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伟轩(1993-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吴海江(1961-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恩格斯作为19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他的晚年思想极为活跃。其中，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是恩格斯晚年一系列思想变化的基点，也是科学评价恩格斯历史贡献的基础问题。围绕生产动力、经营方式、资本逻辑、阶级关系和危机形态，恩格斯全面、客观、批判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图景，为作为理论形态、思想形态和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开辟了广阔空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情境中，重温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理路，对深化当代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关键词：恩格斯晚年；资本主义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作为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研究”(16BKS065)的阶段性成果。

　　1890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①自马克思逝世以来，恩格斯一直关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提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论断，由此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的重要论域。当前，“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②。回顾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总体思考，不仅是科学评价恩格斯历史贡献的必要环节，对阐明当代资本主义在世界大变局中的运动规律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恩格斯晚年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主要观点

　　19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呈现新的动向。恩格斯通过考察和游历欧美各国，整理和出版《资本论》，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境况和主要矛盾，从技术条件、组织形式、资本逻辑、阶级关系和危机形态等多方面，对资本主义新情况和新特征作出一系列论述。

　　1.生产动力：从蒸汽时代到电力革命

　　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实质的理论基石，这种考察始终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进行。在晚年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科技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变革是资本主义变化的基本背景和原初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尽管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社会形态划分的依据，却并非忽视了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内在作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从事创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③可见，他们不但强调近代机器系统是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兴起的革命力量，而且指明观察生产工具的发展动向对理解资本主义运动机理的必要性。

　　恩格斯发现，19世纪末的自然科学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资本主义现阶段的扩展甚至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菲勒克就电工技术革命掀起了一阵喧嚷，却丝毫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这种喧嚷只不过是为他出版的小册子做广告。但是这件事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④在这段精悍犀利的论述中，恩格斯清晰勾勒了社会生产动力从蒸汽到电力的变革图景。以电力革命为中心的新技术和新工业不仅是物理学史乃至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更影响到以重工业崛起为标志的产业组织形式、资本积累方式、阶级矛盾样态等资本主义阶段性特征的变化。

　　2.经营方式：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生产

　　不少国民经济学家都将自由竞争视为资本主义永恒的“自然法则”。但在对资本积累规律的分析中，马克思发现，伴随资本主义扩大生产和激烈竞争，“工业生产和大商业越来越依赖银行，依赖于大资本家”⑤。恩格斯极为重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趋势性判断，基于对英国碱业部门和美孚石油公司的调查研究，强调资本集中在各领域加速推进，“历来受人称赞的竞争自由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⑥。

　　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一些新的产业经营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⑦。方兴未艾的股份公司反映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从业主私有制向股份资本所有制、从分散自由向集中垄断的变革。其一，股份公司是一种垄断竞争体制。诸如卡特尔、托拉斯等体量巨大的新式企业非但没有消除竞争，相反“无限制的竞争产生垄断，而垄断又产生竞争”⑧。其二，股份公司是新的积累组织形态。恩格斯强调：“‘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一句需要大加改进……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⑨它们囊括了生产和流通领域，操纵着价格和利润，以生产和资本的社会化将资本关系推到了顶点。其三，股份公司含有指明未来社会的线索。在马克思看来，股份公司与共产主义存在历史的逻辑，是“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⑩。对此，恩格斯补充道，由独立经营的企业向股份公司甚至国家企业的转变，“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11)。

　　3.资本逻辑：从产业增殖到信用积累

　　资本增殖逻辑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机制，理清资本积累逻辑形式的改变与否，是回应资本主义是否变化的关键问题。在产业资本依然控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流通领域之时，马克思已预见到信用制度的介入对资本积累方式的潜在影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暗含资本集中的“生息”“货殖”“金融”，会是纾解垄断竞争与自由竞争间距的新工业形式。

　　恩格斯认为，19世纪80年代以来，反映普遍的信用积累的“货殖术”成为资本逻辑的新注脚。一方面，“交易所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从事国债买卖了，而且也从事工业、运输业股票的买卖，控制着大量的地产”(12)。他在《交易所》一文的写作提纲中说道：“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使今天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加了，并且还在不断增加。这种变化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有一种趋势，要把全部生产，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以及全部交往，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13)恩格斯尽管没有直接提出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日益融合为金融资本，却显然看到信用关系正在投机中四处蔓延，主营业务发生更迭的交易所作为“万能的垄断者”渗透到各生产部门。另一方面，“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14)。从纯粹借贷性质的国库券，到直接支配工商业的股票买卖，不仅意味着资本积累不再限于剥削产业工人的剩余价值，也说明资本积累速度远远超过扩大再生产的步伐，作为“货币资本家”的食利者大大增加。特别是恩格斯注意到，“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15)。金融要素的这种杠杆力量使部分生产资料成为金融资本套利计算的标的物，加剧了资本所有者的冒险心态及其向寄生角色的转变。

　　4.阶级关系：从赤裸的压迫到虚饰的剥削

　　在对资本主义直观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剖析中，马克思曾鞭辟入里地谈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6)恩格斯也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留下大量产业劳工生活悲惨的记录。他们都科学地认识到，19世纪中叶的资本家以“死不足惜”的态度压榨无产者的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阶级斗争史的最高阶段，“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17)。它的主要社会关系事实上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极度仇视和激烈对垒。

　　巴黎公社失败后，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进入相对低潮期，在恩格斯看来，离不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态度和策略的微妙变化。“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18)，而是越来越注重以道德、文明和公共的面具，对资本主义从社会管理到统治秩序、从剩余价值的攫取到阶级利益的扩张作出粉饰和装潢。例如，“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境况最差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19)。“人道”的市政管理使无产者似乎摆脱了生活窘境，但根本上说，这不过是避免让资产阶级成为无产者贫困和疾病的牺牲品的手段。此外，恩格斯觉察到，资产阶级在工人队伍中极力挑选和豢养甘愿为资本家宣扬阶级调和的鼓噪手。“从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学说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20)总之，资产阶级不再寻求同工人直接的、尖锐的对抗，而是将无产阶级纳入政治共同体，用“工人贵族”瓦解无产阶级阵营。因此，恩格斯晚年理解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变化，从来不是伯恩施坦歪曲的从对立走向合作，相反，这种社会矛盾样态的变化不过是“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有进步”(21)，使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迷障更为复杂、隐蔽。

　　5.危机形态：从“不能适应的地步”到“习以为常的条件”

　　区别于以往主要社会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很早指出，资本主义危机并非来自气候、战争、疾病等外部事件导致的消费不足，而是根源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过剩的瘟疫”。这种危机是阶级矛盾激化和社会革命爆发的序曲，也是资本主义走向没落乃至崩溃的标志。在他们看来，“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22)。

　　晚年恩格斯认为，此时的资本主义危机呈现“构成资本主义生存条件”和“反映资本主义衰竭败落”的二重性，需要从长期性、周期性和积累性三个方面作出进一步界定。首先，这里的长期性是对于危机持续时间而言，包括具体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整体危机双重含义。“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沉寂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商业繁荣时期。”(23)恩格斯以1870年英国经济危机为例，强调这种萧条景象短期内是无法消除的。同时，正如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所说：“他们对这种环境已经习惯，甚至连动荡和危机都认为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24)生产时常性的过剩与饱和的结果，无疑把不断的动荡“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25)。其次，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表现得更加残酷，使任何调节和更新都是周期性的、循环的。恩格斯发现，从1868年到1890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着每隔十年出现一次的新特点。“这一循环必然同危机、同尖锐的长期的苦难以及整个整个阶层的居民的周期性破产联系在一起。”(26)最后，任何产业或地域的局部危机都能引爆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恩格斯在《资本论》的批注中强调：“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27)他还指出：“同时小的危机却是可能的，例如已历时三年的阿根廷危机。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特大的危机在酝酿中。”(28)可见，在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运行机制的思考基础上，恩格斯认识到资本主义已陷入“危机—修复—更大危机”的悖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