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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中教育发展的特征与启示
2020年04月05日 08:33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2期 作者:储朝晖 字号

内容摘要:办学主体多样化与管理、评价的多样性才能更有效提升供给,提供高中教育资源的多样性选择,通过选择形成提高质量和效率的自我完善机制,满足学生多样性的成长发展需求,才能办出人民真正满意的高中教育。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  要:中国高中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1979年前,高中基本特征是政治本位,高中资源较为短缺,接受高中教育相当于中国的高等教育;1979年后,高中基本特征是分数本位,在小学、初中依次实现普及并在数量上出现供大于求现象的背景下,高中增长依然较慢。“普九”与1999年高校扩招带动普通高中快速发展,同时也出现以“县中现象”为特征的高中教育理念取向偏离,以及等级供给的供求矛盾,公平、多样性而有质量的教育需求成为此后高中教育需求的主要矛盾,并影响到高中的教学、管理、评价。目前高中教育还存在较重的应试倾向,高中教育受高考招生的单一评价制约,办学模式单一,难以建立良性教育生态。办学主体多样化与管理、评价的多样性才能更有效提升供给,提供高中教育资源的多样性选择,通过选择形成提高质量和效率的自我完善机制,满足学生多样性的成长发展需求,才能办出人民真正满意的高中教育。

  关键词:高中教育;发展特征;育人模式

  作者简介:储朝晖(1964—),男,安徽岳西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教育史研究

 

  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或将普及初等和义务教育作为工作目标,或重视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处于两段之间的高中学段重视程度一直处于较低位次,直到2015年中央政府才首次提出普及高中教育。70年来高中教育取得巨大成就,到2019年基本实现数量上的供求平衡,但没有实现普及和质量与多样性上的供求平衡,受教育者对高中教育高质量与多样性需求的满足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一、高中教育的巨大发展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1949年的1. 1%提高到2018年的88. 8%,这是个曲折的发展历程。从数量上来说,1979年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分界点,当时小学教育就基本普及,高中和幼儿教育发展较为缓慢,初中教育供给不足直接影响着高中教育的入学基数。客观上说,1979年前在中国受高中教育的比例约为30%,就相当于在中国受到了高等教育。教育部的统计图示足以说明。

  1979年后高中教育数量发展有两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了初中毕业生数量,抬高了高中就学的需求,在2000年中国宣布实现“普九”的时候,高中毛入学率从1980年约30%上升到2000年的50%,算是上了第一个台阶。在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受高校入学拉动,10年内高中毛入学率就冲上80%,上了第二个台阶。这个台阶一次就上到顶了,如果包括职业中学在内,高中教育整体来讲2012年在数量上就是供大于求的。

  更具体的看普通高中的发展,1949年全国1 597所高中学校,2014年前高中学校数量总数在增长,也有波动,到2014年高中学校数量已增长到峰值。2018年,全国高中阶段共有学校2.44万所,其中普通高中共有学校1.37万所。基本趋势如图2:

  1949年全国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为7.1万人,上第一个台阶前的1986年全国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为250万人,2016年招生人数超800万人。2018年全国高中阶段招生1352.12万人,其中普通高中招生792.71万人。基本趋势见图3:

  1949年全国普通高中在校学生约30万人,毕业生仅6.1万人。到2018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3931.24万人,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2375.37万人;2018年全国普通高中毕业生达779.24万人。基本趋势见图4:

  1949年高中专任教师1.4万人,普通高中生师比为14.79。2018年全国普通高中专任教师181.26万人,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8.41%,生师比为13.10,其变化趋势见图5:

  前面几个图显示普通高中教育70年发展的基本轮廓,从数量上看,1949到1979年为第一阶段,1979到2000年为第二阶段,2000至2010年为第三阶段,各阶段毛入学率提升大体相当,时间长度约为3: 2: 1。2010年后高中教育在一个比较高的台阶上,其发展的毛入学率提升空间仅10%,主要发展特征表现为解决内部结构、质量和育人方式的变革,这一过程是分析高中教育发展的基本依据。

  二、普通高中教育供求状况的演变

  从供求状况看,高中教育分为以下阶段:

  (一)1949—1979年,高中教育供给严重不足

  这一阶段基本的供求特点是在各个学段都是供给不足,需求要大于供给,高中教育的需求受初中与大学供给不足的抑制被压抑和掩盖。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教育的新定位,就是办新民主主义教育,它的特点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因为1949年以后新政府的性质是工农联盟为基础,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办教育的基本方针就是: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 

  向工农开门,没有门槛,没有缴费,学业要求降低了,要求上学的人数量多了,但是原来的学校就那么多,供求矛盾很激烈,供求差距很大,小学阶段需求面广量大,高中阶段对很多人而言则是高不可攀。  

  高中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受师资和条件限制很难有快速的增长,初中曾经一度为了快速增加采用过小学“戴帽”办初中的办法,也有一些初中“戴帽”办高中。当时为了定向满足工农上中学并经过上中学后进入大学学习的需求,1949年12月5日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就定下来学习苏联办工农速成中学,主要目的是改变大学在校学生的成分。从1950年开始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招收工农兵入学用3年的时间完成6年的课程,要求在比学制短的时间内上完中学的课程,让他们快速上大学。1952年政府发文支持,先从北京办起,后来江苏等很多地方都在办,1953年开始在全国推广办工农速成中学,1954年招生6.47万人,用这种办法来解决工农优先上学问题。后来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质量难以保证,所以1955年以整顿混乱的方式把这类学校停了,原来办的这类学校整顿后分为不同情况,有些转为一般中学了。 

  高中发展较慢,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入学成为了特权,对就学设置政治或其他条件。1980年前上高中除了学业考试,几乎在全国各地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政审,家庭成分好的孩子有更大的权利进入高中学习,家庭成分不好的孩子可能完全失去就读高中的机会。事实上不少孩子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就失去了进小学或上初中的机会,进入更高的年级就根本上没有可能了。  

  向工农开门增加了入学的需求,停办私立中小学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中教育供给,加之盲目冒进,目标定得很高,又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等不切实际的做法影响了供给正常增长;“反右”导致高中阶段几十万优秀教师失去工作,“文革”中学校受到冲击,不能正常教学,这些波折使高中阶段供给几度大起大落,难以提供更有效的供给,影响供给正常增长。  

  (二)1979—2000年,高中供求关系缓和

  1979—2000年,高中学校的增长进入正常平稳阶段,高中教育的供求关系缓和了。

  这一阶段除少部分落后地区初中依然短缺,大部分地区初中教育不断扩大招生,基本能够满足要求,为高中发展增强了求学需求,也提供了更充足的生源。在1980年以后,用政治的要求来淘汰一些学生的做法减少了,通过考试选择成绩较好的学生成为越来越多的高中的选择。但高中的增长也并非直线,1986年“普九”曾作为对各地政府的强制要求后,一些地方政府就压缩了非刚性要求的高中教育,使得全国高中学校的总增长量一度受挫,在1990年进入低谷后再次转向增长。 

  办学体制单一的问题产生的供求矛盾在1995年已经较为突出,国家教委在1995年6月8日印发《关于大力办好普通高级中学的意见》,并于6月22日印发《加强薄弱普通高级中学建设的十项措施(试行)》,并召开全国普通高中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拓宽办学渠道,改变政府办学的单一体制,实行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公有民办等多种办学形式。

  高中发展不足,一是跟师资有关,高中的师资短缺;二是跟高中教育比较严重脱离生活相关,很多高中毕业生考不上大学,被社会称为“种田不如老子,管家不如嫂子”,高不成,低不就,进入人生彷徨;三是跟高校的发展有关系,高校招生受到限制,高校升学率较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2000年前的高中发展。 

  1995年开启的高中阶段多个主体参与办学,是此后高中教育供给更加丰富、供求缓和和供给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2000—2010年,普通高中数量快速增长

  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高中有很快的发展,高中的供求缓和了,同时存在普高与职高的不平衡问题,职高供给过量,普高在一段时间内稍显不够。2000年后,小学和初中在总量上均出现供过于求却又不均衡的状况,而且不均衡、不平衡矛盾日益扩大,引发日益推高的择校热。高中作为整个教育链的关键一环,在高校扩招的拉动下获得快速发展,不断增长的同时也拉动或放大了初中和小学的不均衡。 

  2000年,全国普通高中毕业生数为3 015 089人,全国本专科高校招生2 206 072人,普通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约为73.17%;到2010年全国普通高中毕业人数为7 944 335人,全国本专科高校招生6 617 551人,录取率约为83.30%,高中毕业生人数增加了2.6倍,高校录取人数增加到约3倍,录取率仅增加10.13%,足以说明这期间普通高中的大幅度增长与高校扩招同步,前者受到后者的拉动。 

  恢复高考后的次年,教育部就发文要求办重点中学,各地掀起新一轮办重点中学的潮流,先办重点高中,然后又办重点初中、重点小学,有些地方实在没有经济和师资条件办不起重点或示范学校,就创造一个词叫“窗口”学校。1999年高校实行扩招后,高中发展以及高考升学越来越成为各地评价政府领导政绩的重要参考依据,各地沿用此前的思路兴起一股大建示范高中的潮流,借款几个亿易地重建高中校区的现象在2000年后全国不少县市出现,这是普通高中在这一时段强劲发展的动力。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少地方依据高中学校的考试结果将学校分等级,公开或不公开地在政策、经费投入、教师待遇、校长级别、生源划线等方面分彼此,客观上普通高中分成6—7个不同的等级,为后来的高中教育普及发展埋下产生不均衡等新问题的导火索。

  (四)2010—2018年,供给总量过剩,质量、多样性不足与类别不均衡并存

  2010—2018年,高中教育供求关系的基本状况可表述为:供给总量出现过剩,供给质量、多样性不足,供求类别不均衡等多种特征同时存在。 

  从总量上看,一般的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均出现供给过剩,实际上是供大于求,特别是县城以下的乡镇普通高中和城市中低端的普通高中,即便曾经高考升学的业绩不错,也难保招足学生,成为漂亮的薄弱校;民办高中的兴起,使得公办普通高中无法适应竞争,它们对政府而言既是财政负担,又引发管理问题,影响教育整体绩效。

  2017年4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联合印发《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提出到2020年,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各省(区、市)毛入学率均达到90%以上。 

  除少数偏远地区,普通高中在数量上的供求矛盾没有了,人民对低收费、高质量、多样性教育的需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家长和学生希望进低收费、高质量、课程与教学多样性的高中学校,但是政府和普通高中能提供这种品质的学校有限。供求矛盾以新的形式依然存在,显现出的是质量上的矛盾、公平的矛盾、多样性不足的矛盾。 

  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矛盾进一步显现出来。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批准《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鼓励在高中学段发展职业学校。教育管理部门一直都要求各地尽可能保持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数量相当的招生和在校生规模,各地发展的实际统计数据却是犬牙交错,发展普通高中的力量远比发展职业高中的力量强劲,显现出类别上的供需矛盾。以2010年后的情况看,在行政部门的文件强制要求之下,全国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与在校生人数趋于平稳的同时,中职招生人数已连续8年下降。中职招生人数在2010年达到历史高峰870.42万人之后连续下降8年,2018年下降至559.41万人,较2010年减少了310.59万人。2018年,全国高中阶段共有学校2.44万所,比上年下降0.76%。其中全国普通高中共有学校1.37万所,比上年增加182所;2018年全国高中阶段招生1352.12万人,比上年下降2.20%,其中普通高中招生792.71万人,比上年仅下降0.92%,显示普通高中在2018年还有逆势增长的动力。见图6。

  在总生源减少的情况下,与职业中学招生明显下滑不同,普通高中却保持了强劲的平缓,中职招生人数与普通高中招生人数的差距在持续扩大,2018年这一差值已达到233.3万。

  与此同时,中职招生人数占高中阶段招生人数比例也在持续下降,已由2009年的51.1%下降至2018年的41.37%,远远低于教育管理部门确定的50%界限。见图7:

  家庭对高中教育的选择正在成为高中教育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高中供给中确实存在好学校与差学校,需求一方家庭条件好的想上更好的学校,家庭条件差的可能有个学校就够了,多样化、差别很大的需求出现后所产生的问题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没有妥善解决。 

  高中上述发展特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对整体教育产生什么影响? 

  第一个原因是管理体制。现有的管理体制是有层级的单一主体,它的主体都是政府,但是不同学校属于不同层级的政府,属于比较高层级的政府就有更多的资源,有更多的政策资源,有更多的财政经费,有更多的人力资源。各地普遍是县中校长为正处级,高于县教育局长的级别,而一些高中更是当地省、市级政府直接决定其关键事项。非县中的其他普通高中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资源,即便是历史悠久传统名校,也难以维持发展。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个地方的发展有先后,发展的各种因素都决定了高中教育的办学能力不同。另外就是各个地方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 

  第三个就是在评价上过于单一、集中,没有给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空间。 

  高中发展的状况及其问题显现出当下必须以普及高中教育为基本出发点,整体考虑未来高中发展的宏观决策和微观措施的选择,供给差别性必然导致教学模式选择的混乱。控制选择只会掩盖问题,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就学的人不能选择了,教育改进的原始动力也就不能发挥作用。 

  三、高中教育育人模式的变迁

  “育人模式”是近年来使用较多的词,现实当中,高中的办学模式单一,又使这个词较多使用在与高考招生改革相关的高中教育教学改革上,并被认为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一般学校的育人模式应该包含教育理念、学校管理、教育评价、课程与教学、学生活动等方面。 

  用“育人模式”视角回顾中国高中教育的发展,只能采用远焦距宏观描述,总体上经过政治本位和考分本位两大不同的育人模式,2010年后有人发现问题,提出必须向以人为本的育人本位改进,当下正处在这一改进过程之中。 

  (一)1949—1977年:政治本位

  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就宣布要建设“作为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并强调“我们的中学和大学校,也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打开门,一起大量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骨干。”[1]  

  此后,1957年提出“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写入1963年和1978年两次颁布的《全日制中学工作条例》[3]和197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4]。“文革”期间甚至提出“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口号。 

  这种理念具体落实到高中学校就是要“向工农开门,为生产服务”,在办学方面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工农业余中学;在学校管理中强调政治工作者办学,强调集中统一,批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在学生入学前严格进行政审,入学后认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在学校中开展体力劳动和众多的政治活动、运动。  

  1950—1977年中国所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学师生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参与。1954年,曾有人提出中学政治思想教育不够和教学质量不高的问题,1954年4月8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指出“学生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都不高”[5]。工农速成中学由于过于看重政治诉求,缺少专业基础,解决不了问题,出了不少乱子,不得不在1955年停办。 

  但这些并未引起政治本位的改变,而是在不断强化,遇到新的外部环境,中学又卷入其中。例如,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在1980年公布平反的55万右派中80%是教师,其中中学教师的比例最大,本人对一些中学的实地调查显示几乎当时中学优秀的教师都被划为右派。以致正常的教学无法开展,或无法保证质量。 

  1966—1976年间,《五七指示》成为学校“教育革命”的总方针,“阶级斗争”成为学校的主要活动,不少高中成立红卫兵组织,发生恶性打斗事件。学生和工农兵上讲台,学校下放,教师强制参加劳动,各类偶发事件时有发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骊山中学事件、北京永乐中学事件等,中学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常被戴上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帽子。 

  在政治本位的育人模式中,也有少数踏实学习、学业不错的人,但是整体上则是专业水平不高,对个人和社会、国家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和损失。 

  (二)1978—2010年:考分本位

  1977年恢复高考对高中办学模式改变发生了巨大作用。尽管当时在办学理念的提法上几乎没有变化,1983年邓小平才为景山小学题词“三个面向”,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改变提法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6]。  

  考分本位源自于教育评价中强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由于过度相信考分,就不顾学生整体的发展状况,一个个有个性的学生都变成分数的载体,高校招生的时候事实上是“招分”而不是“招人”。 

  恢复高考后,1978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的通知》,启动了以考分为主要衡量标准的重点中学建设。1980年7月28日至8月4日,教育部专门召开了全国重点中学工作会议;10月14日又发出《关于分批分期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以加强重点中学建设,这一措施对全国各地高中的生态发生了长远的影响。

  考分本位衍生出众多怪象,“县中现象”便是其中之一。恢复高考之初,依据自然几率,几乎所有县都可能出现高分考生,都可能上北大、清华。在考分决定作用增大的背景下,渐渐地只有那些重视考分并有效提高考分的县市区的高中学校才能考到高分,进重点大学的生源越来越集中到某些区县,甚至某几所中学,各地先后出现了湖北黄冈中学、江西临川中学、甘肃会宁中学……,各地政府为了确保本地有一所中学能与外地竞争,就集中财力、物力和政策资源,举全县之力办好当地的县一中,于是在宏观层面上,各县一中的教学观念、水平虽然比不上省内一流的中学,但也并非完全的后进中学,它们往往有以下特点:1.为追求高升学率,刻意扩大招生范围抢生源,“抓优放差”;2.不重视因材施教,把所有考分不好的学生都视为“差生”;3.缺乏监督,收费与学生考分挂钩,不正之风比较严重,条子生、后门生较多;4.宣扬“全封闭军事化管理”,甚至控制学生读考试之外的书报;5.周末和节假日补课提高考试成绩,考的科目和内容就教,非高考科目就不教,被边缘化。 

  “县中现象”引发更大的社会效应,一些省城或更大城市的家长冲着县中较高的高考升学率,为了提高孩子的考分,将孩子送到考分比较高的县城中学,曾经“在荣成六中的3 000多名在校生中,有500多名是来自北京、沈阳、济南等外地城市的学生,周边青岛、烟台、威海市区的学生家长更是千方百计把孩子往里面送。在距离济南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昌乐二中,来自济南市区的学生有二三百人,在距离济南市区更近的历城二中,来自济南市区的学生占一半以上。”[7]  

  在县中能考高分与在城市中学考不了高分的博弈中,给部分城市中学带来了“鲶鱼效应”,一些学校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为了“榨”出学生的最好成绩,加重学生的学业负担,加大进行各种习题训练量,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与考试成绩,一定程度导致了学生的思维狭隘、单一,动手操作能力比较差,县中现象的升级是在各省、市出现“超级中学”,全国高考名校,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级聚拢资源,提升应试技能,让原来的县中显得小巫见大巫,进一步恶化了当地及全国的教育生态。  

  考分本位是高考制度造成的,高考制度不进行深层改革,就很难真正建立良好的育人模式。 

  (三)2010年—:探索以人为本的育人本位模式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明确“育人为本”的工作方针。具体到高中学段,《纲要》明确提出,普通高中教育要适应未来各级各类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必须走出传统的单一办学模式,办出质量,办出特色,推动多样化发展。“多样化发展”“特色发展”“全面发展和有个性的发展”,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成为普通高中发展的方向。

  普及高中教育不只是简单地提高高中教育毛入学率,内在地包含着提高高中阶段教育质量的历史任务,其目标在普遍提高国民素质,需要通过特色发展等措施为及早发现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打好基础。 

  《纲要》在实施过程中,截止2018年数量指标均提前超额实现,体制改革的目标却未能完成,办学体制多样化遇到玻璃门和弹簧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由于删去《纲要》写入的“招考分离”而未能有效实现目标,这些原因导致普通高中的育人模式改革受阻,变得举步维艰。 

  高中快速发展使得就读高中的学生成分与特征发生变化。在只有极少数人能就读高中的时代,进入高中要经过严格的竞争性筛选,高中生的学习能力、学习自觉性、主动性,自我约束与规划能力相对较高,学习效力相对较高。而进入普及阶段的高中学生分布与诉求更为多样,有优秀学生,也有学习不够努力和主动、视野不够开阔、学习自觉性与自我约束力不强的学生。决定高中生未来的高考对学生的评价标准相对单一,它在为一部分学生的学习与成长发展提供新的机会的同时也构成了对一部分高中学生的挑战,集中体现在高中的教育标准和学习要求与学生自身的能力素养之间的差距和矛盾。由此引发高中阶段的教育过于重视刚性的知识学习与考试分数,对青年人健全成长的品德、志向、人际关系和交往能力等方面忽视,更有一些高中学校罔顾自身的教育目标,沦为仅为学生提高分数的培训机构。 

  针对这些问题,2019年6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29号),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明确“遵循教育规律,围绕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的工作目标,深化育人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坚决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

  “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符合青年发展的实际,也是更为科学的理念。能否真正建立育人本位的普通高中,关键还在于管理、评价和课程,建立科学的教育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保障学生个性发展的措施在于增加学生的选择性,确保学生选择的机会,发展学生的选择能力,普通高中自身需要多样化有特色的发展,走出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困局。 

  (四)普通高中育人模式选择的启示

  教育现代化实质是人的现代化,又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能力及社会能力的现代化。高中生尤其要注重培养出适应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素养,成为未来世界未知环境的未成人,具有一种依据将来所在环境自主生成的品质和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意识与能力,学会做沿着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通过创造追求幸福的人,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格成员。 

  高中生的学习不再仅是认知的发展,还是对人类生命的科学追问,是基于问题、证据、诠释的科学探索。因此,高中要转变教育教学方式,需要从仅注重知识积累的传统学习方式转向适应、掌握现代学习方式方法,教会学生自主搜集证据,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高中生。 

  理论上说,普通高中形成良好的育人模式就是每一所学校要根据校内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立足于高中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遵循高中教育教学基本规律,充分发挥学校自身的办学优势,有效利用优质资源,走个性化、多样化的发展道路,从而使学校办出自己的风格,提高办学水平。

  微观上,育人模式转变需要实现三点:要重视问题解决、着眼于学生综合素养培养、重视独立思考与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为此要依据学生成长状况加强学生发展指导。要增强高中教育开放性、融合性,不仅要融合高中资源,还要融合高校资源、家长资源、社会资源,共同为学生成长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历史上,中国曾有众多高中名校,它们的办学模式就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它们除了隶属于教育行政机构,还有许多高中隶属于大学、教会、社团组织、私人、企业等。不同的隶属关系和办学主体会采用不同的理念和管理体制,为多样性的高中适度竞争提供了思想和体制资源。单一的行政管理必然导致办学模式和管理体制逐渐单一。 

  所以,普通高中真正实现育人为本就需要有多种教育思想、办学理念、精神、文化和办学行动,多样化成为高中教育的必然选择。新课程、新高考背景下的高中教育要适应个体和社会发展双重需要,要满足学生发展多样化的需求就必须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教学。各校依据自己对教育哲学的理解形成自己的教育哲学;依据自身的条件和所面对学生成长发展需求自主办学,自主评价,自主管理;有独特的历史传承,并经过特定的人及其自觉自主的办学行为传承下去;由师生秉持精神自主教学、学生恪守自选做人做事的原则自主学习,逐渐汇聚达成自洽的学习共同体。  

  简而言之,普通高中要与学生一道勇担民族复兴大任,必须依据“以人为本”的原则,以满足学生的成长和发展需求作为学校的中心任务,创造条件让学生更好地发现自己、成长自己、发展自己;重视和加强教育家办学,创设“士志于道,明道济世”的环境,把创造人类幸福作为教师自己的人生目标,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创造出属于学生也属于学校的精彩;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改革高校招生制度、高中校长选拔和评价制度,为学校创造更为宽松的法治与政策环境,提供更有力的财政支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吸引优秀人才当教师、实现民主办学,才能在真正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实现高中学校育人模式的最优化。

 

  参考文献

  [1]马叙伦.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A].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2]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A].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3]国务院.全日制中学工作条例[A].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4]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年3月5日五届一次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1978-09-22.

  [5]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A].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6]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N].人民日报,1985-05-20.

  [7]张晓晶,王莹.剖析县中现象:城里孩子为何热衷下乡求学[EB/OL]. (2006-09-17) [2019-10-09]. http : / / www. sina. 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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