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00年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萌生时期(20世纪20年代)、文献学时期(20世纪30-50年代)、意识形态化时期(20世纪60-80年代中期)、唯物史观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会通时期(21世纪以来)；四个范式：文献学范式、意识形态范式、唯物史观范式、社会史范式。纵观中国史学史研究100年发展历程，学术层面影响史学史研究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史学认识论水平，二是已有研究成果水平，三是研究者学术素养。只有不断提高史学认识论水平，批判承继前人研究成果，提高研究者学术素养，才能实现研究范式创新和开创研究新局面。史学认识论较长时间未有大突破，对前人研究反思总结不足，以及新生代研究者学术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使中国史学史研究继往开来面临不小困难。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史学史之史/史学认识论/史学史范式/史学研究素养

　　作者简介：姜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10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初步统计，通论性著作已达60余部，①专题研究更是数量惊人。时至今日，在史学研究多元纷呈映衬下，中国史学史研究反而有些停滞，亟待寻求突破。因此，不仅10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历程及其成绩、各个时期的特点及其不足需要认真回顾，且如何继往开来更值得讨论。“承旧”方能“开新”，本文希望在检讨学界已有“史学史之史”基础上，用新的视角来梳理概括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及特点，加深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认知，最终落脚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推进史学史研究。②

　　一、三十年来“史学史之史”检讨

　　1984年底，针对史学史研究领域缺乏自我检讨等不利于史学史研究发展的现象，白寿彝倡导“研究史学史之史”。③此后，学界开始有意识地梳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及检讨其得失。三十年来，趁着“学术史热”，“史学史之史”论著持续出现。

　　从涵盖范围与写作取向来看，已有“史学史之史”论著大约可划归为三类：整体性回顾、④阶段性回顾、⑤专题性回顾。⑥这些论著或是总结概括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或是梳理分析一个时期的成绩与特点，或是针对某一个方面进行清理，对了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当下继续深化研究，皆有贡献与价值。不过，三十年来的中国“史学史之史”研究也存在两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重视外部因素分析而忽略内在理路梳理、注重表面现象列举而研究范式解读不足。

　　重视外部因素分析而忽略内在理路梳理，在中国史学史发展阶段划分议题上有较显著表现。目前对中国史学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有两种：瞿林东、周文玖提出的五阶段论，牛润珍、姜胜利提出的两阶段论。瞿林东通过对中国史学史课程的开设、专题研究论著的发表、研究机构与人员的扩展等几个方面之观察，提出：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即草创时期(30～40年代)；沉寂时期(50年代)；活跃时期(60年代前期)；再度沉寂时期(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建设时期(70年代末至今)。⑦

　　毋庸置疑，这一判断对梳理中国史学史研究发展历程有开创性贡献。换个角度看，此判断可能也存在几个可讨论的问题：一是如何评估1920年代史学史研究萌生、民国史学史研究范式在1950年代的延续等现象；二是在重视中国史学史研究外部表现与因素的同时，该如何揭示其发展内在理路。周文玖将中国史学史研究分为产生(20世纪20年代)、起步(20世纪30年代)、展开(20世纪40年代)、新阶段(1949年后17年)、进一步发展(“自‘四人帮’垮台至最近”)五个阶段。在瞿林东看来，周文玖的划分，“大致勾勒出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面貌，给人们一个清晰、明快的脉络”。⑧但这一划分亦有三个可再讨论的问题，一是笼统地看待1949年后17年及“‘四人帮’垮台至最近”两个阶段的史学史研究，二是存在重外部表现与因素、轻内在理路的倾向，三是五个阶段的显著特点似应进一步概括。

　　“两阶段论”是将中国史学史研究历程从1949年断开，分为从史学史意识出现至1949年、从1949年至今两个时期。牛润珍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史著述，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梁启超的时代”，“后期以白寿彝等老一辈学者为代表”。⑨姜胜利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历程，“以1949年为界分为旧、新两个阶段。旧阶段的史学史学科，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为指导，以‘史官、史家、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的趋势’为学科框架。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理论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⑩这种二分法凸显了1949年政权变易对史学史研究产生的重大影响，却对史学史研究的内部理路有所忽视。就中国史学史研究而言，20世纪50年代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仍“保持着大陆三四十年代以来偏重历史文献学的风格”，(11)20世纪50年代大陆的史学史研究，亦是如此。突出表现为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的再版和刘节在中山大学主要依据梁启超的史学史观点讲授中国史学史。尽管牛润珍等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些现象，但估量得偏轻。

　　注重表面现象列举而研究范式解读不足，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对各时期史学史研究成就的总结上。检视相关回顾性论著，列举各时期的主要史学史研究成果、课程的开设、相关讨论或活动等内容占据了最多的篇幅，但对不同时期史学史研究主旨的不同、研究取向的联系与差异、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思路的变化及具体研究的展开等问题，却未有深入细致的探讨。如牛润珍在评述20世纪中国史学史论著时，根据“编纂体例和内容”的不同，指出20世纪前半叶存在着四种不同史学史写法：“梁启超的‘做法’”、“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探讨史学的起源和发展”、“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述史学史”、“史论式的著述”；根据研究思路的不同，指出20世纪后半叶的史学史写作存在三种情况：“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叙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以1840年为界，将史学分为古代、近代，断代分册撰写”、“突破条块分割，采取贯通方法论述中国史学发展的全过程”。(12)此文较早地注意到了史学史研究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处理方式、思路，惜未能将此观察上升到研究范式的理论高度进行系统梳理总结。直接触及史学史研究范式的是胡逢祥。他指出，自中国史学史成为一门专史以来，研究范式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第一次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提出的研究框架为代表”，“其重心尤集中在历史编纂学和文献学方面”；“第二次大的格局变化，发生在1960年代初”，经过深入讨论后，“形成了以史学思想、史料学和编纂学为基本内容，而以前者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作者还指出，自1990年代后期起，随着史学史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宽，第二种范式的研究框架就日显局促。(13)遗憾的是，作者论述的重心在讨论如何改进当下史学史的研究范式，故未对这些观点展开阐述，亦未对史学史研究范式转移的原因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