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国民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经济如何运行和管理的应用经济学科。中国国民经济学科建设从引进苏联国民经济计划学科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转型，经历了从“国民经济计划学”到“国民经济管理学”再到“国民经济学”的演化，初步形成了以计划学派、管理学派、核算学派和复合系统学派为代表的学科框架。国民经济学科的建设，需要突出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和宏观经济调控研究两大命题，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更好地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关键词：学科建设 国民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作者：刘瑞，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前世今生，都与学科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息息相关，也都经历了学科演化变迁过程。人们会看到，一个学科就像生物种类那样，在学科长期演化过程中或消失，或变异，或被替代，或被保留下来。各个学科之间也存在着竞争。这些都是极其正常的学科演化现象。进一步说，学科发展都依托于人才培养机构、高等院校开设的专业课程和编撰的专业教科书，这些机构和教科书成为学科存在和演化的物证。因此，讨论一个学科的演化过程必须结合专业设置和教科书文本。

　　当下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作为中国经济学体系中的一员，经历了从“国民经济计划”到“国民经济管理”再到“国民经济学”的自身演化过程。如果仅就正式名称而言，中国狭义的国民经济学科建设时间其实只有20余年。1998年我国教育部在进行学科专业目录调整时，合并了当时高校本科的两个同性质专业“国民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管理”，统一为“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同时将研究生专业的“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改名为“国民经济学”，并沿用至今。尽管上述广义的国民经济学科对新中国的经济管理人才培养和国民经济管理理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不了解这一学科演化历史的人们，依然会抱有种种质疑和误解。本文力图通过回溯中国国民经济学科的演化历史，予以梳理和澄清。　　

　　一、国民经济学的国外前世　

　　单就名称而言，“国民经济学”几乎与“政治经济学”同龄。17世纪，当经济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时，它有多个名称，最常使用的是政治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有一种解释认为：“国民经济学这个名称出现在所谓‘重商主义’时代”。但是，重商主义时代同时也被学界公认为是开创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时代。当时在欧洲部分地区，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西欧地区，经济学科被称为“国民经济学”；在英伦三岛及欧洲南部地区，则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仅此而论，“国民经济学”这个名称源于西方，并非中国独创。我国学者林木西教授曾做过较为详细的考证。

　　因为早期的“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同名同义，导致我国学者对当下的国民经济学存在一定误解，认为二者是一回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甚至引用马克思经典著作加以论证。实际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初从研究法律、哲学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从学习和研究德国的国民经济学入手的，并于1842年10月发表了第一篇研究经济问题的文章。从《德法年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用语以及后人编辑的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确大量使用了“国民经济学”称谓。但是，在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并接触了像亚当·斯密等一批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后，他就不再采用“国民经济学”称谓，而改用“政治经济学”，其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再无“国民经济学”踪影。对此，在我国最新版的中央编译局编译的《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注释，专门有一段说明。“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作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德国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的科学。因此，政治经济学也被等同于国家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消费的规律的科学。随着斯密主要著作的问世及其德译本的出版，在德国开始了一个改变思想的过程。有人认为可以把斯密提出的原理纳入德国人界定为国家学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派人则竭力主张把两者分开。路·享·冯·雅科布和尤·冯·索登在1805年曾作了两种不同的尝试，但都试图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形式来表述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并都称其为‘国民经济学’。”

　　马克思在用语上的变化需要专门研究来解读。显然，马克思与其他学者一样，在当时的经济学语境中先是混用两种名称，后来明确了一种他认为合适的称谓。造成这种用语上变化的可能原因是，他认定除了英国政治经济学尚有科学成分外，其他都是袒护而不是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庸俗经济学。马克思对称谓选择的变化反映思维演化成熟的一般性规律：对认知对象的概括从含混表达转化为清晰表述。有些专门研究马克思思想演化的学者对此十分感兴趣，试图寻找出被后人忽略的马克思早期思想。

　　具有德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学与具有英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在学术观点和政策倾向上存在重大区别。1841年，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认为，魁奈和亚当·斯密等倡导的经济学是一门“世界主义经济学”，探讨对一切国家都适用的经济规律，并主张自由贸易，但国家之间的差别，使得经济规律很难具有普适性。因此，他主张建立国民经济学，认为国民经济学是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那种科学”。李斯特强调的是关于特定性国家而不是一般性国家的经济学说，不同于追求普适性学说的古典主义经济学。瑞典学者维克塞尔在1906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讲义》中指出：“在现代，对于极端自由的原则的确有了抵制，可是在现实中，仍然是个人主义的纯粹私有制度占优势。由于这个理由，所以许多现代作家都想抛离这个名词的形容词‘政治’或‘国民’，而只称为经济学，……但由于缺乏一个较好的名称，我们或许仍然可以保持这个旧有名称国民经济学；只要我们注意不使其含有经济领域内的国家单位的概念就行。”从19世纪多数自称国民经济学者的著述中不难看出，国民经济学者比较倾向于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政治经济学者比较倾向于个人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但到20世纪，由于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学派，以及自由至上主义奥地利学派的兴起，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学术风格差异日渐缩小。比如，奥地利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哈耶克就认为：“对我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是阅读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门格尔的《社会科学方法的探讨》一文对他也产生巨大影响。作为德国国民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卡尔·门格尔创立了自由至上主义的奥地利学派，而他的门徒哈耶克则长期讲授国民经济学课程。

　　德国的国民经济学产生了一系列世界名著，并分成两个时段集中翻译介绍到我国。一是在民国时期，如1914年翻译出版德国学者付克斯著《国民经济学》，1915年翻译出版日本学者津村秀松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938年翻译出版德国学者狄尔著《国民经济学原理》等。二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如1981年朱绍文转译自日本岩波书店冈雄三的日文版、德国学者罗雪尔著1843年版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2001年出版奥地利学者门格尔著1911年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絮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瑞典学者维克塞尔著1946年版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刘絮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弗赖堡大学教授瓦尔德·欧肯于1940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基础》一书产生了巨大反响，被翻译为多种语言文本出版。他把经济学划分为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两个经济问题构成。“有关在其中进行经济活动的那些形式的问题和有关每天在各种给定的形式中运行的经济过程的问题。这些主要问题的不同结构赋予国民经济学以它的性质。”他还反复强调，要从日常经验出发分析作为形态的经济过程，国民经济学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形态学的和理论的体系，它能够包括一切经济生活，不管经济生活如何发展；它能够像一张网一样捕捉住不断变化的经济实际的形态。有了这个形态体系，也就有可能为我们现代的各种问题而充分利用过去的理论成就”。据此，他主张国民经济学不能与企业经济学分裂开来，这种分裂只有在研究问题的特殊性时才是合理的，而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同属于一个经济形态的整体。欧肯的观点在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具有一定代表性，直到现在这些国家的学界依然存在着国民经济学与企业经济学的对应划分，并与英美学界将经济学分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颇有相似之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学科开始细化分工。首先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于1890年问世。马歇尔本人像斯密那样，一开始在学校里既担任伦理科学教师，又讲授政治经济学。“到了1870年前后，他似乎已决心致力于发展这一学科并把它转化为一门新兴科学——经济学。”他先完成了《产业经济学》的撰写，在此基础上编写《经济学原理》，先后修订出版八次。《经济学原理》的问世，标志着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分离，同时也结束了政治经济学与国民经济学混用名称带来的学科混沌局面。其后是马歇尔的弟子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于1936年问世。凯恩斯是一个才智横溢、经历丰富的经济学家，既受过良好的经济学专业训练，又在股票市场上多有斩获，更担任过英国政府公职，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领域的政策咨询和制定活动。丰富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背景使其经济思想日臻完善。虽然“宏观经济学”一词并非出自凯恩斯，但经济学界公认，《通论》出版标志着经济理论中的凯恩斯革命，同时也开创了宏观经济学理论，迄今大学里讲授的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都源自凯恩斯。自此，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演变为两个基本板块：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构成微观经济学的主要来源和基础，凯恩斯的《通论》构成宏观经济学的主要来源和基础。这两个部分本身并没有理论与应用之分，相对于其他经济学具体分支学科而言都是原理性的。

　　无论国民经济学与企业经济学的区分，还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野，都是在西方社会传统市场经济运行基础上发生的经济学科的分工演化。西方的国民经济学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宏观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同样不能简单地与微观经济学划等号。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经济学科体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科体系过程中，我们先是受到苏联经济学科体系的影响，之后更多地受到了西方诸多经济学科理论和流派的影响。但自始至终，中国的国民经济学科并没有完全照抄照搬国外的国民经济学科体系和内容。之所以如此，盖在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学科建设始终是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任务和命题而展开的。今日的中国国民经济学，既不是德国的国民经济学，更不是政治经济学。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世纪以上的学术隔阂和学科鸿沟。所谓国民经济学的前世，仅仅是因为称谓上的历史延续性。今日的中国国民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与德国的国民经济学有着显著区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种以复兴德国李斯特主义为代表的国家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的观点，渐渐在国内流传开来，但那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国民经济学。　

　　二、中国国民经济学的早期形成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我国存在着这样一门学科，称为“国民经济计划学”，或“计划经济学”。广义上说，任何一个经济体，无论社会主义经济体还是资本主义经济体，抑或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必定存在有一套解释这种经济体是如何运行与管理的学说。我们可将所有不同经济体下运行和管理的经济解说，都视为国民经济学说。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其中还受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中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阶段。由于需要得到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的经济援助，中国采取了与苏联对接的国民经济管理模式——计划经济模式。中国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就是在苏联政府的直接帮助下编制完成的，中国的国民经济学科也就自动接受了苏联的计划经济理论。1950年国家决定仿照苏联莫斯科大学建制设立中国人民大学，创建了国民经济计划系。系内设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政治经济学专业、统计专业等，并聘请苏联经济学家布列也夫举办面向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的研究生班，重点讲授国民经济计划学。班上先后有20多位学员在俄文翻译的帮助下，快速学习了苏联计划理论与方法。新中国首批国民经济学科的带头人，如钟契夫教授、刘宗时教授、闻潜教授和雷启荃教授等都出自这个研究生班。

　　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翻译了大量当时苏联最新的计划经济论著与文献，如《苏联国民经济工资计划》《苏联国民经济运输计划》等教科书。其后，北京大学、辽宁大学、吉林大学等其他高等院校也相继开设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根据“一五”计划的基本实践，结合苏联计划理论，编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国民经济计划讲义》教材(6分册)，该学科正式形成体系。直至197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停办8年复校之后，该校计划统计系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教员集体编撰了新的教科书《国民经济计划学》（上下册）。按照书中的解释：“国民经济计划学作为一门经济科学，……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化的实践经验在理论上的概括。”1983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李震中教授主编的《计划经济学》出版。该书全面概括和总结了当时有关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理论认识与方法种类。他认为，“计划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科学。因为计划经济学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的理论概括，它所应回答的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该书对传统计划经济运行机制、运行原则、运行框架进行了全面梳理，被学界视为计划经济理论的集大成之作。由此，国民经济计划学也被改称为计划经济学。李震中本人在国民经济学科的计划流派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见证和参与了计划经济学理论思想的争议和演进。

　　1986年，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罗季荣教授出版了《宏观经济计划学》（中国物资出版社）。该书在学科体系上突破了同类教科书以部门计划论述为主的编写方法，以较大篇幅阐述了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进行宏观经济调节与控制的具体方法。该书在众多国民经济计划教科书中具有一定新意和影响力。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强调的按照行政区划和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社会经济活动、割裂经济运行环节的内在联系、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的诸多弊端充分暴露出来，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日趋复杂的经济结构。1978年，中国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方面，开始逐步摒弃僵化、低效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阔、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有效地运用市场机制发展国民经济，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现实世界中并无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不仅需要在实践中开拓，也需要在理论上创新并寻找答案。　　

　　三、中国国民经济学的学科转型　　

　　1992年，邓小平提出著名的关于“计划”“市场”与社会制度联系的“两个不等式”，极大地推动了全国思想解放运动。同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目标模式的确立，加快了中国国民经济学科的转型发展，促使全国各个高校纷纷调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方向。1998年，教育部对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进行调整归并和规范化改革，正式将“国民经济学”列为“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第一个二级学科，本科专业“国民经济管理”列为教育部本科招生专业目录的编外专业，全国高校中只有7所院校获准继续招生。后来该专业转为正式专业，招生高校增加到9所。同时，研究生专业名称由“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更名为“国民经济学”。

　　早在1982年7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中央党校等共12所高等院校共21位学者，集体讨论编写一部适应改革开放要求的国民经济学教科书。这部书被定名为《国民经济管理概论》，经过由苏东水、王永治、常健、刘海藩、孙钱章、张今声等6人组成的总编纂组的修改、定稿，于同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的问世，标志着国民经济学科由计划学派转向管理学派。1983年起，北京大学在厉以宁院长领导的管理学院开设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招收首批国民经济管理本科生。1986年，辽宁大学在计统系主任张今声教授主持下，上报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在全国率先将原来设置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本科专业更名为“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并对专业培养方案作出重大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同时进行改革。

　　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学，已成为国民经济管理部门和国民经济学科学术界的共同任务。但是，当时的高校的确存在着两种学科“二选一”的发展情景——管理学科抑或经济学科。20世纪80—90年代，管理学科因应改革开放形势所需而兴起，计划恰好又是属于管理学科研究的基本命题。因此，许多将“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改为“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院校，纷纷把转型后的国民经济管理学科向管理学科靠拢，把“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设在公共管理学院。但更多的学校把“国民经济学”研究生专业设在经济学院，其中有的高校如北京大学将“国民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合并在一起设立，偏向经济学科；一些高校把国民经济学科点设置在统计系。还有一些南方高校把“国民经济学”与“投资经济学”合并，实则研究金融证券、投资理财等内容。可见，学科性质归属的不明确，乃学科发展不成熟的表象。

　　中国人民大学钟契夫教授长期致力于经济数学方法的研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民经济管理工作的需要，较早开始了投入产出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钟契夫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乌家培、张守一等研究者合作，以投入产出分析为突破口，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着手探讨在国民经济管理工作中应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数量经济分析技术，组织一批教学科研骨干力量编写了《投入产出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一书。该书为投入产出经济学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著述之一。1979—1981年，钟契夫教授与校内外同行专家共同完成了全国首个地区投入产出表——1979年山西省投入产出表编制工作。他的主要学术代表作还包括主编《计划管理原理》（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专著《资源配置方式研究：历史的考察和理论的探索》（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主编《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基础理论和方法》（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述为国民经济学科的方法论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胡乃武教授原在计划经济学系任教，从事国民经济计划教学科研活动，曾参与《计划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的编撰和《苏联国民经济计划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的翻译校对工作。他随后任新组建的经济学研究所所长。胡乃武是比较早地从国民经济计划学转型为国民经济管理学的学者之一，早期出版过关于国民经济管理手段方面的著述。1989年，他与魏杰教授共同编写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一书，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设计了一套国民经济管理理论框架，较早提出了国民经济学科体系的设想，对后来的国民经济学科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辽宁大学张今声教授也是从国民经济计划学转型为国民经济管理学的学者之一。他早期从事国民经济计划方法研究，将系统工程、运筹学、控制论、经济计量学、投入产出学等现代科学理论和管理技术融会贯通，于1982年编写了全国第一本《国民经济计划方法》。随后他主编出版《国民经济管理原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8年经过重新修改补充，又出版《国民经济管理概论》和《国民经济管理学教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在这些著作中，他以系统理论和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国民经济复杂系统的内在联系和运行机制，研究决策、控制、监督、组织等诸多管理职能的协调；用控制论观点研究完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张今声长期致力于国民经济学科建设，推动了中国国民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出版著作《国民经济管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着重分析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管理的对策及其理论依据，构建比较独到的国民经济管理理论体系。在该书第一篇总论中，阐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运行分析的前提、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以及国民经济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在第二篇至第四篇分论中，构建了国民经济管理的近期、中期、长期三个组成部分，系统分析了各个时期国民经济管理的中心问题及其主要对策。厉以宁凭借渊博的学科学识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对包括国民经济学科在内的中国经济学科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

　　进入21世纪，辽宁大学张今声教授与中央财经大学侯荣华教授主持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研究，其“面向21世纪国民经济管理课程”系列教材于2001年陆续问世。这套教材的编写以中国人民大学的钟契夫、刘成瑞两位教授为顾问，由中国人民大学、辽宁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四川大学、江西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西财经大学众多学者参加编写，是七校通力合作的结果。这套教材基本涵盖了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主干课，逐步完善了学科理论体系，对国民经济学科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此影响下，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主任刘瑞教授于2004年主持编写“21世纪国民经济管理学”系列教材，共出版7本。

　　在国民经济管理学兴起的同时，另有一些学者主张在突出经济学科属性的基础上发展学科建设。1986年，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首次出版《国民经济学》（上下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成为新中国最早提出“国民经济学”概念的学者。这部书作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多次修订再版。书中借鉴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范畴，并结合中国发展现实，着重阐明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经济杠杆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原理、原则和方法，构建了一个既不同于传统政治经济学，又不同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学体系。研究统计学出身的他，在这部书中增加了国民经济数量关系的研究，从国民经济核算、国民经济账户和平衡表的视角，以及国民经济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方面研究国民经济运行，这成为该书的一大特点。钱伯海的学术观点并未受到奥地利学派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影响，在结构上主张中国国民经济学科由国民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国民经济统计学、企业经济统计学4部分组成。其中，国民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结合，企业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结合，而国民经济统计学和企业经济统计学是统计学分别与上述两门经济学结合形成。

　　2009年，笔者组织多所高校的教师编写《国民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尝试构建一种新的国民经济学理论框架。内容分成国民经济运行、国民经济管理两大命题和若干子命题。2010年，辽宁大学教授黄泰岩、林木西主持编写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国民经济学》，以系列丛书的形式将国民经济学科编排成若干部分。还有一些高校也陆续编写了类似的国民经济学科教科书。这些专业教科书的出版均对中国国民经济学科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国民经济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进入新时期。截至2019年，我国拥有“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点的科研院所超过30个，“国民经济学”专业硕士点的科研院所超过100个（含在应用经济学科下自设），“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点的高校有9所。依照国家最新的学科分类，顶层学科设有“经济学”门类，下设“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在“应用经济学”下设“国民经济学”等二级学科。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四所高校被教育部确定为“国民经济学全国重点建设学科单位”。全国许多省份的教育主管部门也在所辖高校设立了“国民经济学”省级重点学科，如云南民族大学、广东商学院的“国民经济学”省级重点学科，以及安徽财经大学的“国民经济管理”省级一流专业等。　　

　　四、中国国民经济学的学科流派　　

　　确认一个经济学科独立存在的首要事实是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我国国民经济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国民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国经济的运行和管理。但在研究对象的侧重点和由此构建的理论体系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一般而言，划分学术流派需考虑三个明确的要件：代表人物的著述，著述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核心概念产生的学术影响力。但是，现实生活中很难把这三个要件落实到某个具体的人上。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可能提出或接受过不同的甚而彼此矛盾的学术观点，以至有些以前属于某流派的学者，以后又转化成另一流派。这种情况特别发生在转型学科的演化过程中。

　　中国国民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从国民经济计划向国民经济管理的集体性转变。许多原来的国民经济计划学者纷纷转型为国民经济管理学者。尽管如此，仍可将不同类别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和学术取向，汇集成某种典型的学说理论。将学术典型或流派进一步整理，可上升为一种学术共同体，即学术范式。从我国国民经济学科发展的现状看，学术典型或流派已经显露，但严格标准下的学术范式尚未完全形成。在当前不断变化的学术生长环境下，有的流派还在繁荣发展，有的已渐渐隐退，有的还在孕育中。下面只是尝试对长达70余年的中国国民经济学科各个流派加以初步归类，以期有更多的细分研究。　

　　（一）计划学派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全面引进苏联体系，中国国民经济学一开始就深受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及其理论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民经济学科的学术研究重点是国民经济计划理论与方法，学术风格是政治经济学与统计学的结合。具体来说，就是将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作为学科的理论基础，再将统计学中指标概念和数据分析结合起来，依照经济部门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剖，将经济预测和计量方法作为学科基本方法。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学的计划学派发展达到自创建以来的最高潮，但也遭遇挑战。一方面，李震中主编的教材《计划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风行10年，销量80万册。相关专业招收的高校学生往往是以各省市高考状元为代表的高才生。另一方面，计划学派理论也开始遭到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质疑。

　　这个学派在长期教学科研中形成了若干要点。第一，坚持综合平衡方法和原理。根据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论和当时主持中央经济工作的陈云提出的综合平衡理论，形成了理论性和实践性并重的国民经济平衡方法论。经过反复探索和归纳总结，综合平衡论在原则上确立了统筹兼顾，瞻前顾后，重点与一般相结合，留有余地，短线平衡优先，积极平衡为主等基本思想；在政策上确立了在财政收支、银行信贷收支、综合物资供求和外汇收支等单项平衡和局部平衡(简称“四平”)的基础之上，建立整体性、综合性、全局性平衡。这个平衡借助于国民经济核算表格和投入产出表而具体化。本质上讲，这个原理是唯物辩证法在国民经济学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第二，形成一整套计划编制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根据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民经济管理实践，中国人民大学教员除了学习苏联理论体系外，还开创性地构建了自己的一些研究领域和内容。这个学派关注的国民经济核心问题有两个：国民经济发展有计划还是无计划；国民经济运行平衡还是不平衡。教学内容按照国民经济循环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环节设置课程讲授框架，依照部门计划逐一介绍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原理及方法。其教学理论体系对应着国家计划管理的实际机构，因此教学实用性和针对性很强，培养出一大批满足计划经济时期需要的国民经济管理高级人才。

　　第三，突出计划的制度属性而不仅仅是工具属性。该学派认为，计划体制首先是一种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制度的属性之一，其次才是一种通用的管理国民经济手段。尽管一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会制定形形色色的国民经济计划，但这些计划并不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任何实际作用。这个论点既受到苏联经济理论的影响，也与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有关联。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瘫痪和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进一步加深了该学派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坚持。然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取向改革，极大冲击了其核心论点。一种既不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制度，同时又大力引入市场机制的观点，开始在全国形成。计划的制度属性被淡化乃至消除，而计划的工具属性被强化并转变成规划，变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国民经济的新型手段。这种新的认识对计划学派的固有观念造成了巨大挑战。

　　实践上，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和政策导致的权力过度集中、单一行政干预的弊端逐步显现，如何在商品经济环境下发挥计划的作用被重新提了出来。理论上，计划与市场的功能如何协调，首先需要在理论上澄清二者各自在社会主义市场中的地位与关系。随着国家计划体制改革于1984年正式启动，计划管理制度、政策、指标、方法、机构等都陆续发生了改变。国家经济管理日益由计划管理转变为在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的宏观调控。在这样的背景下，计划学派日渐式微，逐步退出了高校的主流学科地位，被崛起的国民经济管理学派取代。

　　但时至今日，计划学派的影响并没有完全退出，一些理念并非完全消失。在信息技术主宰当今科技发展趋势的时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一种构建新计划经济的观点得以传播。严格意义来说，这种新计划经济的观念并不是对传统计划学派的传承，而是基于对现实世界发展趋势的观察与猜测，具有经验性质。而且，仅仅因为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提出计划经济重建的主张，本身还有很多不能自圆其说之处。但能够以计划概念提出构想，体现出计划学派的理论吸引力和影响力。此外，计划学派的一些观点和原理，如综合平衡论，仍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民经济调控实践中发挥着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时，就指出其中“协调”理念来自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提到的统筹兼顾、“弹钢琴”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及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等思想。

　　从中国“十五”计划编制开始，国家中期计划改称中期发展规划，区别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计划。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持续编制中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在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引起国内外极大关注。清华大学从2006年开始设立规划研究机构，专门研究规划理论，培养规划专门人才。因此，预言计划学派已经在中国国民经济学科发展中完全退出还为时过早，该流派的一些观念、原理还在随后兴起的管理学派当中延续。　　

　　（二）管理学派

　　中国国民经济学科中的管理学派，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批原本从事国民经济计划学教研的学者对计划学派持有不同看法，甚至持批判态度，同时有感于中国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仍然需要重视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于是，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构建国民经济管理学科，以北京大学、辽宁大学为首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将原来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转型为“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由此在中国形成了国民经济学科的管理学派。

　　就字面意思而言，计划作为中性词也是属于管理的概念。但仅仅从字面理解管理学派与计划学派的区别，无法把握两者的实质性差异。管理学派的理论出发点是把市场配置资源、市场调节经济活动，视为最基础性和第一位的，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调控要建立在优先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国民经济管理最重要的任务是克服市场调节的缺陷，这几乎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翻版。总体看来，管理学派具有如下理论要点。

　　第一，由于市场经济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需要依靠政府干预矫正市场失灵。但该学派认为，政府对待市场失灵问题的矫正主要是事后进行的，应充分利用市场主体所能接受的经济与法律手段，而不是像计划经济那样主要是事前规划和提前干预。

　　第二，强调管理目标与管理手段的相互协调。一方面直接引入宏观经济学中的四大政策目标，另一方面主张实现四大目标要更多地借助于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短期工具，干预国民经济活动。同时认为行政手段对保持国民经济良好运行很有必要。由于剔除了计划的制度属性，管理学派把计划看作各种管理手段的选项之一，对产业政策和战略性规划也不完全排斥，但强调这些手段应具有有效性。

　　第三，宏观经济学理论与管理学理论的结合。管理学派的理论体系依照国民经济管理过程而构建，内容按照管理的决策、计划、组织、控制等环节逐一讨论，同时又将国民经济管理的任务分为近期、中期和长期，分别加以编排和分析，侧重在经济总量分析与总量调控。其体系特点在早期的国民经济管理学教材中尤为明显。

　　管理学派的核心是承认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必须加以调节与控制，对国民经济运行本身的基本分析，取自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但这同时造成了早期的国民经济管理理论对国民经济结构关注不够，常常与宏观经济政策学派区分不开。到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学派都是宏观经济管理学派，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开设的主要专业课程是宏观经济管理学。然而，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发展促使该学派开始重视国民经济结构分析以及结构优化和升级问题。于是，所有新版的国民经济管理教材几乎都编有关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容，这就使得国民经济管理学派逐步贴近中国现实，也与较早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渐行渐远。

　　应当说，国民经济学的管理学派比较贴近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实践，在理论上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中国实践经验，迄今依然是高校国民经济学科的主流。但是，由于经济学与管理学已被分为两个独立的学科门类，致使大多数在这个领域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学者，游走在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边缘。而学科边界的不明晰和研究内容的不聚焦，不利于该学派在经济学领域的长期发展。　

　　（三）核算学派

　　临近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一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改革——学科调整和高校合并，经济学与管理学分别上升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受学科调整的冲击，如何处理国民经济计划学和国民经济管理学的关系成为争议焦点之一。当计划学派与管理学派就学科专业名称和性质等问题的意见僵持不下时，钱伯海教授提出采用“国民经济学”名称的建议，获得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该建议一方面化解了相关争执，另一方面又满足了学科设置改革的行政要求。进入21世纪，国民经济学专业及学科正式在我国高校学科中设立。

　　钱伯海对经济问题有广泛的研究，尤其在国民经济核算领域有突出贡献，在我国正式设立国民经济学专业之前，就倡导进行国民经济学研究。在1986年出版的高校教材《国民经济学》（1992年再次修订）中，他明确提出，“国民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为整体，把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既研究生产力，又研究生产关系，既研究国民经济运行质的规定性，又研究其量的规定性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他所主张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知识的国民经济学，很难区分是理论经济学还是应用经济学。

　　受统计学出身的影响，钱伯海的学术研究偏重国民经济运行的定量分析，直接影响了我国部分高校国民经济学科的发展方向。一些高校把“国民经济学”设置在统计学院或系。如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在钱伯海去世以后改称为统计系，国民经济学专业的培养方向侧重于国民经济核算及预测。

　　理论逻辑上讲，该学派虽然研究国民经济运行及其管理，但重点倾向于国民经济核算和预测，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及核算方法来分析国民经济运行。这个学派在理论上直接承袭宏观经济学理论，在方法上采用政府统计实践通行的一些方法（主要是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研究对象上主要分析国民经济运行特性和统计学意义上的趋势，并对宏观经济作出预测。该学派基于对国民经济运行统计特性的揭示，提出宏观经济政策主张，基本上回归至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风格。所谓核算学派，指代表学者的学术背景是研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或研究宏观统计学，但在其他方面与宏观经济学派并无二致。因此，这个学派在我国国民经济学科建设中属于狭义的国民经济学派。　

　　（四）复合系统学派

　　对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些学者独树一帜，扩大了国民经济的范畴。他们认为，国民经济是由经济—社会—自然“三位一体”构成的一个复合系统，国民经济学需要研究这一系统如何实现相互协调和适应的问题。这个关键性认识把复合系统学派与其他学派区别开来。因为其他学派基本把国民经济定义在经济领域，认为社会领域、自然领域问题，是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国民经济学科当然需要关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自然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但并不需要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系统。在复合系统学派看来，认识经济、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内在联系，进而构建一个“三位一体”的复合结构，是首要且极其重要的。

　　这个学派主张采用系统理论和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国民经济这一复杂系统的内在联系和运行机制，研究决策、控制、监督、组织等诸多管理职能的协调运用；用控制论观点研究完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它主张扩展学科体系，探索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战略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途径，实现合理适度的经济增长，综合评估经济结构的质、量、度、序以及总量平衡与经济手段的结合，将生态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生活质量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相互融合的深入研究。社会生产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必须遵从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技术规律。尤其是世界人口膨胀和粗放的发展方式导致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环境资源因素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自然科学揭示的自然界存在与发展的规律，也是国民经济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该学派使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经济发展拓展到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一些高校把这些领域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设置了相关课程。要形成这样的知识内容和管理能力，不仅需要相关专业的学生接受横跨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训练，还需要授课教师涉猎广泛的知识内容，使培养的人才具有综合性、复合性、战略性。这与当下高等教育的发展理念是一致的。可以说，复合系统学派是广义的国民经济学派。

　　无独有偶，部分国外大学如法国蒙彼利埃大学也有体现综合性、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类似学科专业设计，并称为“社会经济管理”专业。然而，由于把学科的专业建设与人才的培养规格混在一起，特别是过于宽泛的研究对象和过度发散的知识吸收体系，广义的国民经济学派尚难以在我国一般高校中普及。大多数设置有国民经济学专业的高校，主要还是讲授其他学派的国民经济理论。　　

　　五、中国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命题与硬核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所有经济学科包括国民经济学在内，都应该积极总结、吸收、归纳和概括出基于这个伟大实践的理论认识，并上升为一般性理论概念和原理，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中国的国民经济学已经持续发展了70余年，并初步形成了若干流派，但还远未形成科学范式。对此，不少学者认为，国民经济学科对象不明，边界模糊，理论内核缺失，导致学科建设困境犹在，学科发展出路不明。笔者在十几年前就指出，中国国民经济学发展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对外学术交流难对口，与国内其他学科分工不明确，国内同行交流也缺少行话。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学发展，需要将其置于更大的格局中思考。其一，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迫切需要哪些国民经济理论和方法作指引，以问题导向研究引领国民经济学发展方向。其二，国民经济学能否在现有的中国经济学科体系中找到适合的位置，以学科规范完善引导国民经济学成为其他经济学科无法取代的独特学科。

　　问题导向的学科建设在于回应时代的重大问题。经过70余年发展，我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国民经济管理经验，其中有两个问题格外值得重视——发展战略与规划、宏观经济调控。回顾历史，我国早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从学习苏联计划管理模式开始的，通过引进和消化吸收，逐步建立了一整套计划经济理论模式和管理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学科领域同样通过引进，吸收了以美国模式为代表的一整套市场经济理论模式和管理方法。值得肯定的是，无论是引进苏联模式还是引进美国模式，中国都没有完全照抄照搬，而是有所扬弃和取舍。比如，对计划经济一般性规律的探索，总结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不能取代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笼子与鸟的关系。这些重要认识与苏联的僵化模式形成鲜明差异。再比如，对市场经济一般性规律的探索，形成了市场在资源配置领域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等，这些认识与美国的市场至上模式又有所区别。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难以理解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国家同样编制五年一周期的发展计划（规划）和年度计划，但实践效果差别却很大，也难以理解在不断开放市场的同时又在不断强化宏观调控的思路和做法。

　　这些认识都源于规模宏大的社会实验，是集体实践与认知的结果。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进而提炼而成的理性认识，具有基础厚实的理论价值和强大的政策指导意义。各个经济学科都可以依据各自研究对象，找到适当的重大研究命题。国民经济学科应当牢牢把握住发展战略与规划、宏观经济调控两个宏大主题，通过持续深入研究，不断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完善我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统筹思路和具体做法。可以说，聚焦这两个研究命题，是中国国民经济学科建设当仁不让、非我莫属的核心命题，而抓住这个核心命题有助于确立并巩固国民经济学科的历史地位。

　　在原有学科中脱颖而出的学科，一定具有特殊的研究对象，具备解释这个研究对象的特殊原理。许多业内外人士认为，国民经济学科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对象过于泛化；还有的认为，国民经济学科缺少自己的分析原理，或借用科学哲学的术语描述，缺少自己的理论硬核。但仔细思考，这些认识判断并不准确。从中国国民经济学演化进程可以看到，国民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始终明晰，且有自身的理论硬核。无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民经济计划学，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国民经济管理学，都把如何解释和管理一国经济当作研究对象。对于目前已经统一于国民经济学名称之下的学科发展，更没有必要转换其研究对象，而应该继续沿着既有路径向前发展。

　　国民经济学科的理论硬核的确存在，但却未能整合。如计划学派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原理作为理论支撑，其他学派则使用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作为基本分析框架。过去学界拘泥于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限，往往使得这两个学派使用的原理不能博采众长，进行有机整合。今后的国民经济学科发展，需要在整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原理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原理之中不断探索。与此同时，也需要重点挖掘和梳理新中国70年来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理论认识，包括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毛泽东“十大关系”论，陈云“综合平衡论”，以及以人民为中心、以五大发展理念为代表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些理论认识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原理的中国化体现，有必要整合到国民经济学科的理论硬核之中。

　　新中国国民经济70余年发展，虽然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经济体制及其调节机制，但有两个基本条件始终存在。一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是社会化商品生产。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计划经济体制推动了我国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初步确立，但也限制了社会化商品生产，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充分解放。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了社会化商品生产，比较充分地解放了一度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但从未放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把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化商品生产对立统一的历史进程，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原理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引领，国民经济学理论原理或理论硬核的形成是能够期待的。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国外流行的其他各种经济学派，最适合整合到中国国民经济学原理中的，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学派，而不是推崇自由至上的奥地利学派哈耶克主义流派。奥地利学派哈耶克主义流派作为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的一股极端思潮，与凯恩斯主义学派相对立。尽管哈耶克本人也是国民经济学者，他提出的一整套执政理念曾被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极力推崇，但从来没有哪个政府敢于真正彻底实施这种极端的市场经济主张。但在中国学界，确实存在主张奥地利学派哈耶克主义流派的思潮。因此，在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理论硬核时，应当坚决摒弃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即使对于凯恩斯主义理论也不能照搬照用。如西方大力推行的财政赤字和“福利国家”制度，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滞涨，应当坚决扬弃这些老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及政策。

　　总之，专业性学科建设既不能脱离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变成自娱自乐的逻辑推理，也不能不顾众多专业学科之间的合理分工，而无所不包、泛泛而论。经过70余年的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学科建设依然任重道远，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献身其中，壮大学科建设队伍，加强学科理论和体系建设，真正打造彰显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学。（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