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兴胜，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北京 100816；黄少成，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4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历史节点之际，回望审视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历史进程和巨大成就，清晰呈现出以“调整与探索——奠定基础，恢复与发展——实现跨越，深化与提高——追求一流”为历史逻辑特征的壮阔画卷。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逻辑对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始终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导向，始终遵循高等教育发展基本规律，始终坚持高等教育开放办学交流互鉴。

　　关键词：新中国；70周年；高等教育强国；历史逻辑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华诞之年。从70年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发展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擘画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伟大历程，始终离不开高等教育在其中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尽管高等教育强国的概念进入21世纪才正式提出，但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观念却一直扎根于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最深处。70年来，中国共产党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构成要件、推动力量、实现途径的战略位置，积极探索、整体谋划。高等教育强国建设70年的历史图示也演绎并勾勒出新中国70年由贫到富、由弱到强的历史线索，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生动注脚。

　　一、调整与探索——奠定基础(1949-1978年)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轨迹、模式和环境。中国共产党按照新成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组织结构模式、意识形态建构方式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求，对高校进行接管、接办、接收，实施有效改造，并积极探索新中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服务，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培养人才服务。

　　1.赋予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发展的全新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高等教育处境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人民政权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密不可分。在国际上，中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孤立和打压，在国内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人口大国，如何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国家富强目标，探索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建设发展，便成为党和政府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途径。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一具有宪法意义的纲领率先提出了以“富强”为国家奋斗的最宏伟目标之一。同时，共同纲领还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加强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1949年底和1950年6月，新中国先后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目标在于强调，高等教育必须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而首先要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1]。1956年，周恩来同志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指出，“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同时认为高等教育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基础[2]。1957年，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3]1958年8月，毛泽东同志视察天津大学时作出三点指示的第一点，就是“抓住党委领导”。共同纲领、指示和相关会议中党的领导、政治教育、革命工作、工业技术、技术教育、科学研究、国家建设等关键范畴，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建设发展确立了方向并赋予了高等教育强国富民的重大目标使命。

　　2.实施院系调整，探索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从1949年到1952年，新中国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即抗美援朝初步告捷，土地革命基本完成，国民经济逐步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新的形势衍生出新的任务和目标。195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思想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内容之一。1951年10月，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思想改造首先得改造各知识分子的思想，使我国彻底的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是我国在各方面的重要条件之一[4]49。为进一步加强对高等学校的改造，强化对高等学校的政治管理、革命教育，也为国家加快实现工业化目标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中央政府在1952年下半年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其基本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5]。1953年和1955-1957年间，全国院系又进一步补充调整。院系调整中，以地质、矿业、钢铁、石油、航空、农业、林业、医学等行业为基础成立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高等院校，不仅仅架构起新中国高等教育基本格局，同时通过一定程度优质资源的整合重组，客观上直接扩大了高等教育资源，为新中国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在此期间，《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等规章制度陆续颁布，为院系调整提供了制度保障。经过50年代三次院系调整，我国高等教育基本改善了宏观架构，实现了发展工科和师范院校、加强综合性大学的目的，是将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工业化人才库进行量身打造的一次系统变革。同时，高等教育的结构、专业、师资、课程被彻底改造，高等教育的设置基本适应了国家工业化发展对专门人才的需求。这一次大调整在从根本上摧毁旧的高等教育体制、秩序和结构的同时，也从根基上动摇了旧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事理、轻实用技艺教育理念，为社会主义中国高等教育及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国家富强实施的一次重大国家战略。

　　3.探索推进重点大学建设，巩固高等教育初期成效。为适应国家工业化发展总目标和优先发展经济的目标需求，高等教育部于1954年制定了《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提出重点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高质量人才和帮助其他学校培养师资等，并指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大学为全国性的重点高校[6]。此后，国家先后于1959年、1960年、1963年分3次合计确立了68所大学为全国重点高校。这一时期重点高校的行政指令色彩与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的中心任务面临的形势与环境密切关联。时任副总理李富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优先发展重工业[7]。按照西方国家重工业发展的历史和逻辑来看，重工业的发展过程应该是一个资本长期积累的过程。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国家重工业，短期内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基本途径即是通过政府行政指令和计划的方式，降低重工业发展的原材料、人力等资源成本，以替代资本积累。因此，通过行政命令方式指定重点高校培养国家急需的专门人才，成为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家工业化的重要一环。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得益于高等学校建设发展过程中汇聚和培养的一大批专家学者的努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防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高等教育的制度、规章以及高校自身都遭受极大破坏。总体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7年时间，尽管高等教育发展面临一系列困难、甚至也存在一些决策上的失误，如全盘苏化后“一切照抄、机械搬运”[4]285，高校存在专业设置过细，忽视科学研究，重理工轻人文，文理分家、理工分驰等现象，但是从历史的、发展的、正向的视角审视这一特殊时期，不难发现这样一条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全面孤立、封锁、高压处境下，在自身没有办学经验和办学条件支撑的客观背景下进行的一系列尝试和探索。其出发点、实践过程和最终价值取向，都是试图通过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断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进程，达到国强民富的目标。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组织架构、办学模式、地理分布基本构筑起新中国高等教育模式与雏形，为新中国真正独立自主建设具有现代意义高等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史上的逻辑起点。

　　二、恢复与发展——实现跨越(1978-201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并在1977年底恢复高考。党和国家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断完善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为高等教育建设发展再次注入新鲜血液，以高等教育的建设发展率先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重新谱写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篇章，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表1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重要年份高等教育有关数据一览表

　　数据来源：1978年以来的各项数据为教育部网站或教育部有关司局发布的数据；1978年之前的数据是根据有关教育史料和公开发布(表)的文献反复比对获得的数据。部分年份没有获得毛入学率数据。1960年数据是在当时“大跃进”运动下，“左”倾冒进的产物。

　　1.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界和学界围绕高等教育强国的理论与实践、宏观制度政策与微观办学治理、社会经济发展与高校基本职能进行了深入、持久、广泛地讨论。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断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面对高科技人才的缺乏，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8]407为此，他主动要求抓科技和教育工作。其复出后在教育领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高考，极大激发广大青年学子学习热情和高等学校的办学积极性。他将科技教育与四个现代化有机衔接，明确提出“搞好教育和科技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教育和科技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9]。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高等学校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生产的重要场所，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人才和条件支撑，高等教育得以恢复并快速发展。1998年，时任总理朱镕基宣布：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是实施科教兴国[10]。此后，相当一部分高校进行了大规模合并调整和再组建，新增了一大批高等职业院校和民办独立院校，为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提供了良好的软硬件设施。在党和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1978年到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由598所增长到2409所，在校生规模从85.63万人增长到332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55%上升到30%。其中，1999年到2005年，高校招生几乎每年以50万左右的人数增长，截至2012年，初步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转变。(见表1)

　　2.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完善的制度体系是高等教育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1978年10月国家颁布《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为恢复高校办学扫清障碍的同时，开启了新时期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步伐。在此期间，国家先后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高等教育的法规制度、战略规划和相应举措，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大学章程制定暂行办法》(2011年)等[11]。一方面，通过不断建立完善高等教育的体制机制，使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逐步迈上有法可依的法制化轨道，特别是通过阶段性的战略规划实施，着力引领高等教育向着既定目标有序发展，保障高等教育以至国家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为顺应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转变，同时确保高等教育在恢复发展的同时不断提升质量，这些法律规章制度对高等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旨在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在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形成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良性机制。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和完善，不仅引导高等教育在规范化、科学化轨道上快速发展，确保高等教育质量建设有章可循，也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3.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为高等教育建设不断注入新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高等教育作为助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社会经济改革的重要试验场和先行地。期间中共中央先后于1985年、1993年、1999年、2010年颁布教育体制改革和发展方面的重要文件，并于1983年、1988年、1992年3次召开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核心议题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继续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先后改革高校计划招生制度和毕业生分配制、逐步下放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实施部委院校划转调整、推进学生收费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为高等教育不断注入新的动能，使高等教育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其中，国家关于重点大学规划与改革成为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建设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8]539。1978年2月，国务院发布《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除恢复“文化大革命”前68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还增加20所大学为重点高校。改革开放初，为尽快集中资源恢复办学，中央对部分高校多次合并、调整、组建，到1981年陆续被认定的全国重点高校达到96所[12]。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国务院分两批分别批准15所重点建设的高校。1992年，为进一步配合国家科教兴国战略，中央再次强调着力办好一批重点高校事关高等教育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正式发布《“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211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立项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重点高校建设改革工作。至2012年，全国共确立了116所“211工程”高校。同时，为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高校，从1999年开始，国家正式启动实施“985工程”项目。截至2012年，全国确立的“985工程”高校共计39所。通过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项目，国家在高校机制创新、队伍建设、平台建设、条件支撑、国际交流等方面给予更多改革政策和经费支持，使这些高校在改革过程中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来促进自身快速发展。2012年5月，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动协同创新的理念和要求，国家还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计划”。“2011计划”成为继“211工程”和“985工程”之后，又一彰显国家意志的重点高校改革战略。通过连续不断地推进重点高校建设改革，赋予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新的动能和牵引力量，整体带动了高等教育向前发展。

　　三、深化与提高——追求一流(2012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始终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教育强国的历史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指明了方向。

　　1.将内涵式发展作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实现路径。高等教育质量水平是衡量一国高等教育强弱的关键指标。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现代高校不断提出新的多元化的需求，高等教育的质量水平更多表现为具有内涵式特征的综合性指标。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高等学校数量增长约4倍，在校学生规模增长约40倍，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年毕业生人数跃居世界首位。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学术界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内容和途径进行了深入探索与实践，并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理念与深化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相融合，开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征程。在创新发展方面，引导高校积极培育创新文化，系统推进育人方式、科研体制、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改革，颁布实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以本为本”“四个回归”的教育理念[13]，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努力培养创新人才。在协调发展方面，更加注重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协调发展，通过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引导高校因校制宜、因地制宜、突出特色，通过差异化策略不断提升高等教育的整体效能。在绿色发展方面，将高等教育事业建设与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有机结合，并融入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促使高等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形成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质量生态。在开放发展方面，积极响应社会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需求，充分利用并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契机，进一步加大高等教育开放力度、广度和深度，高校之间的人文交流和国际合作更加频繁，高等教育的开放度、包容度进一步增强，人才的国际视野、世界眼光进一步拓展。留学出国人员、来华留学人员和学成归国人员大幅增加。在共享发展方面，立足新时代主要矛盾特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高等教育，进一步加大教育脱贫攻坚力度，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通过全面布局、优化配置，使更多人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2.将世界一流作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一系列重点高校建设政策措施，特别是“211工程”“985工程”项目的实施，为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目标、建设高水平大学奠定了重要基础；另一方面，随着“211工程”“985工程”高校作为高水平大学被社会广泛认可，高校身份标签化的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如重点大学某些项目建设的重复交叉、资金投入产出效益不高、高校之间竞争意识弱化等逐步显现。这一背景下，学界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进行了深入研讨。2012年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率先将我国进入世界1%的“ESI论文总被引频次”的高校作为反映大学“学术声誉”指标纳入中国高校评价中，引导高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学术研究水平。截至2018年1月，我国有219所高校的893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其中有45所高校的94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14]。2014年，中国科学院将“高被引科学家”指标引入高校竞争力排行榜。根据2018年11月，美国科睿唯安(Clarivate)公布的“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全球6 000多(人次)高被引科学家入榜，中国大陆共计482人次入选，全球排名第3，是2014年134人次(含港澳)的近4倍[15]。与此同时，2015年国家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并于2017年9月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首批确定137所高校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从2012年到2018年，我国高校国际竞争力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显示度明显增强，“双一流”建设高校建设成效初显。世界权威机构大学综合排行榜前500名中国高校数量增长情况可窥见一斑。

　　尽管高校排名主要以西方国家设定的指标体系为标准，并不一定全面科学也并非被社会完全接受认可，但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概念内涵，实质也是以中国作为世界成员，与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特别是发达国家高校作为潜在参照系而设定的概念。2012年以来，高等教育界和学术界从多个方面引入世界一流高校排名规则，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真正迈上了与发达国家一流高校同等的对话平台、相似的建设标准及相同的起跑线上，避免了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以及改革成效评价“自说自话”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为高等教育现代化和世界一流高校建设确立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也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拓展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3.将高等教育对社会的综合贡献率作为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使命。一国高等教育对社会的综合贡献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等领域的贡献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不断向前推进发展，并取得显著成效。2012年以来，高校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持续增加，201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高等教育迈上从大众化教育向普及化教育发展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随着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不断增加，社会总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不断提升。2019年，国务院作出高等职业院校扩招100万人的重大决定。这是国家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发挥高校的调节器和助推器作用，在毕业生就业、技能型人才培养、国民素质整体提升以至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是高校对社会发展最得力、最有效、最具调节功能的贡献。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还直接体现在高等教育的总支出作为社会消费的重要组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社会和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总投入持续增长，从2012年8505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1.2万亿元，学生生均经费达到3.6万元。另一方面，受益于高校师生短期规模聚集效应，高校的建设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牵引力量。根据学界丹尼森因素分析法研究测算，改革开放初到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0.48%，到2014年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率达到6.92%，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贡献率逐步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高等教育对科技发展和高科技人力资源的贡献最具显示度。2012年来，高校牵头完成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超过80%，吸引、造就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占总数60%以上。高校在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获奖比例达到2/3以上，其中2018年高校获奖占比量达到总数的80%[16]。同时，我国高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结构布局不断优化，研究生人才培养发展迅速。截至2018年5月，全国研究生培养单位达到815个，其中博士授予单位达到408个。2018年全国在学研究生总人数为273万，其中在学硕士研究生人数234万、博士生人数39万人，比2012年172万增长约58%[17]。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坚实，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和科技方面的贡献率也不断提升，并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差距也不断缩小。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党中央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作为重大国家战略积极探索、深入实践、不断向前推进，在“奠定基础—实现跨越—追求一流”的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改革实践经验，获得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强国的深刻启示。

　　1.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模式。相比美欧西方国家几百年资本经济发展积累以及几百年现代高等教育办学及其学术积淀，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中进行的，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是在一个后发国家基础上逐步实现的。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建设能够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合作等诸多领域、多项指标上取得令世人认可并瞩目的成效，关键在于党和政府始终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办学模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始终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尊重基层创新相结合作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最大驱动，在相对较短时间集中力量和资源，对高等教育进行整体设计、战略规划与部署动员，并推动发展。这既是我国高等教育获得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办学模式最大优势。新中国成立70年来，高等教育建设实践中的院系调整、重点高校建设、重大规划实施、推进“双一流”建设，都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政府主导、高校发挥自主作用和社会广泛参与下共同推进。正是在这一模式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一代接一代地持续努力，一大批高水平大学逐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梦想也逐步成为正在实现的目标。

　　2.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高等教育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8]。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就提出了“高等教育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首先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策略。改革开放后，国家先后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战略规划，都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作为重要内容进行了论述，而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成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最鲜明的政治要求和时代特征。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加快创建创新型国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导向，既是高校自身社会功能使命职责使然，也是高校实现自身战略规划、长远发展、终极价值的重要支撑和动力源泉。

　　3.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始终遵循高等教育发展基本规律。高等教育发展基本规律是高等教育在运行和发展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必然的逻辑轨道。高等教育思想家克拉克·克尔从历史的视角提出，高等教育有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19]，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亦如是。一是要尊重高校自主办学权。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现代高校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如果说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所高校发展的最大外在驱动，那么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则是激发大学办学活力、调动创新研究的持续内生动力。尽管西方具有现代意义大学及其倡导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办学自主权存在本质差异，但二者都渊源于学术与创新的内核。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就是要通过改革创新，在外部不断完善高校法治环境，在内部不断优化治理体制机制，努力激活高校办学的活力与动力。二是要注重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发展。纵览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质量始终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高等教育在每一次大的调整、大的改革、大的发展后，必定历经一段巩固提高的相对稳定时间。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总体呈现出“大调整—巩固成效、大改革—稳定推进、大跨越—消化吸收”的鲜明特征。其中，巩固提高和消化吸收的阶段正是后发国家在高等教育实施“赶超”战略过程中，为确保高等教育质量的必要沉淀和蛰伏，是对高等教育质量建设最有效的保障。三是要发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传统。70年来的高等教育发展表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世界知名高校发展的重要经验就是通过人才战略的实施，不断提高科研教学水平；通过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发挥教师在学校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要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激励等措施，不断激发教师在学校改革发展中的主人翁责任感。四是要坚持分类发展多样化发展原则。美国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也强调，发达国家也“在各高等学校内部，特别在高等学校之间，必须有重点的集中，必须有对重点的某种优惠的待遇”[20]。新中国成立70年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图示，从很大程度是通过重点高校建设的历史线索呈现出来，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成效也在一定意义上通过重点高校建设的成效来突出显示。在经济财政比较困难的后发国家，重点建设好一批国际高水平大学，以此形成局部优势和良性竞争。随着国家由富到强的发展转变，国家将更多资源配置到经济欠发达的高等教育地区，促进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提升，真正达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

　　4.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始终坚持高等教育开放办学交流互鉴。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开放与交流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生存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成为现代高等教育建设发展学习借鉴的基本途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来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21]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22]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坚持走学习互鉴的道路。从改革开放之前在特定背景下面向特定国家开放，到改革开放后，全方位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制度，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历经“单一学苏—全面借鉴—交流互鉴”过程，特别是对待吸收借鉴新知识方面，我国高等教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完全模仿，逐渐发展为理性看待，我国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也正在历经深刻变化。当今，开放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国际化是世界高等教育的重要发展趋势，对外开放是实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经之路。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合作，必须持续引进国外教育资源，合理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积极聘请国外高校专家来华工作，吸收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的先进教育理念、经验和优秀文明成果。与此同时，积极向外国高等教育机构展示我国高等教育的理念、经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外交流的互信互鉴，促进交流的可持续发展，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服务。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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