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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提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20年01月27日 11:16 来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作者:李白鹤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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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逐渐形成关于现代新文化建设的“中国化”的思路,他们对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倡导正体现出按照这一思路对建立中国新文化的努力。40年代初,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提出则明确揭示此时中国要建立的现代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不但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文化;学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简介:李白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3)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潘梓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2722019JCG00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长期规划课题“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31510000054)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1] 马克思主义不但为中国的革命实践提供重要思想武器,也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提供重要指导。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马克思主义者们明确意识到“目前思想文化运动是以抗敌救亡、民族解放为依归,……以建立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2]。新文化建设的“中国化”的思路是他们此时探索中国文化问题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对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倡导正是反映了他们按照这一思路对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努力。要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这个新文化究竟是怎样的文化?20世纪40年代初,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提出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指出此时中国要建立的现代新文化正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同时也对文化的概念、文化的作用、如何处理文化的古今中西关系等近代以来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中的重要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应。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进一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学术中国化”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1939年,潘梓年、艾思奇、柳湜等众多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纷纷撰写文章号召开展“学术中国化”运动。他们认为,“学术是文化的中枢”[3]“对于学术具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才有建立文化的正确指针”,而此时关于学术的正确观念应是“学术中国化”。他们提出,要对古今中外的一切学术、思想、文化的精华加以吸收、消化和改造,用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帮助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种种问题,同时也建成中国自己的现代新学术新文化。1941年,上海《哲学》杂志第1卷第3期上的《一年来的中国哲学界》一文开篇就指出,如果说1939年中国文化界的基本口号是“学术中国化”,那么1940年的基本口号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这也表明,自1940年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等文献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发展方向后,“新民主主义文化”迅速成为中国文化界关注的焦点。那么,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们倡导的“学术中国化”与毛泽东、张闻天等提出并得到众多马克思主义者拥护和赞同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一年来的中国哲学界》中指出,这两个口号的工作方向不是矛盾的而是一致的。“学术要‘中国’化,这个中国指的是摆在我们眼前的此时此地的现实的中国,而这样的中国,就正是为了要争取整个新民主主义(包括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同样也包括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彻底实现而斗争着的中国。这样,学术中国化就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二者构成了内在的必然联系。”[4] 在这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一口号的提出被视为是对“学术中国化”这一口号的展开、补充和深化,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被视为此时学术中国化运动的现实目标。陈垦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学术中国化》一文中也专门谈及两者的关系,并且称两者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他指出,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反帝反封的双重革命任务,这样的社会现实“要求融化西洋的进步文化作为我们自己的血肉;扬弃中国的民族文化遗产,把它推进至较高阶段而以之充实世界文化的内容;于是文化界提出了‘学术中国化’的口号作为我们所祈求的新文化的形式,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我们所祈求的新文化的内容”[5]。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族和地区争取解放的革命文化, “学术中国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具体的、特殊的表现形式,是以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表达革命文化的内容。他强调,中国的新文化应是在中国旧文化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因此,“学术中国化”蕴含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文化中积累的精华发扬出来,同时把腐朽的残渣清除出去,并使世界进步文化因为获得了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而更加充实和优秀。同年,潘梓年在《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新文化运动》中也指出,在这一时期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新文化运动中,“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文化运动的鲜明旗帜;“学术中国化”是文化工作者们进行文化活动的共同信念,“‘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一名言,成为一切部门的文化工作者座右铭。文艺创作者热烈地讨论着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社会学家在研究着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历史,自然科学家在研究着国防工业、交通运输、战时生产、医药卫生等等中的具体问题,哲学家在研究着中国的古代哲学与思想上抗战建国中的各种问题”[6]。可以看到,在这些论述中,中国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学术中国化”是创造中国新文化的手段和方法,这种创造既包括对世界进步文化的消化,也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核心在于立足中国现实。 

  当时这些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学术中国化”的关系的分析,实际上也揭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提出时的重要思想背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升级,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日渐高涨,中国文化建设要立足中国现实、中国文化应具有中华民族的特征等渐渐成为人们自觉的认识。同时,随着人们对“西化”和“现代化”的区分日益清晰,人们对文化的时代性也有了更深刻的体认。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关注文化的民族性的同时,开始思考文化的民族性如何与时代性相适应的问题。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他们提出新文化建设“中国化”的主张,认为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既不应盲目自大也不应妄自菲薄,既要消化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又要尊重自己的历史、批判地接受民族优良的传统,应立足于中国现实,建立民族性与时代性兼具的中国现代新文化。在1937年底到1938年上半年延安中共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上陆续刊登的《现阶段的文化工作》《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等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文化运动要“充分中国化”的明确号召和对“新文化的民族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的专门强调。 

  三十年代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学术中国化”的大力倡导正是反映了他们按照“中国化”的思路对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努力。他们指出,学术是文化的“首脑部分”[3]“最高部门”[3]“学术中国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他们强调,“中国化”是“创造新的中国文化之行动的口号和前提”[7]“是对于中国文化全面活动有效的”[7],因而也应是当前中国学术活动的指导观念。在他们对“学术中国化”的倡导中,不但强调了吸收外来学术的精华和批判地继承中国优良传统并熔铸成中国化的学术对于建设中国新文化的重要意义,更在此基础上对新文化建设的“中国化”思路进行更深入的阐释和论证,具体阐明了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都是文化“中国化”的应有之义,深刻揭示了立足中国现实的“中国化”是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必然途径。 

  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一口号的提出正是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三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关于新文化建设思想的深化和发展。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这个新文化究竟是怎样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提出对这一问题予以了明确,指出此时中国要建立的现代新文化正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的文化。如何实现建立新文化这一目标?尽管陈垦等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学术中国化”的关系称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实际上,在他们的解读中,两者更是“途径”、“方法”与“目标”的关系,学术、文化的“中国化”是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必然途径和方法,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当时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建设目标。正如他们所指出的那样,学术、文化的“中国化”强调学术、文化建设要切合中国现实,而当时的中国正是为了要争取整个新民主主义的彻底实现而斗争着的中国,由此,学术、文化的“中国化”就走向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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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白鹤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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