”(35)这里暂且不论波普尔对唯物史观和历史决定论的严重误解,他对大规模预报的理解其实也撕裂或掩盖了历史过程中各个要素之间的丰富联系。毕竟天文学领域里的太阳黑子活动和日月食与人类社会活动有根本不同。人文和社会科学对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认识不仅需要对尽可能多的现象的观察、统计和分析,还要依靠理性思维对它们的整体把握。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就是这样的理性思维。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绝不等同于物理学上的机械决定论,更不等同于各种神秘的未来学或预测学。

  三、对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与超越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经常遭受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质问与冲撞,尤其是反理性主义、虚无主义、解构主义思潮等唯心史观的指责和冲击。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唯心史观不断与西方学术思潮流派相结合,呈现新的特点、特征和趋向。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形成了对客观性的质疑,通过符号、修辞、叙述等途径来阐述知识、史实乃至社会的不确定性;它是反中心、反本质、反真实的,摒弃了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实在性。“在今天的历史实践和历史话语中,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最终应该是创造性的紧张关系。”(36)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种变形、反叛和否定,在未来却有可能表现为对现代主义的某种回归和复归。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史观既是对现代史观外在形式的一些拓展,也是对其内在精神的某些传承。这是因为,史实之外的深化也是对史实本身的深化。进而言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延续、断裂与冲突不过是西方史学思想内在矛盾的一种展开,这种矛盾的和解与妥协早晚会孕育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反过来确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合法性。

  从理论品质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辩证的、总体的和批判的,超越了后现代历史观的形而上、碎片化和怀疑论。唯物史观认为,完整的决定“就存在于整个社会过程之中,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37)。相反,后现代学者利奥塔尔直言:“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他强调,“正在到来的社会基本上不属于牛顿的人类学(如结构主义或系统理论),它更属于语言粒子的语用学”。可见利奥塔尔走向了技术决定论,认为元叙事之后合法性的“操作标准是技术性的,它不适宜用来判断真理和正义”。(38)虽然表面上它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形成了冲击、质疑和削弱,其实不过是从另外角度丰富和充实了后者。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具体与抽象、微观与宏观、一与多的统一。如伯克霍福所言,只有把“思想史、历史哲学、文学和修辞理论、历史编纂和方法、元史学结合在一起”“才足以探寻一种新的历史化所包含的方方面面,以及为何包括这些方方面面”。(39)后现代历史观常常把历史与文本、语境及诠释联系在一起,拒绝将它们剥离或分离,固然有一定启发性和参考价值,但无法否认文本、语境和话语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是一定的阶级关系、矛盾和斗争在观念上的折射。卢卡奇犀利地揭示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目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全部科学竭尽全力要掩盖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为此目的,从拼命歪曲事实到关于历史、国家等等本质的‘高超’理论无所不用其极,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40)更重要的是,他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上历史的辩证的总体观。

  从研究方法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抽象与具象方法的统筹、协调和兼顾,超越了后现代历史观的抽象化、抽离性和“去实践”。对于决定论的任何抽象“不过是使那些具体的、总是相互关联的决定因素变得神秘化而已,而这些因素全都是现实的社会过程”。(41)后现代主义叙述史学代表安克施密特强调,“一段历史的历史作品价值,更多的是由对在这段历史中揭示出来的事实的叙述的解释,而不是由这些事实本身所决定的”。他希望建立起一种足够结实和坚固的叙述哲学的结构,来承受历史实践之重。(42)虽然“历史学家普遍意识到了叙事是一种形式,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作的”,但“叙事形式总是已经‘在这儿’”,叙事“依然是历史知识的一个永恒的和核心的部分”。(43)在唯物史观看来,后现代历史观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真正的实证科学是从现实生活和现实的前提即人开始的,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44)进一步说,历史不仅仅是话语的、文本的、解释的和修辞的,也是政治的、阶级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后者往往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福柯将话语归因于权力关系的理论背景和思想渊源。福柯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45),话语是“权力的工具和结果”(46)。虽然福柯对话语及其权力关系的考察极具原创性和颠覆性,但究其实质依然是唯心主义的,“我认为比经济影响更为本质的是我们时代的话语存在”(47)。

  从研究尺度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宏观与微观尺度的结合、统一和兼容,超越了后现代历史观尺度的断层、零散和互斥。一些后现代主义学者批评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宏大叙事和宏大理论,而宏大叙事都是无用甚至危险的(48)。米尔斯也指责说,“宏大理论的根本原因是一开始就选择了特别一般化的思考层次,导致其践行者逻辑上无法下降到观察者层次。他们作为宏大理论家,从来不曾从高远的一般性下降到具体历史背景和结构背景中的问题”。(49)显然,这些学者仅仅看到了唯物史观的宏观面,却没有领略到其具体面。例如,佩里·安德森试图结合总体理论与具体研究,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历史领域中建立合理的理论效力。他强调,“在历史解释中,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即不能绝对地区分成‘长时段’(long-run)和‘短时段’(short-run)或‘抽象’和‘具体’两种互不相涉的研究”。(50)霍布斯鲍姆在回应叙述史学的复兴时说,“只要我们能了解我们所研究的乃是同一个宇宙,那么不管是小宇宙还是大宇宙,差别只在于选择恰当的技巧来研究”。(51)唯物史观认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种历史观总是按照历史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历史,“只能在历史上看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52)可以说,真正的唯物史观是切入现实,关注现实的人、现实生活、现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而也是结构性的、情境性的和话语性的,后现代主义对此有一鳞半爪式的误解和误读。

  从研究话语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意味着概念的能指与所指、外延与内涵的多层整合,超越了后现代历史观概念的单薄、僵化和空洞。米尔斯发现,资本主义等术语“常常有些颇为夹缠而含混的隐含意义”“常常有几套‘复合’的事实与关系,以及纯靠猜测的关联因素和观察结论”。因此,要阐明这些术语的句法和语义维度,必须明白和考察每一个术语所蕴含的特殊性的等级及其所有层次。(53)这启示我们,概念不仅仅是单一维度或规定的限定与自证,更是实践丰富性的一般、特殊和个别的集合。为说明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使用过“物质生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物质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等概念,恩格斯使用过“经济状况”“经济运动”“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和“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等概念。不难想见,这些概念之间尽管有层次、角度、措辞、语气、语序和侧重点上的差异,而在更深和更高层面上必定有着或隐或显的复杂关联、一致或通贯。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54)但是,后现代主义却将历史的基础归之于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的形式、结构或具象。比如海登·怀特把历史作品看成是“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55),整个历史领域形式的一致性和融贯性的基础“是诗性的,本质上尤其是语言学的”(56)。

  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形成、发展、成熟和创新离不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生长、拓展、质疑和挑战。一些后现代主义者颇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甚至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在使用或借用马克思主义若干概念、原理和观点,貌似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修正、篡改以至“推翻”了马克思主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反对无所不包的宏大理论和单一解释理论,却过于强调了局部、偶然和特定情境的重要性,从而失去了对历史决定因素生成性、互动性和耦合性的深刻把握和综观统筹。不必讳言,“精致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后现代历史观严厉审视、拷问和责难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但在更大视野下和更多层面上,发展中、多样性和碎片化的后现代历史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新的养料、条件、环境和生机。换言之,后现代历史观并未真正削弱、击败或解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反而为历史决定论提供了新对手、新目标、新场域和新斗争。一个类似的颇有讽刺意味的原因是,“怀疑主义者的解构工作恰恰为建构清理了场地,因为最伟大的理论构造正是由此拔地而起的”。(57)

  总体而论,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与后现代史观的关系似乎遵循着一个共生、互斥、冲突、断裂、融合、共生的循环逻辑。伽达默尔在解释学意义上阐述过相似的循环逻辑,“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立存在的视阈的融合过程”。因此,历史意识把传统视阈与自己视阈区分开来又结合起来,并在这种“历史视阈的统一体中与自己本身再度相统一”。(58)不过这种结合、分离和再统一不是所谓的“中立”“客观”。斯金纳断言:“完全就不存在这样一种毫无变化的概念和意义的网络,等着我们去做中性的分析。”(59)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对后现代历史观的批判、超越与建构是合法的、内在的、必然的,也是有立场、有原则、有主张的。

  四、结语

  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争论背后贯穿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迄今为止,像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斗争一样,思想史中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一直在进行,并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特征。对于它所带来的张力、对立和冲突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同时也应保持足够警惕。随着各学科的分工和专业化,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重组也在日益增强,对任何话题的讨论宛如在观念的密林中艰难穿行。如何辨认、区分和对待相互交叉、缠绕而难解难分的思想流派,同时又保持研究自身的独立性和原则,不啻为一台台情况复杂而过程艰辛的“思想手术”。“物极必反”“过犹不及”等成语提醒我们,坚守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边界和范围,与批判、约束和纠正各种过冲行为同等重要。譬如,在尊重事物运动存在渐变、量变规律的同时,也要强调其突变、质变的力量和作用。对唯物辩证法的认可、遵循的同时,也要防止滑向庸俗的社会进化论和相对主义。庸俗进化论否认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其内在矛盾,而相对主义则抹煞了物质生活、生产运动和经济因素的根本作用。

  形式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不是历史过程自身之外的某种尺度,而恰恰是历史过程自身所展现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历史决定论不过是在这种时间和空间尺度内对那些决定性因素的揭示、归纳和阐述。从不同的视域或视角来看,这些决定性因素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与人们的意识相比照,它们表现为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与意识形态相对照,它们表现为生产力及生产方式的发展;与政治的上层建筑相比较,它们表现为经济的状况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澄清了包括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唯心主义的误解、曲解和忽略,反驳了“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抽象决定论”等错误观点,也阐明了决定论的多元、动态、相对和包容。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所做的简单化、抽象化、片面化理解伤害的仅仅是这些诠释本身,却反过来确证了这种决定论的真理性、稳健性和自洽性。这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反对历史决定论的共同遭遇和尴尬之处。一言以蔽之,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全面、深刻揭示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全面、深刻把握。

  本质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尺度是一种内在尺度,是人类历史自身运动、矛盾、逻辑、关系和价值的尺度。对这种尺度的研究要克服主观上的偏执、独断与幻觉,追求实践上的通达、澄明与自由。客观上,历史决定论应该只有一个真相,永远在接近,从未被穷尽。主观上,历史决定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研究者看到的都是主观愿意看到的世界。“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60)实践上,我们永远是在一个客观真相与若干主观理解的循环往复以致无穷中不断加深对历史决定论的理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当代价值的重要体现。展望未来,推动和深化历史决定论的研究要有科学的方法论,继续探索历史决定论在不同尺度下的不同解释力;要有严密的本体论,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实质、表象和幻象;要有清醒的价值观,明确对历史决定论的价值判断不过是学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阶级观的表现;要有坚定的站立点,选择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由无产阶级解放和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取向决定的;要有真诚的知识论,尽可能用更多的片面真理和局部真相努力构建更为全面而综观的历史图景,从而打破“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枷锁”(61)。

  注释:

  ①杨礼银,朱松峰.3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研究[J].学术论坛,2008(10):31-34.

  ②龚培河,万丽华.“价值尺度服从历史尺度”是一个真命题吗[J].长自学刊,2008(6):9-14.

  ③肖士英.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决定”机理及其对“四个自信”科学性理据的彰显[J].学术界,2019(8):43-51.

  ④[德]马克思.第二版跋[M]//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2.

  ⑤[德]马克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7.

  ⑥[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5.

  ⑦[德]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4.

  ⑧[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8.

  ⑨俞吾金.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关系新探[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2-22.

  ⑩韩步江.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发展成熟:从形而上学伦理的批判走向感性直观的实践伦理[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7(6):6-14.

  (1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77.

  (12)[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13)周爱民.从形式人类学到社会有机体[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7(5):29-38.

  (14)[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4.

  (15)[美]斯蒂芬·A.雷斯尼克,理查德·D.沃尔夫.超越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J].刘腾,译.国外社会科学,2014(1):24-31.

  (16)[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王尔勃,周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96.

  (17)[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王尔勃,周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94-95.

  (18)[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

  (19)[德]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9.

  (20)[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21)[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22)[德]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的信[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6.

  (23)[德]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密特(1895年3月12日)[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3.

  (24)[德]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密特(1895年3月12日)[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4.

  (25)[德]恩格斯.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3.

  (26)[德]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8.

  (27)[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28)[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王尔勃,周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95.

  (29)[德]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9-670.

  (30)[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4.

  (31)[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8.

  (32)[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8.

  (33)[苏]列宁.论我国革命[M]//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7-358.

  (34)[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8-39.

  (35)[英]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M].何林,赵平,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4-35.

  (36)[美]伯克霍福.超越伟大故事[M].邢立军,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

  (37)[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王尔勃,周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95.

  (38)[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槿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4.

  (39)[美]伯克霍福.超越伟大故事[M].邢立军,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40)[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27.

  (41)[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王尔勃,周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95.

  (42)[荷]安克施密特.叙述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M].田平,原理,译.郑州,北京: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2:1.

  (43)[加]南希·帕特纳,[英]萨拉·富特.史学理论手册[M].余伟,何立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702-703.

  (44)[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7-18.

  (45)[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0.

  (46)[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6.

  (47)[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

  (48)[美]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M].晏可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1.

  (49)[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李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46.

  (50)[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前言第2页.

  (51)[英]霍布斯鲍姆.论历史[M].黄煜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88.

  (52)[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8-39.

  (53)[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李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47.

  (54)[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00.

  (55)[美]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2.

  (56)[美]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34.

  (57)[英]昆廷·斯金纳.人文科学宏大理论的回归[M].张小勇,李贯峰,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9.

  (58)[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33-434.

  (59)[英]昆廷·斯金纳.人文科学宏大理论的回归[M].张小勇,李贯峰,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9.

  (60)[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

  (61)[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

作者简介

姓名:高玉林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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