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资本和劳动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围绕旋转的轴心。”(恩格斯语)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是以“资本和劳动关系”为“轴心”展开其全部论述并阐发系列重要思想、理论，特别是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批判，考察并揭示了“资本和劳动”从起初的统一到二者对立再到统一(各自同自身对立)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运动及逻辑演进过程。马克思“资本和劳动”辩证观体现着的“事实与价值结合”“主体与客体结合”“思辩与实证结合”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对我们深化马克思辩证法本质(实践的思维方式)的理解具有方法论意义。今天，我们仍处于“现代社会体系”之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仍是“社会体系围绕旋转的轴心”。马克思的“资本和劳动”辩证观及其方法论启示，对于我们树立科学的时代观、资本观，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和劳动；辩证观；方法论启示；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张兴国，辽宁大学哲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袁玥，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关系这一现代社会体系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做了既唯物又辩证的深刻把握，以国民经济学这一资产阶级利益代言者为批判的直接对象，对资本主义这一现代社会典型形态进行经济哲学的结构性分析，揭示资本和劳动的辩证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规律。在此过程中，阐发了以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和深远的共产主义思想为标志的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同时实现了对国民经济学、费尔巴哈唯物主义、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等的批判性超越，凸显马克思实践思维的方法论特质。本文试以《手稿》中马克思关于资本和劳动关系“必定经历的运动”的“简要概述”为例，对马克思的资本和劳动辩证观进行解读，并试图揭示其方法论启示和重要现实意义。

　　一、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辩证运动

　　在《手稿》“笔记本II”的结尾处，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历史运动做了简要概述，揭示了作为私有财产关系的资本和劳动所经历的从“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到“二者的对立”再到“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1]的历史的、逻辑的辩证运动历程。①

　　(一)资本和劳动直接或间接的统一

　　马克思从资本和劳动关系角度来回顾人类劳动的历史发现，“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1]甚至可以说二者是“同一个东西。”[1]在人类最初的劳动活动，不存在劳动与资本的分离问题，甚至不存在劳动与资本的区分，二者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如果一定要做出区分的话，只是劳动工具和对象作为“资本”与劳动者相“对应”，而这种对应本身就是(消极)“适应”。同样因人的智力水平所限，人类最初阶段，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分工，有的也只是个体性的、偶然性的劳动分工，其劳动目的只是为了满足人的几乎是动物性的生命需要。马克思甚至认为封建地产也“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同周围世界的纠结而达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1]换言之，人类起初(包括封建社会)的劳动，是人为了自己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进行的简单劳动，生产的目的仅仅为了获得直接的使用价值。这便是“最初的资本”和“最初的劳动”的直接统一。

　　随着人的智力发展、劳动工具改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一旦劳动产品超出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时候，私有制产生了；加之分工的出现，资本和劳动最初的、直接的统一状态被消解了，随之而来的是资本的生成并与劳动日渐疏离。伴随封建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被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尤其是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必然进程中，现代社会的新生儿——资本所有者(资产阶级)——诞生了，并开启了以战胜土地所有者(地主阶级)为结局的现代社会历史进程。《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所有者必然战胜土地所有者，称为“发达的私有财产必然战胜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1]在此意义上，资本和劳动关系开启了从统一到分离、异化的逻辑和历史进程，也就是“发达的”资本和劳动关系战胜“不发达、不完全的”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历史进程。

　　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这里不仅看到了这一进程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同时看到了此时的资本和劳动仍然可以“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仍然发挥着某种正面作用。在《手稿》的笔记本Ⅱ中，马克思从“超出国民经济学水平”的高度上提出两个问题：“(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做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1]注意这两个问题的提法：(1)是“具有什么意义？”(2)是“犯了什么错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显然已包含在提问之中了，第一个问题在《手稿》中马克思并未直接给出答案。但不难发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和劳动“它们虽然分离和异化，却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的情况，恰恰就发生在“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异化(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这意味着，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和劳动的矛盾运动及其结果，对人的发展来说，仍然可以“作为积极的条件”，进而促成资本和劳动“间接的统一”，这正是“抽象劳动”对人的发展具有的积极意义。

　　(二)资本和劳动二者的对立

　　在马克思看来，前资本主义阶段存在的无产和有产的对立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因为那时“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1]即还不是“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后者则表现为“作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和“作为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之间的对立。资本和劳动的这种对立在现实生产和生活中表现为：一方是只有劳动权而没有财产权的纯粹劳动者(工人)，另一方则是独占财产并对他人劳动及其产品拥有支配权的资本所有者；二者对立已是作为发达的、完全的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和劳动的对立。

　　这一分离和对立改变了资本和劳动各自的性质和功能，同时也改变了资本和劳动原本统一的关系。首先，就资本和劳动自身而言，在私有财产范围内，一方面，由于资本拥有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劳动转化为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导致和表现为劳动者与其产品对立、与劳动活动本身对立、与人的类本质对立和人与人对立。而且，异化了的劳动使生产活动表现为“完全异己的活动的生产，是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1]另一方面，在异化状态下，不但劳动(工人)陷入资本设定的异化陷阱，失去自身的独立性而完全从属于、依附于资本(资本家)，而且，按照黑格尔对“主奴关系”的分析，劳动是人的本质，那么，与劳动疏离且对立的资本、资本所有者(人格化的资本)的存在状态，也与人的劳动本质相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所有者同劳动者一样，都处于异化状态之中，不可避免地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相对立。因为，此时的资本活动、私有财产都失去了其应有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及规定性。其次，从资本和劳动关系来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立，标志着资本对劳动统治的完成，同时也标志着资本和劳动关系的根本性转变：原本，资本作为劳动的产品(积蓄)、劳动的条件是为劳动服务的；现在，二者关系发生了翻转，资本获得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因而资本不仅在生产领域独占主导地位，而且在社会分配领域依然君临天下。由此，条件、构件变为主体、主导，服务变成统治，仆人成为主人。

　　(三)资本和劳动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

　　《手稿》中，马克思在深入剖析私有制导致的资本和劳动对立的严重性和尖锐性之后，明确指出“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1]如何理解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直接关涉到马克思“简要概述”中的“[第二：]二者的对立”和“[第三：]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这两个部分的关系问题，其关键是如何理解“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的内涵。有一种理解认为，马克思的“简要概述”阐发的是马克思“自己对劳资关系从统一走向对立的过程和原因的思想”，其核心是“马克思关于劳资对立的思想”；[2]如是，“自身对立”就被解释为作为劳动自身的工人与工人对立和作为资本自身的资本家与资本家对立。按照这种理解，所谓“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就是“劳动的消灭，资本的消灭，继而劳动和资本对立的消灭，也就是私有财产的消灭。”[2]如果结合《手稿》中阐发的系列思想观点来看马克思的“简要概述”的话，其中的“三个方面”恰恰符合思辨逻辑自身展开的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即资本和劳动关系从统一到对立再到统一的矛盾运动过程。从矛盾自身的辩证否定过程来看，从“二者的对立”到“二者各自同身对立”的过程，绝不是从对立到对立的反复，而是从“对立”推进到“矛盾”；“二者的对立”和“同身对立”是矛盾辩证运动自身构成的两个环节。

　　马克思正是从能动的、内在的、矛盾的辩证观意义上理解和阐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因此，马克思指出：有产和无产的对立还是“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1]在这里，马克思将“对立”和“矛盾”做出区分的基础上，揭示了矛盾的两个本质属性——能动性和内在性。能动性和内在性表现的是事物自身矛盾及矛盾运动的一种自我生成、自主运动的能力；展现事物自身具有的能动的内在性和内在的能动性的本质属性。这与黑格尔的矛盾思想是一致的。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把“对立”和“矛盾”这两个概念作了区分：“对立”的两个方面，每一个方面既为另一个方面所规定也为自身所规定，二者相互具有独立性；“矛盾”的两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在自己的独立性中包含着另一方面，因此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是被排斥的。在思维方式上，黑格尔把对立视为“外在的反思”“主观的反思”，而矛盾则是“自己固有的反思”“客观的反思”。[3]按照黑格尔对矛盾的理解，事物自身固有的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又是以自身为根据的否定的东西。”[1]因此，对立面的否定性统一是事物普遍的存在方式。

　　由此可见，作为矛盾即辩证关系表现的“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就是指资本和劳动各自在自身中包含着否定性因素，资本和劳动各自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也即是说，资本和劳动关系从“二者对立”到“自身对立”，意味着二者的“外在”对立转化为“内在”否定性(矛盾)；资本和劳动每一方都作为对方的内在否定性因素而相互包含。如“资本分解为自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利息又分解为利息和利润”。[1]其中作为否定性因素存在于资本内部的利息和利润就是(被资本剥夺的)劳动的产品；同理，“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1]其中作为否定性因素的工资，则直接的属于“资本的费用”[1]、“资本的牺牲”[1]。资本和劳动这种相互包含的关系在社会现实层面上，表现为工人和资本家身份的相互转换：资本家“沦为工人阶级，正像工人——但只是例外地——成为资本家一样。”[1]其实，资本和劳动相互包含关系更深层原因是它蕴含在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概念的本质规定性之中，如马克思在“[第三：]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部分说的第一句话：“资本=积累的劳动=劳动。”[1]在这个等式中，资本和劳动关系不是敌对的：作为积累的劳动的资本，是“死劳动”；而劳动作为资本增值的根源、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劳动就是一种“活资本”。资本和劳动不存在绝对对立的关系，相互包含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辩证观绝非一种知性的“外在反思”方法，而是力求从内容本身出发的具体的“自己固有的反思”的内在辩证逻辑。

　　综上所述，所谓资本和劳动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并不意味着资本和劳动的灭亡，而是指资本和劳动“外在的”敌对关系的灭亡。由此，资本和劳动关系从“外在对立”走向“内在矛盾”，即从互相对立走向各自同自身的对立。所谓“灭亡”是指矛盾的解决，即对立面的克服与相互转化：克服了资本的劳动不再是异化劳动，复归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克服了劳动的资本也不再拥有支配劳动及其产品的特权，复归为积蓄的劳动——劳动的条件。也即是说，作为矛盾解决的资本和劳动的灭亡(消灭)，是指作为统治劳动的资本和异化了的劳动的灭亡；作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劳动和作为生产劳动活动条件、构件的资本(此时的资本已失去曾经有过的阶级意涵)是不会被消灭的。

　　私有财产条件下的资本和劳动何以对立、如何解决，是马克思《手稿》中全部论说的核心议题，也是马克思付诸一生寻求破解之道的时代课题。《手稿》中马克思总体思路的逻辑线索是：(1)基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人的劳动本质；(2)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本视角、以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为靶子，剖析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条件下经济社会的基本结构，提出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3)在此基础上，提出破解“历史之谜”(异化劳动)的路径和方案：发现并论证“新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这里“逻辑线索”的三个阶段，恰好符合资本和劳动关系历史运动的三个逻辑环节：一般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异化劳动→异化劳动的扬弃(共产主义)。而且，这三个阶段和环节与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关系“简要概述”中的三个方面也存在某种“对应关系”。“逻辑线索”展示马克思的人的发展辩证观，“简要概述”展现马克思劳动—资本辩证观；二者的核心是马克思实践的辩证思维方式。

　　二、“资本和劳动”辩证观的方法论启示

　　(一)事实与价值结合

　　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的问题不是因为它承认私有财产的事实，而在于“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1]而且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因而未能看到“资本、地产和劳动的分离，只有对工人来说才是必然的、本质的和有害的分离”。[1]针对国民经济学的“问题”，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以及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以及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1]也就是要弄清楚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本质联系，探究私有财产的起源。为此，马克思以异化概念为思维工具，对私有财产这个“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1]的深入剖析中得出“异化劳动”的重要命题和理论；从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四个规定”的阐释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事实”[1]的批判性反思，是在尊重并基于经验事实基础上，将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结合起来。

　　马克思从价值的角度追问和探究劳动何以异化、私有财产因何产生的问题，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对问题的提问方式：将弄清楚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本质联系，探究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与人的本质、人的发展问题联系起来；也就是将私有财产、资本的“物”的存在形式，与“人”的劳动本质联系起来。进而使问题本身发生改变，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本质联系、私有财产的起源的问题转化为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这一转化为完成自己的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总以为是涉及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关系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1]马克思这里所说的，(1)“新的提法”就是指马克思批判并克服国民经济学无视或混淆异化劳动与一般劳动之区别，无视或有意回避人的发展问题的缺陷和错误；而将私有财产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转变为异化劳动对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在思考方式上，“新的提法”把物和人、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相结合。(2)“包含问题的解决”是指“新提法”使问题的解决获得了新的打开方式和新的破解之道。这一新的方式和道路，《手稿》中的两个标题——[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已给出明示：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共产主义。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作为“批判武器”，剖析私有财产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对立的经济事实，并揭示二者对立达到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历史必然性，进而发现并阐发了共产主义理论和理想。

　　事实与价值结合的思考方式，表明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家见物不见人的思想视野和认识视角不同。马克思在“物”的表象背后发现“人”，在“物的关系”背后揭示出“人与人的关系”；并基于人(人的本质)和人的关系的视角，审视和批判物与物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以人为本的人与物的关系和以价值为引领的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正是在方法论层面体现了马克思超越国民经济学的理解深度和思想高度。

　　(二)主体与客体结合

　　从《手稿》中的“简要概述”可见，主体性的基本视角贯穿于马克思关于资本和劳动关系运动考察的全过程。马克思从主体性的角度揭示了财富的主体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并在有限地肯定国民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理论命题，明确指出：“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1]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私有财产主体本质论”，首先，没有仅仅停留在国民经济学家对劳动认识的水平上，没有陷入国民经济学物化、客体化的思维方式的巢穴。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只是“在私有制范围内揭示出财富的主体本质。”[1]而马克思的“私有财产主体本质论”不止于肯定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而是进一步揭示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而且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目标不是为私有财产辩护，相反，是要扬弃私有财产，消解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关系，让劳动复归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因此，马克思说：“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同时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1]其次，马克思也没有迷失在德国传统的纯思辨哲学(意识内在性)的主观化思维方式框架内。黑格尔将劳动囚禁在精神自我演化的思辨逻辑牢笼之中，马克思从现实人的劳动活动出发，揭示资本以及资本和劳动关系(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劳动(异化劳动)的历史，即是真实的人类活动、发展史的一个必经阶段；“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马克思将对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考察置于人类现实(劳动)历史运动之中；而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历史变成了意识自身的演化史，变成了抽象的、思辨的逻辑史。

　　从劳动是私有财产(社会财富)主体本质的角度看，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着双重关系：在劳动与资本统一——资本作为劳动的积蓄——的意义上，二者是主体与主体(主体际)关系；在劳动与资本对立——资本作为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的意义上，二者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后者是资本和劳动在私有制范围内的主导性关系。马克思在《手稿》中对私有财产的剖析以及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主要是基于主体性基本视角而围绕主客体关系展开的；对私有制范围内资本和劳动关系考察采取主客体结合的方法。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那么，资本作为劳动的对象化产物，则是私有财产的客体形式。“把资本理解为私有财产的客体形式，并且去探究这种形式的历史进程，显示马克思已经抛弃资产阶级的立场，从现实实践出发思考私有财产问题的独特方式。”[2]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立场”就是国民经济学的立场，即资本的立场。②而从现实实践出发的思考方式就是主客体结合的思考方式；也正是马克思区别并超越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独到之处。

　　马克思运用主客体两种视角相结合的方法，考察资本、劳动及其关系的辩证运动过程发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活动作为私有财产主体性存在，对于工人来说，劳动只是纯粹的物质变换过程；完全失去了人的财产的意义，失去了自由自觉活动的意义，劳动变成了“对财产排除的劳动”——异化劳动；资本作为私有财产的客体形式与主体分离而为资本家(资本所有者)所独有，失去了自身应有的自然和社会的规定性和特质，变成同人(工人)的劳动毫无关系的、抽象的物，成为“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而且，资本和劳动的相互排除并敌对的结果是劳动对资本的依附和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进而，马克思从主客体结合的角度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和劳动如何相互排斥、相互敌对以及排斥、敌对的后果及其未来趋势；这个未来的必然趋势便是以“各自同自身相对立”的形式表现的资本和劳动在高级阶段上达到辩证综合统一。这种辩证统一在人的解放的意义上，意味着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1]然而，主客体结合是思考方式、分析方法，是手段，主客体统一即资本与劳动和谐统一，才是马克思实践思维的价值指向和真实目的。这一价值指向和真实目的内在契合、凝聚的理想形态，即是《手稿》中阐述的共产主义理论和理想。

　　(三)思辨与实证结合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和劳动既是经济学概念又是哲学概念；因而资本和劳动关系既是实证的经济关系又渗透着思辨的哲学意蕴。

　　一是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精神劳动观，使劳动概念具有实证的、经济学意涵。根据卢卡奇的考察，黑格尔是唯一对国民经济学有过认真考察和深入研究的近代德国哲学家；正是在英法政治经济学那里，黑格尔意识到劳动在政治经济学及其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劳动(主奴关系)作了本体论的阐述。马克思在《手稿》中，肯定黑格尔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中认识到劳动与人的关系，肯定“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1]的看法。同时，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劳动观的两个错误：一是“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1]即由于黑格尔把异化和外化混为一谈，只看到“劳动一般”而没看到“异化劳动”。二是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不懂得物质生产劳动对人、人的本质、发展、和历史所具有的本体意义。因此，在《手稿》序言中马克思似乎有意同黑格尔的精神劳动观做切割，指出：“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1]因此，《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概念的内涵，关于用劳动揭示私有财产、人类历史的主体本质，预见和期待扬弃异化劳动必然导向共产主义的人类愿景等，都是运用哲学思辨与经济学实证结合的思考方式对黑格尔和国民经济学双重超越的理论成果。马克思的劳动观既是马克思由哲学批判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成果，同时也是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的理论结晶；马克思的劳动观是哲学与经济学统一观。

　　二是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对私有财产的社会现实采取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态度，使资本和劳动概念内含着深刻的哲学意蕴。马克思通过对私有财产关系(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必定经历的运动”的分析，发现资本主义私有财下的资本和劳动由“起初的统一”转化为“二者的对立”即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这样一来，如何看待私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关系，就转变为如何看待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对此，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的根本分歧表现为思维方式上的非批判的“物化”思维与批判的辩证思维的对立：首先，对资本和劳动概念的理解上，国民经济学在资本作为劳动积累的意义上将资本归结为一种实物形态，在“劳动是人用来增加自然产品的价值的唯一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1]的意义上，将劳动仅仅视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源泉。针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观，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1]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资本不仅仅是劳动的积累，同时意味着它还享有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私有财产)的物象背后隐藏着人的关系；另一方面，劳动也不只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马克思从物与人的结合上理解资本，从客体与主体的结合上理解劳动；从经济学(物、客体)与哲学(人、主体)的统一上理解资本和劳动。其次，对资本和劳动关系的理解上，资本和劳动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直接表现为二者的利益关系。因对资本和劳动内涵理解上的差异，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在对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关系上的看法就大相径庭。国民经济学认为“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马克思则针锋相对地指出：“社会却总是而且必然地同工人的利益相对立。”[1]马克思通过揭露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以及所显现和对应的三类不同的人的生活境况和命运，以此揭示资本的本质和秘密，指出工人的贫困作为社会发展的任何状态中的“常数”，是“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1]的。这里所说的“现代劳动”即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即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条件下的劳动；这意味着，异化劳动既是工人贫困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马克思基于对社会经济生活现实的深刻剖析和指证，彻底击碎了国民经济学关于工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的谎言。同时，马克思已清楚看到，国民经济学家声称的“社会利益”实际上就是资本(资本家)的利益，他们有意或无意地用特殊(资本)的利益替换和论证普遍(社会)的利益；而这恰恰是国民经济学“他的科学所包含的矛盾，即依靠非社会的特殊利益来论证社会”。[1]

　　以上马克思对黑格尔和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超越表明，哲学思辨与经济学实证结合的思考方式，既与纯思辨的唯心主义和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区别开来，又是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进一步看，思辨与实证结合的方法，又是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结合方法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深化。

　　三、结语

　　恩格斯在为《资本论》撰写的书评中说道：“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4]并且认为只有马克思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4]，今天，我们仍处在恩格斯所说的并得到马克思科学说明的“现代社会体系”之中，仍处于资本主导的时代，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仍然是当代社会体系的轴心。因此，遵循马克思资本和劳动辩证观以及给予我们的方法论启示，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和劳动关系，解决好资本时代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手稿》中马克思关于资本和劳动关系历史运动的“简要概述”，揭示了资本和劳动关系从统一到对立再到统一的客观的辩证逻辑。同时表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社会性质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条件，资本和劳动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命运：(1)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统治劳动的资本；劳动“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异化了的劳动。这种“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1]使资本和劳动关系呈现浓重的阶级色彩和鲜明的阶级对抗、斗争的属性。(2)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及其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资本和劳动“祛魅”，彻底改变资本和劳动关系被资本主义私有制“设定”的统治和剥削的社会性质，逐步消除产生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的现实基础，使资本和劳动复归其固有的本性。

　　资本和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命运说明：(1)理论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标志着资本和劳动关系的两个逻辑环节，即从对立(资本主义)走向统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后者是资本和劳动从“起初的统一”经过“二者对立”再到“自身对立”而达到的更高阶段的综合统一。明确这一点，才能真正弄清楚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一致性以及在何种意义上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进而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2)实践上，如何对待资本和劳动关系，关键是如何对待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从生产的条件、手段异化为目的，于是资本充当资产阶级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和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重新复归为生产的条件和手段；结果，资本和劳动一起服务于社会生产，一起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这表明，社会制度不能(也不需要)改变资本的本性，但可以改变资本发挥作用的方式和性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在于它可以改变资本的本性，而在于它具有驾驭(不是消灭)资本的能力，即避免资本的价值增殖导致剥削，而将其导向为劳动服务、为创造社会财富服务的正确轨道上来；进而“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5]

　　马克思曾预言道：“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预言并期待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理论成果和制度形态，从根本上实现了资本和劳动关系性质的转变，体现着“最先进的民族的”时代理念、思想、精神和力量；由此，人们品尝人类进步和时代发展的“甜美的酒浆”的酒杯，不再是“人头”(异化劳动和剥削)而是资本与劳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和谐统一。

　　注释：

　　①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这个关系中的这些成分必定经历的运动是：第一：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后来，它们虽然分离和异化，却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第二：]二者的对立。它们互相排斥；工人知道资本家是自己的非存在，反过来也是这样；每一方都力图剥夺另一方的存在。[第三：]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资本=积累的劳动=劳动。作为这样的东西，资本分解为自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利息又分解为利息和利润。资本家彻底牺牲。他沦为工人阶级，正像工人——但只是例外地——成为资本家一样。劳动是资本的要素，是资本的费用。因而，工资是资本的牺牲。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工人本身是资本、商品。敌对性的相互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7)

　　②一旦资本和劳动对立在资本主义尤其是机器大工业条件下，空前尖锐化乃至表现为深刻的阶级对抗时，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关系直接表现为阶级对抗关系。而此时，对资本和劳动关系的态度直接具有阶级立场的意味。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同国民经济学的立场对立便界划为劳动(工人)立场和资本(资本家)立场的对立。

　　原文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7，177，70，177，176，124，172，172，182，221，177，177，177，177，177，177，155，115，156，156，155，168，178，178，236，196，190，205，205，205，111，123，123，123，124，241，182，691.

　　[2]刘秀萍.马克思“巴黎手稿”再研究[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35，140，130.

　　[3]张世英.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第三版)[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2010：113-114.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