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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的未来建构
2020年06月07日 07:39 来源:《艺术学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刘桂荣 字号

内容摘要:编者按 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的建设还有待完善,学科体系中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身份亟需学理性确证,二级学科和艺术实践类学科需要进一步完善;学术体系中近日,《文艺研究》发表了韩子勇、祝东力、李修建、孙晓霞、鲁太光合著的文章《关于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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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的建设还有待完善,学科体系中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身份亟需学理性确证,二级学科和艺术实践类学科需要进一步完善;学术体系中,中国古代艺术的学术研究当为其本,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研究应做到“内容之通”“学脉之通”和“古今之通”,立足“大生命”的学术视域,对中国艺术文献和作品进行“源”之归复与开显;话语体系的未来建构应坚持开放视域,面向自身,并加强对新的艺术形式的研究和话语的传播。

 

  近日,《文艺研究》发表了韩子勇、祝东力、李修建、孙晓霞、鲁太光合著的文章《关于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2019年第12期),对中国艺术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历史脉络、存在的问题、未来设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探讨。这对中国艺术学的建设必然有巨大的推动,促使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能得到深入探究并落实。本文在此篇文章的基础上,对“三大体系”所关涉的一些问题及其未来建构予以进一步讨论。

  一、学科体系

  艺术学学科可谓一个年轻的学科,年轻,意味着诸多的问题;年轻,同样意味着希望、朝气及魅力。本学科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下面一些方面。

  (一)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身份的学理性确证

  目前,此问题的讨论成为学界热点,但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分歧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学科的命名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艺术学理论”这种命名不妥,主张用“艺术理论”“艺术学”“元艺术学”“艺理学”等更为妥当;另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已经确定此种提法还是沿用之为好。本文认为“艺术学理论”这种命名确有不妥,主要原因是研究对象不明,学理不通,中外没有对应,这也是导致这一学科所包含的内容、二级学科的确定出现困难并导致分歧的原因所在。但毕竟已经沿用8年,贸然改之也会使研究教学无所适从,因此,不妨在开放包容的态势下充分讨论,集思广益,从而最后确定。学科的命名直接关系着这一学科的建设、发展以及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学界同仁应积极参与。

  其二是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与门类艺术一级学科的关系问题。这是由命名问题直接导致的,也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一种观点认为艺术学理论和门类艺术学科都是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只能研究艺术的一般共性的理论问题,各个门类艺术学的理论研究归属于具有特殊性的各个门类,这种研究不属于艺术学理论学科范围。持这种观点的除了一些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还包括从事门类艺术研究的学者。另一种观点认为各个艺术门类的理论研究也属于艺术学理论学科,不应排斥出去。随着评估中研究成果的归属、硕博研究生的选题以及论文的评审等问题的出现,这种争论也愈加突出。争论集中在学科归属问题上,也就是划界的问题。

  分歧的产生源于如何认识“艺术”“艺术学”和“艺术学理论”。“艺术”是一个复数概念,当我们说“艺术”的时候,实际指向的是各个具体的艺术形式,包括着各种艺术门类的艺术作品,同时它也是一般,其区别于非艺术,因此“艺术”指向具体又超越之而生成一般。由此“艺术学”就是建立于具体艺术门类基础上的一般性的学问、科学、学科,是理论化、系统化、普遍化的。“艺术学理论”一是对“理论”的强调指称,如哲学理论、文学理论、历史学理论、美学理论,这种强调意在区别于其他学科,也区别于实践;二是对理论层级的强调指称,即对“艺术学”的“理论”的强调,也就是理论的理论,如“原理”“元艺术学”的理论范围,这两个方面的强调指称是维度的不同。

  基于此,“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涵盖的学术范围应该包括如下层面:

  1.基础性、普遍性的领域,如现在的“艺术原理”“艺术概论”“艺术导论”和“元艺术学”所包括的内容,探讨艺术的本质性、共性问题。

  2.各种交叉学科的领域,一是艺术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如艺术美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文化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管理学、艺术经济学、艺术传播学等;二是艺术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如艺术学与生物学、物理学、医学等学科的交叉。

  3.各个艺术门类的基础理论、交叉学科和前沿理论的研究。如各个门类艺术的哲学研究,如绘画哲学、音乐哲学、设计哲学、电影哲学等,这种哲学探究是最为基础、最为必要之领域,交叉学科和前沿问题关乎各门类学科的发展和价值实现,而这些领域不仅仅归属于每个单独的门类,且直接内在地关联于整个艺术领域的哲学思考、理论深化和未来拓展,理应包含在“艺术学理论”范围之内,此其一;其二,这些领域在各个门类艺术的一级学科往往不受重视,以致长期没有进入学术视野,或是基于传统的学科积弊局限无法进行深度探究和拓展,如再被排除到艺术学理论的学科范围之外,必然造成这些领域的继续弱化;其三,门类艺术如设计、戏剧与影视本身就是综合艺术形式,对这些艺术形式的基础理论、交叉学科、前沿理论以及综合性的研究理应归属到“艺术学理论”之中。因此,是否属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不是要看研究一门还是两门、多门艺术形式,而是看研究的问题、理论视域和深度广度。在目前学科发展的背景下,应以开放之态、学术之心、未来之向面对问题,在学术探索中完善学科建构。

  (二)二级学科的建设和完善

  目前,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没有统一的设置,各个高校和科研单位按照各自师资队伍的情况进行设置,在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学培养中,这种设置往往并没有通过教学内容和研究方向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体现。至于二级学科如何划分,学界也存在着分歧。有学者提出按照史、论、评的三分模式;有的认为按照门类艺术来设定,各艺术门类的理论研究都是二级学科;有的坚持基础理论加实践类模式,如史论评加艺术文化产业,或加艺术管理学;有的认为应把中国艺术史论作为二级学科等。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已经走过8年的时间,二级学科一直没能确定,这无益于整个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和未来发展。

  本文认为二级学科的设置首先要遵循一级学科的学科性质、基本要求和未来发展的向度来定,其次根据各教学科研单位具体的师资资源调整,既考虑到学科的基本要求,又以开放包容的态势呈现。基于此,可进行如下设定:

  1.史、论、评三个向度是必要的,这是基础,也可将评放到论之内,艺术史可包括中外的文献史料、史观、史法以及按照历史时期划分的诸多方向;理论中可将中国艺术学理论和西方以及当代理论部分都作为三级学科设定,这样可以按照中外的维度设定为中国艺术学理论、西方艺术学理论或比较艺术学理论,也可按照艺术哲学、艺术美学、艺术伦理学等基础理论方向设定。

  2.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二级学科设定,除了基础理论方面的二级学科,可适当增加具有实践性的学科,如艺术教育、艺术管理、艺术传播、艺术创意产业、艺术考古、艺术遗产、民间艺术等。

  3.跨学科的二级学科的设定,如近年来发展势头较好的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等。

  4.新兴的艺术领域的融纳也可设定为二级学科,如数字艺术、人工智能艺术、新媒体艺术等,这样可以促进新兴艺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使中国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在开放的视域中建设,避免成为艺术实践的追赶者,西方艺术的模仿者。

  (三)艺术门类学科的发展完善

  除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外,美术学、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和设计学这些实践类的门类一级学科同样存在着学科自身合法身份的确证问题,在实际的教学科研中,各个具体的艺术门类基本上还是各司其职、各自为政,如美术学这样传统的由来已久的称谓仍然存在着这种问题,其中的“西画”(油画)、“中国画”“书法”“工艺美术”和“建筑艺术”如何统一?共同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而且,一般把当代艺术也归属在“美术学”,但是纷繁复杂、异彩纷呈的当代艺术如何归类?再如戏剧与影视学中的中国戏曲、戏剧、电影和电视,这些具体艺术形式也存在着巨大差异;设计学中的平面设计、环艺设计、建筑艺术设计、产品艺术设计如何界定其“共性”特质?这种界定之于各个具体的艺术门类意义如何彰显并实现?这些需要哲学化的深度思考、科学论证和价值关怀。上述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同样没有得到完善。

  艺术实践和理论的分割一直是中国艺术学的病症,互相的排斥、漠视或是横眉冷对充斥着学界和教学。从实践性艺术门类来看,重技能轻理论,重生产轻观念,重自家轻他家,这些现象具有普遍性,导致缺少理论的积淀、观念的支撑和视野的开拓,直接会限制艺术创作和整个实践类艺术群体的水平提升,学科的发展必然会拖滞,与西方的距离也会更远。因此未来实践类的艺术学科应大力强化自身的理论知识、思维和思想观念的提升拓展,打破各自的门户拘辖。具体而言,可强化并深化各自理论的研究,改革现有的课程设置结构,通过定期的理论交流、交叉学科的学习研究等方式提升各自的理论水平,这样,无疑会推动艺术创造精神的培养和创作实践的提升。学科的设定是一种规约、一种导引,也应是一种动力,一种源源不断的养料补给,最终通过学科自身的蓬勃发展而实现“人”的成就。

  二、学术体系

  学术体系是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既然是“中国”的艺术体系构建,那么中国古代艺术的学术研究当为其本。“本立而道生”[1],这关涉中国艺术的本源性和当代性问题,加强中国古代艺术的研究应成为未来学术体系建构的重点。

  (一)“通”之理念的建构

  “通”是中国古代艺术学体系建构的理念支撑和方法路径,这种“通”包括“内容之通”“学脉之通”和“古今之通”。

  1.内容之通

  中国古代艺术的体系构成包括如下层面:以宫廷贵族为主导的宫廷艺术、文人群体建构的文人艺术、民间工匠艺人创作的民间艺术、以宗教信徒为主创作的宗教艺术。这四个层面的艺术创作主体也就是作者与艺术作品、接受者形成了艺术世界,其中作者是关键,他们是艺术思想的创造者,思想的承载者是艺术文献和艺术作品,思想的生成便是每个时期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以及由此建构的艺术机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建构了接受者(批评者、欣赏者、消费者、收藏者)。这构成了中国古代艺术之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对这些内容的学术研究,到目前为止还远远不够。

  2.学脉之通

  中国的学术体系是一个学术生命的整体,经史子集各个分支如同生命之血脉,因此“学脉”更强调其生命义、整体义。基于此,中国古代的艺术体系是建立在哲学根基之上,融通文学、历史等学脉的,如果就“艺”论“艺”则是真真不得“艺”之究竟,以现在的学科分制去裁剪古代的艺术文献、艺术作品,便如同《庄子》中的倏忽之于“混沌”,最终便是“混沌”生命的不再。中国古代艺术是以文人群体为核心的艺术世界,这里的“文人”不仅限于文学家,而是泛指浸润滋养在经史子集和道教、佛教中的学者,其中也包括乐论、画论、书论之思想的生产者,以及那些具有学养的艺术创造者。这些“文人”是“通才”,且所通之艺也不局限一种艺术形式,因此“学脉”通,“艺”也通。苏轼曾言道:“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和、缓之医,不别老少,曹、吴之画,不择人物。谓彼长于是则可也,曰能是不能是则不可。世之书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谟真、行、草、隶,无不如意,其遗力余意,变为飞白,可爱而不可学,非通其意,能如是乎?”[2]苏轼以医之不能分科为例,主张“通其意”之艺道融通观,这一思想至今仍是透脱之语,切中时弊。

  3.古今之通

  当代人从事古代研究有个“返”与“回”的路径,此路径应是“通途”而无“区隔”,其实质便是古今学思与艺术之内在生命的融通。现代新儒家的代表徐复观曾提出以“追体验”的路径沟通古今,“我把文学、艺术,都当作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来处理,也采用治思想史的穷搜力讨的方法。搜讨到根源之地时,却发现了文学、艺术,有不同于一般思想史的各自特性,更须在运用一般治思想史的方法以后,还要以‘追体验’来进入形象的世界,进入感情的世界,以与作者的精神相往来,因而把握到文学艺术的本质”[3]。“在中国,则常可以发现在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身上,美学与艺术创作,是合而为一的。在若干伟大的画论家中,也常是由他人的创作活动与作品,以‘追体验’的功夫,体验出艺术家的精神意境。”[4]他认为古今之间是一种生命的相邀,是“把问题收纳在一个人的精神之内,或者是收纳在一个人的生活之内,而加以观察实验,是把自己的心当作实验室”[5]。古今之通是通过心灵的体验悟解来澄明艺术的真谛。

  (二)立足“大生命”的学术视域

  在中国人的哲学观念中,天地万物为一“大生命”,此“大”一是指宇宙之大;二是涵纳之广大,包含天地、天人、人人、人物、身心,将天地宇宙之万物尽纳其中;三是生命之博大,涵纳生理生命、精神生命和文化生命。中国艺术的特质和精神正是建基于这种“大生命”的思想视域中。

  中国哲学讲“一”。“一”并非一实体,而是强调宇宙天地万物的本源性、整全性、本真性、自然性,天地万物“一物也”“一理也”。《说文解字》释为:“一,惟初大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凡一之属皆从一。”[6]苏轼曰:“《易》曰:‘天下之动,正夫一者也。’夫动者,不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托焉。惟一者为能安。天地惟能一,故万物资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资明焉。天一于覆,地一于载,日月一于照,圣人一于仁。非有二事也。”[7]“一”是宇宙天地万物及其化生之本,人为“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8]。因此,“大人”自然便“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9]。天人以合,人人以合,人物亦合,身心亦合,朱熹曾言:“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10]人、物根于天,“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万物之理具于吾身”“浑然与万物同体”“放下身来与万物一例看”,天人、人人、人物、身心构成一宇宙大生命,生物之间可“合”,可“化”,可“游”,可“戏”。

  这样的“大生命”是生生、遵生、敬生、爱生,《周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方东美认为“生”并非“如寻常所谓静态一度之生产,而是动态往复历程。《易经》‘生生’一辞,中文直解为‘生之又生’,或‘创造再创造’”[11]。中国哲学、美学、文学和艺术中强调的“生生”“生意”“生趣”“生理”“观生”“活处观理”“活泼泼地”等,体现了中国文化对生命的根植和高扬,对创造精神的尊重和追求,这种生命包含着生理生命、精神生命和文化生命,其中蕴涵着承继、尊崇、反省和创造,是以有限通向无限,在时空的维度中有着意义的生命延脉。这种生命精神建构了纷繁绚烂的艺术世界。理解中国古代的书画、园林建筑、音乐戏曲等艺术形式,当依此处立基,否则很难理解中国的水墨中会有天地的色彩,山水画中的一花一树、一石一水中会有生命的脉动,书法之线条的沉厚舞动会有精神的醇古萧散,也不会聆听一曲《高山流水》就感受到世界的澄明,赏一方小印会悟解天地辽阔。

  基于此,“大生命”的立基和根植当为中国古代艺术的学术向度,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当代性”的“可能性”。《关于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谈到“中国艺术体系以文人为中心构建”,“大生命”观恰是文人之精髓。面向当代,古代的精神、精髓需要承继,承继不是守护不变,也不是“转化”为另外一副面孔而成为所谓的“当代”,而是真切真实并整全的呈现,真切是切近生命自身,要有自家体贴,真实为“修古好学,实事求是”[12];是“根植”,是“养”,是“融”,是自然的“化”。如果这样,古代到当代的距离没有那么遥远,也就不会有重重的隔碍,因此中国艺术的学术体系是“学脉”的建构,这种学脉贯之以科研、教学和社会大众,会自然地绵延至后来者,滋养之,生成之,活络之。

  (三)“源”之归复与开显

  中国的艺术文献和作品是中国艺术学学术体系建构的源头活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3],问中国艺术之渠,得中国艺术之清,必溯归其源头活水处,然后探知其流脉、境域,进而得其精髓,获取生命活力。文献和作品是中国艺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艺术遗产,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虽有很大的推进,但较之如此丰厚的学术资源仍存在诸多的问题与不足,未来中国艺术的学术研究尚需进一步的开显挖掘。

  中国的艺术文献广布于哲学、文学、史学、科技和艺术等领域,博杂丰厚,因此未来这方面的研究应打破现有学科的局限,在文史哲等学科打通的学理之下进行研究,“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14]。真的文本、真的语境、真的人之生活,要有求真的精神面对文献,同时注重各种文献之间的关联,而不是断章取义,这样文献不是故纸一堆,呈现出的也是立体的完整的主体生命。

  中国古代各种艺术门类的作品是思想的承载者、艺术特质的彰显者、意义的连接者、精神意蕴的涵纳者、对这些作品的研究,一是需要回归其源头,找寻其流脉,探究其真面目;二是要关注艺术自治的问题域,在纵向与横向的时空中开显出艺术自身的规律和特质;三是需要跨学科、跨文化的视角的进入,多维诠释建构其意义的生命链。

  三、话语体系

  “三大体系”是密切联结的整体,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构的过程也是话语体系生成的过程,话语体系可谓是三大体系中的显性层面,包括语言的逻辑结构、思想内容、表达传播、方式方法、权力判断、价值取向、语言境域、体制建构等。中国艺术学话语体系的未来建构应加强如下方面。

  (一)开放视域下的中国艺术学话语建构

  艺术学学科于20世纪初引进中国,其基本概念、范畴、术语和理论体系自然是西方的话语,迄今为止的艺术学学科的发展、学术的推动都在西方理论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目前的教学科研及其学科的建设仍在这种话语的主导之下。因此要建构中国艺术学,要有中国的声音,特别是面对中国古代艺术文献、作品和思想观念的时候,西方的理论框架、诠释视角是否合适的问题日益凸显,这就需要反思西方话语的主导盛行问题。但是对此恐慌、弱化或遏制更不是应有的学术方式,而应以开放、包容、发展的学术态度待之,建构中国的艺术学绝不能封闭自己,而是更应视野开阔,多方学习交流,在学术的互相理解、比较、批评的互动中,在问题的多维度探究中确立自己,这样才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才能在国际的学术交流中彰显中国对国际学术的贡献。实际上,我们目前的学术研究,因为学科本身的年轻,因为20世纪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因为我们几十年建设的短暂,西方的学术成果译介得还很不够,对应成果的研究更是很弱,并且问题多多,目前所谓的西方话语的盛行与主导实际上在很多层面还停留在译介和简单使用的层面,将其作为简单的工具在挥舞,以至于出现术语生涩、自我高冷、方法失当等问题,这表明:西方话语的盛行和强势只是表浅的虚张声势,一些操着西方话语的中国学者还没能真正成为自己。所以,未来中国艺术学的建构,西方的理论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在对其透彻全面深刻的研究中建构自身的话语。

  (二)面向自身的中国艺术学话语建构

  对于中国古代艺术学理论和现当代艺术研究的薄弱,致使我们自身的学术话语微弱,这种弱一是体现在我们自己的教学、科研和大众的认识上;二是体现在国际的学术舞台上,因此,未来应强化这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研究是建构中国艺术学话语体系的根本,而对基本概念、范畴、命题、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研究更是基础,目前学界的研究虽有发展,但还很薄弱。中国古代艺术学的概念、范畴很多,又融合在文史哲等领域,同时也在艺术作品中呈现,真正的清晰梳理挖掘并非易事,且对概念、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体系的建构、现当代的延脉转化和应用、中西比较等,更需博学精深的学术知识、缜密的思维逻辑、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中西博通的视域等,这都需要强大的研究队伍和踏实勤勉的学风。

  对于现当代的研究应注意其和古代的关联、中国和西方交融的语境、面对的问题以及研究本身出现的问题等,此方面,历史的维度是不容忽视的方面。对于当代艺术的研究大有发展空间,学界一是对当代艺术的发展关注不够,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二是从史的梳理到思想观念的探究深度、广度都不够;三是当代艺术没能广泛进入教学当中。这些无疑会限制中国艺术学中当代艺术的话语识别和传播,补足这部分是未来中国艺术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必然。

  (三)加强对新的艺术形式的研究,关注新的艺术语言和话语表达

  数字艺术、人工智能艺术和融媒体艺术是近年迅速发展的艺术形式,未来的艺术革命将会在这些领域实现。新的技术生成新的艺术语言、艺术作品、艺术传播方式、艺术受众,甚至新的艺术创作主体,新的艺术革命必将颠覆传统的学科构成、学术动向和话语体系,因此未来中国艺术三大体系的建构应密切关注新型艺术的发展,将其尽早、尽快地纳入其中,并推动其健康地发展。

  (四)加强话语的传播

  话语的思想和价值的实现需要艺术的传播,传播一是教育科研机构的学院化的传播,二是通过各种媒体面向公众的传播,三是艺术机构的艺术传播。除此之外,就是国际化的传播,这方面的传播远远不够,不仅是对于古代的作品和思想观念、精神特质传播不足,而且现当代的传播也不够,很多国外受众对中国艺术知之甚少,学术舞台上缺乏中国声音,话语权相当微弱,因此未来应加强对中国各种艺术形式、各时代艺术的传播,尤其是思想观念和精神特质的传播,使世界从根本上了解中国艺术,增强中国艺术的国际影响力,使中国艺术的话语权更加强大。

  注释:

  [1] 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卷一《学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页。

  [2] 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81页。

  [3] 徐复观:《自序》,《中国文学论集续篇》,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3页。

  [4] 徐复观:《自序》,《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5] 徐复观:《中国学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6]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7] 苏轼:《苏轼文集》卷一〇五,曾枣庄、舒大纲主编《三苏全书》第14册,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页。

  [8] 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二十二《礼运》第九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08页。

  [9] 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1页。

  [10]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9页。

  [11] 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2页。

  [12] 班固:《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0页。

  [13] 朱熹:《观书有感》,张立敏编注《千家诗》卷一,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5页。

  [14] 班固:《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2410页。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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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桂荣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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