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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的中国化探索
2020年10月24日 08:40 来源:《文艺理论》2020年05期  作者:何明霞 字号
2020年10月24日 08:40
来源:《文艺理论》2020年05期  作者:何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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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的建构是一个由普适性理论向民族性理论、由总体性理论向个体性实践、由指导性纲领向群众化意志形成的过程。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可将其分为以下步骤:一是尝试与钻研,即通过已有资料或媒介学习基本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将其内化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者的思想当中,使其在具体的文艺探讨或创作之中发挥指导作用;二是掌握与运用,即将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与当时的国情结合,并在具体的文艺实践中加以运用,针对当时中国特有的问题,实现其在不同空间与具体实践中的“因地因时”的转化;三是发展与创新,即基于文艺实践中发现的新问题与更深刻的思考,在对传统文艺伦理观批判与改造之中,不断进行否定之否定的深刻反思与理论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

  关 键 词: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中国化 

  作者简介:何明霞,女,宁夏银川人,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从事文艺学研究,陕西 西安 710127

  标题注释:西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计划重大培育项目“20世纪中国审美阐释学史”的阶段性成果。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中国化由氤氲至成熟的进阶期,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传播、实践与发展的重要时间点。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指导延安时期的具体文艺创作伦理实践,从中吸取经验,总结出了符合战争背景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理论。延安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合理继承与适时创新,既为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科学性提供了实践支撑,又为中国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发展与建构奠定了有力基础。

  一、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的发生与毛泽东文艺伦理思想的形成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发展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实践和形成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起经由马克思主义者翻译、传播到中国的。自1919年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一些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如鲁迅、冯雪峰等,也相继开始翻译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创作了一些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文艺作品,将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带人大众视野。他们传播以苏俄马克思主义者为主的文艺思想,如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的著作;研究和整理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理论,并以此为指导进行创作;运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来分析当时社会的文艺现象,提出文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和文学运动的口号,确定文学运动发展的方向。伴随着这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的探索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中国化早期形态展现出从混沌走向清晰的发展态势。

  (一)以“鲁迅方向”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形成

  延安时期,“鲁迅方向”作为与新民主主义文化一脉相承的典型被中共确立下来并加以大力宣传。毛泽东就给予鲁迅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1](P291)。因鲁迅其人与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均体现出的为民族而战的斗争精神与为家国而亡的牺牲精神“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2](P42-45)。作为以文字为武器来唤醒与鼓舞民众的文艺先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P698)。他所倡导的将政论与作品合二为一的“杂文”形式,为人生、为人民、为民族而战的广博之爱与坚强意志,以及倡导艺术创作应遵循大众文艺方向的文艺创作理念,共同构成了“鲁迅主义”,形成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4](P135-139)。“鲁迅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实践初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之前,中共对于鲁迅的解读具有鲜明的伦理趋向性,代表着这一时期文艺伦理的发展方向。沿着“鲁迅方向”实践,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伦理观的最终形成。

  “鲁迅方向”也是延安地区知识分子进行个人伦理改造的指引方向。它的提出也体现出延安文艺界对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之间如何实现身份融合的思考,这其中贯穿着伦理价值的指向与政治力量的介入。何其芳在《论鲁迅的方向》中,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重要言论来对此进行说明,“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认为鲁迅实现了对封建与买办文学的彻底反叛;客观地认识到自己本来阶级的局限性并与之划清界限,加入更具先进性的无产阶级,成为其中坚力量;拥有为人民“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牺牲精神,相信群众,走进群众。文中还提出了“必须认识,鲁迅先生也是经过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变化的。不了解这点,就不可能了解为什么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也不可能了解到底什么是鲁迅精神。”[5](P140)何其芳关于“鲁迅精神”的阐释,证明了“鲁迅方向”的个体伦理改造指向性,将鲁迅立为知识分子进行自我伦理改造的标兵人物。“鲁迅方向”是延安地区马克思主义思想拥护者进行个体伦理改造与进步的指引方向,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初步探索,也是毛泽东《讲话》发表的前调与基奠。

  (二)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确立

  延安时期,将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中国化体现的最为典型的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确立,《讲话》的发表为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中国化提供了实践代表。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观点,毛泽东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取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P534)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的中国化提供了具体实践的发展方向。在1942年2月8日召开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反对党八股》中谈到,若置错误于不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3](P833)。这种依照当时中国的特点,根据当时中国的问题,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于革命实践当中的观点即为毛泽东思想。1935年10月中共经过长征移驻陕北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汇聚延安,延安的文艺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那一时期,毛泽东对文艺作品的伦理方向选择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建设性地提出了文艺伦理观的发展方向,并根据此发展方向制定了相应的文艺政策。在这一系列的思考与实践中,毛泽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中国化进程,形成了著名的毛泽东文艺思想。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成熟。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了《讲话》,之后,《讲话》便成为全党人员“必须当作整风必读文件”的重要学习内容①。《讲话》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的指导思想,对延安时期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做出了具体的分析,实现了理论的推陈出新。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论,针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文艺伦理现状,发现了问题,也提供了解决方案。《讲话》虽为文艺座谈会而发表,但其内容并不是完全从文艺理论的知识涵盖面而进行的,因为毛泽东中共领导人的身份,所以《讲话》同时兼具着政治家的视野与革命伦理思想的高度,《讲话》将文艺作品当作革命的一种力量来分析,并对其提出发展要求。由此而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具有明显的伦理指向性的。毛泽东将延安时期文艺伦理问题引入当时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之下考虑,提出了“文艺为大众”的观点,要求文艺应为时下的家国与人民服务,在特殊时期应做特殊的调整,完成应承担的革命任务。毛泽东提出,文艺应紧紧团结于中国革命事业当中,成为其坚不可摧的一部分,把文艺当作是打击与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积极地投入到刀与枪、血与火的阶级、民族战斗中去。毛泽东的文艺伦理观,是当时民族、阶级革命语境中需要无产阶级的文艺伦理思想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战斗目标而形成的,对当时历史语境下的文艺实践具有重要的伦理指导意义。毛泽东的文艺伦理思想来自于马克思的文艺伦理思想指导,又与当时的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对延安时期文艺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科学总结。

  (三)以“赵树理方向”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实践

  在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组织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赵树理方向”作为重要观点首次被提出。会议认为赵树理在作品之中传达出的精神世界与创作方向与《讲话》所倡导的文艺伦理方向高度契合。针对这一观点,陈荒煤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中提出,赵树理在作品中的文艺伦理观即表现为文学为大众服务。这使得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有三大特点:一是阶级立场分明,以大众的角度立场鲜明地表达民众的愿望;二是创作了不同于从前的,富有生活气息和生命活力的新的民族文学形式;三是具有革命伦理精神,创作出了深扎于土地、刻苦踏实、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学形象。文中还进一步指出,赵树理的作品因对“毛主席文艺方针最本质的认识”,而具有了“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效果,这也“应该是我们实践毛主席文艺方针最朴素的想法,最具体的作法”,“把‘赵树理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6](P31-35)。伴随着“赵树理方向”的确定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张,赵树理获得了延安地区各方的赞誉与奖项,树立了“旗帜化”“经典化”“方向化”的文艺工作者形象。这也是特殊时期中共对文艺伦理发展走向的设计与希冀。

  在延安作家群体中,赵树理代表着《讲话》所倡导的重要方向,即传统的民间形式的利用。费正清将这一现象总结为“实际宣告鲁迅的——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时代已成过去。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它将体现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彻底决裂。从本质上说,这种文学应该是属于人民以及为人民的积极的文学;换句话讲,它在内容上应该清楚地以工农兵为中心,而且在有资格教育群众以前,必须满足群众的需要。五四时期以来的优先次序,现在颠倒过来了,原先是作者的个性和想象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并传递给逢迎的读者;而现在是工农兵读者提供革命文学的主题,并指导作者的创作”[7](P547)。

  “赵树理方向”成为当时文艺伦理的指导方向,也是中共政府及延安文艺语境对赵树理及其文艺作品所呈现出的无产阶级价值观的主动选择,因而“赵树理方向”也带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伦理色彩。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具有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作品风格与人物设定符合百姓所熟悉的情境,形成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新的文学伦理观。这集中表现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赵树理将“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价值观贯彻在作品之中,创造出新的“人民文学”。他笔下的农民是淳朴的、真正参与创造文明的、具有强烈主观能动意识的人。他笔下的农村也呈现出生机勃勃、积极向上新农村风貌,这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作用的思想是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伦理价值观中国化的书写。第二,为延安地区革命文学建立了文艺为大众的创作方向。“赵树理方向”创立的新文学以百姓日常生活所熟悉的农村为背景,将民间文艺形式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相结合,将传统生活之中注入新鲜思想,始终将文艺为大众当成创作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导向。可以说,“赵树理方向”作为当时延安地区文艺伦理发展的主流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中国化发展也提供了有力的实践支撑。

  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的主要实践

  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提出与实践,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呈现出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与中华民族传统文艺伦理思想融合交汇、推陈出新的思想观念,这种伦理观是对传统文艺思想的合理借鉴与吸收。它的形成是根据当时所处的抗战特殊时期和战争具体情况,对传统文艺道德观中的经典思想进行了与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相结合的改造式借鉴。

  (一)走出道德混沌,重新定义新旧道德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艺术为谁服务是归属于文艺伦理范畴内的一个重要的文艺道德问题。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列宁就曾提出“艺术属于人民”与“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文艺伦理观点,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伦理方向。

  延安时期,文艺伦理的发展方向是遵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倡导文艺伦理的溯源不应从“上帝”“鬼神”中去寻求,而应从现实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中去寻找文艺道德的创作基础。在传统的旧的文艺伦理观念之中,“把道德看作永远不变的东西,道德的行为,必然是一种适合于永远不变的善恶标准的行为。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把儒家所定下的许多道德规律当作了天经地义,甚至于看作神圣的法律。这是极端主义的道德观”[8](P410)。与旧的文艺伦理观相较,新的文艺道德观是非绝对的、互动的,是以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为前提的。伦理道德归于属社会意识范畴,受社会存在的变换而不断的发生变化,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延安时期的文艺伦理思想因受当时革命现实的影响,从而确立了“为人民服务”“文艺为大众”的发展方向。因此,文艺作品中所倡导的道德方向应从服务于少数统治剥削阶级的封建阶级方向转变为服务于大众的无产阶级方向,即完成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改造。

  郭沫若也曾在大革命时期进行了关于文艺应为大众服务的发声,他曾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写出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9](P446)。左翼文艺运动时期,文艺工作者就已把艺术为大众的理论付诸实践,提出并践行了戏剧的大众化、音乐的大众化和美术作品的大众化,拉近了文艺作品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距离。但是,大众到底是谁,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依旧是含混不清的,且并未得到真正的界定和解答。毛泽东在《讲话》中回答了何为人民大众以及人民艺术观的问题,他强调艺术为人民服务,坚持人民的主体性和核心性。毛泽东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P1031)他在《讲话》中提出工农兵是人民大众的主体,强调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学艺术要自觉地为以工农兵为基础的人民大众服务。《讲话》的发表,从政策理论的高度界定了文艺伦理发展的人民性方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二)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旧道德进行改造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产生于19世纪中叶欧洲的资产阶级现实的一种哲学思想,与中国的传统伦理哲学之间相差甚远。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实现需要经历实践转化,这种文艺实践需要将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与当时的中国进行因时因地的结合。

  在对文艺伦理思想新旧道德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若是想完成民族旧文艺伦理思想的蜕变,将其变成新的具有进步性的民族文艺伦理思想,就必须经过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改造,将文艺作品中的封建思想及其反映出的腐朽封建道德规范彻底地剔除出来。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角度分析,文艺作品中旧道德的落后思想不利于革命工作的顺利进行,一切道德规律的具体内容都应遵从社会存在的客观状态。毛泽东以马克思伦理思想为先导,对传统道德中的“忠”“孝”做了符合时代的重新界定,他说:“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我们赞成,这是古代封建道德,我们要改变它,发扬他。就是要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义者。”[10](P158)对于存在于传统文艺作品中的文艺伦理思想“知仁勇”做了马克思文艺伦理观指导下的全新改造,他指出:“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应采取的道德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更重要的态度如‘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勇也只限于表象。”[11](P147-148)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唯物伦理观出发,将带有封建色彩的旧道德进行了新改造,使其具有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的新含义。

  毛泽东批判了文艺作品中所存在的“洋八股”及“教条主义”,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他倡导文艺伦理应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方向[3](P534)。毛泽东也强调了增添新民族文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中国化构建的重要性,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3](P707)同时,毛泽东提出了新的文艺伦理观的建立应遵循文艺与大众化、民族化结合的思想,他在《讲话》中论述了对旧文艺伦理观的改造与提高的意义,反对“对于古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

  受到《讲话》的精神号召,延安文艺呈现出文艺为大众、文艺写民族的发展之态,产生了大量符合时代特征与指导思想的优秀文艺作品,在进行与传统民间文艺对接的创作时,艺术家们深入民间文艺,走近人民大众,挖掘民族文化中的优秀精神特质,创作出了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反映时代要求的优秀作品。如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新式歌剧《白毛女》;诗歌《王贵与李香香》,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周恩来对延安文艺呈现出的新的民族化创作道路表示了高度的认同,高度评价了延安文艺工作者们深入群众的创作方式,“因此发现了深厚的民间艺术源泉,如秧歌舞等等,中国的新歌剧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话剧也要吸收这个形式的优良因素”。②延安文艺所呈现出的年轻的生命力与符合时代的民族特色开启了中华民族新文艺的发展方向。

  (三)传统道德与抗日民族伦理的融合

  文艺作品作为一种可以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若将传统道德加以改造,把宣传抗战和保家卫国的思想传播给大众,可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大众的抗战士气和必胜信心,对抗战胜利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尤其是在人民生活质量不高、军队物资匮乏的延安地区,加强文艺伦理的道德教化功用,将传统美德加以抗战必胜的理念以文艺作品的形式传导给大众,用来稳固民心军心,就显得十分必要。

  华北事变后,民族战争全面开展,为了保卫家园、捍卫民族,人民大众纷纷选择了参与到反侵略的民族抗战事业中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双方也选择了超越阶级矛盾的爱国主义伦理思想。延安地区的文艺工作者也顺势而为,对传统的“忠孝仁义”做出了符合时代的阐释,认为积极抗战是对国家的大忠、对民族的大孝,号召全体同胞将积极抗战视为尽忠尽孝的至高道德,将传统文艺伦理思想进行了符合战时的改造和扩充。以期鼓舞民心,使得身在抗战之中的人民大众忠于国家与人民,坚定抗战的决心,坚持走正确的抗战路线,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践行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传统美德。通过当时的文艺作品,可以看出,坚持阶级性、重视政治性是延安文艺伦理观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借鉴与融合的侧重方向。这一时期的文艺伦理思想强调将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同中国革命的实践情况相结合,从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和中国革命实践中探索出与民族抗战所需相吻合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传统文艺道德因素,在坚持积极抗战的立场中对传统文艺道德观进行了改造与利用。重视对传统文艺伦理思想政治性的利用,肯定传统文艺道德思想中对民族自豪感的提升功用,从溯源传统理论的高度上增强大众对抗敌人的士气,使得坚持积极抗战的文艺伦理思想扎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

  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作品中不仅提升了传统道德的政治功用,强调对阶级性与政治性的坚持,从文艺对思想的影响上坚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而且还从语言上做了大众化程度的调整,大都选择了群众熟悉易懂的口头语言,以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12](P26),以期传播“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的抗战思想。时处抗战的特殊时期,此时的延安文艺作品都是介入了政治功用的,是以宣传抗日思想为新民族文艺伦理发展导向的。艾思奇就曾指出:“文艺不是要‘束之高阁’的东西,它是社会的民族的。它主要的目的是要走进现在的广大的民众中间……文艺应该成为抗战的力量,它应该成为,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全面抗战中的一个要素,一个部门”[13](P674)。此时延安文艺作品也从形式上做出了适时的调整,“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封建社会长期地停滞,中国广大的民众在生活与意识上都非常落后,民众教育根本谈不上,工农绝大多数都是一字不识的文盲……因此要拿文艺的武器来动员,组织他们参加抗战,把抗战的内容装进他们所熟悉的旧形式里面,容易为他们所了解所接受”[14](P3)。这一时期受到了政策鼓励的文艺工作者们,开展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文艺动员工作,到民众中、到前线上宣传抗日思想,作品逐渐被工农大众所接受。将宣传抗日思想渗透到马克思主义工作者的文艺伦理观之中,再反映到作品当中来影响群众,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三、延安文艺伦理观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建构的意义

  延安文艺伦理观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共革命的成功来源于各个要素作用的有力发挥,各种力量的坚持、改良与努力,延安文艺便是其中一个方面,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的建立,对于中共革命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建构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毋宁否认,在战争之中,物质与战术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在鼓舞士气和精神建构上,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延安文艺伦理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伦理道德是引导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舶来之物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欲与中国国情相对接时,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与中国现实社会的相对接。以毛泽东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为这一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延安文艺伦理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延安时期革命现实文艺的发展中,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界先后出现了瞿秋白的以政治功用介入文艺批评的“清醒的现实主义”、鲁迅的为反映战斗现实而创立的“战斗的现实主义”、冯雪峰的文艺应为革命服务的“人民力”和“主观力”相统一的“革命现实主义”、茅盾的用文艺作品反映社会与人生的变幻的“社会科学”化的革命现实主义、周扬的文艺应指导革命伦理观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胡风的建立在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的“主客观化合论”革命现实主义等多种理论形态。这些理论中的部分思想构成了马克思文艺伦理思想中国化的主要来源,如瞿秋白的“清醒的现实主义”;部分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文艺领域的具体实践,如鲁迅的“战斗的现实主义”、茅盾的革命现实主义;部分思想为建构延安时期乃至以后的主流伦理思想打下基础,如周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这些理论都形成于延安,实践于延安,都以文艺的“人民性”为金标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的中国化探索打上了鲜明的本土烙印。

  延安文艺伦理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为基础的,同时对中国传统伦理观进行了批判的继承。延安文艺伦理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前提的,以“文艺为大众”思想为导向,并加以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为民”“忠诚”“慎独”等优秀传统伦理思想。如此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加入中国本土创作特质之中,加强了科学方法论在特殊时期的影响力,有利于达成革命共识、调动大众力量、进行革命抵抗。延安文艺伦理观因指导思想与构建基础皆属马克思主义,所以从本质上属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但其外在表现形式为中国传统的文艺创作手法,两者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

  (二)延安文艺伦理观实现了中国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对接

  延安文艺伦理观在革命特殊时期起到了凝聚和调动革命力量的作用。它使得革命战乱时期大众纷繁杂乱、一盘散沙的思想在短时期内聚合于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的伦理思想之中,使得这些洪荒思想不至于无处可至,并以阶级、民族的新形势归类组织。打破了传统的依靠血缘、地域聚拢伦理思想的界限,以更为先进的集体、民族主义替代了家庭、宗族制度。在这一过程之中,没有造成大众秩序的混乱,并最大化的实现了民族统一的思想,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延安文艺以大众喜闻乐见为评价标准,以是否能顺应大众心理或鼓动大众热情为文艺创作理念。“大众化”的文艺作品日益兴起,乡村文艺逐渐取代都市文艺成为主流文艺,个性写作、资产阶级写作等被集体写作所代替。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构建对传统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思想的瓦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文艺作品中宣扬的“解放伦理”的思想和受其浪潮影响的解放思想的扩散,使得大众、特别是无产阶级劳动者以及受封建思想统治的妇女从传统的宗族制、夫权制体系之中解放出来,进入新的阶级、集体中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导向,有了更为先进的伦理思想认知,从而投入到广大的劳动人民队伍中去。同时,中共也建立了与之相应的政治结构来容纳这股新兴的社会力量。以土改政策的实施彻底变更了封建地主与劳苦大众间的生产关系,自1945年由延安至全国的范围内实施土地改革政策,到后来农村合作社的建立,这一系列的政治行动清除了封建伦理道德中的糟粕,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扫清了障碍。

  ①《讲话》一经发表,引起延安地区文艺工作者的广泛关注,为了贯彻《讲话》精神,1943年10月22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中共中央总学委通知》,呼吁全党人员认真学习《讲话》内容。

  ②延安文艺“为大众”的创作之路沿《讲话》所倡导的方向蓬勃、健康发展,逐渐形成了符合时代的文艺创作之风,针对此现象,1945年10月22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延安的文艺活动》的重要言论。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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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魏伯.论民族形式与大众化[J].西线文艺,1939,(1):3.

作者简介

姓名:何明霞 工作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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