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果显著，产生了各具自身特色的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天下体系理论和共生理论等，而且都出版了各自的代表性著作，初步形成了“中国学派”。之所以要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主要是因为基于西方文化基础之上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存在着缺陷、不足和局限性，在多年间忽视和看低非西方思想文化，甚至加以排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由于其局限，解决不了诸多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认为，产生于非西方地区的理论，其发展有三种境界：一是要独立思考并敢于质疑既有理论；二是要敢于提出自己的问题，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探索理论；三是走自己的路，建构自己的理论学说。迄今为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已初见成效，并正在进一步发展之中。

　　关键词：“中国学派”；非西方文化；理论构建；再思考

　　作者简介：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

　　建设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学)“中国学派”一说自提出迄今，已经整整20年了。对此，国内学者见仁见智，有赞成和不赞成的，有鼓励和怀疑的，存在不同看法和意见。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有些不同看法只不过是关于措辞的选择而已。但这一提法的核心观念，即中国学界必须建设具有中国原创性的理论学说，以及要对全球国际关系学(GIR)有自己的贡献，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越来越多人士的认同。这可能是过去20年中国国际关系学最为重要的发展之一。《国际观察》杂志现在设立“中国学派”这一专栏，就是认同这一发展或努力的一个例证。

　　一、“中国学派”建设的三种境界

　　对“中国学派”一语存在着一些误解。其实，“中国学派”说并无“一言兴邦，一言丧邦”那么大的力量。以我个人的理解，“中国学派”无非是指主要由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研究者提出或创立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或学说，如是而已。这样的理论或学说可能有数种，已经出现，未来还可能继续产生，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

　　本文认为，提出“中国学派”一说并非是出于什么“政治正确”。①与之相反，过去20年“中国学派”建设之所以能得到发展，恰恰在于它是一种社会科学的主张，是中国社会科学在总体上确立起自主性这一学术追求的一部分。这一追求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中国学派”说的要义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要走自主发展之路，产生具有中国原创性的理论学说。笔者认为，中国学派“自主发展”具有由低到高的三个境界。

　　(一)独立思考，敢于质疑

　　确立自身的自主性，要求在有关(尤其是重大的)问题上不是人云亦云。这原本是对从事科学研究者的最基本要求，但并非总能为研究者们所坚持和信守。今天之所以重新强调独立思考，其重点是我们绝不应对西方学说和理论顶礼膜拜，不能唯西方理论和学说马首是瞻。君不见，有很多人士缺乏独立思考和敢于质疑的精神，而是竞相追逐西方学界新出现的一些东西，以为“新”的便是重要的、便是好的，于是追“新”逐“异”，趋之若鹜。譬如，美国学者G.艾利森(G.Allison)提了一个“修昔底德陷阱”，国内就有很多人争相跟着说，甚至“拿香跟着拜”，便是显例。至于此说在学术上有无问题，是否成立，就很少有人往深里探究一番。质疑成说是理论发展必不可少的一步。

　　(二)提出自己的问题

　　这里的“问题”常常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比较大的、具有学科重要性的问题。西方学者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大都是基于西方的经验、历史和文化，而很少虑及非西方地区的经验、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西方理论不仅有渊源，而且有“语境”。但这种理论的渊源和语境常常为国内不少学者所忽略，不仅如此，有不少人士还视外来的学说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实际上，西方学者对这种视野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理论的局限性已经有所反思，例如美籍学者康灿雄(David Kang)就坦承自己“在开始系统研究东亚之前，我从未接触过任何有关中国朝贡体系、日本德川幕府时代对外关系的知识，我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壬辰战争”。②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国际关系学的训练对非西方地区的忽略，由此可见一斑。康灿雄大约在获得了终身教职后才开始接触东亚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因而眼界大开，撰成了《西方之前的东亚》③这本精彩论著。这一扩大了的视野也使其能够对“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质疑。④笔者以为，生活在非西方地区如中国的学者，基于自身的经验、困惑和思想文化积累，应更能提出自己的问题，进行理论阐发，从而纠正西方尤其是美国学人存在的偏颇。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言，这样的偏颇所在多有。如果中国学者能够这样做，那么就有望为“中国学派”的构建和发展做出学术贡献。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国学者要摆正自己的心态，对西方的学术理论取既非“仰视”，也非“俯视”，而是“平视”的心态和姿态。

　　(三)走自己的路，建构自己的理论

　　这是最高一层境界，也是高起点。对“理论”一语，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由于实证主义的长期驱迫，对理论的理解出现了不断窄化的趋势。实证主义在美国社会科学中已深入骨髓，影响极深，强调“严格”(rigor)乃至通过数学化实现“精确”，即便不是走火入魔，也是早已走过头了。这再一次表明了包括美国式IR在内的美国社会科学和美国式思维有它的局限性，甚至是严重的局限性，需要中国学者提出质疑，以便摒弃其积弊。理论是一种对事物的普遍化陈述，不应神秘化、狭窄化，本期刊发的《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以下简称秦文)就明确指出：凡是对国际关系实质性内容进行概念化、抽象化和通则化处理并形成逻辑自治的思想体系，都属于理论之列。⑤实证主义的理论是理论，但并非只有实证主义的理论才是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既包含以因果关系论述验证的理论，也包括诠释学意义上的解读性理论。秦文很精当地指出了这一点，即“由于二战之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美国，以行为主义为主流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成为理论的标识。这样一来，国际关系理论的界定就走进了一个极其狭窄的空间，将大部分理论思考排斥在国际关系理论之外。这种实证主义或是后实证主义的理论界定是不恰当的。依照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原则建构的理论是理论，但以其他方式建构的理论同样是理论，比如重历史和政治思想史的英国学派。”⑥我们必须让理论的含义本身重现其本来面目，走自己的理论探索之路，方能对世界国际关系学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