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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
2020年08月08日 16:51 来源:《哲学研究》2020年06期 作者:唐爱军 字号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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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阐释中国道路不能仅仅停留在富强逻辑等层面上,需要上升到文明论高度,揭示其内在的文明逻辑。近代以来,中国不断被抛入到现代资本文明体系当中,这使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孕育和发展的中国道路呈现出双重维度的文明逻辑:一是中国道路必须吸收现代资本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以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二是中国道路必须对现代资本文明持批判性和超越性姿态,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新文明类型构成了中国道路文明逻辑的核心规定性,它以“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类社会”原则以及“和平主义”性质等为基本底色。

   关键词:中国道路;文明逻辑;现代资本文明;新文明类型

   作者简介:唐爱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110页)中国道路已然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话语试验场”,从学理角度深入阐释中国道路,进而掌握中国道路话语权,成为新时代紧迫的“思想任务”。本文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视野解读中国道路,深入阐释其内在的文明逻辑,力图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道路的重要论述的认识和研究。

   一、中国道路的文明论视角

   文明一词在中国很早就出现,比如,《周易·大有》就提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西方文明(civilization)观念进入中国,深受日本的影响。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文明是一个相对的词,其范围之大是无边无际的,因此只能说它是摆脱野蛮状态而逐步前进的东西。”(福泽谕吉,第32页)文明与进步具有本质性关联。与立足于“精神”“文化”层面的界定不同,我们主要着眼于唯物史观视角理解文明,它是一个涉及人类实践方式及其社会形态(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诸要素)的总体概念。探讨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就是揭示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实践,中国道路所包含的独特的生产方式、制度载体和价值取向,尤其是它在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进步逻辑”。由此可见,探讨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或从文明论视角把握中国道路,核心在于阐释中国道路在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进步逻辑”及其价值类型。

   当前,从文明论视角阐释中国道路具有极其突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其一,它有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道路的丰富内涵,避免对中国道路的片面化解读。大体说来,学术界对中国道路内涵的认知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是核心)。该路径主要探求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社会长期稳定的主要原因等,即关注“中国奇迹”背后的逻辑。二是中国改革模式。该路径把中国道路归结为40多年来中国走出的成功的改革道路,主要关注渐进式改革模式、改革顺序、改革方法论等问题。三是中国制度模式。该路径主要把中国道路理解为中国制度模式,它既不同于传统的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模式,而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些解读视角主要还是在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上理解中国道路,的确抓住了它的一些重要规定性,但是还不够全面。中国道路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我们只有上升到文明论高度,才能透视其文明逻辑,进而呈现包括发展模式、改革模式、制度模式和文明模式在内的中国道路的“整体图景”。

   其二,它有利于明确中国道路的目标导向,正确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崛起主要是经济增长,是综合国力甚至硬实力的增强,中国道路的目标就在于实现国家富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的是,中国要“赶超英美”,重新成为世界强国,跻身世界前列。孙中山当年就明确说过,复兴是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一等大强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74页),乃至成为“最富最强之国”(《孙中山选集》,第188页)。这些观点实际上是停留在“富强逻辑”对中国道路、民族复兴的阐释,容易以偏概全,形成错误的目标认知。中国道路既有富强维度,更有文明维度。中国道路决不是囿于富强逻辑,仅仅致力于硬实力抑或软实力的提升,它所开启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决不是追求“世界排名”,它有更高的追求,这个更高的追求就是文明崛起、文明复兴。富强逻辑本质上是实力逻辑,容易导向“强权即公理”。如果仅仅追求成为“另一个美国”,中国道路并不具有任何“世界历史意义”,只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翻版,无法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丛林法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它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而且还在于,其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将客观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吴晓明,2017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然是富强和文明的统一,两者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孜孜追求的,如果说,在旧中国,人们“全力关注中国的令人遗憾的衰弱,把矛头直指中国所缺少的富强”(史华兹,第218页),那么,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民族复兴的核心则在于扬弃狭隘民族主义,超越旧有国际格局,构建更高类型的文明。当然,中国道路的文明内涵是多重的,但核心是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习近平,2017年b,第354页)

   其三,它有利于掌握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回击“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等西方话语。西方话语对中国道路、中国崛起的歪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只有财富没有自由”,常常用“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等话语规制中国道路,认为中国道路是游离于现代文明主流的“例外”。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中国崛起必然会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导致冲突与战争。亨廷顿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亨廷顿,第205页)总的来说,西方一些人总“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习近平,2014年,第264页)。这些误解或偏见的要害在于,它们仍然局限于实力逻辑、国强必霸逻辑看待中国道路,把中国道路、中国崛起所具有的性质完全限制在现代性框架中加以认定。从文明论视角阐释中国道路,就在于超越现代性的西方中心主义、资本主义扩张的强权逻辑,展现中国道路所具有的新文明要素,牢牢掌握中国道路的道义制高点。

   对关于中国道路的种种质疑的有力回击之一,就是深刻阐释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本文聚焦于人类历史发展道路——具体化为现代化道路——视域,探讨中国道路在现代文明中的基本定位,并由此展露其内在的文明逻辑。

   二、中国道路文明逻辑的双重向度

   考察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要以现代文明为参照系。从起源看,现代文明是西方文明、甚至是西欧的地域性文明。现代文明的一般原则表现为“西方原则”。韦伯甚至认为,现代文明的要素都是西方产物,尤其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地域性、特殊性文明为何能扩展至全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一度被冠名为“现代文明”?这就涉及到西方文明背后的根本逻辑,也就是现代文明的本质——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文明。从本质上看,现代文明就是资本文明,本文统一表述为“现代资本文明”。与一些学者将资本或资本主义视为现代社会某个部分(如“经济结构”“精神气质”)的观点不同,马克思把资本视为一个总体性概念,现代文明社会也就是“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近代以来,中国不断被抛入到现代资本文明体系当中,这使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孕育和发展的中国道路呈现出双重向度的文明逻辑:一是中国道路必须吸收现代资本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以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二是它必须对现代资本文明持批判性和超越性姿态,开启一条新文明类型的实践道路。

   (一)现代资本文明的本质及其界限

   “资本不过是文明的另一名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87页)马克思对“资本文明”(或资本伟大作用等表述)论述不少,这里引用四段典型的论述:第一处:“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69页)第二处:“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同上,第90页)第三处:“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同上,第95-96页)第四处:“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7-928页)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我们可知,现代资本文明的本质在于资本所具有的“文明面”或“文明化趋势”。大致说来,资本“文明面”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二是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三是培养了人的社会属性,创造了更多的自由劳动时间,促进了人的发展;四是促进了新社会因素的产生。

   资本“文明面”的核心在于资本构成了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此同时,我们只有把握资本与现代生产的内在关联,才能真正切中资本文明的核心逻辑。资本要创造剩余价值,必须要进入生产领域,它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生产类型:(1)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为了获取绝对剩余价值,一方面需要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另一方面需要克服各种界限,用资本逻辑统摄的生产方式取代传统的生产方式。(2)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的文明化趋势主要是资本的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结果,中心环节是扩大消费范围:“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89页)资本无止境的致富欲望,驱使它进行“双重开发”:一是“开发”自然界。资本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必然“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同上,第89、90页)二是“开发”人的需要。资本的实现是在流通领域,资本必须通过消费才能实现自身的增殖。“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同上,第69-70页)资本的“文明面”就在于,在资本驱动下,自在自然不断被人化自然所代替,“自然的需要”不断被“历史地形成的需要”所代替,由此形成了“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从对资本的“文明面”的分析,我们可以透视到,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两个关键环节:占有、开发无限多的自然资源是资本的起点,资本增殖是在生产领域;刺激人的需要、促进消费是资本的终点,资本实现是在流通和消费领域。资本自我增殖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也决定了这两个关键环节的运动也是无止境的。在此,我们触及到现代资本文明的枢纽——进步强制及其表现形式(生产强制和消费强制)。

   海德格尔明确提出“进步强制”的概念:“是什么通过规定了整个大地的现实而统治着当今呢?〔是〕进步强制(Progrssionszwang)。这一进步强制引起了一种生产强制。后者又与一种对不断更新的需求的强制联系在一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主要用进步强制来言说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表达过进步强制的类似思想,并将其领会为资本或资本文明的本质:“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进步强制规律驱使资本不断扩大生产、改进技术和开发新的需要,“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37页)在资本扩张过程中,有两种主要作用方式:一是在生产和经济领域,通过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二是在社会生活领域,通过资本逻辑统摄社会生活逻辑。通过这两种作用方式,资本强制将整个世界纳入到自身运动过程中,推动社会和人的“进步”。资本增殖推动的进步强制并不是无止境的,它必然会遇到内外两个界限。一是“内在界限”:(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的生产的界限。(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6-97页)四个界限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生产过剩,它是资本文明化趋势的根本限制,也是进步强制的终结点。二是“外在界限”,它指的是,现代资本文明展开进程中所遇到的外部(负面)效果界限。外在界限一般包括自然的界限(自然异化)、社会关系的界限(社会分化)、世界和平的界限(全球冲突)以及人的生活的界限(人的物化)。简单说来,现代资本文明是以自然和社会等外部世界的异化为代价的,一旦这些代价到了一定的极限,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就难以为继了,人类社会就会抵达现代资本文明的历史限度,正如有学者鲜明地将这一历史限度标示为“三大崩溃”:人与人、人与自然、全球关系(参见任平)。自此,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和文明形态就会改弦更张。

   (二)现代资本文明下的中国道路

   “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36页)资本文明在现代世界中获得了它的“绝对权利”。落后民族绝不是通过自由竞争、市场分工和平等交换等主动加入到现代资本文明体系当中的,而是通过西方殖民主义被抛入到这个体系中。19世纪50年代,在关于东方社会的一系列评论中,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东方文明在遭遇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毫无招架之力,落后的东方文明被比它更高的文明所征服,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长久以来,东方社会“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同上,第683页)。英国在印度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步代替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这反而成为整个亚洲“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同上,第682页)。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的殖民统治是极其野蛮的,给东方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尽管马克思从道德评价的角度给予了谴责,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先进的资本文明消灭落后的农业文明乃是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由此,马克思才说,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上,第683页)。马克思客观地描述了资本文明对一切民族或国家的统治权:“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同上,第36页)对近代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任何探讨,都不得不置于现代资本文明所设置的支配-从属关系中。正如恩格斯论述中国时指出的:“随着英国人及其机器的出现,一切都变了样,并被卷入文明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72页)

   我们同样不认为,马克思主张用一种“全盘西化”的文明方案来规定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如果说,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马克思还带有或明或暗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那么,马克思晚年思想所实现的“非西方”转向使得西方资本文明(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被进一步反思。我们可以简单举一些例证。比如,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解读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比如,1881年,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明确了关于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必然性”的边界问题。他断然否定了“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俄国公社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的东西,因此,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8页)。再比如,1882年,在俄文版《宣言》的“序言”中,马克思谈到:“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8页)从马克思晚年一系列思想来看,他认为,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阶段,跨越卡夫丁峡谷是有可能的。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东方社会能否“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从文明逻辑的论域看,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实际上说明了,某个落后国家不经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阶段,并不意味着就必然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当然前提在于它能以某种方式充分吸收同时代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我们从纯理论回到中国现实中来。近代中国能不能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从而完整地经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阶段?答案是否定的。就外部条件看,西方国家所谓的“文明传播”无非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与统治,它根本不允许中国有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阶段。就内部条件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承担不起扫除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的障碍,即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无产阶级逐步掌握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中国革命、中国现代化道路沿着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定向的道路不断前进。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的胜利,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道路基本路向转化为实践。1956年的所有制改造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跨越,自此,中国发展道路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而进入到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去了。当然,中国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只是超越现代资本文明的第一步。(参见吴波)现代资本文明的基本取向是现代化。中国能在占有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成功开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或“超越”,而非性质上的“简单不同”。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早期并没有突破苏联模式,其现代性模式同样具有强烈的反资本文明的基本特征,它可以被表述为“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模式”。(参见汪晖,第65页)该模式抽象否定资本文明,并不能形成一条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而也无法从根本上超越现代资本文明形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主要特征就是改革开放。通过改革,中国道路实现了对资本逻辑、市场经济逻辑等有限度地承认;通过开放,中国道路重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融入到资本文明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去。这里,我们不可能对百年来的中国发展道路进行详细梳理,只能进行粗线条的总结:从1840年到1949年间,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完全处于资本文明的“三个从属”的支配关系中,展开的只能是被动的、局部的现代化;1949年以来,中国开启了主动的、全面现代化进程,社会形态的跨越使得中国走上了不同于资本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进程;1978年以来,百年来的现代化探索结晶凝结为改革开放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从资本文明的绝对的支配-从属体系当中脱离出来,但又必须承认并充分发挥资本“文明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开放,大量吸引国际资本,占有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中国道路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上的新型文明,它表现为对资本文明的批判与超越的姿态:超越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逻辑,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坚持共同富裕方向,等等,一句话,其核心逻辑在于用社会主义力量(公有制、国家政权、人民力量等)驾驭资本。我们会在第三部分较为详细地论述中国道路对现代资本文明的超越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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