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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的双重动力:不同互动关系以及被忽略的原因
2020年02月04日 08:33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作者:申丹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从古到今,中外批评界仅仅关注叙事作品的情节发展,而在不少作品中,实际上存在双重叙事进程:在情节发展背后,还存在贯穿文本始终的“隐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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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从古到今,中外批评界仅仅关注叙事作品的情节发展,而在不少作品中,实际上存在双重叙事进程:在情节发展背后,还存在贯穿文本始终的“隐性进程”。这一明一暗、并列前行的两种叙事运动互为对照、互为排斥、互为补充,在矛盾张力、交互作用中表达出经典作品丰富深刻的主题意义,塑造出复杂多面的人物形象,生产出卓越的艺术价值。在挖掘出单个作品双重叙事进程的基础上,还需要以整体的视野,在宏观层次回答以下重要问题: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之间存在哪些不同种类的互动关系?它们会以哪些不同方式影响读者阐释,改变作者、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发掘双重叙事动力对理解经典作品的内涵有何意义?究竟有哪些原因造成经典作品的双重叙事运动长期以来被忽略?

  关 键 词:双重叙事进程/不同互动关系/被忽略的原因/经典重释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短篇小说双重叙事运动研究”(项目编号:15BWW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申丹,女,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

  

  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批评界仅仅关注叙事作品中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运动(可能含有不同分支),在中国也是类似的情况。然而,笔者发现在不少叙事作品中,存在双重叙事运动,即在情节发展背后,还存在一股齐头并进、贯穿文本始终的叙事暗流。我把这股暗流命名为“隐性进程”(covert progression),在国际和国内率先展开了对经典作品中“隐性进程”的探讨。①在研究过程中,我对经典作品叙事动力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拓展。开始时,我注重的是隐性进程所传递的深层意义如何替代情节发展所表达的表层意义。后来,我把注意力转向这一明一暗、并列前行的两种叙事运动如何交互作用、互为补充,联手表达出经典作品丰富复杂的主题意义和塑造出多面的人物形象。②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以下问题:双重叙事运动之间存在哪些不同种类的关系?它们会以哪些不同方式影响读者阐释,改变作者、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发掘双重叙事动力对理解经典作品的内涵有何意义?为何经典作品的双重叙事运动会长期以来被忽略?

  一、双重运动之间存在哪些不同关系?对理解作品内涵有何意义?

  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相互补充和相互颠覆。

  (一)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互为补充

  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可呈现出互为补充的关系,在这一“互补”的大类中,又可区分多种不同的小类。

  1.两种冲突的并行

  在有些作品中,情节发展集中展现一种矛盾冲突,而隐性进程则聚焦于另一种矛盾冲突。前者局限于个人和家庭,而后者则往往涉及个人与社会。在著名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的名篇《判决》(The Judgment,1912)中,就存在这样的双重叙事运动。作品的情节可概述为:身为年轻商人的儿子给在俄国经商的朋友写了封信,告知自己订婚的消息。他带着这封信去找父亲,父亲开始说不相信儿子有这位朋友,后来又说自己一直在跟这位朋友联系。他指责儿子欺骗这位朋友,缺乏人性,最后他判决儿子投河淹死,而儿子果真冲出家门投河自尽。批评界对《判决》的阐释角度各异,难以调和,但一致认为其情节围绕父子冲突展开:或者将父亲视为暴君,儿子为父亲暴君式统治的牺牲品;或者将儿子视为负面人物,他的自我中心导致他被父亲判处死刑,罪有应得。然而,倘若打破批评传统的束缚,把眼光拓展到情节背后的另一种叙事运动,则可发现贯穿文本始终的另一种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在隐性进程中,我们看到不同个体在社会压力下的封闭、变态和异化,看到主次要人物都是社会压力的牺牲品:落魄天涯的儿子的朋友为了逃避社会压力而离群索居,有国不能归;儿子一直以来充满孤独感和恐惧感,提心吊胆地躲避来自各方的打击,此时在父亲面前感受到整个社会的贬斥,并因而丧失无辜的生命;父亲则在社会压力下心理变态,把孝顺的儿子和自己都送上绝路;儿子的未婚妻因为社会压力逼迫他邀请朋友参加婚礼,却无意中导致未婚夫在社会压力下丧命,婚礼也就无从谈起。③

  在隐性进程里,父亲和儿子都无形中成为社会压力的载体,无意识中把社会压力传递给了对方,成为对方的难以承受之重;与此同时,他们也都是社会压力的牺牲品。儿子的死象征西方现代社会对两代人乃至所有个体的迫害。就这股叙事暗流而言,作者、叙述者和读者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导致个体异化的现代西方社会,都会看到父亲和儿子在社会压力下同样可怜无助,对他们充满同情和理解。卡夫卡通过隐性进程里主次要人物与社会的冲突,既微妙又强化地勾勒出现代西方人生存的困境,并使《判决》与其随后创作的《变形记》《讼诉》等形成呼应,共同抗议现代西方社会对个体心灵的扭曲。只有看到《判决》隐性进程中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才能真正把握《判决》与《变形记》《讼诉》等作品的本质相通。

  2.两种人物形象的并置

  在有的作品中,情节发展描绘出人物的一种形象,而隐性进程则勾勒出另外一种。两者既相互冲突,邀请读者作出大相径庭的反应,又相互补充,使人物形象由单一变得丰富。我们不妨看看著名英国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名篇《巴克妈妈的一生》(Life of Ma Parker,1921)。其情节可概述为:贫穷女佣巴克妈妈在掩埋了因病夭折的小外孙伦尼之后的第二天,去给文人先生打扫卫生。文人先生问起她的外孙,但不能理解她的痛苦,两人无法交流沟通。巴克妈妈在强忍悲痛打扫屋子时,回想起最疼爱的伦尼和自己充满苦难的一生,想着想着终于受不了了,悲痛地质问命运自己究竟造了什么孽?最后她忍不住要哭,但却无处可哭。中外批评界对这一人物的看法相当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受尽磨难的下层女佣,作品聚焦于其失去小外孙后的巨大悲伤。从这一角度,都认为《巴克妈妈》模仿了著名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的名篇《苦恼》(Misery,1886):“伦尼的死亡让巴克妈妈在世上陷入完全孤独的状态……在契诃夫的《苦恼》中,主人公姚纳也同样孤立。这位车夫最近把自己唯一的儿子给埋了。他同样也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听他倾诉……契诃夫跟曼斯菲尔德一样,让读者感受到主人公失去亲人的痛苦。”④

  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作者对笔下的人物暗暗进行了社会性别转换:将巴克妈妈男性化,突出她在传统框架中跟男性相联的优秀品质:坚强、自我克制、心胸宽广。就文人先生而言,如果他在情节发展里代表的是不能理解穷人的中产阶级,在隐性进程里则主要显现出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弱点:自我中心、心胸狭窄和敏感多疑,且明确自比为女人,微妙地反衬出巴克妈妈男人般的形象。在情节发展中,巴克妈妈在丈夫病倒后,被迫独自一人养家糊口,这大大加重了她的苦难,令人更加可怜和同情她。然而,在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巴克妈妈像男子汉一样,靠自己的力量支撑起整个家庭,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令人感叹和钦佩。作品还借助西方“天父地母”的传统思维,通过隐喻和暗指,将充当顶梁柱的巴克妈妈类比为天空。作品的结尾聚焦于巴克妈妈忍不住要哭,却无处可哭。就情节发展而言,这强化了巴克妈妈的孤苦无助。然而,在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对巴克妈妈男性特征的强化。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巴克妈妈一直挺起腰板,自尊自重,无论遭受什么打击,都从未掉过泪。在失去爱孙之后,尽管悲痛欲绝,她依然像坚强的男性那样,不愿让任何人怜悯她,这与契诃夫《苦恼》中的姚纳见人就想诉说自己失去爱子的痛苦形成截然对照。由于曼斯菲尔德在两种叙事运动中突出了巴克妈妈的不同方面,这一形象不仅丰满,且富有张力,而这种丰满和张力在中外学界将巴克妈妈与姚纳的相提并论中丧失殆尽。⑤

  3.象征意义的载体与独立存在的个体之并存

  在有些作品中,情节和其中的人物都具有象征意义;而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人物则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没有象征意义。且以曼斯菲尔德的名篇《苍蝇》(The Fly,1922)为例。其情节可以概述为:退了休也中过风的伍迪菲尔德每周二都去拜访先前的老板。这次,他告诉老板女儿到比利时给阵亡的儿子上坟时,看到了老板儿子的墓。伍先生走后,老板回忆起儿子的一生和战争中失去儿子的痛苦。他看到一只苍蝇掉到了墨水壶里,挣扎着想爬出来。老板用笔把苍蝇挑出来。当苍蝇正想飞走时,老板改变了主意,反复往苍蝇身上滴墨水,直到苍蝇死去。他突然感到极为不幸和害怕,也忘了自己刚才在想什么。以往对《苍蝇》情节的阐释围绕战争、死亡、施害/受害、无助、绝望等展开,学者们从情节发展中读出了各种象征意义,人物和苍蝇都是象征意义的载体。

  在象征性情节的背后,还存在一个隐性进程,聚焦于对老板虚荣自傲的反讽。随着隐性进程的推进,老板中了风的老朋友、修葺一新的办公室、女人、老员工、老板的儿子和苍蝇都成了反讽老板虚荣自傲的工具。在情节发展里,老板是一个富含象征意义的人物,与战争的残酷和人类的无助相联;而在隐性进程里,老板则是一个自私虚荣的个体,作者/叙述者对其展开了持续反讽,并邀请读者对其加以道德评判,作者/叙述者/读者和老板之间的距离大大拓宽。这两种叙事运动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在并列运行中产生文学作品特有的矛盾张力和语义密度。无论是单看情节发展还是单看隐性进程,均会失之偏颇。在阅读时,读者需要综合协调对于情节发展、隐性进程以及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的不同反应,在对照与融合中对作品的主题意义达到较为全面的理解,并看到人物形象的复杂多面。⑥

  4.客观描写与反讽描写的并行

  在有的作品中,情节发展看上去是对现实的客观描写,而隐性进程则具有较强的反讽性,这构成另外一种在对照中相互补充的关系。在著名美国作家斯蒂芬·克莱恩(Stephan Crane)的名篇《一个战争片段》(An Episode of War,1899)里,就存在这样的双重叙事动力。作品的情节可以概述为:一位中尉的右臂被冷枪射中。他去野战医院治疗,路上远远看到一场战斗。他在医院被截肢,最后仅剩一只胳膊回到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对战争进行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描写的作品。而实际上,在情节发展后面存在一个讽刺性很强的隐性进程:作者/叙述者利用传统的两性观,暗暗将中尉和其战友加以“女性化”(极其阴柔脆弱、懦弱胆怯、被动无能、心胸狭窄),以及对受伤的中尉加以“孩童化”和“罪犯化”(与男子汉光荣负伤形成截然对照);与此同时,将敌我战争暗暗替换成内部争斗(包括中尉与自己武器的搏斗),并暗中解构那场战斗的意义(敌我双方都难以区分,射击也漫无目的),以此对战争和传统英雄主义观进行藏而不露的辛辣反讽。⑦尽管中尉和其他军人构成直接的反讽对象,但作者/叙述者邀请读者将他们视为战争的牺牲品,赋予同情而不是加以嘲讽。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在相互偏离中互为补充。如果仅看情节发展,就会对作者的反战立场视而不见;而如果仅看隐性进程,作品则会显得过于漫画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逼真性。

  5.揭露抨击与肯定赞扬的并行

  在有的作品中,情节发展揭露和抨击某种社会罪恶,而隐性进程则肯定和赞扬某种美德。在著名美国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的名篇《空中骑士》(A Horseman in the Sky,1889)中,就存在这样的双重叙事运动。其情节发展旨在鞭笞战争的残酷无情,围绕儿子在战场上被迫弑父的悲剧展开;而隐性进程则意在强调履责的重要性,对于儿子为了履行职责,保护数千战友而大义灭亲暗暗加以赞许。这两种叙事运动沿着不同的主题轨道运行,若单看任何一种,都会失之偏颇;只有综合考虑两者,才能看到作品复杂丰富的内涵。不少批评家将《空中骑士》与比尔斯同期发表的《峡谷事件》(The Affair at Coulter's Notch,1889)和《一种军官》(One Kind of Officer,1891)相提并论,认为这三个作品均着力描写战争的残酷,反讽为盲目尽责而杀死亲人或友邻军人的愚蠢行为。就情节发展而言,这种看法不无道理。然而,倘若将视野拓展到隐性进程,则会看到具有双重叙事动力的《空中骑士》与仅有单一叙事动力的另两个作品的本质差异:对于履职尽责实际上持截然不同的立场。在《空中骑士》中,同样的文字沿着两条表意轨道运行,持续表达出两种不同的主题意义,产生很强的矛盾张力和语义密度,而在另两个作品中,则仅有单一的主题轨道,缺乏文学作品特有的张力和表意密度。⑧

  6.从单一反讽到双重反讽

  在有的作品中,情节发展针对个人弱点进行反讽,而隐性进程则把反讽的矛头指向社会。若能洞察到后者,就可能会看到社会歧视和压迫是造成个人弱点的深层原因。在曼斯菲尔德的《启示》(Revelations,1920)、《唱歌课》(The Singing Lesson,1920)、《一杯茶》(A Cup of Tea,1922)等作品中,情节发展均围绕女主人公的性格弱点展开,而隐性进程则围绕父权制社会对女主人公性格的扭曲展开。如果单看情节发展,我们仅会看到女主人公的虚荣、妒忌、神经质、敏感多疑、自我中心、琐碎无聊,以是否能结婚为生活的全部;我们也会居高临下地对女主人公加以道德批评。而倘若能看到隐性进程,则会看到女主人公的性格弱点实际上源于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沦为男人的玩偶,所有价值在于年轻貌美,因此十分虚荣妒忌,或因无所事事和青春不再而变得神经质;倘若得不到婚姻,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在隐性进程里,反讽的矛头指向父权制的社会规范、社会偏见和经济结构,女主人公为受害者,是作者/叙述者和读者同情的对象。⑨只有看到双重叙事运动,才能领会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才能真正欣赏作者独具匠心的遣词造句和令人赞叹的结构安排。

  7.三种文学/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三种叙事运动的并行

  在有的作品中,由于不同社会和文学思潮的作用,情节发展可由主题走向相异的两种叙事运动构成,而在情节背后,则可能还存在受另一种思潮影响的隐性进程。在著名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名篇《一双丝袜》(A Pair of Silkstockings,1897)中,就存在三种并列运行的叙事动力,其中两种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另一种则构成隐性进程,后者在以往的阐释中被忽略。

  作品创作于19世纪末的美国,当时女性主义运动萌发,消费文化迅速扩张,文坛也开始掀起自然主义运动,这些语境因素在作品中均有所体现。作为早期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肖邦在《一双丝袜》中关注了妇女在家庭责任与自我实现的矛盾中的挣扎与觉醒;同时也关注了消费主义或消费文化对人物的影响。情节发展沿着这两条不同主题轨道向前运行。女性主义的轨道可以概括为:贫穷的萨默斯太太婚后一心扑在孩子们身上,完全失去了自我。她意外得到15美元后,给自己买了丝袜等时尚物品并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之后到高档餐厅用餐,到剧院看演出。在这一过程中,她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最后,她希望摆脱家庭的桎梏,永远这样为自己活下去,但这种愿望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无法实现。消费主义的轨道则可概括为:萨默斯太太在意外得到15美元后,本来计划给孩子们买衣着,但到商场后,禁不住高档商品的诱惑,为自己进行了一系列“炫耀性消费”活动。她希望通过购买和穿戴丝袜等时尚衣着和模仿富有阶层的消费行为和趣味,来扮演富有阶层的一员,以此提高自己的社会身份,并逃脱婚姻对自己的束缚。但这种逃脱方式是盲目的、徒劳的和虚幻的,因为它体现的是消费文化对消费者的诱导和操控。以往批评家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切入对情节的探讨,两者之间难以调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会看到女主人公的短暂觉醒,而从消费主义的角度观察,人物则始终处于消费文化的控制之下。应该说,两者都有其片面性。女主人公既受消费文化的操控,又在消费过程中获得了短暂的觉醒。若要较为全面地理解情节发展,就需要同时采用这两种视角,在两者的冲突、牵制、平衡和互补中来看人物塑造和主题意义。⑩

  在情节发展的背后,还存在受自然主义影响的隐性进程,可概括为:曾为富家小姐的女主人公在嫁给贫穷的丈夫之后,心理和行为变得和贫家主妇完全一样。她意外得到了15美元,这给了她一种婚后久违了的重要感。到商场后,在外部诱惑和内部冲动之下,她给自己买了婚前常用的那种时尚鞋袜、手套以及昂贵的杂志,穿戴好之后,重返婚前经常光顾的那种高档餐厅和剧院。在这些外在因素的作用下,她迅速恢复了婚前富家女的行为举止和心理状态,她想保留这种状况,但只能奢望能永远生活在这种梦幻般的境遇里。在这一隐性进程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是个人与环境的关系——环境变化对人物心态和行为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女主人公既不代表受男权社会压迫的女性,也不代表受消费文化操控的购物者,而是代表受环境变化左右的个体。如果说从消费主义的角度来看,贫穷的女主人公进行高档消费,是做作地扮演富人,那么,从自然主义的角度观察,女主人公的行为则十分自然,因为外在因素导致她的心态和行为迅速向婚前那种富有阶层回归。

  这三种不同的叙事动力构成相互冲突、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的关系。从作品题目到正文结尾,同样的文字往往表达出三种不同的主题意义。作者/叙述者邀请读者从三个角度来看人物的言行,对人物同时产生怜悯、寄予同情、予以反讽和表示赞赏,这不仅使作品呈现出很强的文学性的矛盾张力,也大大丰富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8.同一主题方向上三种叙事运动的并行

  在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名篇《泄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1843)中,也出现了三种叙事运动。但与《一双丝袜》不同,这三种的主题方向基本一致,都对主人公一叙述者的谋杀行为加以道德谴责。此外,与《一双丝袜》相对照,情节发展仅有一种叙事运动,而隐性进程则由并列运行的两种叙事运动构成。作品描述了一个神经质的人谋杀了同居一屋的老人。他认为那从未伤害过他的老人长了只秃鹰眼,使他难以忍受。他在午夜从门缝中暗暗侦查了一周,然后进入老人的房间将其杀害,并肢解了尸体,埋在地板下。当警察来搜查时,他十分紧张,听到了地板下死者的心脏在跳动,声音愈来愈大。他最后认为警察也听到了死者的心跳,感到痛苦不堪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在情节发展背后,有两种隐性进程,第一种围绕杀人者无意识的自我谴责展开。在整个谋杀过程中,主人公十分虚伪,持续不断地佯装,并为此洋洋自得。他把自己的佯装投射到前来搜查的警察身上,对警察的“佯装”感到极难忍受,痛斥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而他对警察的谴责恰恰构成对他本人虚伪佯装的自我谴责。这是一股贯穿全文的戏剧反讽暗流。另一种则围绕杀人者无意识的自我定罪展开。他一直声称自己神智健全,而在当时,社会上正在就“精神病抗辩”和道德错乱(moral insanity)进行激烈争论,谋杀者只有通过“精神病抗辩”才能免于处罚(犯了精神病,包括道德错乱,方可免于判罪)。《泄密的心》中的谋杀者一直声称自己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无异于反讽性地自我定罪。在这一隐性进程中,作者不仅阻止读者用精神错乱或道德错乱来为杀人者开脱罪责,而且通过作品与社会语境的关系来微妙地拓展和强化戏剧反讽。(11)

  (二)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互为颠覆

  在有的叙事作品中,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呈现出直接对立的关系。就主题意义而言,两者可谓非此即彼,难以调和。情节发展处于明处,往往构成一种有意误导读者的表面假象,而处于暗处的隐性进程则隐蔽地承载着作者真正意在表达的内容。这一明一暗、一假一真、一虚一实、相互颠覆的两种叙事运动的并存给作品带来强烈的矛盾张力。在这一大类下面,我们至少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小类。

  1.被社会接受的情节发展与被社会排斥的隐性进程

  有的作者之所以制造这样的双重性,是因为其真正想表达的主题意义难以被社会正义和社会道德所接受,只能通过叙事暗流来隐秘地达到目的。且以凯特·肖邦的名篇《黛西雷的婴孩》(Désirée's Baby,1893)为例。作品的情节具有很强的戏剧性:黛西蕾看上去是典型的白人,但属于身份不明的弃婴。她在白人养父母家长大,嫁给了家族显赫的农场主阿尔芒·奥比尼,可她生的儿子很快显现出黑白混血的特征,母子因此遭到阿尔芒的无情抛弃,痛苦至极的黛西蕾抱着儿子绝望自杀。阿尔芒准备焚烧黛西蕾母子的遗物时,无意中发现自己的母亲写给丈夫的一封信,得知其实自己才是黑人母亲的后代。中外批评界都认为这是反种族压迫和男权压迫的进步作品,黛西蕾代表了这双重压迫之受害者的形象,作品莫泊桑式出人意料的结局强有力地说明种族主义是如何不合情理。

  然而,在情节发展的背后,却存在捍卫美国南方奴隶制的隐性进程,暗暗建构了黑白分明的两种奴隶制天地。在以白人为主人的天地中,既无种族歧视,也无种族压迫,(真假)黑人不是成为白人的妻子,白人的“亲”女儿,就是受到白人家长般的关爱。与此相对照,在以(真)黑人为主人的天地中,(真假)黑人则受到(真)黑人主人严酷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失去快乐,遭到抛弃,乃至丧失生命。在黛西蕾被误认为混血之后,白人给她的都是爱,将她和混血儿子迫害至死的正是具有黑人血统的奴隶主阿尔芒。在隐性进程里,黛西蕾和阿尔芒的性格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了白人的种族优势和黑人的种族劣势之间的差异;男权对妇女的压迫也从根本上被(真正的)黑人血统对(真正的)白人血统的压迫所置换。作品很可能在暗示:黑人的种族劣根性才会使奴隶制成为黑人的地狱,而白人的种族优势则使奴隶制成为黑人的天堂。(12)

  在肖邦的另一作品《美丽的佐拉伊德》(La Belle

  ,1893)中,也存在种族立场上直接对立的两种叙事运动。就情节发展而言,《美丽的佐拉伊德》控诉了奴隶制时期黑人女奴的悲惨遭遇。美丽的女家奴佐拉伊德爱上了一个在地里干活的英俊黑奴,但她的女主人则要她嫁给她十分厌恶的一个混血家奴。她没有服从女主人的安排,与心上人偷情并怀上了孩子。女主人设法把她的心上人卖到他乡,并让人抱走了她刚生下的孩子(谎称孩子死了),这导致她一辈子精神失常。以往的批评家认为这是谴责奴隶制的压迫和呼唤女性婚姻自由的进步作品。然而,在情节发展后面,还存在美化奴隶制的隐性进程:白人女农场主对这个女黑奴像女儿般地疼爱,完全是为她着想,才让人抱走了她的孩子,以为这样她就能回归先前无忧无虑的幸福状态。但上帝却做出了不同的安排,决定让她一辈子处于悲伤之中。因为上帝的意志强于女主人的意志,女主人的善良愿望才未能实现。佐拉伊德精神错乱之后,女主人为了拯救她,让人找回了她的孩子,并亲自给她送来,对她说:“我可怜的亲爱的佐拉伊德,这是你的孩子。留下她,她是你的。我不会让任何人再把她从你这儿夺走。”(13)这样,迫害佐拉伊德的白人女农场主就被美化成母亲般的保护者。由于上帝决定惩罚佐拉伊德,她在精神错乱中不认自己的亲生骨肉,女主人拯救她的努力才无法成功。在西方文化中,上帝代表正义,具有无上的权威。可以说,《美丽的佐拉伊德》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一个种族主义的寓言:若黑奴违背主人的善意安排,就会遭到上帝的惩罚,导致自我毁灭。(14)

  若要了解肖邦作品中隐性进程的创作动机,就需要了解肖邦的生活经历。肖邦10岁时,南北战争爆发,她和她的家庭都站在南方奴隶制一边。她同父异母的哥哥为捍卫奴隶制而参战,她自己则冒着坐牢的危险,将北方人系在她家门口的联邦旗帜扯了下来。肖邦的娘家有很多黑奴,公公是残酷的奴隶主,丈夫是种族主义“白人同盟”的积极分子,丈夫死后,肖邦自己也当过一段时间农场主。(15)不难看出,在《黛西蕾的婴孩》和《美丽的佐拉伊德》中,叙事暗流对种族主义的捍卫与作者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密不可分。肖邦创作时,奴隶制已经废除,种族主义遭到抨击,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通过情节发展公然为其呐喊,而只能通过隐性进程暗暗加以辩护。

  每当作品中出现与社会正义和社会道德相违的隐性进程时,我们都不妨去作者的生活经历中找寻答案。在埃德加·爱伦·坡的名篇《一桶阿蒙蒂拉多白葡萄酒》(The Cask of Amontillado,1846)里,也出现了这种隐性进程。作品围绕“我”对一位名叫福图纳托的朋友的复仇展开。“我”声称朋友侮辱了他,因此采用种种计谋,把他骗至自家地窖的墓穴里,将他活埋,半个世纪后,“我”向“你/您”讲述了这一复仇过程。就情节发展而言,批评家们认为这一作品表达了道德教训,杀人的“我”像是在对神父进行忏悔,且“我”是五十年后进行忏悔,说明“我”一直良心不安。(16)作者对“我”持反讽态度,“我”的残忍谋杀剥夺了自己的人性,他行凶作恶时的伪装说明他的疯狂。(17)“作者以冷峻的坡式讽喻表达,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一个虚伪卑劣、表里不一,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小人”。(18)然而,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则是“我”对自己正当复仇的得意叙述,五十年后为自己的成功(包括未受法律制裁)而沾沾自喜,没有忏悔之意;“我”的狡诈虚伪不再是道德谴责的对象,而成了作者眼中实现正义的高明手段;作者通过遣词造句,从头到尾都暗暗表达了对“我”的欣赏,也试图引导读者对主人公给予积极的评价。该作品发表于1846年11月,当年夏天,《镜子》期刊主编福勒在编者按中对坡加以侮辱性攻击。与此同时,坡与他反目成仇的朋友英格利希展开笔战,后者对坡大肆侮辱谩骂。坡向法庭控告诽谤,法庭判坡获得名誉损害赔偿。(19)有学者考证,英格利希是福图纳托的生活原型(20),坡是在通过隐性进程发泄对生活中仇敌的痛恨,定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在阅读这样的作品时,开始看到的是与社会正义和道德规范相符的情节发展,我们会力求进入我们眼中“作者的理想读者”的位置,对奴隶制的罪恶和残酷谋杀朋友的罪行加以谴责,对命运悲惨的黑奴和被活埋的朋友寄予深切的同情。然而,当我们逐渐看到隐性进程时,则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也会对作者的真实立场进行抵制,加以批判。但与此同时,我们往往会看到更为微妙、更为高超的创作技巧。《黛西蕾的婴孩》之所以受到西方历代批评家的欣赏,甚至被尊为“世界上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21),与作品强烈的戏剧性和矛盾张力不无关联;《一桶阿蒙蒂拉多白葡萄酒》也是如此。在隐性进程逐渐暴露的过程中,戏剧性和矛盾张力都会变得越来越强。正是通过技艺超群的遣词造句和结构安排,同样的文字表达出相互排斥的主题意义,传递出截然对立的立场态度,使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产生巨大变化。

  2.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关系

  在有的作品中,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的意识形态立场保持一致,但人物关系则大相径庭。在曼斯菲尔德的名篇《心理》(Psychology,1919)中,就存在这样的情况。中外批评界对情节的理解相当一致,都认为男女主人公暗暗热恋对方,却始终压制自己的性欲望,竭力保持柏拉图式的纯洁友谊;他们努力想成为精神伴侣,却始终无法如愿,两人之间的关系直到故事结尾都未发生变化。然而,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则是浪漫的女主人公单相思,把自己的激情暗恋投射到性情呆板、毫未动情的男主人公身上,而且可以看到两人关系的明显变化:女主人公最终从激情暗恋转向了纯洁友谊,终于跟男主人公走到同一轨道上。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里的人物关系非此即彼,两者一实一虚、一真一假、相互颠覆。(22)

  作为技巧高超的现代主义作家,曼斯菲尔德以擅长采用第三人称中心人物的限知视角著称。但在《心理》的情节发展中,视角却在男女主人公之间来回变换,这导致了批评家的不满,认为曼斯菲尔德“对这一技巧处理笨拙”,“聚焦的摇摆不定令人分心”(23)。然而,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曼斯菲尔德所做的恰恰是批评家认为她未能做到的:连贯一致地采用女主人公的眼光来聚焦。如果我们能洞察到隐性进程,我们就会格外钦佩曼氏天才的创作技巧:在20世纪初,就能对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加以如此娴熟和巧妙的运用,不仅持续采用女主人公的视角,而且还能通过这种视角制造视角不断变换的幻像,从而更加强烈地反衬出视角连贯一致所产生的效果。此外,如果仅仅看到情节发展,我们就会对男女双方都产生不满,为他们压制自己情感的愚蠢和相互交流的失败而感到遗憾,也看不到两人关系的未来。我们会悲观地认为作品意在表达的主题是“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正的交流”(24)。但如果能洞察到隐性进程,我们就会为性情如此浪漫的女主人公也能往纯洁友情明智转轨而感到格外满意;会为性情心态如此不同的双方最终也能走上同一条轨道而倍感欣慰;我们还可以期待两人协调一致的文学伴侣关系会有所收获。也就是说,在隐性进程里,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大幅度缩短,阅读过程的愉悦感则大大增强。隐性进程既从情节发展中得到多维度的反衬,又与其形成难以调和的替代关系,因之产生很强的矛盾张力,并使相关文字显现出超常的语义密度。

  如果说,在双重叙事运动互为补充时,忽略隐性进程会导致对作品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片面理解和部分误解,那么,当双重叙事运动互为颠覆、互相排斥时,忽略隐性进程则可能会导致对作品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完全误解。无论属于哪一种类,作品的隐性进程在以往的批评阐释中均被忽略。

作者简介

姓名:申丹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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