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第三十三条首次提出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不同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党的社会革命历史使命决定的，是党的自我革命鲜明品格决定的，是党群关系同心圆的社会结构决定的，是应对个体化社会发展趋势及其挑战决定的。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需要顺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趋势，重申“一切工作到支部”，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发展与治理，提升党的组织力确保社会治理秩序，增强党的政治功能确保社会治理正确方向，建立平台机制确保社会治理活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关键词：党的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社会发展；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研究” （19ADJ001）。

　　作者简介：祝灵君（1972-），男，四川蓬安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写入党章

　　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第三十三条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在实践中，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离不开党的领导，但“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提法在党章中出现尚属首次。《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以下简称《辅导百问》）有如下解释：“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就是要坚持政治领导、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治理中，使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治理有机衔接，良性互动，以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保障基层治理、引领基层治理。”[1]中共中央2018年10月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进一步规定：村党支部、社区党支部，全面领导隶属本村、本社区的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领导村级治理、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这一治理实践上升为国家制度，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机制是“党建引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城乡社区处于党同群众连接的‘最后一公里’，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深入拓展区域化党建。”[2]2015年6月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的全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2017年7月在上海市召开的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都强调要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这期间，全国各地党组织探索出许多宝贵经验，如：北京市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上海市的党建深度嵌入基层社会的大城市治理，天津市的“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浙江省的“枫桥经验”升级版，成都市在市委、区委两级成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云南省玉溪市在全市推进“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深圳市罗湖区把“支部建在小区上”，等等。这些探索形成了诸如政治领导、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等不同方式，一体融合推进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

　　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最显著的特征。当前，在“党建引领”已经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主要特征的前提下，阐释其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就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显然有其内生逻辑，与当代西方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大不相同。从西方社会发展史看，由于商业文明发展、分封体制、教权与王权分离的存在，出现了一个与王权对立的领域，这些独立于王权之外的领域逐步发展为基于个人权利基础上的“私域”（类似于“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领域）和“公共空间”（类似于私人聚会、公共团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这就是社会。社会让渡部分权利形成政府，民族国家与“公共空间”同步成长。“公共空间”首要任务在于保护个人权利，社会制约国家，社会监督国家，社会合私为公。这种实践演变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并在全球传播，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

　　从海外的中国研究看，用这个模型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忽视”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一种事实。第一，无论是从国家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政党都轮不到“上场”的机会；第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正在步入所谓民主化“第三波”浪潮，各国经济增长必将产生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参与意识的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将成为推动民主政治的积极力量，而民主政治愈发展，就愈没有任何政党可以垄断执政权，因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自然被中国民主政治研究所取代；第三，社会力量的崛起必然抵消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于是，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取代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21世纪初，欧美学者提出“把中国共产党带回到中国研究中去”[3]，这个倡议立刻得到了海外汉学界的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研究重点、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价值观等方面反思过往，出现了一些更贴近中国实际、视角更加多样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变化”中依然有“不变”，如：一些研究人员仍然戴着“共产主义批判”的眼镜，并过度依赖如合法性、党国体制、社会制约国家、民主转型等理论模型，要么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融为一体，视作共产主义党国体制（communist party state）,要么把党与社会对立起来，无视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个基本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国内学者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看，不少学者聚焦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和转型、单位社会发展和进步、中国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很多研究成果非常有见地，比较清晰地展示了东西方基层社会治理的差异。然而，大部分文献缺乏对党的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变迁内生逻辑的研究，自觉不自觉把党组织看作是国家的代表，把自治组织看作社会的代表。党组织要么“失踪”，要么成为国家的代表，脱离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因此，研究当代中国政治不能简单套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应该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纳入视野[4]，构建“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框架。

　　二、读懂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

　　对比世界上很多国家，很难看到执政党能够扎根于基层社会，并对基层治理发挥着“定海神针”般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文献中“社会管理”一词被“社会治理”所代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5]“系统治理”表明中国共产党承认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而党是多元治理主体的领导核心。坚持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这是当代中国基层治理最鲜明的特征。

　　首先，这是由党的社会革命历史使命决定的。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宗法家族组织的特征，被费孝通称为“乡土中国”“熟人社会”，一些学者称之为“社稷社会”。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古代社会由国家、绅士自治、宗法家族三个层次组成。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依赖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封闭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生活，使中国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6]。近代以来，面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纳入国际市场，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瓦解，一个类似于马克思描述的19世纪中叶法国农民的“一袋马铃薯”社会向“一盘散沙”转变，国家之殇变成基层民众之痛。中国要在世界民族国家之林中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重建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重建离不开社会革命。

　　1906年，《民报》《新民丛报》就中国是否需要进行社会革命展开大论战。革命派以孙中山等为代表，把社会主义界定为“民生主义”，把实现土地国有和经济平等之革命视为“社会革命”，朱执信和汪精卫等人多次宣扬中国应该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而梁启超则不认同“社会革命”，反对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国民党尽管一度以革命为志向，并进行改进和改组，但其纲领的吸引力不足和组织力的孱弱注定了难以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任务，这项任务由中国共产党完成了。

　　中国共产党在一大纲领中就郑重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现社会革命。”[7]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革命是为了推翻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社会革命则是破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革命运动，社会革命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时代性。包括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主题在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妇女解放和发展、宗教制度改革、树立新型社会风尚等，毫无疑问都是伟大的社会革命。其中，中国共产党以实现男女平等作为社会革命的目标之一，打破了几千年中国社会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庭结构，实现了对宗法社会的重大改造。这一举措极为关键，它使党的基层组织成功嵌入基层社会，并把“一盘散沙”的群众组织起来，最终取得政治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人与人之间一律平等，旧中国带有封建色彩的称呼如“大人”“老爷”“老妈子”“下人”等被“同志”一词所取代。曾经“一盘散沙”的基层社会被中国共产党用人民公社、单位、户籍、档案制度“四大轮柱”组织起来，以“共产主义道德”为基础的公德体系取代家庭本位的私德体系，使中国进入全方位的社会重建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实现在封闭条件下推行计划经济向在开放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伟大转变，“四大轮柱”进一步优化转型，基层社会流动性、自治性和活力增强，进入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的逐步回归、市场经济的成长、群众自治的兴起、“送法下乡”的开展等等，中国基层社会进入有序发展与治理时期。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社会革命。

　　其次，这是由党的自我革命品格决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了自我革命的持久动力。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自我革命的方法，形成了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比如，运用对立统一哲学观、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党在“对立”中实现更高质量的“统一”；量变质变原理，为党员、干部提供了“滴水穿石”的革命韧劲，也提供了“温水煮青蛙”的警醒；否定之否定原理，为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提供了内在自觉。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让党员、干部培养了人民情怀，树立了奋斗哲学。中国共产党把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品格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马克思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8]物质世界的问题要靠物质的力量来解决，道德伦理问题只能靠新的道德和伦理去超越。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家庭本位、伦理本位，改造这种社会结构必须建构新的伦理秩序。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塑造出全新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以自我革命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先锋队性质、先锋队文化引领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就成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

　　当然，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并非否定个人权利，相反还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因为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利益和价值观的多样化，必然会形成千千万万个权利主体；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并不否定群众自治，而是要建立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并非否定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而是在多元中聚焦一元，以党的初心使命铸就全体人民共同政治与思想基础，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最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再次，这是由党群关系同心圆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在中国古代政治词汇中，“群”是一个常用词，指多人聚集形成集体。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一词并不同于中国古代对“群”的理解，对应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masses”，最早仅指“本阶级”即工人阶级，后来扩展为普通大众，并与“人民”这个概念结合起来，形成“人民群众”。“群众”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土壤和基础，离开了群众，中国共产党就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形成了事实上党群关系同心圆的社会结构。

　　在党群关系同心圆中，中国共产党是同心圆的“圆心”，代表并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人民群众具体的、现实的利益和价值观差异，是同心圆长短不同的“半径”。随着半径类别的变化，党群关系同心圆可以划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心圆、军民团结同心圆、政党合作同心圆、民族团结同心圆、民族复兴同心圆、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心圆、网上网下同心圆，等等。党群关系同心圆的本质是一致性基础上的差异性以及用一致性包容差异性。为了增强向心力，克服离心力，同心圆理论需遵循五条“定理”：一是初心源自民心，初心回归民心。党员、干部来自群众，必须回到群众中去；二是商量凝聚共识，初心变成民心。党要善于用协商民主找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三是民心汇于初心，初心连着民心。党要经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四是初心体悟民心，使命必达基层。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达到“最后一公里”；五是使命汇聚力量，初心谋定方向。同心圆收缩凝聚力量，扩张实行靶向治理。党群关系同心圆的社会结构巩固了党成为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确保党有效实现社会整合。

　　最后，这是应对个体化社会发展趋势及其挑战决定的。进入新世纪，面对全球化、新能源、人工智能、新媒体的影响，中国与世界上发达国家共同进入一个被欧美学者称为“个体化社会”的时代。“个体化社会”概念最早由贝克、吉登斯、鲍曼等学者提出并系统阐释。“个体化社会”反映了一系列出现在全球化时代、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如：职业变化（如就业短期化的出现），公共权威的衰落和个体孤独感的增长，倡导个性，对男女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如同性婚姻的出现），对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私密性、非正式、自我表现型文化的兴起，等等[9]。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阎云翔教授分析了中国社会个体化趋势的复杂性：中国的个案同时展现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状况。中国的个体、社会群体和国家应对这一巨大社会变革的具体实践将会创造出一种不同的个体化模式。

　　中国社会发展的个体化趋势已经出现了类似欧美发达国家的特点，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青年人更倾向于颠覆传统的行为方式，而中老年人更倾向于接受传统；在对待职业的态度上，中年以上的人群倾向于追求稳定的职业，而青年人则倾向于寻找适合自己爱好的“快乐职业”；在接受现代生活方式与观念方面，发达地区更容易接受和适应，而欠发达地区则牢固捍卫本土文化与传统；在劳动关系上，资本越来越青睐消费者而忽视生产者，资方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劳资博弈中，劳动者权益保护越来越艰难，劳动者获得权益的方式从过去的示强走向了示弱；在社会价值观的传播上，传统意识形态功能在弱化，人们对说教普遍冷淡；在对待娱乐上，年轻人则越来越倾向于个性化、趣味化、瞬时性、刺激性的娱乐方式，而不太在乎娱乐本身的意义与质量；在代沟问题上，个体化社会使不同年龄群代沟的深度扩大，代沟的宽度缩小；在消费倾向上，具有个性化特征的消费主义开始兴起，与此相对应的是，服务行业也在根据消费者倾向的变化而自发进行行业重组与调整，等等。

　　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全球化、互联网、新媒体、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深刻地改变了城乡间的距离与面貌。城乡再也不是区分市民和农民的界限，由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及城市功能的拓展，城乡之间的界限逐步打破，城乡居民之间逐步走向同权，所有人口都将纳入市民化进程。那些流动于城乡社区中的新市民，主要由“单位人”、从“单位人”转变而来的“社会人”、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常住人口”以及境内外流动的“常住人口”等组成。面对新市民规模的扩大和中国社会出现的个体化趋势，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顺应社会发展新趋势，重建“再嵌入”、再组织的体制机制，以党建引领社会发展与治理，用组织的力量让社会有序，用平台的力量让社会充满活力，构建社会和谐治理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