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是“拥有语言的存在物”（伽达默尔语），语言始终是与哲学纠缠交织在一起的，希腊的“逻各斯”本义中就含有言语、言谈之意，亚里士多德业已指出，正是在语言中人们方能表述和传达出关于世界的理解和对善恶的思考。然而，受到长期的主导性的“语言工具论”“语言符号论”支配和影响，语言的这种哲学性地位只是到了现当代哲学中才有了深刻的理解和反思，兴起了一种“语言哲学转向”。不过，在伽达默尔看来，语言意义迄今尚未得到本质性和核心性的理解，其所创建的哲学解释学正是将语言视为人的存在的世界经验，深刻分析了语言的理解对象、理解过程和理解模式，提出和阐述了一种以语言为主线的“理解本体论”，并将解释学的普遍性置于人们生活世界的实践性思考中，从而真正确立起了语言在哲学思考中的中心地位。“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当存在问题与语言问题、语言理解与实践哲学统一起来，本体论问题不再是一种超验的实体性思考，而是置于人们现实存在经验的语言之中而得到新的理解和规定，形而上学或许因此有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伽达默尔 语言 解释学 存在论 实践哲学

　　作者简介：张能为，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合肥230601）。

　　伽达默尔是当代解释学的最大代表，在解释学发展史上，其杰出的理论贡献之一就在于突破了解释学仅仅只是作为一种技艺和方法的理解，而创建了一种新哲学理论形态，即“哲学解释学”。哲学解释学“试图通过研究和分析一切理解现象的基本条件找出人的世界经验，在人类的有限的历史性的存在方式中发现人类与世界的根本关系”。伽达默尔以艺术领域作为探讨理解本体意义的切入点，进而通过对精神科学中的理解问题以及以语言为主线的解释学本体论转向的阐释来构建起了真正的“理解本体论”，亦可称为“解释学本体论”。这一创造性工作主要是通过其代表作《真理与方法》来完成的，在此著作中，对理解与语言的分析构成其最为重要的第三部分，在此伽达默尔集中讨论了一种解释学理解的语言存在论是何以可能的及其对于哲学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

　　语言思想是伽达默尔整个哲学的核心性思想。近些年来，国内学界也高度重视，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对伽达默尔的语言哲学思想研究有了较为深入的推进，但大多是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解释伽达默尔的语言哲学思想的，而真正从解释学的理解存在论特别是从实践哲学高度上的研究还嫌不足。所涉论题主要有这样几类：其一是对伽达默尔诸如语言游戏、语言命题、语言“对话逻辑”、语言中介等具体思想的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细化和深入地分析了伽达默尔的语言观；其二是对伽达默尔语言观的特性诸如思辨性、辩证法与现象学等因素的研究，这些研究已超出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一书中的内容，而较好地结合了伽达默尔中后期继续阐述的语言哲学思想，为从更深的层面去理解伽达默尔语言思想的哲学意义奠定了基础；其三是对伽达默尔语言思想的理论影响及与其他思想家的语言观的比较研究，其中有对伽达默尔语言观与实用主义发展关系的研究，也有对伽达默尔与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思想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是在前述研究基础上的深化和扩展，力图从哲学史的发展和与哲学家相关思想的比较分析中进一步强调和凸现伽达默尔语言哲学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其四是从存在论层面对语言与理解、语言与存在的内在关系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反映了研究者更高的学术旨向，即要从伽达默尔解释学本身的存在意义上去思考和探究其语言观的地位和内在的作用，显然，这一方面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还没有将伽达默尔的语言思想置于其哲学解释学中，作为一种本体论哲学予以深入的阐释。总体来说，伽达默尔的语言思想在其整个解释学和实践哲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还不充分，也还不够深入，作为哲学思考之中心地位的语言的意义，未能通过已有研究得到充分的彰显，仍旧停留于伽达默尔本人所言的“洪堡式的陈旧的方式”上，尤其是没有深入伽达默尔本人所一再强调的实践性维度或实践哲学上来理解语言的中心地位和存在论意义。

　　本文的研究，则是要从伽达默尔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之文本出发，通过对一种哲学解释学的语言存在论是何以可能的论述，深度地展示出，作为一位真正的语言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语言思想的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以及其对语言意义的理解与实践哲学的内在一致性，并由此而对西方哲学的当代思考进行分析和评论。人们存在和生活于世界之中，这是一个理解和解释的世界，这也是一个通过语言而让世界之意义向我们发生、显露的世界，与其说，我们通过语言诉说和规定世界，不如说，世界在语言中表述和表达着自己，理解本质上就是通过语言同真理和存在本身的照面，语言在哲学思考中的中心地位也只有在对人的存在经验事实的实践性反思或实践哲学中才能真正确立起来。

    一、语言作为人类的“世界经验”和实现理解的“普遍媒介”

　　在伽达默尔看来，亚里士多德的“人具有语言”这一定义或者命题，绝不是指人们能够通过语言而相互作出提示，如同鸟类相互间发出的警号或哨叫一样，而是说，“人具有逻各斯（Logos），具有揭穿事实真相的语言”，语言蕴含着这种语言所特有的生活世界，语言自身就是这样一种对生活世界的解释。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一种哲学，哲学的主题是通过理解呈现出世界万物的本质性意义，始终有一种对万物之内在“逻各斯”的追求。“逻各斯”总是通过言说或者说语言而展现出来的，“逻各斯的意思并不是词，而是指说话、语言、解释以及一切表达在谈话中的思想、理性等等”。在伽达默尔看来，逻各斯本身并不就是“理性”，而是“说话”；它也不是语词的堆砌，而是语词所搭配成的意义的统一体，亦即说话的意义。正是从逻各斯的基础性的言语或者说话的意义上，伽达默尔将语言作为通达逻各斯和事物本质性意义的对象，世界就是对于人而存在的世界，世界对于人的此在是通过语言而表述的，因而，“世界在语言中得到表述”,与其说，我们讲语言，毋宁说，语言向我们诉说。语言是与逻各斯、与对世界的存在性思考联系在一起的，关于世界的本质性意义和存在论研究是与语言密不可分的，是建立在语言意义的基础之上的。

　　在语言问题上，伽达默尔是通过海德格尔步入现代解释学的存在论论域的。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后期现象学完全改变了传统哲学讨论存在问题的方式，不再以一种纯粹理性思辨的方式去确立起世界万物的存在问题，而是将存在问题返回到人的生存世界中来，与人的此在的具体生命经验相联系，存在问题根本上是与一个人的此在相关的理解和解释问题，语言则是这种理解和解释得以实施和展开的方式，抑或说，人的存在和世界意义在语言中显现自身并获得自我理解和把握。伽达默尔深受海德格尔这种“实存性解释学”（Hermerneutik der Faktiztät）影响，其整个解释学就是在这一思想传统上建立起来的，语言意义问题或语言的中心地位也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来加以讨论的。

　　首先，伽达默尔批驳了现代语言分析哲学所主张的“语言符号论”，这种符号论只把语言看成是表述事物的符号，认为符号本身没有意义，其意义就表现在符号的使用者和符号所指称的事物上。在伽达默尔看来，语言绝不是一种工具，解释者运用语词和概念与工匠使用工具是不同的，工匠是在使用时拿起工具，用完就扔在一边，我们却必须认识到，“一切理解都同概念性具有内在的关联，并将拒斥一切不承认语词和事物之间内在一致性的理论。”语言也并非事物的符号，而是事物原型的摹本，其意义就存在于作为原型存在方式的摹本自身之中，正是通过摹本，事物原型的存在才得到表现，因此，“语言并非只是标志对象世界的符号系统。语词并不只是符号，在某种较难理解的意义上说，语词几乎是一种类似于摹本的东西。”既然是一种摹本，那么正如摹本是在表现原型中获得自身意义一样，语言也是因为能够用以表现世界事物而得到自身存在的意义的。反过来说，世界总是通过表现它的语言而被人们所认识的，有什么样的语言也就意味着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总之，“语言并非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拥有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乃是：人拥有世界。对于人类来说，世界就是存在于那里的世界……但世界的这种存在却是通过语言被把握的。这就是洪堡从另外角度表述的命题的真正核心，即语言观就是世界观。”

　　在批判“语言工具论”“语言符号论”基础上，伽达默尔明确地把语言与语言表述的存在统一起来，坚持了“语言摹本论”，认为存在就是通过语言而表现出其意义的，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现存在，就意味着你所理解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可以说，“语言观就是世界观”的观点直接为解释学的理解本体论从语言领域提供了强有力的说明，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伽达默尔论述了语言存在论及其深刻意涵，这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展开的。

　　其一，语言是人类存在的世界经验。

　　伽达默尔首先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特地深入到语言问题史中的某些阶段之中，语言是世界经验这一点就会在某些与现代语言哲学和语言科学相距甚远的观点中被认识到”。这就是说，“语言作为人类的世界经验”是一个全然不同于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语言工具论”和“语言符号论”的崭新的看法，它要从根本上说明，人的世界经验完全是语言性的，语言不是一种工具或符号，它就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一种基本经验，如同洪堡的看法所揭示的一样，“语言实际上并不是展现一种早已为人所知的真理的手段，而是发现先前未为人知的真理的媒介”。这意味着，在伽达默尔看来，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语言的世界经验是绝对的。

　　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力量”，“凡有语言的地方，都有人类精神原始的语言力量在起作用，而每一种语言都懂得如何达到人类的这种自然力所追求的普遍目标”。伽达默尔要指出的是，由于语言形式与流传的内容在解释学经验中是不可分离的，所以，不存在只作为纯粹形式的语言，相反，语言“是由在这种语言中所述说的内容而流传下来的。”这样一来，作为人类“精神力量”的外化语言，就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运用的装备，而是说，世界在语言中得到表述，语言能够将理解世界的人引入一种确定的世界关系和世界行为之中，从而构成了人们存在和生活的一种特定方式和活动经验。

　　为了更为详尽地说明这一点，就必须探究语言和世界的关联。伽达默尔指出，人们总是力图拥有世界，那么，什么叫拥有世界呢？所谓拥有世界就是指对世界采取态度，而要能够对世界采取态度，就必须要求我们尽可能地同由世界而来的相遇物保持距离，以使它们能够如其本来面目地那样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意味着我们要拥有世界就必须拥有语言。这里的世界概念不同于环境概念，环境是为一切世界上存在的生物所拥有，世界则只是被人所把握。同一切其他生物相反，人类的世界关系是通过无环境性来表现其特征的，这种无环境性包含了世界的语言构造性。所谓语言构造性，不是指人的举止被闭锁于一种用语言框架编制起来的环境之中，而是指，只要有语言和人存在，就会有超越或脱离世界之压力的自由，因为“拥有语言意味着一种同动物的环境束缚性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超越环境当然不是指从空间上离开环境，而是指一种人类的语言的意义，亦可称之为“越向世界”(Erhebung zur Welt)，即“指用另外的态度对待环境，指一种自由的、保持距离的举止，而这种态度或举止的实现总是一种语言的过程”。由此伽达默尔引出了语言特有的事实性，语言经验即为人类的生存经验，也即为世界经验，“世界就是语言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与之相关的整体”，只有通过世界经验的语言构造我们才能把握多种多样的生活关系。

　　因此，语言不是工具和符号，也不是认识世界的特定手段，因为它不是反思思想的创造物，而是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一起参与活动。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我们在“使用”语言，而是我们处于语言之中，语言包围着我们。语言与其说是人的语言，不如说是事物的语言。世界本身就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的，语言的世界经验是“绝对的”，我们世界经验的语言性相对于被作为存在物所认识和看待的一切事物都是先行的，“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拥有语言而获得对环境的自由，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就此而论，人就是“拥有语言的存在物”。

　　其二，语言是理解本身得以实现的普遍媒介。

　　人类世界经验的语言性这一看法，为从本体论上进一步说明语言的意义奠定了现实的基础。语言是人类存在的经验，是世界表现自身的方式，那么，语言性是否会构成人类理解世界的某种障碍呢？伽达默尔一方面反对将语言与科学的客观性完全等同起来，另一方面也反对割断语言性与人类科学能力之间的联系，而是主张人类世界经验的语言性给予了我们关于解释学经验的分析以一种扩展的视域，即从一种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扩展到了关于事物和世界存在本身的普遍性思考。

　　伽达默尔在语言与理解的关系上，提出了“语言是理解本身得以实现的普遍媒介”这一观点。理解的语言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语言性作为解释学对象之规定，其二是语言性作为解释学过程之规定，其三是语言性作为解释学理解模式之规定。

　　就第一方面而言，人们所理解的对象正是通过语言才得到自身的存在，才成为理解的对象的，可以说，“在一切‘文本’的抽象的陌生性中却以特有的方式表现出一切语言都属于理解的先行性质”，这一点在文字流传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伽达默尔看来，具有固定性的文本提出了真正的解释学任务。文字性就是自我陌生性，要克服此种自我陌生性，就必须对文本进行阅读，甚至可以说，只有当我们能够把文本转换成语言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解释某种碑文的纯符号成分。这种把文本转换成语言的活动，同时也产生一种与意指的东西、即被谈论的事物的关系。

　　从第二方面来说，人们进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是在语言中展开和实现的，这意味着，“不仅是流传物这种优越的理解对象是具有语言性的——就是理解本身也同语言性有着根本的联系”。依照伽达默尔的看法，理解就已经是解释，因为理解构造了文本的意见得以起作用的解释学视域，理解要通过解释表现出来，为了能使某一文本的意见以其实际内容表达出来，我们就必须把这种意见翻译成我们的语言，把它置于我们得以进行语言活动的整个可能意见的关系之中，这就是说，理解的过程是解释的过程，解释的过程就是以语言为媒介来展现理解之意义的过程。同时，必须注意到，解释者运用语词和概念与工匠使用工具是不同的，虽然语言也是一种媒介，但它不是一种纯粹的工具，因为基于语言而进行的“理解和解释都以特定的方式被归置到语言流传物之中”。

　　再从第三方面来看，解释学理解的模式是一种“对话模式”，语言在理解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显而易见。伽达默尔指出，理解的过程就是解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的过程”或者说“谈话的过程”，“谈话是相互了解并取得一致意见的过程”。决定谈话意义和进程的不是谈话者，而是谈话本身，谈话具有自己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显露和涌现出来。因此，“所谓理解就是在语言上取得相互一致，……理解的过程乃是一种语言过程，……语言正是谈话双方进行相互了解并对某事取得一致意见的核心”。可以说，一切谈话都有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即谈话者都操同一种语言或必须转译成同一种语言，只有当通过相互谈话而在语言上取得一致理解成为可能的时候，理解的问题才可能提出来。正是在不断的对话中，人们实现了多方的视域融合，推进了文本理解的效果历史，理解的语言性便是效果历史意识的具体化。

　　伽达默尔正是通过对语言与理解对象、理解过程和理解模式内在关系的探讨，深入地阐述了理解的语言性特征和理解与语言之间的一致关系，其最终的结论是：语言就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一切理解都是解释（Auslegung），而一切都是通过语言的媒介而进行的，这种语言媒介既要把对象表述出来，同时又是解释者自己的语言”。这意味着，伽达默尔在人的世界经验上真正将理解与语言统一起来，这就为其把理解与被语言所表现的世界的存在问题结合起来，并进而构建起语言存在论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理解就是“语言向我们诉说”存在，存在问题就是理解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语言问题。那么，伽达默尔是怎样以这种“语言作为解释学本体论的视域”来具体阐明其理解本体论或者语言存在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