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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70年及其历史贡献
2020年08月15日 09:19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作者:刘同舫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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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其不同发展阶段拥有不同的理论形态、实践形式与文明载体。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入革命性阶段,意味着“改变世界”的革命斗争之路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探索道路的开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制了开放性模式,擘画出“政治革命”向“改革开放”的主题转化、“中国特色”与“世界向度”接轨的宏大图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秉持人类发展的文明立场,助推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路径的重构进程,反映出人类解放理论的当代实践形式。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矢志以中国道路为主体支撑,指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地为促进国际社会与多元文明发展带来理论效应与实践效能。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人类文明/中国道路

  作者简介:刘同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研究”(16AKS003)。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核心要旨与本质内涵,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解放乃至全人类解放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聚焦不同时期的哲学命题、透视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形态转化,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主线,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成功地破解了中国民主革命斗争的道路选择问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和建设的探索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改革与人类文明理论的建构问题,在不同时代淬炼出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这些哲学理论精华既蕴含着中华民族救亡、社会建设与民族复兴的理论张力和价值自觉,又促成了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双向互动的理论与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将其哲学理论与哲学方法中带有普适性的原则与机制融会贯通至中国具体实际之中,衍生出了符合本国发展特点、具有本土文化特征以及时代演进特质的哲学理论与改造实践,从而释放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磅礴力量。

  一、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革命实践性

  建国初期,世界依旧处于战争与和平交织的状态,中国共产党人将脱胎于西方文明土壤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融贯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机体与文化体系之内,以中华文化为主体依托、以西方文化为镜鉴蓝本,在与异质文明的碰撞互通中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谱系。两种文明资源和一种哲学体系的三元交融不是传统意义上“西学东渐”或“东学西渐”的单向度活动,而是中西方文明“视界融合”与双向互动的结果。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形态的建构融通了儒家文化中“践履”“躬行”“知行合一”等思想资源,摒弃了西方文化中旧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及其从抽象感性活动看待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缺陷,接续秉持“改变世界”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自觉,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因素上升为先进政党的阶级意识,将人民的主体创造性和主人翁意识转化为变革社会的力量,继续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改造旧中国以创造新中国”的历史任务,从而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自觉和智识精神,在找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的同时,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选择提供了理论借鉴经验、树立了实践创新典范。

  (一)秉持“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与斗争之路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囿于传统哲学理性思辨的范畴,而是将“实践”更广泛地应用于印证思维的现实性与真理性之中,因此其革命实践态度与斗争精神愈发昭彰澄明。“改变世界”之可能性不仅要求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获得“解释世界”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批判和改变世界的理论武器,而且要诉诸“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斗争形式。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社会矛盾复杂尖锐、革命任务异常艰巨,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②才能彻底拆解和冲破封建主义牢笼、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与帝国主义枷锁,也才能在不断地扫除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障碍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范式和斗争形态,这真正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斗争精神以及民族救亡何以可能、何以可为的时代主题要义。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化形态’正是直接地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形成,并直接地以改变中国社会为实践目的”,③此过程已然摒弃了旧式农民阶级的“天国梦”、封建地主阶级的“西化潮”以及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所进行的种种隔靴搔痒式的改良和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的全部人类文明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④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改造新世界的现实斗争内涵革命合法性,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和平方式若不能拆卸无产者的锁链和打碎旧世界的机器,那么实现无产阶级对社会现实的革命改造就不能只是停留在主观认知层面,而必须将科学理论上升为自觉的阶级意识,通过暴力革命的斗争手段推翻旧世界的运行机制。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中的哲学体系是在解决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相结合的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机地运用至中国革命等问题的探索中日臻完善。新中国成立后,因面临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反革命运动的猖獗、城乡旧基层政权的混乱以及国民经济失序等诸多考验,中国共产党必然要秉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武器,继续保持高昂的革命精神状态,接续开展较大规模的民主革命斗争以重塑新中国的人民面貌和民族面貌。诸如扫荡反动残敌和分裂势力以彻底摧毁旧政权;军民联合进行剿匪斗争以根除匪患和安定民生;废除封建婚姻制度等以实现人民自由平等;改革原有土地制度以充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没收官僚资本以建立国营经济,等等。这些行动的开展都是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人依循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理论对我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进行限制、改造和斗争的革命过程,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制度变革与文明重塑。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客观态度,就是不要割裂和忽视中外革命史和东西方文明史。⑤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理论与方法经过中国革命熔炉的反复锤炼与中华文化的多重洗礼之后,凝结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唯有在深刻认识和分析纷繁复杂的国情、形势多变的世情和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才能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解放进程的宏大叙事中所产生的变革社会制度和重塑民族面貌的理论与实践效应。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框架与思想体系为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或地区提供了阶级斗争的革命方案与实践经验,推动了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这也有力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始终保持着“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高擎着推动世界历史的人类解放旗帜。

  (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探索之路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具体境况相结合,与借鉴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相统一,重新审视国际社会“中心—边缘”的不平等关系与“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资本主义霸权模式,从根本上实现了我国社会制度形态的更迭以及社会文明发展道路的革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是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预设最直接、最有力的“证实”。当然,也有学者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已经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断提出质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依据宣称“跨越虚构说”;⑥二是以建国初期我国已经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发展现状为由否定“跨越说”而肯定“进入说”或“未完全跨越说”。⑦应该说,在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我国的社会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等确实发生了质变,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成功过渡,这一过程是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而言,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承认过所有民族都要采纳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而裹挟至资本主义文明的旋涡之中,也从未指出前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才能向更高的社会形态演进,而是认为拥有一定规模“农村公社”的俄国可以投入大规模机器生产和农业劳动力进行集体耕作,从而产生与西方经济生产同时并存的“合作经济”,使得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⑧同样,在特定的过渡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适时地进行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集体所有制改造,具备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基本条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传统意义上通过暴力革命方式跨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分娩阵痛”。此跨越以和平方式平稳过渡是顺势而为且合乎时宜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灵活应用与丰富发展。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未整全地经历资本主义文明阶段,也尚未完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任务,因而依旧徘徊于前资本主义的边缘和社会制度变更的前夜。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内在的可能性空间和外在的合理化因素。即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未能从实质上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时代,也未能逾越资本主义暂时性的发展阶段,但是其已从制度形式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而如何在已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等基础上实现对其生产力层面的“真正跨越”,这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新中国而言是一大难题。由此,如何自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建构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⑨在初建的社会主义制度根基上,共产党人不仅要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⑩而且要调动党内外与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本思想中浸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是运用辩证法的观点深刻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化解社会各类矛盾以及把握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度和消极面的思想结晶,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理论发展及其实践演进的统一性。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拉开了我国社会主义从“形式跨越”向“实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序幕,拓展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规模和路径,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与政治格局,从而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通途。

  二、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世界开放性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中国社会正式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步入理论发展的新阶段。随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深入贯彻、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中国发展空间与世界发展空间的交错结合以及国家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交互融通,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显现的封闭和僵化的教科书模式,重新审视和激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内的创新因素与开放特质,渐进开展“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实践创新,不仅克服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样板化的教科书体系弊病,推动了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重构,而且以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为导向驱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体系的改革活力,在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以及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双向互动中产生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全面推向21世纪。

  (一)“政治革命”向“改革开放”的主题转化

  20世纪60、70年代,教科书式的“左”倾教条主义诱导社会发展走向政治革命,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成为指导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和中心任务的圭臬,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轨道与具体实际;盲目的个人主观臆断、专断和独断支配经济以及政治层面的种种举措,机械地固守公有制经济体制而忽略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阶段,直接造成了我国社会的动荡、经济发展的滞后;大规模疾风骤雨式的革命斗争宰制了科学理论创新与哲学发展的相对自由性、独立性,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思维和变革精神被“两个凡是”的思想所阉割,进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被阻断,甚至不可避免地沦为政治“傀儡”。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元典、几千年中华文明开放发展史以及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中找寻到了改变国家命运与政党命运的关键锁钥——改革开放。恩格斯曾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1)立于中国社会历史转折点和时代发展趋势的潮头,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改革先声:“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2)

  首先,从“政治革命”向“改革开放”的主题转化是一场哲学思想领域的史诗性变革。“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这是以解放思想为旗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任务,也是推进整个社会解放思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13)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重新伸张是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经验化歧路的矫正,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自我救赎。其次,改革开放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4)改革开放的实践以新的生产力发展理念革除旧观念,以新的经济体制取代旧体制,以变革上层建筑的方式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最终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合理要素辩证融通,从而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基本政治制度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价值目的一元性与实现方式的多元性相统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其他社会体制的合理性相耦合,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践性与全球发展的开放性相结合,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优势与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最后,改革开放是一场民族文化复兴与人类文明转型的创生活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体系,不仅整合发掘和自觉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以解决文化现代化问题,而且充分运用和培育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性功能,不断开辟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新际遇。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革命的基本内涵、实践的主体功能与批判的理性精神能够在新一轮的历史转折阶段、人类文明转型场域与民族发展道路探索中重新锻造与创造性转化,并形成符合一定时代需求、体现人类发展规律和富有民族特色的新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场的世界历史意义与时代文明价值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激活了其内含的批判性、革命性因素,并进一步在对时代需求的变化性与多样性特征的把握中充分迸发出来。

  (二)“中国特色”与“世界向度”的时代接轨

  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成功解除“文化大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和经济文化领域的禁锢枷锁,拉开了改革开放特色实践在社会各个领域渐进展开的序幕,自觉地构筑起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本土化的特色理论体系;破除了近代以来被动纳入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发展魔咒,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机遇期与黄金期,逐渐扭转国内经济长期停滞、困顿萎靡的“孤岛”局面,实现了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良性互动,开创了一种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特色理论与实践版本。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建构理论与实践探索在立足中国发展问题和具体实际以突显本土解决方案“中国特色”底蕴的同时,又立足于国际视野、依循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以观照人类文明演进与人类前途命运,表现出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与世界化研究交织交融的特点,从而实现了“中国特色”与“世界向度”的时代接轨和互促互融。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方面将民族发展问题的特殊性、历时性特征与世界治理问题的普遍性、共时性特点相关联、相结合,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与改革实践的过程中综合考量和提出解决全球性发展问题的战略方案;另一方面将世界发展形势、人类文明演进总体趋向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相契合、相统一,体现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在共融互促中趋于人类社会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类制度文明依次演进的宏大叙事背景,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逻辑起点与实践出场路径进行了时代主题的科学预判、拓宽了国家开放视域与对话沟通的空间范围、铺设了“一球两制”“文明多元共存”的恢弘幕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都以世界普遍交往与生产力普遍发展为条件,封闭、孤立、僵化的哲学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已经不合时宜。因此,必然要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国际社会形势为切入点,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借鉴各国积极融入全球化和实现现代化的合理方式与有效途径,不断地汲取世界文明的有益成分,进而提升“中国特色”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中国特色”的深厚人文底蕴与鲜明的精神标识就是会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使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形态得以获得新的时代内涵及表现形式以构筑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抽离“和合”思想中的“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等理念,为世界发展注入中华文明的传统智慧,从而凝练“中国特色”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主色。对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科学研判则成为新时期富有“中国特色”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展开依据。诸如江泽民同志接续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胡锦涛同志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致力于建设永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以及习近平同志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现实行动。“中国特色”的对外政策有力地体现了“中国向度”与“世界向度”多维互动、兼容并包的特征,其对内“善治”更是促进了“世界市场”与“社会主义”两者的有机融合,赋予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世界性特征。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大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创新在于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中国特色”的理论构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关键要核体现在廓清计划与市场对立决裂的迷雾、划定“姓资姓社”的评判标准、明确社会主义与世界市场的双向互动体制,从而不仅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以消除本国人民极端贫困的普遍现象,实现了民族经济体量的迅速提增,而且为世界经济的开放繁荣注入了“文明型国家”的发展活力和创新效能;另一方面实现了将本民族包容开放的文化自觉与兼收并蓄的创新意识浸润至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明交流之中,进而产生同质或异质文明间对话沟通、融合借鉴的催化效应,真正使得“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5)从而达至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良性发展、互动创新。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与建构格局是在“中国特色”与“世界向度”的时代接轨中逐渐确立和完成的。

  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明建构性

  党的十八大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不再囿于中国社会本身,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指涉人类命运发展的时代课题和世界文明演进的永恒主题。有学者认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焦点集中围绕“中国问题”“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话语”“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渐进铺展,日益揭示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以及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目标和伟大梦想的新征程中体现的时代责任与使命的高度自觉。(16)

  (一)现代化发展的全新选择: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

  现代化问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与哲学运思的关键议题与核心内容,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未对“现代化”出场的历史背景与价值归宿做出过系统性阐释与未来预设。随着马克思所昭示的世界历史的开启、世界市场的开拓、世界普遍交往的形成以及人的世界性的逐渐成熟,“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客观形式已然存在。世界性的现代化发展若仅仅依附于资产阶级单一的生产方式和寄生于一元的资本主义文明肌体之内,只会将“现代化”沦为“西方化”的附庸,从而自溺于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泥淖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如果说当今时代的“中国问题”不再仅仅是地域性、特殊性的“中国”问题,而是我国面临的世界性、普遍性的“现代化问题”,(17)那么新时代“中国道路”所提供的“中国方案”也不再只是一副疗愈历时性、区域性问题症结的良方,也是一把化解共时性、全球性治理难题的钥匙。

  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化”中国的过程中捕捉到了“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与“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8)并集中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9)在新时代,中国道路如何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垄断和操控现代化发展道路“一元论”的话语霸权与政治霸权的双重枷锁,进而为正处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和国家摆脱西方化走向现代化拓宽发展新渠径和提供发展新选择?置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进程中,中国道路在不断注入现代生产要素、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及厚植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基础上正确地处理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开辟了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文明之路。

  首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内在规定及应有之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和平崛起的中国道路以考量和树立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平等相待、友好合作、共享发展的关系,积极“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20)中国道路挣脱了“西式现代化”固有的“零和博弈”与“国强必霸”的文明悖论逻辑,既保持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又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从而逐步诊断和缝合全球现代化过程中显现的逆文明症候与裂口。其次,透视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问题是中国道路跨越现代化障碍的重要导向与关键环节。如面对当前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发展效益欠缺和创新发展不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发展实体经济,优化供给体系资源配置,培育能源、科技创新、信息等生产要素在新兴产业中的增长点,以增强经济质量优势;为应对民生领域依旧存在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打响脱贫攻坚战以精准扶贫和消除贫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解决好“三农”问题,贯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推进沿海与内陆、城镇与乡村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协同、平衡、共同发展;直面意识形态领域复杂的文化争锋,继承中华文明中优秀思想文化资源以破除西方“普世价值”“普世文明”的虚假幻象,汲取西方文明中合理的现代化成分以化解一元文明“优越论”“中心论”“霸权论”的人类社会危机,镜鉴前社会主义国家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轨道而陷入思想混乱状态的历史教训以营造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的新局面等。最后,崇尚自然、绿色发展是中国道路为诊治现代化发展顽疾而开出的一剂良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良性发展是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建设代内与代际永续发展的生态体系以达至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共赢。习近平同志倡议践行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21)等理念为人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方向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内含了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等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从而能不断地取舍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优劣部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理论与文化优势,愈来愈折射出人类文明之光,为后发型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提供新选择。

  (二)人类解放理论的当代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建构性”理论工具绝不是囿于抽象批判和思维臆想的固有逻辑,而是在物质性活动中尤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中将自身理论的发展命运分别同我国时代重大主题相结合、与全球共时性治理问题相关联,旨在观照国家发展的广阔前景、人类前途命运的走向与世界文明的未来境况,从而不断彰显其理论效应和实践效能。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与运行功效已经从侧重“批判性”向度转向“建构性”向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在的批判否定功能已经蜕化甚至消失殆尽,而是在建构性功能日益突显中强化了对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深刻批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形态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在引领和指导中国道路构建、制度革新、理论创制、文化转型的主体方向和整体趋势中已经把批判性功能转化成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阶段下如何实现民族复兴与人类共同发展的一种建构性“法宝”,从而浇筑了人类解放的当代实践形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普遍追求的共同价值与实践形态,不只是回应全球安全问题、全球风险治理、经济全球化乱象和国际政治失序问题,而是在更广泛意义上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与“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来考量人的生存与文明发展的全面性及整体性的一种“建构性方案”。(2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拥有异质或同质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区域环境的国家和地区,基于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价值导向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从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以建立平等协商的伙伴关系,反对一切形式战争冲突与恐怖暴力以营造公正互享的安全环境,打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以谋求开放普惠的发展前景,超越文明间隔阂与冲突以促进多元文明共存互融,破除“先发展后治理”“唯经济论”的思维模式以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球生态体系。(23)这已然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价值夙愿与文明自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与实践方案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内在必然,也是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创新。这一价值理念与实践方案的提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始关注对未来全球性社会形态的建构性阐明,继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批判性世界观提升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所谓“建构性世界观”,就是在批判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预见性地判断、阐明和规划由多样社会文明、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以及各种社会领域、社会要素、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结构、建构方式、发展方向和价值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的提出经历了在时空领域不断发展的过程,其基本结构、建构方式、发展方向和价值目标所构成的有机体系也将逐渐完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了全球未来发展的美好图景,孕育着这种“建构性世界观”。这一“建构性世界观”将思想的锋芒对准新时代全球化的发展境遇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新形势,在日趋宽广的全球性实践中建构全人类的价值信念,推进建设人类共同价值,并提出一系列合乎现实逻辑的具体方案和措施以促使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提升和践履。它不仅要求强化自身的建构性功能以接续完成马克思所昭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革命解放任务”,而且要求高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武器对现存的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进行合理扬弃,审视、运思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与社会现代化的悖论性发展弊病和暂时性存在的形式,通过建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化解全球治理问题和人类文明危机。人们不应该只关注与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批判精神与逻辑演绎的抽象思维方式,而应将其从自为的理论形式延展至自觉的建构性实践形态,提出能够真正解决全球共时性问题和人类生存发展困境的可行性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而昭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形态作为一种“建构性世界观”的科学性与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70年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进程向人类展现了一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认识和改造世界所进行的社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图景,完整地绘制了中华民族从新中国“站起来”、新时期“富起来”到新时代“强起来”的政治变革与理论创新的思维理路,熔铸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时期的思想精华、中华文明在不同时代的精神内涵以及人类发展命途的共同价值观念,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人类文明意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1页。

  ③陈晏清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哲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9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⑤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⑥参见赵家祥:《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商榷意见》,《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第17页。

  ⑦参见段忠桥:《对我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再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第44页。

  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6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

  (13)孙正聿:《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年,第417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

  (16)参见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23页。

  (17)参见孙正聿:《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年,第10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0页。

  (1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6-547页。

  (21)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22)参见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第20页。

  (23)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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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同舫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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