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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批判理论新趋势:主题、方法与旨趣
2020年10月24日 08:56 来源:《哲学原理》2020年01期 作者:孙海洋 字号
2020年10月24日 08:56
来源:《哲学原理》2020年01期 作者:孙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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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运行机制、内在矛盾与替代方案成为摆在当代批判理论面前的现实课题。本文基于对霍耐特、耶吉、罗萨等新近著述的考察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总体理解、对批判进路的内在整合、对人类解放旨趣的重申,共同表征了当代批判理论的新趋势,而且三者是彼此关联、相辅相成的,对资本主义的认知会影响批判进路的选择,采用何种批判进路则直接决定着解放规划的现实可能。这就意味着一种真正充分有效的批判理论,必须既能完整把握现代社会的病症,又能开出切实的疗愈之方,同时也离不开作为中介的内在批判的方法论自觉,这是理解和发展21世纪批判理论的基本框架。

  关 键 词:批判理论/资本主义/内在批判/解放/社会病理

  作者简介:孙海洋,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批判理论语境中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再研究”[项目编号:17CZX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现当代西方哲学语境中,批判理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亦有大写和小写之别。狭义的大写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特指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历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哈贝马斯、霍耐特等几代批判理论家的发展而延续至今。广义的小写的(诸)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ies)则泛指各种对现存社会秩序及其对抗性矛盾和危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与激进左翼思潮。“今日的批判理论是一个更为广义且在复数意义上使用的术语”①,他们对时代精神的病理性诊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阐释、对美好生活的前瞻性构想共同形塑了批判理论的繁荣景观。

  在“批判理论”之前冠以“当代”二字,除了标示本文的讨论范围——基于霍耐特、南希·弗雷泽、拉埃尔·耶吉、哈特穆特·罗萨等欧美当红批判理论家的新近著述——之外,更深一层的思想意涵是为了突出批判理论之不与现存秩序为伍甚至与其决裂的永不妥协的立场,是为了彰显批判理论之既源于时代又超越时代而与其保持距离的自我反思之品格。本文围绕近年来欧美学界对资本主义批判主题的聚焦、内在批判方法的自觉、人类解放旨趣的重申等方面,从总体上追踪批判理论的新进展,这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主题聚焦:资本主义的“一”与“多”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这一极具争议性的概念及其研究在被人遗忘多年之后再次强势卷土重来,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本质、动力、结构与未来成为欧美学界热议的焦点。事实上,资本主义这一主题曾一度居于批判理论的中心,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作为批判理论传统内部最后一次宏大尺度的社会理论尝试,政治经济学批判似乎被移出批判主题,所谓的后继者们则纷纷转向了独立的道德理论或政治哲学,其后果不仅是放弃了最初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及其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关注,而且割裂了规范性原则与时代诊断和社会分析的内在关联。②人们不再理解整体的资本主义,而只是像康德一样去追问美好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这是“自由主义对批判理论的殖民”③。另一方面,作为法国版的批判理论,尽管后结构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规范性展开了强有力的抨击,但它同样回避了政治经济学问题。至此,社会分析与规范批判的统一已然瓦解。与此同时,许多新左翼思潮,或者将资本主义简单等同于现代性,或者将资本主义批判让位于仅仅关注性别、种族、身份等问题的文化批评,即便那些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也倾向于以一种经济主义的方式审视现代社会整体,而将资本主义窄化为一种狭隘的经济体制。总之,诸种批判理论“明显无法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资本主义之本质的概念,一种能够建立对资本主义的变动的条件进行充分分析的概念,一种能够以指出其历史转型的可能性的方式来把握其基本结构的概念”④。

  面对这一窘境,弗雷泽坦承,“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处于其理论思考的显性前台,而且是自己批判理论的直接目标”⑤。实际上,在她与霍耐特的那场争辩中,二人就曾达成共识:“争辩再分配和承认之间的关系已经引导我们走向另一个问题,它非常难以回答,但是对连接道德哲学、社会理论和政治分析至关重要。”这一问题就是:“资本主义,作为今天的存在,应如何理解?”⑥是一种经济体制,还是物化的伦理生活形式?是因时代和地区不同而呈现的殊异化形态——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国家管控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等,抑或是当代左翼理论家们所谓的灾难资本主义、债务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弗雷泽指出,资本主义的再次归来,“标志着人们对某种批判理论的渴望,来揭示出当前最主要的系统危机之深层结构性根源”⑦。当前的危机已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而是扩展为民主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生态危机等不同层面,当代批判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上述多重危机趋势的结构性根基——资本主义社会,这就需要提出一种理解资本主义的新方式。

  毋庸置疑,重新思考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经典范式,对于任何当代批判理论而言,都是一个绝佳的起点。不过,弗雷泽认为,马克思只是讲了“台前故事”,要真正完整地理解资本主义,还必须深入其背后,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可能的诸多背景条件,即“幕后故事”,这就是她近年来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双重叙事”理论。

  首先,弗雷泽重述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四个核心特征。其一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直接导致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社会分裂及其尖锐对抗,阻碍了多数人对公共物品的使用权。其二是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⑧。这就是工人自由的双重性:要么自由地工作,要么自由地饿死。其三是价值的自我增殖,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资本积累作为扩张动力,它奉行的绝对命令是不扩张、即死亡。其四是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独特性,“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机制来决定社会剩余如何被投资”⑨,如何平衡生产性工作与家庭生活休闲等活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与后代之间的关系等。弗雷泽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最重要也最悖谬的特征,市场的存在与非市场化的社会关系相互依赖,共存并置。

  其次,弗雷泽通过整合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多维理论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结构性界分,由此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可能的三个背景条件,以及可能导致的三重危机。在弗雷泽看来,对资本主义的总体理解依赖于认知视角的深层转换,马克思正是凭借从交换到生产的视角转换,才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但在这个关于剥削的故事背后,还有一个关于剥夺的故事,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结尾已经提出,而弗雷泽要做的就是接着把这个故事讲下去。其一,弗雷泽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商品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界分,这已被当代女性主义理论所揭示。诸如家务劳动、情感关怀、抚养后代等再生产活动不仅维系着作为肉体的自然人的持存,而且形塑着他们的社会伦理本质,尽管再生产活动基本上外在于市场领域,但对于雇佣劳动的存在和剩余价值的积累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可能的背景条件之一。资本主义将再生产固定在家庭领域,不仅掩盖了女性无薪活动的重要性,还使其从属于从事雇佣劳动的男性,虽然事实上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前提。当前,新自由主义更是变本加厉,甚至连社会再生产活动也难逃商品化的裹挟,由此在重划二者边界的基础上致使性别秩序不断失衡,危机一触即发。其二,根据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预设了客观的物质性自然与历史的社会性个人之间的界分,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然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对立,前者被视为免费使用的无限供应的原材料,后者才是人类生产活动创造的价值领域,在这里,自然的价值既被承认又被否认,在弗雷泽看来,逐利的本性最终驱使资本对自然的殖民和侵蚀。自然的自我更新及其对人类需要的满足,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得以维系的背景条件之二。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初和谐便被打破。当前新自由主义不仅通过“新圈地运动”将更多的自在自然纳入商品化的魔爪,而且还假借碳排放许可、碳补偿贸易等环境保护之名行破坏生态之实,不断加剧的生态危机就是明证。其三,弗雷泽写道:“资本主义依靠公共权力来确定并强化其构成性规范,这是资本主义得以可能的政治前提。”⑩这是背景条件之三。正是依靠国家的法律框架,不仅确保了私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动用政治机器镇压了殖民地的反抗,可以说,正是民族国家型构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在这里,弗雷泽援引艾伦·伍德的说法,指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彼此分离。而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上述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界分又同时引发了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之间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界分,以及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帝国主义式界分,这是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当前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疯狂扩张已经使得民主政治日益空心化,民粹主义右翼势力兴起,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再度出现。至此,弗雷泽的“双重叙事”框架已显然可见,资本主义的四个核心经济特征依赖于非经济的三个背景条件,要想完整理解资本主义,必须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叙事与这里的三个幕后故事相结合,这又与从生产到再生产、从人到自然、从经济到政治的认知视角转换密切相关。

  最后,弗雷泽在其“双重叙事”的基础上回答了“何谓资本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资本主义既非一种经济体系,亦非物化的伦理生活形式,毋宁说,它最好被视作一种建制化的社会秩序”(11)。这就意味着,其一,资本主义是经济生产从社会再生产中的制度性分离,这是一种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男性统治形式的分离,由此使资本主义的劳动剥削成为可能,为资本积累奠定基础;其二,资本主义是经济从政治中分离,这是一种经济事务从民族国家之政治议程的分离,由此使资本摆脱政治控制,自由地跨国流动并从中获益;其三,资本主义是自然与人之间的本体论分离,这在资本主义之前已然存在,但通过资本主义得以强化,甚至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其四,资本主义还是剥削与剥夺之间的制度性分离,这根植于资本主义的殖民掠夺与种族压迫。弗雷泽强调,这些形塑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分离并非一劳永逸,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与再生产、经济与政治、人与非人的自然、剥削与剥夺之间的界分在不同的积累机制下呈现出历史性的变迁。(12)正是基于此,我们才得以将资本主义概念化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等历史特定形式。这也是为什么布罗代尔会得出如下结论:“就其结构而言,资本主义像是变色龙;变色龙改变了颜色,但还是原来的变色龙。”(13)

  弗雷泽关于资本主义的“双重叙事”,在继承马克思经典范式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跨学科资源,提出了一种新的总体性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不同历史特殊形式,而且深刻洞察了资本主义多样形态背后的那个“一”,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本质。资本主义作为批判理论研究主题的回归,有助于重启哲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生态学等社会科学之间丰富且有意义的对话,有助于恢复跨学科研究这一批判理论原初范式的活力,有助于矫正以往对资本主义的碎片化单向度误解。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极为宏阔的总体概念,也有助于我们连接不同面向的社会现实,通过将其与主进程——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转型和扩张——进行联系并加以系统整合,从而更为切近地回应当前人们所面临的系统性危机和挑战。

  二、方法勘定:批判进路的分与合

  如果说对资本主义的总体认知是批判理论之自我理解所不可回避的首要前提,那么,对批判进路的厘清和批判方法的勘定则是确保批判理论之充分有效性的关键。当前的资本主义批判可谓视角多元、进路各异,那么,资本主义究竟错在何处、病在哪里?何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批判才能真正切中现实矛盾、直指社会病理?这成为当代批判理论之深化发展所必须直面的问题,于是,从方法论角度为批判理论的重构乃至更新奠定基础就成为当务之急。作为霍耐特的亲炙弟子,耶吉敏锐地把捉到了这一问题,并诉诸内在批判的方法论予以整合,提出了“生活形式批判理论”,引领了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

  耶吉认为,并非所有的“资本主义批判”都值得我们为其背书,真正的批判必须直指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必然的社会病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性谬误与规范性缺陷。由此出发,耶吉首先区分了当前资本主义批判中的三种主要进路及其优劣。(14)其一是功能批判,它认为,资本主义终将无法作为一种社会和经济体系正常运转,它在本质上是功能紊乱的,而且必然导致危机。(15)这一进路的核心是预言社会系统的瘫痪、社会制度的瓦解,如贫困化理论和马克思关于资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原理,这些都会造成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的危机直至崩溃。功能批判的优势在于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异质于其他社会体制的系统性问题和特定性病态;不足在于,功能批判貌似无须另外的证成标准,但当我们说资本主义无法正常发挥其功能时,总是隐性地蕴含了特定的目标、价值判断和规范参照,这也就意味着功能批判无法轻易地回避规范性问题。因此,耶吉强调,“在社会世界中,功能总是与规范性成分相互交织,不存在尚未卷入规范性期待的纯粹功能”(16)。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批判必须同时把握客观的功能方面与主体的规范性方面,二者缺一不可。

  于是,耶吉接下来讨论了两种对资本主义的规范批判。一种是道德批判或正义导向的批判,它认为,资本主义建立在剥削的基础之上,它以不公正的方式占有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并将其置于“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7)之中。这一进路的焦点在于分配关系的不公,在于剥削性的社会关系。耶吉指出,剥削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某种不对称的、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及其导致的统治和强迫”(18)。基于此种剥削理解的道德批判并不是专门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因为在此前的社会中同样存在童工、奴隶贸易等罪恶行径。这就意味着道德批判虽有其规范标准,但却缺乏现实针对性,这是其不足。在当代哲学中,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便寄希望于这种道德批判,但终究难逃黑格尔式的批评——“道德应当是苍白无力的”。对批判理论而言,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分配不公,更为根本的是导致这种分配不公的结构化机制和制度性安排。这也是自由主义道德哲学与批判理论的区别所在。因此,耶吉写道:“资本主义的特定的罪恶不在于它的不公平性和不道德性,而在于其伦理性缺陷(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即是说,作为一种伦理关系它是无法令人满意的。”(19)这也是马克思虽然对剥削及其双重性展开了分析,但却没有对资本主义主要进行道德批判的原因之一。

  另一种是伦理批判或美好生活导向的批判,它认为,资本主义形塑了一种非理性的病态的异化——“一种无关系的关系”(20)——的生活形式,充斥着贫困、痛苦和意义丧失,并摧毁了真正自由的美好生活之必要组成部分。在这里,伦理批判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关系和自我关系加以主题化,这一进路关注的不再是公正与否,而是资本主义变迁对日常生活,特别是对我们与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全面影响。马克思的异化批判是这一进路的典范,西美尔、韦伯等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亦然,都揭示了资本主义兴起所引发的时代病症——物化、商品化、合理化以及相伴而来的社会冷漠和“生活关系的质性贫乏”。耶吉指出,这一伦理视角是发人深省和极为有益的,“将资本主义生活形式之看似显而易见的特征去自然化”(21)。但伦理批判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其一,它无法阐明上述病症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还是由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所致;其二,伦理批判的怀旧原则不免使人质疑其规范标准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它对前资本主义美德的浪漫化和片面倚重也使其忽略了内蕴其中的压迫性因素,以及伴随市场化而来的现代自由原则,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我们不能轻易抛弃的解放之维。

  在耶吉看来,上述三种批判进路就不同的方面而言是卓有成效的,但又各有不足,因此要想发展出一种解释性更强、涵盖性更广的批判理论,必须整合已然分裂的诸种进路,这是其“生活形式批判”的出场语境。所谓生活形式,是指“一系列不同社会实践的惰性集合”(22),由此将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与政治等不同领域的实践整合起来,与此同时,她还借鉴了杜威的实用主义,认为生活形式也是一个“不断地解决问题的学习过程”,这样一来,就兼具了规范性基础与功能性内容。篇幅所限,这里只就生活形式批判理论得以可能的方法论基础——即内在批判予以简要勾勒。内在批判作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已成为近年来批判理论学界的自觉共识。耶吉在《生活形式批判》中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讨论批判的类型学,她认为,所谓内在批判,既不同于外部批判,即依据外在于事物的标准来批判现存的实践,也不同于内部批判,即依据特定共同体所共享的价值、规范与信仰来揭示其与现存实践和机制的不一致,而是依据内嵌于社会实践的规范来揭示事物的辩证矛盾和内在危机,并促进其自我转型。(23)这是一种主动性与被动性并存、分析性与批判性统一、破坏性与肯定性兼具、在实施过程中进行的新的批判类型。这就意味着,内在批判绝不是站在批判对象的外部去苛求一种超越性的应然,相反,它必须能够将这种应然反思性地置于自身的语境之内,作为现存社会的内在可能性;内在批判亦不是对现存秩序的实然加以无批判地全盘接受,相反,它必须能在这种实然之中揭示出深层的对抗性矛盾和异质性潜能,将自身理解为社会与政治转型的促动者,从而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一种方向性动力和解放性旨趣。

  耶吉的生活形式批判在欧美学界引发了强烈共鸣,同为霍耐特高足的耶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罗萨就展开了相近的思考和批判规划:“我会尝试展现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如何能够整合这三种社会批判的形式,并进一步扩展批判理论较早版本的传统。”(24)当然,这种不同批判进路的结合在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已隐约呈现。

  耶吉和罗萨等对诸种批判进路的澄清和辨识向我们展示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整体图景,也为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当代批判理论的格局和走向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指南,而且他们对日渐分裂的批判进路的整合,对“自由主义对批判理论的殖民”的扭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关注等,都表现了他们复兴经典批判理论的雄心。尽管二人的批判规划有着不同的切入点,但他们对现代社会异化病症的诊断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代表着新一代批判理论家的现实关怀,有学者称他们为“第四代批判理论两个互补的主轴”(25)。此外,耶吉等人对内在批判的方法论自觉及其背后隐藏的对黑格尔—马克思批判传统的重建,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黑格尔哲学遗产的现实潜能和马克思批判逻辑的持久生命力,这也预示着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对话将为当代批判理论的新发展开启别样的视界。

  三、旨趣重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

  当代批判理论家并没有仅仅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为他们深知,如果没有对人类解放特别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另一条道路的思考,任何所谓的批判最终也只能沦为对资本逻辑的实际附庸。实现人的解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也是批判理论自诞生以来延续至今的核心旨趣,正如霍克海默所言,批判理论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26)。

  尽管霍耐特已卸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但他近年来从不同维度对解放旨趣的重申,是我们在图绘当代批判理论时不容忽视的参考坐标。霍耐特指出,哈贝马斯为批判理论的解放旨趣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但由于过分倚重精神分析的模型,使其在从个人向社会分析的转换过程中造成了难以解决的困难。(27)霍耐特写道:“社会病理学必须始终以一种痛苦的形式表达自身,以保持人们对理性解放力量的旨趣。”(28)这就是说,批判理论作为社会病理学具有双重任务,一是诊断病症,指认合理性缺失引起的不确定性之痛,二是疗愈痛苦,使人从病态中摆脱出来。与哈贝马斯更多地承袭康德哲学不同,霍耐特则是回到黑格尔,通过对《法哲学原理》的规范性重构,将时弊诊断与正义理论相结合,提出了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论构想,一方面借由对不同自由概念的辨识,揭示了解放的双重内涵,另一方面,以社会自由为核心理念,重构了社会主义的解放规划。

  关于诊断病症,霍耐特指出,在黑格尔看来,现代人的空虚、冷漠、孤独等社会痛苦从理论上看都导源于“抽象法”和“道德”中阐释的两种有缺陷的自由观,若以其指导行动,不仅个人自律难以实现,还会使整个社会陷入不确定性的痛苦。于是黑格尔赋予“伦理”治疗的功能,在他看来,现代生活世界的伦理内涵在于其包含了确保自由的互动模式,使所有社会主体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参与互动的机会,这是摆脱社会病症、实现个人自律的关键。霍耐特发现:“黑格尔不仅在消极的意义,即从未被洞察的依赖关系中摆脱出来的意义上,讨论‘解放’,而且还在积极的意义上,即‘获得肯定的自由’的意义上讨论‘解放’。”(29)在这里,霍耐特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实化,指认了解放的双重内涵。

  关于疗愈痛苦,霍耐特写道:“批判理论的核心不仅在于将资本主义诊断为一系列受阻碍或遭扭曲的合理性的社会关系,还在于适当的疗愈方案。”(30)这就意味着,解放得以可能,不仅依赖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病理的深度认知,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后资本主义社会建制的实践规划,在解放旨趣的背后都隐含有一套正义理论和社会制度安排,这是他在《社会主义理念》中进行的思考。首先,霍耐特指认社会主义的真正理念是社会自由,这源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原则,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自由与博爱之间的抵牾,于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尝试提出一种全新的自由观,“他们不仅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合作视为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且视为真正自由得以实现的唯一方式”,这就是说,社会自由的核心在于“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成就彼此的需要”(31),这是一种“整体的个人主义”。其次,霍耐特揭示了传统社会主义理念的三大缺陷,一是将社会自由限定在经济领域的社会劳动,因而忽视了政治领域的解放潜能;二是将无产阶级视为社会革命的不变主体,从而忽视了工人阶级的现实变化;三是将社会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必然替代,而忽视了主体的能动实践。最后,霍耐特提出了自己重构社会主义的更新之路。一方面,他援引杜威关于历史发展过程的实验主义理解,指出社会主义绝不是宿命论式的线性进化逻辑决定的,而是一个通过主体的能动性实验性探索实践,不断打破交往壁垒,扩展社会自由范围,争取共同体承认,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过程。另一方面,他借鉴了黑格尔法哲学关于现代社会的功能性分化框架,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既不取决于单一的革命主体,也不局限于纯粹的经济领域,而是依赖于社会自由在三大领域的相互联系和共同实现,霍耐特把这种不同领域之有机团结的整体称为“民主的生活形式”。“这种民主的生活形式的理念就是社会主义对解放社会的构想,它的优点是能够公平地对待不同社会领域的功能性分化,但又不放弃对和谐整体的希望。”(32)这就是霍耐特对社会主义的“复兴规划”。

  在国际秩序剧烈变动、系统性危机不断蔓延、抵抗运动风起云涌的今天,解放无疑已经成为批判理论关注的焦点,这从2018年5月在柏林洪堡大学举办的以解放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的盛况就可见一斑,这次会议云集了欧美一众最著名的批判理论家,围绕解放的内涵、主体、策略等展开激烈研讨。他们认为,解放不仅仅局限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而且延伸到了包括性别和代际关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关系;解放不仅是个人的价值追求,而且是一项集体的事业;解放不仅仅意味着从诸种剥削、压迫和奴役关系中摆脱出来,而且表征着一种对更加自由、美好的生活方式的向往;解放不仅要在认知上摆脱各种知识压迫和理论陷阱,实现观念的解放,而且要在实践上整合各种不同的社会政治运动,建立起反资本主义的全球团结联盟。尽管不同的替代方案及其现实性尚待实践的检验,但这种对解放图景的描绘还是有助于激活日渐衰竭的对另一个可能世界的想象力,重新思考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道路。霍耐特等人对社会主义理念的重新关注,也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参与乃至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因为只有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总体性研究才能真正支撑、丰富并拓展我们对社会主义理念的深度阐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当代批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同样离不开对中国实践的理论反思。

  ①Razmig Keucheyan,The Left Hemisphere:Mapping Critical Theory Today,trans.Gregory Elliott,Verso,2013,p.1.

  ②[德]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③Nancy Fraser,Ann Pettifor,"Understanding Capitalism," IPPR Progressive Review,Vol.25,No.2,2018.

  ④[加]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康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页。

  ⑤Nancy Fraser and Rahel Jaeggi,Capitalism: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Polity,2018,p.9.

  ⑥[美]弗雷泽、[德]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 一个政治哲学对话》,周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⑦Nancy Fraser and Rahel Jaeggi,Capitalism: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p.2.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7页。

  ⑨Nancy Fraser,"Behind Marx's Hidden Abode:For An Expanded Conception of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No.86,2014.

  ⑩Nancy Fraser and Rahel Jaeggi,Capitalism: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p.38.

  (11)Ibid.,p.52.

  (12)Nancy Fraser,"From Exploitation to Expropriation:Historic Geographies of Racialized Capitalism," Economic Geography,No.1,2018.

  (13)[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14)Rahel Jaeggi,"What(If Anything)Is Wrong with Capitalism? Dysfunctionality,Exploitation and Alienation:Three Approaches to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54,2016.

  (15)Nancy Fraser and Rahel Jaeggi,Capitalism: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p.116.

  (16)Ibid,,p.119.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

  (18)Rahel Jaeggi,"What(If Anything)Is Wrong with Capitalism?"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54,2016.

  (19)Ibid.,pp.44-65.

  (20)Rahel Jaeggi,Alienation,trans.Frederick Neuhouser and Alan E.Smith,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p.1.

  (21)Nancy Fraser and Rahel Jaeggi,Capitalism: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p.128.

  (22)Rahel Jaeggi,"Towards an Immanent Critique of Forms of Life," Raisons Politiques,No.57,2015.

  (23)Rahel Jaeggi,Critique of Forms of Life,trans.Ciaran Croni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p.213.

  (24)[德]罗萨:《新异化的诞生》,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0页。

  (25)同上书,《译者前言》第18页。

  (26)[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页。

  (27)Axel Honneth,"Is There an Emancipatory Interest? An Attempt to Answer Critical Theory's Most Fundamental Ques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25,No.4,2017.

  (28)Axel Honneth,Pathologies of Reason,trans.James Ingram and other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pp.19-42.

  (29)[德]霍耐特:《不确定性之痛》,王晓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5页。

  (30)Axel Honneth,Pathologies of Reason,pp.19-42.

  (31)Axel Honneth,The Idea of Socialism:Tow? rds a Renewal,trans.Joseph Ganahl,Polity Press,2017,p.24.

  (32)Ibid.,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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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孙海洋 工作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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