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科关注
70年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四个问题
2020年07月05日 10:17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8期 作者:蒋述卓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    要:总体而观,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头30年, 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选择由于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制约, 话语的选择较少自主性, 也受到理论视野的限制。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40年, 中国文艺理论取得了话语选择度权, 但却因为大量引进西方文艺理论话语而没有很好地消化, 又曾一度迷失。20世纪90年代后, 中国文艺理论在引进与消化西方文艺理论的话语时, 中国学者也在与西方话语的对话中进行了本土化的尝试, 在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中国叙事学、文学人类学、性别诗学、审美文化学、文化诗学、生态美学、中国阐释学等诸多领域, 也取得了有标志性和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树。70年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后40年的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将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新中国70年;中国文艺理论研究70年;理论话语;文艺理论;学科边界;学术史

  作者简介: 蒋述卓,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艺理论已走过了一段非同寻常的道路,70年来风雨坎坷,起伏跌宕,其间提出不少理论命题,也经历不少争议。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引进与消化西方文艺理论的过程中,本土化理论建设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本文将对70年来中国文艺理论在理论话语的选择与建构、思维与方法、学科边界的扩容、学科史书写等四个方面进行总结性研究与反思,并对它们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的贡献与不足进行分析与评价,力图从中寻找出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以期对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提供某些启示。

  一、理论话语的选择与建构

  总体而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头30年,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选择由于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制约,话语的选择较少自主性,也受到理论视野的限制。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40年,有了话语选择的自由度了。但却因为大量引进西方文艺理论话语而没有很好地消化,又曾一度迷失。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虽然也有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与90年代后期的“新理性精神”的提倡,也没能完全从陷入迷失的状态中跳出来。自然,在引进与消化西方文艺理论的话语时,中国学者也在与西方话语的对话中进行了本土化的尝试,在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中国叙事学、文学人类学、性别诗学、审美文化学、文化诗学、生态美学、中国阐释学等诸多领域,也取得了有标志性和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树。70年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后40年的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将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理性地审视,70年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选择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建构过程,它受制于时代与环境、制度与文化,也得益于时代与环境、制度与文化。

  以著名的“两结合”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的创作方法为例,就是一种理论话语的选择与建构。“两结合”虽然是在1958年由毛泽东在成都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但追溯其理论渊源则可以上溯至1930年的革命文艺理论家周扬的提法。当时周扬从苏联的文艺理论中推导出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不相对立,革命浪漫主义可以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包容[1]。1933年,周扬又再度论述了这两者的关系,但重心已偏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9月举行了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在政治报告中也还是这种提法:“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理想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一边倒向苏联,选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不二话语。但三年之后,因为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不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不再提了。又过了两年,随着社会主义大跃进环境的出现,于是就出现了“两结合”,并一直持续到1979年。

  “两结合”的选择应该说路向是对的,只是因为环境不当 (1958年之后没两年就闹自然灾害,经济上对革命浪漫主义不给力) 、阐释不当 (没有理论家给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创作上也没有重要的文学作品支撑,只有民歌创作上的支持) ,因而使此理论话语的建构陷入了困境,更不利于接受与普及。现在回过头去看,如果当时没有中苏关系破裂这一层因素,就有可能选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且会一以贯之,因为即使到了后40年,理论界依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占主导,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再到“新写实”和魔幻现实主义,无不是现实主义占重要地位,当时的理论界甚至还介绍过西方的“无边现实主义”。但是,按毛泽东的性格,他需要重新选择,舍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舍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就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也是伟人的气魄所致。于是,理论话语的选择过程也便是一个理论话语的建构过程,它有其理论的来源,也有着时代的印迹,当然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关于典型与形象思维的话语,讨论甚多,持续时间也长,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一直都在讨论。典型话语,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话语,选择它来讨论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问题。在文学创作中,典型人物的创造代表着阶级的立场,正面典型与反面典型的塑造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关捩。因此,写典型人物也就区分为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两极,“中间人物论”是要受到批判而且是必须舍弃的。形象思维的讨论也是如此。1955年,在冯雪峰、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的文章中,就已出现形象思维这一概念,他们均正面肯定过形象思维的作用[3]。以后10年间,先后有20余篇文章论及形象思维,形成了赞同与反对的两派意见[5]。在一些有代表性的文艺学教科书中如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中也对形象思维有重点表述。但因为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倡反映论,提倡阶级斗争,否定派中的郑季翘在1966年5月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文章,将讨论上升到阶级斗争,认为形象思维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表现,讨论遂戛然而止。这一停就停了10年,直到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时,形象思维的讨论才被再度唤醒。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派几乎没有再争辩的余地,形象思维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不证自明[5]。

  上述这两种理论话语的讨论过程说明,选择什么理论话语进行讨论,实际上是在试图进行一种理论建构,而这种建构又与党派立场、政治制度、时代环境、文化语境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讨论因为缺乏学理性的支持,且又受到政治的困扰,是很难充分展开而且深入下去的。

  进入新时期以后,文艺理论界提出的“性格组合论”其实也是在典型话语讨论的基础上延续的话题,但这时已经有了文学与政治脱钩的环境,也预示着一种新方法与新视野的到来。再之后,文艺理论界选择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话语来展开对叙事学、文学人类学、文体学等等的讨论并做一种结合中国文学实际来阐释的工作,其实也是一种建构本土文艺理论的试验,也可以视为是一种本土化理论话语的建构。

  然而,70年来由于学术范式的不完善,也缺乏本土哲学与思想的支撑,文艺理论话语的选择与建构基本上还是处于“照着说”的状态,即照搬苏联文艺理论模式或者是移植欧美文艺理论话语。虽然自20世纪50年代起,文艺理论界就一直在提倡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但更多地陷在各种带有政治色彩的话语权争议与争夺之中,并没有在学理上取得更有实效与显著的成果,乃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理论界还在讨论“失语”问题以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处于一种理论的焦虑状态。面对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界要有所突破有所建树,关键还在于建立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和学术机制,并在研究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话语。这或许是我们应该从反思中汲取的经验与教训。

  二、思维与方法问题

  总体上看,70年文艺理论是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文艺理论界在1985年和1986年经历了“方法论年”“文体年”,西方文论被大量引进到国内,形成了开放多元的局面。中国文艺理论经历过“开放—引进—消化—反思—创建”的道路[6],思维与方法的改变已成了文艺理论话语创建的重要基础。

  但是,我们回顾所走过的道路,又不能不为我们曾经囿于单一的思维方式而有所警醒,以避免重走老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主体与客体、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问题上陷入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总会产生出以此代彼或者一边倒的现象,就是到现在,单一的思维方式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时还在作怪。

  就浪漫主义这一理论话语来说,我们几乎不怎么研究它。本来浪漫主义在西方是与启蒙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在引进介绍浪漫主义时,也多重视其反抗现实与追求自由的精神。鲁迅1908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就推崇西方诗人拜伦等浪漫主义作家,崇尚其“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思想核心。1932年,郭沫若也认为浪漫主义本质是反抗,艺术是自我表现。茅盾也曾发表文章,侧重阐发西方浪漫主义对现实的反抗性、深刻的批判性和坚定的革命性。但由于受到苏联拉普派以及高尔基说法的影响,当时成立的“左联”将浪漫主义分为了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两派,并将消极浪漫主义等同于唯心主义[1]。我们虽然接受了浪漫主义的概念,并以此去评价屈原、李白等古典作家,但对浪漫主义的研究却一直是搁置的,这种状况延续到1979年的新时期之后也没有多少改变,其原因就在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对其内涵与精神做进一步的阐释和接受。同时一些理论家又用一种以此代彼的方式认为浪漫主义可以被现实主义所包含,或者认为它只是一种创作方法,将其等同于创作想象和表现手法,而它真正的精神内核却被弃置一边了。

  新时期以后声噪一时的“主体性理论”,在理论的推进与创造上应该是有成绩的,但其思维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那就是以主体性理论完全否定反映论,强调文学与作家内部的关系多,否定文学与外部的关系,体现出一种二元对立以此代彼的思维方式。而此后文艺理论界向形式主义文论的转向和向后现代主义文论的转向也体现出一种“一边倒”现象。针对这种现象,王一川提出了“修辞论美学”,力图融合认识论美学、感兴论美学、语言论美学而成为一种综合性美学,指出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相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7]。王一川的这种融合思维路向是对的,他强调了文化语境与历史,这同时通向了童庆炳后来提倡的“文化诗学”。但由于这种话语的命名又立在形式主义文论的基础上,在当时缺乏文化环境的支持,很快被裹挟在形式主义文论中被冲淡了。在如何对待“现代性”的问题上,张法、张颐武、王一川等曾主张用“中华性”来取代西化和对“现代性”的追求,试图采用一种超构的思维方式,即超越西方思维与中国思维的对立、超越西方思维中结构与解构的对立,用中国思维中的整体功能性思维、阴阳互补思维去弥补理论界思维的迷失和盲点,建立起一种“真正适合于未来实践”的新的话语框架[8]。但此时的文化语境恰好是“国学热”兴起之时,“中华性”的提倡被人视为新保守主义,这种“中华性”的呼声也被淹没在非此即彼的激进主义的非理性思潮中。

  20世纪的90年代继承着80年代的风气,理论的论争风气甚浓,有1992—1993年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有1994—1998年的“新保守主义”和“新理性主义”之争,应该说在提倡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在反思“西学热”的基础上倡导回归传统的文化立场方面,这些都是有价值的理论探寻和话语建构,但因为理论界还多持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整个文化语境没有根本改变,所以使得一些路向正确的理论探索没有继续下去,实属遗憾。这段历程启示我们:在新时代,在思维方法上我们还得坚持“一体多元”,即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为指导,建立多元思维、多元视野和多元方法来建构中国文艺理论。

  三、文艺学学科边界问题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就接受了前苏联的学科概念,将文艺理论称之为“文艺学”。然而,这个学科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有关文学的理论,或可称为“文学学”。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这门学科的教材就又命名为“文学原理”,而许多艺术院校也用这样的教材。鉴于这种状况,后来就改称为“文艺理论”或“文艺学”了。当前在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中,“文艺学”仍是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下的二级学科。不过“艺术学”已独立出去成为与“中国语言文学”比肩的一级学科了。

  改革开放之后,文艺学中又派生出了文艺美学,它是文艺学与美学的联姻所产生出来的新的学科分支。从1995年开始,文艺学受文化研究尤其是大众文化理论的影响,开始出现了文化批评以及审美文化学等新的文学批评现象。以周宪、陶东风、王岳川、肖鹰、姚文放、王德胜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不仅仅关注文学创作的发展,同时也关注电影、电视、广告、流行歌曲、网络文学、短信、春节联欢晚会等综艺节目,并对其进行文化阐释。陶东风最早从介绍西方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话题切入到对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的讨论,并主张文艺学学科需要扩容[9]。随后,《文艺争鸣》《文艺研究》杂志分别于2003—2004年开展了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专题的讨论,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以童庆炳、赵勇为代表的否定派的意见,则直接反对文艺学学科边界的扩容,并提出应该确立文学研究的边界[10]。童庆炳虽然提倡“文化诗学”,也看到了文学理论从1978年到20世纪末的四大转变,即存在着“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语言论转向”及“文化论转向”[11],但他对动摇文艺学学科边界的文化批评是心存警戒的。他主张文艺学不要去研究大众文化现象,如广告、广场等等。

  这一场争论最后虽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却推进了文学的文化批评,运用文化批评方法对中国大众文化现象进行阐释与分析最终成了文艺学研究和文艺批评的重要内容。没过几年,则产生了一批专门的教材和研究专著,如陶东风、徐艳蕊的《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曾军主编的《文化批评教程》 (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 、姚文放主编的《审美文化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等。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正逐步靠近文化研究,一批研究新闻媒介的学者以及外语翻译界的学者如何道宽、许钧等也加入进来,使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初步融合起来,这给文艺学学科注入了新活力,打开了文艺学研究工作者的学术视野,也激发了他们以理论贴近实践、阐释实践的理论创造欲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向。

  文学的文化批评是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文学批评的重要标识,它在理论上属于文化表征理论,是一种表征型阐释,它与细读法批评以及结构主义批评最大的区别在于,它认为文本与文化产品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表征,其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以“文化表征”去阐释和批评社会文化现象包括文学就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的热潮,而我国学者几乎在同步的时空里,介绍并实际运用于本土的文化批评,这充分说明中国文艺理论已经汇入国际理论思想潮流,所关注的问题与世界同步而行,体现出理论的实践品格和先锋性质。

  文艺学边界的扩容是随着时代与文化环境的变化而提出来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学科发展的合理性。文艺学拓宽研究领域,表现出文艺学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到场,从而很好地弥补了面对社会现实理论缺位与失语。实际上,随着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融媒体技术为文学艺术提供了更多的跨界创造,音乐、电影、动漫、美术设计等与文学创作融为一体,将来可能会出现“融艺术学”的现象。在学科分类上虽然“艺术学”已经独立成为一级学科,似乎可以与“文学学”或“文艺学”门户相当了,但它们之间绝不是分庭抗礼的关系,随着文化环境的变化,其关系反而更为融洽。到时,“融艺术学”会将“文艺学”与“艺术学”取而代之也未可知。像一些传统的命题如“文学是艺术之母”一类可能会受到挑战,文学的地位与重要性或许不会像现在那么显著,尤其是在一些文化创意产品那里,本身就是一种综合艺术的成果,其生产过程和形成的生产链都带有“融艺术学”的特征。

  四、学科史的书写问题

  学科史的书写也是文艺理论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它既是对学科发展的回顾与总结,也是评价与研究学科发展中重要问题的历史梳理。一部优秀的学科史对于学科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就目前所见,涉及1949年以后至2000年的中国文艺理论学科发展史的有两套书,一套是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该书共四部五卷,其中第二部分上下卷,第三与第四部为1949—1999年50年的文艺学学术史。此书体例是根据问题为纲展开史的描述,可能写作时赶得比较急,许多问题并没有涉及,如港澳台的文艺理论没有论述,20世纪末的“文化诗学”的建设也没关注到,倒是主编之一的杜书瀛所做的全书绪论,达60页之长,近5万字,就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意义、20世纪文艺学的运行轨迹、总体印象和主要启示作了很有见地的思考和阐述,给我们留下颇有启发的意见。自然,它作为首部20世纪中国文艺学学术史,其首创之功是极其重要的。另一套是黄曼君所著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16],全书分上下卷,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转型作为线索,着力在探寻文论的现代话语和现代品格的确立。它力图把大陆与台港澳的文学理论批评融合在一起来写,有较开阔、综合的学术视野。但因为全书涉及的人物与著作及其观点较多,对它们的评价与论述难免也有不周全之处。

  与此相关,还有两本书很值得关注。2007年,杨春忠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论》[13],此书带有“研究之研究”的性质。作为史论,它讨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历史图景与视界的基本问题以及“现代性历史叙事框架”等问题,还专门讨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教科书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重建问题,在对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科的性质、形态与诸多重要问题上有一定的学术思辩意义,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2018年8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鲁枢元、刘锋杰等著的《新时期40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史》,它将新时期40年分为三个阶段:1978至1989年为崛起期,20世纪90年代为转型期,21世纪头十年为综合期。全书8章,63万余字,结构上很有特点,既以史为线索,又以问题为纲,也就是书中所提到的“三纲五常”,即崛起期对应的理论形态是“政治范式”,思维方式是“本质主义”;转型期对应的理论形态是“审美范式”,思维方式是“关系主义”;综合期对应的是“文化研究范式”,思维方式是“文化历史主义”。这为“三纲”。“五常”则指五个领域,也是五大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中国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文学批评实践、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文学批评的危机。此书面对40年复杂多变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现象,用这种方式去提炼和概括是有智慧和亮点的。全书文献资料较为翔实,逻辑清晰,评述公允,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上有标志性的重要史著。自然,它对“新时期”的概念没有严格界定,是一个遗憾,如果它在2018年出版之时,将其界定为2012年,即党的十八大召开就步入新时代,那就圆满了。

  而纯粹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理论与批评而做的书,要算吴俊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 (12卷) 了[14]。但此书还只是史料编年,史论部分还在写作之中。此书着重在当代文学批评上,理论这一块被淹没在大量的批评文章的清单之中,有意对文艺理论做进一步研究的还需要在此书中去做爬梳工作。但它毕竟花了巨大功夫,在60年的报刊杂志和出版的书籍中拉出这宏大的清单,实属不易,功不可没。自然,我更期待吴俊的史论著作的出版,为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史的建构增添力作。陈晓明2010年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目前已经结项,其中有孟繁华、贺绍俊、张清华等学者参与,全书68万字,内容涵括1949年至2016年60余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变化情况。此书不仅更新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史料与叙述,也加重了理论方面的探讨,有不少突破性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它重点在探讨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的确立、内在建构和深化过程,还专列了女性批评、当代台港文学批评以及美国的华人学者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内容。此书虽标明为“当代文学批评史”,但多数情况下也写作“文学理论与批评”,因此,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史的书写史上将是一本很有分量的著作。高建平2018年开始主编一本“70年中国文艺理论史”,它集中了国内一些著名学者为其撰稿,也是值得期待的一件大事。

  在写作文艺学学科史的同时,笔者认为还应该做一些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吴俊主编的编年史料是拉网式的出清单,自然是好,但为了方便研究者和步入文艺理论研究领域的研究生,还应该有人去编一本70年的中国文艺理论文选,通过选本的方式将70年中所讨论过的重要话题、重要文章、重要著作的章节汇编起来,既能体现出一种史的演进,又能表现出一种批评与评价。选本批评也是一种批评,也是学科史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蒋承勇:《“浪漫”之钩沉———西方浪漫主义中国百年传播与研究反思》, 《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2期。

  [2] 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 《现代》1933年第4卷第1期。

  [3]《冯雪峰文集》 (下卷)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285-286页;《周扬文集》 (第2卷)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第336页。

  [4]《形象思维参考资料》 (第1册)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5]杜书瀛、钱竞:《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 (第3册)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第259-268页。

  [6]蒋述卓:《重视新时期, 面向新时代》, 《文艺报》2019年5月22日。

  [7] 王一川:《修辞论美学》,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 《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9] 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及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 《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10]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 《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赵勇:《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与陶东风教授商榷》, 《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11]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 《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12]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13]杨春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论》, 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版。

  [14] 吴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 (第12卷)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简介

姓名:蒋述卓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马云飞)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