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翠芳(1962-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小波(1980-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62

　　内容提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着坚守和庄严承诺，而这条道路的开创则源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努力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他们探讨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的理论依据，确立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探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明确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分析变革中国社会的方式，肯定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创建共产党组织；探讨并确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等。从《新青年》发表的主要文章中可以大致领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的初心、足迹和成就。他们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启迪。

　　关键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道路；《新青年》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17JZD010)的阶段性成果。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其在新时代坚持中国道路的庄严承诺。今天，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坚守自己的道路，变得十分紧迫。回眸百年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道路的探索，能给当下的中国诸多启迪，有助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具智慧地应对各种现实难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新青年》积极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经验，先后成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机关刊物(自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起)和中共中央理论机关公开刊物(1923年6月至1926年7月终刊)，是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有鉴于此，我们谨以《新青年》发表的主要文章为依据，触摸这段寻找民族光明的惊心动魄的历史，追寻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中国道路的光辉足迹。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中国道路的基本问题

　　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危机重重的困境中，希望探寻一条正确道路，因为这是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样复杂环境中努力探寻，力图科学解答其中的基本问题。

　　1.发现中国社会改造和发展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在对一个社会进行改造、确定其发展方向时，理论的指导更加重要，犹如茫茫大海中引导航行的灯塔。

　　20世纪初，各种各样的学说通过不同方式从英、法、俄和日本等国不断涌入中国，在古老而贫弱的神州大地激起层层波澜，形成了多种“新思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互助论、自由主义和初步引入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这些思想与思潮有着各自的理论特点和政治主张，在社会变革大背景下，相互交织又相互论争，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提供了多种选择，同时也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困惑、迷茫。究竟哪种理论才是最科学的，才能真正给中华民族带来光明？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封锁，也为了有效领导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共产国际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其重要任务，并对各国共产党提出相关要求和指导。共产国际“三大”指出，宣传革命内容是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宣传的主要方式包括“对个人的口头说服，参加工人的职业运动和政治运动，通过党的报刊和书籍扩大影响”①。中国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重心，也是在东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心。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公开表明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理论信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最早在中国介绍和传播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11月，他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以下无特别注明的皆指此刊)，热情洋溢地介绍和歌颂十月革命，并满怀信心地展望：“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1919年5月和11月，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文连载于《新青年》第6卷第5、6号，首次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并针对有些人认为马克思学说只讲阶级斗争而不重视伦理等误解，解释道，马克思“并不排斥这个人高尚的愿望，他不过认定单是全体分子最普通的伦理特质的平均所反映的道德态度，不能加影响于那经济上利害相同自觉的团体行动”。李大钊认为，马克思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称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宣传而言，“有如耶教福音经典的效力”③。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介绍和热情称颂影响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在中华大地开启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

　　陈独秀于1919年12月在《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批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及其所制造的罪恶；主张要靠劳动者彻底改造社会，追求全社会幸福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1920年9月，根据新形势，他改变了当初与胡适关于《新青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发表《谈政治》(第8卷第1号)一文，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认为，政治、国家只是工具，但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是必需的工具，而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治等不可能“扫除社会罪恶”；只有“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才是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④。这表明了他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马克思主义信仰，标志其世界观转变的基本完成。

　　李达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面对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学说，他极力澄清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其《马克思还原》(第8卷第5号)分析道，有些“马克思的门徒”误解了马克思，“固守师说的人则拘泥不化，自作聪明的人就妄加修改，把一个马克思的真面目弄湮没了”。对此，他大声疾呼：“马克思还原！”李达首次明确将生产力决定财产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等概括为马克思的核心思想，强调：“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⑤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第9卷第2号)中，他进一步批判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歪曲马克思主义，明确肯定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认为它是代表劳动大众的“多数主义”。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共产国际指导，为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发展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此时，他们所理解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侧重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列宁的社会革命理论和建党理论等，以满足当时中国革命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