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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实践理论范式的转换
2020年08月08日 15:55 来源:《哲学研究》2020年6期 作者:丁立群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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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马克思哲学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实践哲学有着内在的继承、超越关系。马克思以“劳动”“社会”和“人类解放”三个范畴转换了“伦理-政治”实践哲学传统的基本范式,开创了“劳动-社会”的实践理论。它以“劳动”作为普遍实践的原型,把传统实践哲学当作非人活动的劳动提升为人类普遍的本质活动,赋予劳动阶级以一种普遍的实践主体性,使实践不再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贵族活动;把实践由伦理政治领域转换到人类活动的基础层面——社会领域,拓展了实践理论的广度和深度;用社会解放代替了传统实践哲学狭隘的政治解放,使实践理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与传统的“实践-政治共同体-人的政治本质-政治革命-政治解放”不同,马克思构建了“劳动(实践)-社会共同体-人的社会本质-社会革命-人类解放”的全新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的实践哲学;“科学-技术”的实践哲学;“劳动-社会”的实践理论

   作者简介: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的思想具有实践理论的特点,这是学术界逐渐认可的结论。然而,实践具有不同的涵义,实践哲学具有不同的传统,这使得对马克思实践理论的理解仍然歧义颇多,从而,对马克思实践理论在哲学史上和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中的革命意义的理解也成为问题。另外,学界的马克思思想研究也忽略了马克思与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思想联系。本文力图说明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根源于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伦理-政治”的实践哲学传统,同时,马克思又以“劳动-社会”的新范式超越了传统的实践哲学,从而构建了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的新的实践理论。

   一、两种实践哲学传统:“伦理-政治”的与“科学-技术”的

   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来源于何种实践哲学传统?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西方哲学史上的实践哲学进行简要梳理。康德在《判断力批判》“导论”中谈到哲学的分类时指出,一般来说,“人们把按照着自然概念的实践和按照着道德概念的实践混淆不分”(康德,第2页),分清两种实践归根到底取决于一个根本问题,即给予意志的因果作用以规则的概念究竟是一个自然的概念还是一个自由的概念。康德认为:“如果规定因果关系的概念是一个自然的概念,那么这些原理就是技术地实践的獉獉獉獉獉獉;如果它是一个自由的概念,那么这些原理就是道德地实践的獉獉獉獉獉獉。”(康德,第2页)如果支配意志的是自然的必然性,由此产生的行动是技术实践;如果支配意志的是自由原则,由此产生的行动就是道德实践。前者属于理论哲学,后者属于实践哲学。(参见同上)康德的这种划分在哲学史上是有根据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实践哲学逐渐形成了两种传统,即“科学-技术”的实践哲学和“伦理-政治”的实践哲学。康德所说的道德实践论应属于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伦理-政治”的实践哲学传统;而技术实践论则属于由培根和伽利略倡导的“科学-技术”的实践哲学传统。

   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制作和实践第一次作了区分,使实践哲学从理论哲学和形而上学中独立出来,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伦理-认识平行论”性质和“美德即知识”命题对知识与美德的混淆。实践哲学的最核心内容和终极旨趣就在于如何促进人的“自由”和“完善”,即促进人的德性(潜能)的实现,促进人的生长和完整性。亚里士多德两部著名的实践哲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主题都是人的完善,而人的完善即是通过实践而实现自由。亚里士多德大略从个人和城邦两个方面,论述了人的德性的实现和完善的问题。其中《尼各马可伦理学》侧重于个人德性品质与幸福的关系,论述个人“德性”的实现和人的完善,即通过运用理性的实践而使德性成为一种现实中的实现活动,使人获得自己的本质力量即整全的德性(善);《政治学》则侧重于从政治制度上为“德性”的实现和人的完善提供条件。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从“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这一根本命题出发,提出人类种群的纯自然的联系并不是人的特征,人要在城邦共同体中实现自己。理想的城邦和制度应当涵育人的德性,为人的完善提供充分的条件,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正是由自由人组成的共同体”。(亚里士多德,第84页)于是,政治学的目的与伦理学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属人的至善。由此,他划定了理论哲学、制作哲学和实践哲学的理论分野。这种区分也使我们对实践哲学传统的理解具体化。

   首先,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截然不同。理论哲学是关于永恒和必然的知识,其知识形态是形而上学、数学和物理学;实践哲学是变化的人事领域的特殊知识,其知识形态是伦理学、政治学和家政学。理论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永恒”和“必然”问题即“神”的问题;实践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个人的完善和善治问题,即关于属人的善的问题。理论哲学追求的是普遍的“真理”;实践哲学追求的是特殊的“意见”,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亦称“真理”。

   其次,实践哲学与制作哲学也截然不同。实践哲学处于“人事”领域,探究的是人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即实践;制作哲学处于“物事”领域,探究如何依据自然的原理生产一种物品。实践哲学研究人的道德活动,重在于“行”,着眼于特殊性(特殊境况);制作哲学重在于按理性和原理操作的品质,重在于“知”,着眼于普遍性。实践哲学所谓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在于凭借丰富的生活经验把握和筹划对自身完整的善;制作哲学的理智作为一种技艺,目的是生成某种物体,属于局部的善。实践哲学所谓实践是目的内在于自身的活动,而制作哲学的制作则是目的外在于自身的活动。实践是无条件的、自由的活动;制作是有条件的、非自由的活动。

   可见,从实践哲学产生的源头来看,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只是关于人际交往原则的理论,它与研究神和宇宙本体的理论哲学和研究技艺活动、生产活动的制作哲学的理论分野和内容实质根本不同,形成了三峰对峙。

   由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区分了理论、制作和实践,并把制作和实践一同作为变动领域的知识,而且,制作作为实践的条件也与实践存在着事实上的联系。这一情况影响了中世纪哲学。在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中,制作和实践开始混淆起来:他的“伦理之知”也包括“非伦理之知”,实践包括人类的一切活动,当然也包括技术性的生产活动。到了近代,又经过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把伦理学与政治学分离。技术代替实践的理论条件已经具备。在此基础上,培根把实践哲学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科学技术上面,创立了另一种实践哲学传统:科学-技术实践论。

   培根不满意古希腊哲学家以及由此发端的轻自然哲学、重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学术传统。他力图扭转这一传统。首先,把实践哲学由注重道德哲学转向注重自然哲学。培根认为,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把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用于道德哲学研究,这使得人心远离自然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培根专注于自然研究,并提出归纳法作为研究自然的“新工具”。归纳法的提出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它使古希腊理论与制作的分离重新“统一”起来,成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一体化的方法论基础。其次,把实践哲学由超功利性转向功利性。他批判亚里士多德以及古希腊哲学对超功利的理论的推崇,明确提出:“真理和功用在这里乃是一事:各种事功自身,作为真理的证物,其价值尤大于增进人生的安乐。”(培根,第98页)这里,培根提出科学技术的价值大于伦理学和道德学的价值,而科学技术(实践)的根本属性则是功用性。

   实践由此开始转变涵义,变成了技术(制作),而技术则变成了科学的应用。随之而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变成了理论(科学)如何应用于实践(技术)的问题。伽达默尔认为,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实践哲学的最大误解:它把实践理性降低到技术控制的地位。(参见伯恩斯坦,第49页)

   科学-技术实践论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把实践由主体间关系置换为主客体间关系,以此作为获得知识(必然性)的一个中介。这一特征借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用自然的必然性规范意志的因果关系。这种实践处于理论理性的活动区域,科学-技术实践论实质上不属于实践哲学,而属于地道的理论哲学。科学-技术实践论和伦理-政治实践论两种实践哲学传统在康德哲学中形成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对立。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创立时面对的哲学史上的实践哲学思想资源。

   二、马克思的实践理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

   面对哲学史上的两种实践哲学传统,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实践理论时择取了哪种传统?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无论是从精神气质还是从思想场域,无论是从兴趣取向还是从终极关切,无不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密切相关。古希腊文化、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产生的重要背景,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来源。换言之,在科学-技术实践论与伦理-政治实践论两种实践哲学传统中,马克思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

   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古希腊哲学,他的博士论文即以古希腊哲学为题。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他广泛接触了古希腊的各种哲学思想,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此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1846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年—1858年)、《资本论》(1863年—1883年)、《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等著作中,他批判地接受了很多的亚里士多德思想。

   1.马克思对理论哲学即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尖锐批判,在由亚里士多德确定的形而上学(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对立谱系中,确立了“实践”观点。哲学是爱智慧,但这种智慧(Sophia)在传统哲学中指理论智慧,哲学(Philosophy)最初就被界定为理论哲学。理论哲学的最高形态就是形而上学——一部西方哲学史,其主干部分即形而上学史。所以,理论哲学是与实践哲学相对的传统哲学或称思辨哲学。亚里士多德认为,理论哲学专注于对世界的本质——这种异常重大问题的解释上,而与人的生活毫不相关,这是理论哲学的根本旨趣。虽然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实践哲学,但是,理论哲学的这种无关“人事”的性质,得到了他的推崇,称为“第一哲学”。理论哲学的传统为后来的哲学家所继承。马克思对传统哲学或思辨哲学进行了尖锐批判,对理论哲学和现实的关系进行了颠倒,把理论哲学的内容还原为现实实践。

   马克思早期博士论文的主旨在于辨析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差别,但是,其主旨并非反对所谓“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是为了论证原子论在伊壁鸠鲁那里已经导向了伦理学的自由意志以及善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并不重视科学(理论哲学),因为它丝毫无助于达到人的真正的完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4页)伊壁鸠鲁提出“原子偏离说”就是为了论证人的自由意志。在博士论文及相关笔记中,马克思还大量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物理学》《天论》等理论哲学著作,但是,这些论述的引评主要是围绕自我意志和自由问题。这表明马克思用“实践”消解理论哲学的潜在动机。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他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明确把专注世界的本质而与人的现实生活毫不相关的理论哲学(亚里士多德语)关联于现实的时代和文化。他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同上,第220页)这就使原来面对“神”和抽象“实体”的理论哲学直接面对现实的实践领域。进而,马克思颠倒了理论哲学关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柏拉图认为,哲学所把握的理念是现实的原型,而现实则是理念的不真实的影子。这种思辨哲学的理论传统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忠实于理论哲学传统,他把现实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展现形式。青年黑格尔派继承了这种思辨唯心主义,他们同样用宗教、思想和观念批判代替革命的实践,他们不断地讨论如何能够“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似乎旨在说明这个九霄云外的理论王国的奇异性的科学消遣(因为这不过是一种消遣)的任务恰恰不是去证明这种王国是从现实的尘世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页)马克思对这种“理论王国”与现实的“尘世关系”作了彻底的颠倒,把“理论王国”颠倒、还原为“尘世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同上,第5页)

   马克思进而把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中与实践毫不相干并与之对立的、超然于世外的理论内置于实践之中。他继承了黑格尔关于“理论的东西本质上包含于实践的东西之中”(黑格尔,第13页)的思想,把理论转换为实践的理论,使“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5页),让理论走出“阿门赛斯冥国”,面向现实生活。把理论内置于实践之中,成为实践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一直坚持的思想。马克思在理论和实践的传统对立中,采取了实践的思维方式,并把理论转换为实践的理论。正是这样,理论才具有了批判现实的作用。由此,马克思确立了实践的基本主张和思维方式。

   2.马克思的“理论”概念来源于古希腊和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哲学资源中,理论与实践概念在哲学和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依据这两个概念,古希腊产生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这两种哲学形态在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得到了系统建构。同时,理论和实践又是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实践哲学的基本构建围绕这对概念展开。

   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期间就关注理论概念,他在谈到运动及其动力时曾说过,“象亚里士多德的神一样享受着最高的幸福——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1页)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马克思多次提到亚里士多德对“理论的认识”的颂扬。马克思还批评普罗塔克不懂得古希腊的神与理论的关系,认为“理论上的宁静正是希腊众神性格上的主要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类似的表述和思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3-144页)

   在这些思想中,如果不了解“理论”的原始涵义就会感到费解。在古希腊,“理论(Theory)”原是奥尔弗斯教的概念,它表示对神的直观(思辨)、静观、看,也表示与神的同一状态。进入理论状态也是进入一种平静的生活方式(幸福)。过不受现实羁绊的纯粹“理论”生活,是古希腊人向往的最高幸福。同时,经由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把数学和物理学归入理论之后,理论又被赋予一种与宗教含义并存的知识涵义。由此,理论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普遍的知识。理解了理论的这种原始涵义,我们方可理解马克思的上述思想。

   理论从古希腊到现代,有一个从神学概念到知识学概念的嬗变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理论的宗教神秘性逐渐“祛除”,知识涵义逐渐“凸显”的过程。马克思对理论的看法也同理论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演变过程相类似,成熟期的马克思通过批判理论的思辨性和神秘性,逐渐把理论转换为以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批判理论和实践理论。

   首先,关于思辨性。“思辨(Speculative)”源自拉丁语“沉思(Speculatio)”,是从“看(specere)”引申出来的,与希腊语“理论(theoria)”同义。“思辨”就其原始涵义而言,并不是抽象的理论推导和科学推理,诸如归纳和演绎。尽管“思辨”可以把推理作为其具体环节,但是“思辨”总体上和本质上是理性“直观”(看)而不是科学推理。黑格尔哲学是思辨哲学的顶峰,其《逻辑学》并非是凭借逻辑推演出来的,而是靠思辨先验地构造起来的。所以,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称作“思辨唯心主义”。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来源于黑格尔,它不过是用思想代替一切现实,把现实看作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形式。在这一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正是以现实的、革命的实践活动消解了理论的思辨性。

   其次,关于神秘性。如前述,“思辨”就是“看”,它与希腊语“理论”有着直接的同一关系。而这里的“看”并不是经验的“看”,而是神秘的理性直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论哲学的最高形态——形而上学就是以“努斯”(神秘的理性直观)把握世界本体。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和“实体”的“神秘性”,而且经常把“神秘性”与“思辨性”联系起来。理论的神秘性与其初始时期的宗教性质有关,也与其非科学推理的理性直观相关。可见,神秘性只是思辨性的外在表现。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思辨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转换了“理论”概念的性质。他赋予“理论”概念以知识性为基础的实践性和批判性,把理论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历史理论。同时,马克思又把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以及传统理论哲学中,与实践对立的理论涵入实践之中,使“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5页)正是这样,理论才具有了批判现实的作用。

   3.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同样继承了古希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内在精神。如所周知,马克思以劳动这一为古希腊实践哲学拒之门外、备受轻视的活动代替了实践,并作为实践的根本内容。这一点曾备受西方学者诟病。但是,认真考察马克思赋予劳动的性质,可以看出,劳动实际上具备了实践的本质涵义。劳动概念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劳动概念在马克思思想的早期和成熟期都使用过。早期马克思认为,人类的一切创造性活动,甚至包括哲学研究、诗和艺术创造等都是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9页)成熟期马克思把广义的劳动作了划分,区分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在谈到共产主义时,他又回到早期的观念,把一切创造性的活动都归结为劳动。在广义的劳动概念里,最关键的涵义是自由和创造,这与古希腊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实践概念是相通的。

   狭义的劳动概念是指物质生产劳动,主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使用。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狭义的劳动概念与哈贝马斯和阿伦特理解的劳动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当阿伦特把劳动和工作分开时,她理解的劳动基本是指维持生命的活动。所以她认为,当马克思以劳动代替实践时,就使人臣服在必然性之下。哈贝马斯也把劳动看作是遵循效率原则的物质活动,认为从劳动的事实性中无法产生规范性的维度,从而也无法产生社会批判的意义维度。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误解。马克思的狭义劳动概念是一个意义与自然的综合体。一方面,劳动具有自然和物质意义,它是人改造自然的物质性活动;另一方面,劳动又具有哲学人类学意义,正是劳动实现了人的生成及其人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是人的自由创造性活动、劳动对人的生成具有建构意义、劳动体现着人的类本质等正是表达此意。也正是在这种科学意义和人类学意义的统一中,才有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完整批判。于是,劳动本身就不再像古希腊人理解的那样,不属于人的活动;也不再像西方学者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人臣服于自然的活动;而是人的本质性活动,具有自由解放的“规范”意义。可见,劳动在马克思那里,已经不再与体现主体间关系的实践相对立,仅仅是一种主客体关系。毋宁说,它是主体间关系与主客间关系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由劳动的两种性质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两种关系中,前者相当于亚里士多德单纯手段性的“制作”,后者相当于亚里士多德自身目的性的“实践”。这两种关系在本源意义上构成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但是,迄今为止,人类劳动的两个方面以及由此产生的两种关系从本性上来说,是相互分离从而相互矛盾的:人们的自主活动和物质生产劳动是分裂的,自身是目地性的活动与单纯手段性的活动也是分裂的。由此造成劳动者之间成为孤立的个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表现为与个人对立的社会力量,这就是异化。共产主义就是对异化的最终克服,它使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最终一致起来,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真正交往关系的实现。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实践和制作,实践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制作则是目的在自身之外的手段性的活动,据此,他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的实践理论的最终主旨是二者的统一,是人的完成和全面发展。这既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思想,同时又克服了实践与制作二元化的弊端。

   4.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及其生长和完善的思想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早期马克思偏重于从人的角度谈问题,从人的角度批判社会,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成熟期马克思则侧重于从社会结构上构建使人获得完整性和彻底解放的理想社会——这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科学主义流派与人本主义流派的尖锐对立。我认为,这一矛盾可以在实践哲学的范式里加以整合。这一双重过程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具体化为:在人的方面,从批判人的异化到人的生长、潜能的展开以及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制度方面,从批判现实社会到通过革命建立新社会以及社会条件的改造和建设直至共产主义社会的构建。通过人与社会的双重路线最终实现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理论提出了人全面地占有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社会的矛盾的解决,实现人的完整性,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马克思这一双重路线展开的基本思想结构,与亚里士多德通过伦理学和政治学互补而实现人的完善的思想在逻辑结构上是一致的。

   可见,在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特别是其实践哲学思想是有着重要影响的。应当说,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是马克思的实践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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