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的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的主要特征有：党的领导人作为核心阐释主体贡献了关键概念和逻辑结构，国家治理是其立论前提和基础性框架，它是政治与科学的有机结合，且具有开放包容的世界性关怀。从意识形态层面讲，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大的西方专业主义新闻学是以媒体独立运营、内容自由生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它将媒体自治作为自己的关键诉求，以科学和伦理话语掩盖其政治经济要求，并呈现出以抽象的原则超越国情国界的普遍主义倾向。为了消解西方专业主义新闻学话语体系造成的独断性压力，实现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有机结合，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以国家治理为总体性框架，对该话语体系的基本面貌做出更清晰的描绘，同时以国家学说中更具包容性的国家性质等概念为基础，阐明新闻传播治理的国家论和国情论，在为世界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多元化发展贡献理论智慧的同时，讲清中国新闻实践的道理所在，增强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在国际社会的可通约性和可接受性。

　　关键词：中国新闻学 马克思主义 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 世界眼光

　　作者简介：祁涛，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开封475001）。

　　绪言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他在列举11个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时，将新闻学置于第8位。党和国家之所以如此重视新闻学的发展，是因为人类社会已进入网络时代并将进一步发展成为媒介化社会，新闻和新闻学既是“建构中国人历史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最活跃细胞’”，也是“树立良好国家形象、形成最大范围的全球朋友圈的‘最活跃细胞’。”这就意味着，建设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既是推动我国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也是新闻学界必须承担的职责和使命。意义和重要性已经说清，任务已经清晰界定，重要的是方法论的探索和建设任务的执行。

　　就哲学社会科学而言，话语体系是指该学科的研究视角、概念集群及其逻辑关系所构成的理论系统，它以研究视角为基石、概念范畴为骨架、逻辑结构为引线，决定着该理论系统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及其科学性、思考的取向及思想的容量，更影响着该理论系统的可信度与说服力，而研究目标和宗旨则是统摄该话语体系的灵魂。搞清楚目标与宗旨，是话语体系建设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要求，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就新闻学而言，所谓“中国特色”，是指该话语体系应当立足中国新闻传播实践，解决中国新闻舆论工作提出的问题，在原则、规范方面表明中国立场和中国价值；所谓“普遍意义”，是指该话语体系应当具备人类关怀，能够为世界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贡献智慧，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而要实现该目标，就需要盘点一下，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的核心特征有哪些？当前世界范围内主导性的新闻学话语体系有什么特征？它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中国新闻学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哪些帮助？只有在该意义层面上，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才能够相辅相成，即越是能够把中国实践说清楚、把中国经验总结好，就越能够为世界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思路和方法；越是能够在新闻学基本原理相通的情况下，为世界新闻传播模式的多样化和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多元化提供解释框架，就越能够增强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的说服力和认同度。

　　虽然新闻学话语体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其话语内容所针对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新闻传播本身具有的内在品质及由此决定的处理新闻业务的基本方法论，二是新闻传播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具体的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关系，以及由此牵涉到的权力和权利、立场和价值等问题。前者是决定新闻传播之所以为新闻传播、新闻学之所以为新闻学的“科学性内容”，“大致属于普遍的新闻理论体系或新闻学原理体系”。它体现了人们共同的新闻传播期许，虽然也会因关注点不同而有所差异，但较易达成一致的阐释。后者则往往因为涉及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和利益关系，导致不易调和的差别，对新闻学话语体系的面貌与风格的影响也更为直接。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既需要对新闻传播的本体论研究提供更多的前沿知识，更在于从意识形态和政策层面讲清中国实践的道理所在，并说明该道理对世界新闻学所具有的价值。

　　本文即准备从新闻学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层面展开探讨，基本思路是，首先说明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及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核心特征，其次概括当前影响力较大的西方专业主义新闻学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特征及其逻辑不一致性，最后在比较的基础上，尝试说明建构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我们发现，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是在党治国理政的总语境下做出的理论阐释，国家治理是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的逻辑前提和基础性框架。在科学基础上阐明国家治理对新闻传播和新闻学研究所具有的理论规定性，既是把握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也是化解部分观点视西方专业主义新闻学为科学，且不受国家具体情况的影响、不受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使命的干扰、不受体制性因素的约束、不受适用范围局限的“科学化想象”的关键。阐明新闻传播治理的国家主体性和国情论，有助于推进世界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多元化发展，更有助于夯实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理论支撑。

　　一、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及其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特征

　　中国新闻学自林则徐、魏源等1839年在广东禁烟时翻译外报而对近代新闻传播活动有所接触，并主张设立译馆备采夷情开始计，至今已逾180年，其间几经变迁，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新闻学，“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融会东西方新闻传播科学成果，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围绕中国实践和问题推动新闻学概念、知识、理论的重构和创新”。这意味着，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作为根基和主脉，融会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新闻理念的中国新闻学，是中国人经过艰辛探索而形成的话语体系，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

　　其一，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及其逻辑结构，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并逐步阐释的。中国早期参与办报活动的人和组织，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多是以政治为主业，而将新闻活动视作服务政治的副业。他们基于政治活动的要求，提出了“去塞求通”“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等新闻传播思想。但作为根基和主脉、决定了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基本面貌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事业及其规律的观点与学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中国共产党对于党的新闻事业和新闻舆论工作做出过重要论述的领导同志。党的几代领导人对于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形成都贡献了关键性概念，如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提出了“政治家办报”“全党全办报”“群众办报”等新闻传播原则；邓小平提出新闻宣传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江泽民以舆论导向问题为核心，作出了“喉舌论”“祸福论”“生命论”“根底论”等系列论述；胡锦涛提出了新闻工作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方针和“三贴近”原则，阐述了舆论导向的“利误论”；习近平以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论为核心，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等重要论述。这些构成了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基础性概念结构。

　　其二，国家治理特别是国家传播治理是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立论前提和基础框架。与上述特征相对应，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是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国家的国家治理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中的位置和责任是其核心议题。“中国新闻学百年发展的历史说明，其发展的每个阶段始终都与国家同命运，与时代同进步，与社会同发展。”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是为了推动变法自强，他认为报刊 “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梁启超在《时务报》撰写的第一篇新闻学政论即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虽然倾向于自由主义理念，却“以求光明自由的新中国之成功”为办报意旨。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着眼点则是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毛泽东强调：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邓小平要求，党的报刊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江泽民指出，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胡锦涛强调，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则始终把新闻舆论工作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起来，将之视为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这说明，新闻舆论工作和新闻学研究之所以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是因为新闻舆论工作是国家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学是国家治理之学在新闻舆论工作层面的落实和体现。

　　其三，政治与科学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推动民族复兴的家国情怀建构的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要求新闻舆论工作以科学有效的传播方法承担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赋予的职责与使命。陆定一1942年即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提出：“在新闻事业方面，我们的观点也是老老实实的观点。”习近平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就指出：“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上的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的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正是在深化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中国特色新闻学以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为精神内核，形成了以新闻本原和新闻规律为核心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以用事实说话、把握好“时度效”为核心的新闻工作的科学方法论，以坚持新闻真实和做好调查研究为核心的新闻工作业务规范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为核心的新闻工作政治规范。它的科学性虽然与自然科学不同，但是它展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和为人民服务的科学追求。

　　其四，开放包容的世界主义也是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特征。中国新闻学的形成与发展，本身即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眼光、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以及向西方学习的热情，使得中国新闻学融会了古今中外的优秀理论成果，也具有了关怀世界的胸襟。早期报人王韬、郑观应等阐述其新闻思想时，常以“泰西各国”开始。徐宝璜在《新闻学》自序中称，“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要求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刘少奇提出要把新华社建设成为世界性通讯社。邓小平强调，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要求新闻传播推动改革开放。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需要中国更多地了解世界和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胡锦涛提出了建设互利共赢的世界媒体合作体系的构想。习近平同志明确论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要求新闻舆论工作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中国新闻学是立足中国国情、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话语体系，同时也是坚持中国原则、尊重道路多样性、能够为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建设提供支持的话语体系。

　　二、西方专业主义新闻学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特征

　　在欧美世界，虽然新闻传播学呈现为多种流派，但是作为西方新闻学基础语境的话语体系，则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启、在美国商业媒体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借助欧美等国的硬实力行销至全球的专业主义新闻学。它是以美国著名报人如约瑟夫·普利策和著名媒体如《纽约时报》等的经典性阐述为基准，以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报刊的四种理论》中的概括为基调，以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等组织制定的新闻规约作为准则，以新闻自由和社会责任理论以及据此设定的以新闻客观性为核心的专业规范组成的新闻学话语体系。虽然近年来一直有学者对该话语体系进行反思与批判，但“自便士报以来，美国报业的伦理道德，以及如何处理报刊和政府的关系，如何保障报刊的新闻自由，始终是新闻学术研究，甚至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学者们有着不同理解，但多数认同，除了一整套新闻传播伦理规范即所谓的技术体系外，它还有明确的意识形态设定。如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指出，它在信念层面内含着对于何种知识的信赖、一种道德观念和一种政治承诺。王维佳将其描述为要求行业独立的政治诉求和“以专业促独立”的意识形态。吴飞指出，在欧美社会专业化运动中催生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是基于我们对传媒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认知的，而传媒的地位和作用又是基于我们对于社会结构的总体认识，基于我们对于“国家—社会—公众”这一社会模型的设定，基于我们对社会管理方式的设定。

　　本文并不否认西方专业主义新闻学在新闻传播伦理规范方面探讨的重要价值，认为要解决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增强新闻传播主体的专业性、提升专业能力并用这些规范培育网民的媒介素养是必要的，也认为对新闻传播专业规范进行反思研究并具有供给前沿知识的能力，是增强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科学水准和国际接受力的理性而有效的选择。本文想要说明的是，专业主义新闻学话语体系对新闻传播的功能定位及其牵涉的权力、权利关系的论述，以及由此形成的立论前提与基础框架，与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具有明显的差别。这些意识形态特征凭借欧美特别是美国的软、硬实力优势对中国在内的多元新闻学话语体系产生了逼迫性压力。这些意识形态特征主要包括：它将商业媒介运营视为新闻业的正统、将媒体自治作为核心目标、用科学和伦理话语掩盖其政治经济诉求，并以新闻规范无国界为借口进行全球行销。

　　一是以商业媒介运营为正统的话语体系。莫特在《美国新闻事业史》中，将党派新闻事业描绘为美国新闻业的黑暗时代，并借《纽约太阳报》的寓意将廉价报刊的出现描绘为太阳东升。政党报纸为人唾弃、廉价报刊兴起、商业媒体繁荣，新闻事业进入现代化轨道，成为对美国和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新闻业发展的基本描述路径，商业媒体被视为现代新闻业的正宗，新闻业的现代化被描绘成如何成长为优秀的商业媒体的故事。可是，为美国独立战争作出贡献的是廉价报刊吗？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是在1791年，它当时所保护的不正是专业主义新闻学所批评的政党报纸的而不是廉价报刊的权益吗？“到19世纪90年代，在反政党改革得到最广泛推进的北方，四分之一的日报宣称其独立于任何政党”，那剩下的3/4呢？其他地区呢？这些事实表明，专业主义新闻学着力塑造的商业媒体及其新闻传播模式的正统性，在争取话语优势的过程中，遮蔽了包括美国政党媒体在内的其他新闻实践及由此形成的新闻传播理念的存在，显然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二是以科学与伦理话语掩藏其政治经济诉求的话语体系。罗兰·巴特曾经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建构过程中善于采用不带政治色彩的修辞术，“把历史的意图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偶然性以永恒性为依据”。专业主义新闻学话语体系明显呈现出该修辞特征，这在新闻自由和社会责任两个基础性理论的论述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新闻自由本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作为经济自由发展的必需品而提出的政治口号，因为“资产阶级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做‘出版自由权’。”该话语体系却没有从经济自由竞争的需要出发做政治经济论证，而是以人的好奇心为动力、以理性为前提、以真理为招牌、以意见自由市场为路径进行的“科学主义”的阐述。市场放任的结果是媒体垄断、新闻低俗，本是新闻媒体发展成为大型商业企业造成的政治经济性质的后果。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明确说明它“部分是新闻界的经济结构所致，也是现代社会工业组织所致”，但却加上了“同时是因为新闻界的主管未能意识到一个现代国家的需要，未能估计出并承担起那些需要赋予他们的责任”，从而将政治经济问题转换成为自律性的伦理问题。

　　三是以媒体自治为核心目标的划界式话语体系。专业主义话语体系的核心意象，依然是新闻媒体独立而自由，追求媒体自治，不受政府和政党控制。普利策宣称：“《邮讯报》不为党派服务，而为人民服务；不是共和党的喉舌，而是真理的喉舌；不追随任何主张，只遵循自己的结论。”但是宣布要创办最伟大报纸的班内特，遇到有人批评其广告政策时则毫不犹豫地驳了回去：“生意就是生意——钱就是钱……我们决不会让傻瓜来妨碍我们的生意。”专业主义要求在社会和新闻业之间进行两个层面的二元划分：一是强调新闻业应该独立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土壤，对各种权力进行监督，建立媒体资本脱离社会控制的合法性屏障。如1937年美国报业出版协会、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和其他9家出版商组织出于削弱工会力量的目的声明：“报业——‘本色地呈现新闻’——要想为大众提供重要服务，出版商就必须有权自由选择其认为最为合适的有资格报道和编辑新闻的员工”，被舒德森描述为“以新闻和公共原则的立场，而非经济问题的角度来讨论封闭式行业的话题。”二是强调新闻业有着较高的技术门槛，将新闻从业者与一般公众相区别。麦杜格尔为专业的新闻记者画了像：“未来最成功的报纸从业人员一定要拥有广博的教育背景，具有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避免情绪化，保持客观，描述生动，观察细致，最重要的是能在社会、经济、政治趋势的大背景下解读时事的含义。”毫无疑问，这样的人物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凤毛麟角。

　　四是主张新闻规范超越国界和国情的普遍主义的话语体系。借助西方国家综合实力映射出来的“科学的面貌与道义的优势”的专业主义新闻学话语，成为其新闻传播获取超越国家话语和国界权力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借口传播自由是基本人权而不受国界限制，推销自己的利益。早在1865年国际电报联盟成立之时，欧美国家就以国际线路的自由化为借口要求各成员国开放边界。在建设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国际网络管理新体系的过程中，英美指责这种对正当传播权益的要求破坏新闻和信息传播自由，维护的却是自己在全球范围内行销理念、文化和产品的权力。先是美国好莱坞影视产品畅销全球市场，接着是美国网络巨头垄断了新媒体服务，不仅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冲击，欧洲国家也是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在有着公正和平等要求、向往欧美发达国家富裕生活的发展中国家，专业主义新闻学话语成为挑战既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因为该话语体系认为做好新闻报道的前提是保持独立性，“除了忠诚于公共利益之外，免于其他义务的自由至关重要”。在该话语体系的浸淫下，“‘国家’、‘政府’、‘政党’等分析单元常常被看作是外在于社会公众，甚至与社会公众利益相对立的‘威权力量’……新闻从业者‘独立’、‘自由’的信息传播活动所面临的若干限制不仅被看作行业发展的桎梏，甚至也被视为民主发展的障碍。”

　　三、国家治理框架下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亟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新闻学与西方新闻学、国家治理框架下的新闻学与专业主义新闻学，本是根据特定的政治经济语境与文化传统而建立起来的学术话语体系，其特色部分解决了各自在特殊历史际遇中所面临的实践问题，其基本原理则表达了人类共同的新闻传播期许。它们之间既有差异也可通约，本着互通有无的善意和开放包容的胸襟，有助于共同促进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发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观点对西方专业主义新闻学的原则规范抱有一种不受国家具体情况的影响、不受国家发展使命的干扰、不受体制性因素的约束、不受适用范围局限的“科学化想象”，并试图以此遮蔽其他新闻学话语体系及其实践存在的合理性。有鉴于此，建设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需要在阐明新闻传播基本原则、增强在基本原理层面的解释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国家治理对于新闻传播的理论规定性，探讨国家治理框架下的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的概念结构和论证逻辑。其意义在于，一是有助于清晰描绘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理论面貌，消解当前新闻传播理论教材中将以内容生产和媒体经营为主体的新闻传播业务性话语与国家治理要求的服务性话语并置，并在实践中经常出现逻辑纠葛的状况，促使新闻学教学、科研工作以更开阔的视野看待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在尊重新闻传播业务规范的同时，理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规避新闻业务中心论倾向。二是以国家治理学说中的国家类型、国家性质等更基础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概念，阐明新闻传播治理的国家论和国情论，既为解释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合理性夯实理论基础，也为世界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多元化发展贡献理论智慧，在增进各话语体系之间的可通约性的同时提高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度，化解西方专业主义新闻学的独断。

　　第一，阐明新闻传播治理的国家主体论和国情论，化解所谓超越国情、国界的“专业主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新闻舆论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国家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国家治理思想在新闻舆论工作领域的体现。即使是在全球化时代，政府依然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国家依然决定着众多新闻传播活动的界限，“关于文化和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必须考虑到国家之间经济、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并试图解释这些因素怎样在特定的国家政策和实践中运作及产生后果。”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将新闻自由等术语作为理论武器，要求其他国家不顾政治经济条件做出新闻传播政策的改变。化解此类话语的武器化，需要将新闻理论研究重新置于国家治理学说之下进行思考，处理好新闻传播与国家、政府、政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国家是有不同类型的，国家类型和发展道路的多元化，对新闻传播会产生怎样的要求？政党的性质是不同的，不同的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同，新闻传播的性质也不一样，应当如何界定？国家和民族各有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等国情，新闻传播的国情论如何建构？基于国家论和国情论的新闻学话语体系将更具包容性，既有助于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合理性，也有助于说明多元化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合法性。

　　第二，依据国家发展目标阐明新闻传播的职责与使命，化解新闻不受政治经济发展干扰的迷思。

　　“我永远不会承认更爱国家或更爱同胞。任何偏向都会有意支持错误或掩盖真相……”这个早在1548年就出现在英国新闻书中的宣称表明，与超越国家和国情的理论假定相对应，专业主义新闻学将揭示真相、满足公民知情权宣布为自己的终极追求，除此之外别无使命，特别是不承担政府和政党赋予的政治使命。要化解这种迷思，需要将新闻学话语体系置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框架之下，阐明新闻传播应当承担的职责，以其统领新闻传播的业务规范，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新闻学话语体系的概念结构和论证逻辑。它的主要议题包括：新闻媒体在国家和民族特定发展阶段的功能与作用是什么？新闻媒体促进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方法论是什么？新闻媒体与政府、政党和社会其他发展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服务政治经济发展的主体性即其服务方式有什么特殊性？等等。

　　第三，阐明新闻事业与各国家治理主体的多重交往关系，揭示西方专业主义新闻学以报道的“无立场性”遮掩其他传播主体立场的假象。

　　从国家传播治理的视角来看，新闻传播涉及政党、个人与其他企事业组织等多种主体。但是专业主义新闻学依然将自己局限于大众传媒的内容生产，呈现出权力范畴在该理论表述中的缺席及其媒体中心论和传播本质主义倾向，进而造成了各种逻辑矛盾和社会误解。比如党性原则是政党宣传政治纲领、动员民众的理论呈现，专业主义新闻学以媒体独立运营作为自己的基础框架，宣称新闻媒体无党无派，新闻报道本无立场。该话语体系的问题在于，它遮盖了西方政党开展的诸多新闻传播活动，使得人们误以为党性原则是我们党特殊的传播原则。其实若无政治诉求，美国政党在选举期间和日常生活中缘何组织诸多传播活动？只是它们不直接拥有商业媒体，其政治诉求的表达方式与我们党在自有媒体阵地上的表达方式不同。将我国以政党为核心主体的新闻传播活动与西方以商业媒体为核心主体的新闻传播活动相提并论，会造成部分非常明显的误解。以国家治理视野下的政治传播为视角建构多主体的新闻学话语体系，有助于以更全面的视野理解新闻和新闻学话语体系：它可以说明主权国家对新闻传播的治理权限，政党与新闻传播关系的多样及其资源禀赋条件的差异，个人与企事业组织的传播权利与义务，政党及其他主体对自有传播资源和非自有传播资源的使用技巧有何不同。

　　第四，阐释国家治理体系对新闻传播的多种赋权与约束模式，化解新闻传播不受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影响的执念。

　　部分学者设想的科学是不受政治体制和其他利益限制的纯粹的科学。我们且不说社会科学与国家基本制度、社会运行机制及其相关职业体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拥有客观原理的自然科学，由于社会生存、发展环境和政治需要的不同，其议题结构与研究精力在不同国家也会有着不同的分配。作为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新闻学更是如此，其核心议题往往由国家治理的核心理念和内在机制所决定。美国新闻学的核心议题是如何保证私营企业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传播服务，根本缘由是美国新闻媒体的私人所有和高度商业化，与新闻传播权益的主体是国家公民、新闻报道应是公共事业之间产生了必须解决的矛盾。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基石，就在于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用党管媒体来保证新闻传播为人民服务；解决贫穷与发展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则提出了国家引导新闻媒体服务发展的新闻学理念。建设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除了需要重点阐明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构所依据的国家治理理念和国家治理体制之外，还需要建立更宏观的框架，讨论新闻媒体在不同国家治理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该体系对于新闻传播的规定性。

　　第五，阐明新闻传播规范在不同语境中的适用范围，消解对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成见。

　　“至少在三种条件下，美国新闻从业者本能地并且愉快地放弃以中立的姿态进行报道的努力。首先是悲剧时刻。新闻从业者为自己假定了一种近乎僧侣的角色……其次是公共危机的时刻。新闻从业者为了邻近地区的安稳而舍弃专业的客观性，不论危险来自恐怖主义者或台风。他们试图提供实践的指导和交流感受……再次是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期间，新闻从业者拒绝中立。”笔者几年前读到迈克尔·舒德森在《新闻社会学》中的这段阐述时有点吃惊：美国新闻学界都认为新闻客观性是有适用范围的，而我们引进客观性理论的时候怎么将之描绘为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呢？这提醒我们，需要对新闻传播规范做具体的分析，明确它的适用范围，在该适用范围需要达成的传播目标以及由此确定的传播准则。它需要我们探讨：国家和政府有哪些立场需要新闻媒体进行解释和维护，在哪些事实中真与假的问题特别重要，在哪些情况下需要对当事人及社会公众提供心灵抚慰，新闻的公正、平衡在不同语境下有何不同含义和要求，以及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对新闻报道规范有何要求。

　　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原理，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意味着要把理论和实践中所蕴含的基本矛盾及其存在条件讲清楚，才能找到科学的解决方案。要消解西方专业主义新闻学及其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独断性和普适化的误用，就要明确指出新闻传播及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形成语境和适用条件，使其处于有所为、有所不能为的状态，化解其无所不为和无所不可为的假象。在此基础上，阐明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基本主张与这些主张的来源与根基，有助于做到基础牢固，说服力强。讲清楚这个道理，兼在新闻传播基本原理层面开展有效的研究，将意味着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完成。管窥之见，愿能行引玉之功。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